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二十九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两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六十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二十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虽然已有上述种种自由化措施，对当局及领导人积郁的怒气依然未消，许多新报纸、新政党强烈反对国民党，全岛陷入政治诟骂风潮。当年头四个月发生七百多起街头群众示威活动，几乎全都唱着反对国民党的调子。“立法院”内的民进党籍委员，强烈反对通过新的集会游行法，在“国会”议事堂内首度爆发肢体冲突。
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由马英九主稿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时代的草案。马英九计划翌日晋见经国先生，报告这个好消息。13日当天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他不舒服的缘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钟七十，他的心脏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他就已经撒手人寰。熊丸医师记得，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
“行政院新闻局”在四小时后公布了经国先生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钟，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四位“总统”。“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十三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经国之死，中国四千年来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谀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蒋经国与他父亲不一样，刻意不留下“治国遗嘱”。高级官员认为必须导正此一过失，指示经国的侍从秘书王家驿起草一份文件，表达蒋氏希望台湾人民“坚守反共”、贯彻民主的心愿。“行政院新闻局”还特地发表声明，说明经国先生元月5日当着数位大佬及孝勇的面前，口述这份遗嘱，并且签字认可它。 [1]
国民党在他死后，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12月25日“国民大会”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不过，蒋氏亲信副手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他曾经对他们提醒，民主政治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
蒋经国不会喜欢这些文字游戏。但是，他若地下有知，一定很高兴，康宁祥和民进党若干领袖也到“忠烈祠”悼祭。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之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与节制。民进党和另一个小党劳动党，宣布在三十天的丧礼期间，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动。1月16日，“高等法院”对两名被控直接、公开鼓吹“台湾独立”的反对人士，判处重刑。民进党大为不满，但是依然推迟就此一判决举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
次日，李焕召集他的三位“副秘书长”马英九、高铭辉、宋楚瑜在上午10点钟到他办公室开会。李焕表示，在7月份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必须先推选出党的“代理主席”。李焕宣称，他认为李登辉应该像蒋经国一样，兼具党、政领导人身份。他的三位副手也都同意此一看法。马、高、宋三人立即分头拜访各位“中央常务委员”，报告李焕“秘书长”此一建议。翌日，他们回报李焕，所有外省籍“中常委”都接受以李登辉为“党主席”的建议，反倒是若干位台湾籍“中常委”持保留意见。李焕分别向他们进言，使他们也都接受拥护李登辉为“党主席”之议。
“行政院长”俞国华以资深“中常委”身份，将在“中常会”中提名李登辉为“党主席”。不料，元月24日，俞国华接到蒋夫人一封信。宋美龄表示，最好不要选举一位“代理主席”。在蒋夫人及蒋介石的一班老臣心目中，让一个本省籍人士兼具“总统”及“党主席”职位，形同敲响国民党历史角色的丧钟。俞国华把这个情形告知李焕，李焕表示，依他的意见，“中常会”应该径自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李焕说，稍后他将辞职，并致函蒋夫人道歉未能遵奉她的指示办理。俞国华也同意这么做。李焕旋即晋见李登辉，出示蒋夫人的信函，并说明个中局势。李登辉了解，他必须采取低姿势。元月22日一大早，李登辉身着深蓝长袍、黑色马褂，亲自主持蒋经国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灵至“忠烈祠”的仪式，并在“忠烈祠”主持安灵仪式。然后，他和治丧委员会大员轮班，二十四小时守灵。同一时候，“参谋总长”郝柏村和“国防部长”郑为元也发表声明，声称“三军部队”将坚守“先总统”经国先生遗志，并支持李登辉领导。
李焕召集“中常会”在元月27日开会。26日凌晨3点钟，蒋孝勇打电话到俞国华家里，强调蒋夫人不希望“中常会”通过这项人事案。翌日，“中常会”开会前不久，俞国华告诉李焕，蒋夫人一再要求之下，他若是遽然拒绝她，恐怕相当不礼貌。其他“中常委”抵达会场，了解到这一情势，大部分都说应该都自提名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然而，郝柏村与少数几位“中常委”则认同俞国华的看法，认为可以稍缓再通过此一人事案，以示对蒋夫人的尊重。宋楚瑜却突然向“中常会”宣布，俞国华同志将提名党的新任“主席”。俞国华踟蹰，会场一片尴尬的静默；宋楚瑜对“中常会”不能立刻决断，大表遗憾，起身退席。
余纪忠此时起身发言：“党主席继任问题关系重大，要向前看，要重团结。”俞国华才同意提名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全体“中常委”都投下赞成票。李焕立刻以电话向李登辉报告这个消息。
翌日，新任“总统”率领国民党领导人晋见蒋夫人，保证继续奉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遗志。李登辉旋即驱车再到“忠烈祠”，向拔擢他承担此一历史性角色的蒋经国再度致敬。此时，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名民众到“忠烈祠”瞻仰遗容。元月30日上午，蒋方良率领孝文、孝章、孝武、孝勇对这位故世的“元首”、父亲、丈夫做最后的诀别。孝文也能依古礼，以孝子身份三叩首行礼。只有家属及李光耀等少数贵宾得以执绋，陪着经国遗体到慈湖附近的头寮这个暂厝之地。一路上，上百万民众沿路致哀。上午9时左右，全岛两千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士之外，全都暂时停止工作；火车、巴士全部停驶；全岛寺庙、教堂钟鼓齐鸣，向经国先生做最后的敬礼。
邓小平好几个月以来就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这位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益加复杂。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了许多和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若干问题的机会。他感叹说，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他暗示，其间已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进度：“虽然国民党似乎对我党这项提议冷漠相对，他们毕竟已经认真思考它！国民党内部意见已经出现重大分歧！”……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2] 很可能，蒋经国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包括李登辉当局往后数年采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扩大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包括贸易、通信、投资和旅游往来——最有可能的是，蒋经国也预期两岸会成立半官方的委员会来讨论两岸事务。除了这些务实的交流之外，蒋经国显然至少也预见到，两岸可能达成初步通盘协议，可以稳固两岸长期的和平关系，让台湾“永久”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同时又从学理和实务上强化台湾是个自主、实质的主权体。蒋经国麾下一位年轻的留美政治学者魏镛，曾经公开主张“一国两府”，我们或可猜测，蒋经国可能会遵循此一路线，探寻与北京达成协议，包括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很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他们两人若是携手，最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以蒋经国在台湾加速完成民主化进程的作为来看，很显然他有意把他的对大陆方案，局限在能在岛内获得接纳的一些做法。因此，走向就两岸统一实际协议的动作，不仅必须视北京的重大让步（如允许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定，还得视是否更朝向民主发展而定。蒋经国相信，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民主改革进程，在台湾和俄罗斯经验激励下，将走向他和国民党已经踏上的同样的自由化大路之上。蒋经国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中表示，这个动态关系已经奏效。他说：共产党已经在改变，要迎合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去屈就它而变更立场。他相信，在台湾完成民主化，将推动大陆相同的动力，或许数年之内就可见到功效。他的预期并没有太离谱。 [3]
蒋经国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大汉中心统治者角度去看，而是以现代的爱国人士与务实政客角度去看。他们两人都盼望本身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可。两人希望留给后人的遗绪大致雷同——给予人民繁荣、声誉与和平，又能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原则。可是，就蒋经国而言，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他相信海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原则相容的唯一途径。因此，蒋经国的一切目标，均以自由、开放的政治体系作为关键中心。
蒋经国或许可以更早推动民主政治，譬如在他父亲过世后不久，甚或是他在1978年正式出任“总统”之后，都是一个时机。他的亲信副手则说，若是这么做，恐怕欲速而不达，反而会失败，激发军方或右翼的政变，也可能爆发内战。其次，他们又说，如果当时举行真正公平的民主投票，国民党可能就不会得胜，一旦由倾向“独立”的台湾本省人胜选，可能会激恼中国大陆而爆发战争和民间冲突，把美国拖进旋涡，也会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他辞世的十六年当家做主期间（译按：由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算起） ，数百人因为从事在民主国家相当正常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入狱服刑的命运，刘宜良和林义雄家属等少数人更不幸赔上性命。然而，整体而言，论者不能不接受温克勒（Edwin Winkler）的结论：这是一个“软性威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时期。甚且，至少从1960年代末期起，蒋经国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诺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们的改革不是只求减缓压力的策略。
蒋经国在1978年可能认为自己还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完成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美国、世界的关系起了震撼，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也是迈进改革的大好借词。事实上，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他相信，尼克松和卡特的震撼，反倒产生基本上的正面冲击。（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得蒋经国相信，几乎不敢想象的事也有可能实现，中国大陆在改革的浪潮中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决心放手推动民主进程。当他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李登辉精明地处理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会完成这些工作。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也相当粗糙，却已在台湾软着陆。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成功地洽妥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协议，下一个重大优先项目就是把“一国两制”推及台湾，以达成中国的统一。基于这个目标，邓小平有强大的诱因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内改革者。邓小平了解，中国越是有自由、改革的形貌，蒋经国就越有可能愿意、能够寻求广泛的两岸和解方案。蒋经国之死，使北京对于与台北关系获致突破的期待降低下来，因此就某一不可确知但相当重大的程度而言，对民主改革的兴趣也降了下来。蒋经国死后这一年，中国大陆因为准许零售物价自由浮动，爆发通货膨胀，使得改革派再次阵脚大乱。纵使如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睹与会代表放言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投下若干反对票。全国人大亦支持老百姓有权交易土地使用权，最近才在若干企业得到的权益，甚至也有权自由买卖住屋。
1988年8月，中国大陆电视台播放六集的迷你影集《河殇》。由于观点有相当鲜明的自由色彩，甚至台湾的保守人士都批评《河殇》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项攻讦。台湾作家柏杨对北京大学学生说，中国历代皇帝的宝座都没有变，变的只是代表人上宝座的屁股而已！他发出警语，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由外头强按上来，必须通过能反映人人平等的理念之家庭、学校和社区生活去培养。
基本上，冷战可说是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联手终结的。苏联依据承诺，自阿富汗撤军。尼加拉瓜内战停火，两伊战争停止。匈牙利成为自由国家，东欧各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古巴、安哥拉和南非达成和平协定，纳米比亚（译按：前西南非） 获得独立。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和曼德拉（Mandela）开始会谈。
1996年3月，台湾举行选民直选“总统”，这是中国历史四千年来第一遭！李登辉获得大胜，票数是次高得票对手——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的两倍以上。1960年代，蒋经国有心延揽彭明敏入党未果，后来彭系狱，获得保释在外不久就潜逃出境。“大选”期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和军事演习，凸显出台湾地位问题是中国统一唯一尚待解决的议题。在部分忧心忡忡的美国观察家以及台湾岛内的外省籍人士看来，李登辉似乎对北京采取没有必要的政治挑衅，且缓步向台湾“独立”推进。1999年夏天，台湾次届“总统大选”逐步升温之际，李登辉宣布台北未来与北京谈判时，将不再依照“一个中国”的规范。不过，李登辉仍继续宣扬以中国统一作为目标的原则；在若干观察家看来，他这一招很聪明地既强化了他在岛内的政治地位，又增加对北京的谈判力道。
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将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如果中国大陆届时能像今天的台湾一样，它就不会随时挑衅、发动战争，起码不会动辄以干戈对付其他民主国家。这样的结果将比任何其他变项，对太平洋地区甚至世界的安定与和平，更具贡献。如此结果，历史必将记下一笔——台湾替华人社会的开放、自由，奠定极好的典范，而促使这项发展的人——蒋介石之子经国先生的贡献，也是功不可灭。
注释：
[1] 1998年3月10日，国民党某位“中常委”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曾目睹这份假遗嘱。原书注5。
[2] 马英九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马英九也相信蒋经国脑子里已经有明确的计划。原书注14。
[3] 这篇访问刊载于1987年12月号《天下杂志》。原书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