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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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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

1936年2月19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

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落在肤施城延河边上。

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2月27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

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

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他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

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了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

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

在听完两位密使的报告后,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在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京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

3月2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

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于3月4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

博古同志转周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4号12时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

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3月5日便离开了瓦窑堡。

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的礼品赠给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向蒋介石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

当“红色牧师”欲再从南京前往陕北之际,风声走漏,“山西王”阎锡山不知从什么途径获知蒋介石派人去瓦窑堡,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

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从此不敢再启用“红色牧师”这一“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