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久邇稔彦Higashikuni Naruhiko 1887.12.3—1990.1.20)
出任第43届(1945.8.17—1945.10.9)内阁首相
东久迩稔彦(1887—1990)是战后日本首届内阁首相，内阁史上的第43届内阁首相。他组织的内阁是日本实行内阁制(包括战前天皇制下的内阁制)后唯一的皇族内阁，也是历时最短的内阁。
东久迩稔彦是久迩宫朝彦亲王的第九子，生于1887年。1906年皇封为亲王，立东久迩宫家。1915年与明治天皇第九个女儿聪子成婚。他还是裕仁天皇的妻叔和亲家(东久迩长子盛厚与裕仁长女成子为夫妇)。
按皇族惯例，东久迩就读、毕业于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随后在仙台步兵第29联队服役。1920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法国陆军大学，1923年毕业后，继续在法居住七年之久。回国后，历任第二、四师团长、陆军航空本部部长。1938年，任第二军司令官，率军侵略中国华北，年底因病回国，转年升任陆军大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防卫总司令官。
东久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完成特殊的使命被推上台的。1945年8月15日中午，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诏书”，这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自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以来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是，从宣布停战、无条件投降，到实现停战、无条件投降，还有一段极其艰巨的历程。让数百万迷信于“皇国必胜”的“皇军”乖乖放下武器绝非易事，何况在完全崩溃的国民经济下，如何维持国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也是极为棘手的难题。日本自全面侵华始便宣布进入“非常时期”，宣布投降后可以说进入了又一个“非常时期”。铃木内阁缺乏在这个“非常时期”执政的信心，于宣布“停战诏书”的当天下午辞职。1941年10月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下台时，近卫曾提出由皇族出身的东久迩组阁的建议，被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启用皇族之由否决。铃木内阁辞职后，出现了非皇族出马无以镇抚“忠臣良民”的局面，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内大臣木户幸一策动天皇，打破重臣推荐惯例，钦命东久迩组阁，并训示说：“命卿组织内阁。尤应尊重宪法，以诏书(停战诏书)为基准，控制军队，维持秩序，努力收拾时局。”8月17日，史无前例的皇族东久迩内阁匆匆登场。
新内阁的核心人物除东久迩首相外，还有地位相当于副首相的近卫文麿国务相及绪方竹虎内阁书记官长。成员选自政界、财界和言论界的头面人物。按东久迩的话说，“都是典型的老练、保守之人，而不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新进气锐之人”。此外，东久迩还聘请贺川丰彦、大佛次郎、儿玉誉士夫等为内阁参与，纳为幕僚。
为尽快实现无条件投降，必须“果断、敏速”地解除日军武装，办理投降手续。继8月15日的“停战诏书”后，天皇于8月17日又发表了“告帝国陆海军军人”诏书。诏书首先对“不惜身命奋勇战斗”的陆海军人表示“深为嘉许”，然后申明为维护“光荣国体”，已决定“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最后希望“汝等军人体察朕意，坚持巩固团结，进退严明，含辛茹苦，忍所难忍，以维持国家永世之基础”。接着政府以天皇名义，向各地日军派出代表，处理解除部队武装，遣返驻外军事人员等事宜。在日本国内，拒不放下武器，表示继续遵守天皇过去发出的“决不生受囚虏之辱”命令的顽固分子大有人在。8月20日深夜，东京郊县部队的少壮军官，聚集在二重桥前，图谋占领皇宫。东久迩亲自劝解，制止了兵变。不管怎样，依靠皇族内阁的权威，总算在比预想好得多的情况下，解除了国内日军武装，暂时稳定了社会“秩序”。
由于国内局势混乱，履行投降手续迟迟不得进展，直到8月18日，政府才在美军司令部的一再催促下，派遣使节团飞往马尼拉，接受美军提出的占领日本本土等受降条件。东久迩内阁按照美军的要求，于8月22日召开会议，废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立以首相为首的处理停战会议和由各省次官、局长组成的停战联络事务委员会，为美军进驻本土做准备。8月28日，美军先遣队150人首先到达厚木机场。30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踏上日本本土。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重光葵外相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东久迩竭力避免国内动乱，履行投降手续，不仅是慑于美军及盟国的威力，还试图以此显示天皇制政府的有用性，进而达到“维护国体”的目的。他在8月2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公言不讳地声称：“奉戴诏书，忠实地执行同盟国指示的条文，就是为了维护国体，保持我民族的名誉。”接着又说：“当此之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反省、忏悔。”企图用“一亿总忏悔”来模糊天皇的战争责任。
签署降书的当天下午，占领军副参谋长将《告日本国民》的三个布告文本面交日本政府，要求立即执行。其内容包括，建立对日本国及人民的军事统帅权，日本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处于最高司令官管辖之下，对违反各种命令者、敌对行为者、妨害治安者的处罚权属于占领军军事法庭，在日本通行“军票”等。东久迩内阁闻此惊恐万状，唯恐布告发出后国民震动，损害“国体”的基础，乃至剥夺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力，造成占领军直接统治局面。于是紧急派遣外相重光葵等面见麦克阿瑟，陈说种种理由，恳请收回成命。美国从长远战略利益考虑，并不愿对日实行直接统治，麦克阿瑟也认为利用日本统治机构更便于推行占领的政策，遂收回成命，东久迩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国体危机”。
随着日本投降，战时设立的机构及颁布的法律、规定已失去意义。东久迩内阁成立后，撤消了大东亚省和军需省，取消灯火管制，恢复使用娱乐场所，停止了信件检查。为向占领当局显示政府的“开明”姿态，欺骗国内舆论，政府还决定“缓和”言论出版集会限制，东久迩本人甚至通过报界向国民发出呼吁：“国民诸君，希望诸位直接给我来信，直接听取诸位的意见，以资政治上参考。”但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缓和”言论限制不等于取消，政府制订“缓和”方针的同时，又制订了《整顿扩充警察力量纲要》，增加警察人数，对“反对国体的危险结社”，仍然要严加取缔，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则根本不予考虑。
东久迩内阁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天皇裕仁访问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后引起的连锁反应。
1945年9月27日上午，裕仁亲往美国大使馆拜访了昔日的劲敌麦克阿瑟。28日，日本各报都收到了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敬意的访问”消息，准备在次日报纸上附加天皇与麦帅的合照，头版头条发表。照片上的麦克阿瑟，身着军装，双手插腰，双腿微叉，悠然自得地站在天皇一旁，一副胜利者姿态。身材矮小的裕仁天皇则身穿大礼服，神情呆板，摆出立正姿式。两相对照，俨然是胜者与败者的写照。各报还准备同刊发表美国两家通讯社负责人分别访问天皇的对答纪要。
在东久迩及其内阁看来，发表如此贬低天皇形象及外国记者不礼貌地质问“现人神”的报道，实在大逆不道，有伤国体，遂命内务省于28日深夜向有关各报发出紧急指令，停止发行第二天的报纸。
占领军司令部闻知此事，立即采取了坚决的反措施。29日中午，以“麦帅指令”的形式发出通告，“撤消对新闻及通信自由的一切限制”，同时宣称，该指令适用于报道麦帅与天皇会见一事。盟总还召集各报负责人，指令发行被禁止发售的报纸。
占领军的强硬态度使东久迩内阁狼狈不堪，只得收回禁令。但内相山崎严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发表谈话说，政府将继续实行言论出版限制，“对破坏国体的言论，仍然不能允许”，“释放政治犯，目前尚未考虑”。
盟总对这个直接与占领当局的政策相抵触的讲话大为震怒。10月4日下达《取消限制政治、民事、宗教的自由备忘录》(又称“自由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废除治安警察法等有关法令，取消思想警察、释放政治犯、罢免内相职务等。
东久迩在天皇会见麦帅的新闻发表后拜访了麦克阿瑟。当时麦克阿瑟表示：占领军对现内阁的政策表示满意，希望首相及所有内阁成员继续任职。现在，“自由指令”明令罢免内阁中的一个成员，这使东久迩意识到“内阁已失去了元帅的信任”。而对他这个死死抱住天皇制“国体”不放的人来说，也根本不愿执行“指令”所规定的任务。遂于“指令”发出第二天率内阁辞职，其执政的时间只有50天。
东久迩辞职后，于1946年被“降为臣籍”，1947年“脱离皇籍”经商，办过茶店、裁缝店，经营过剧场，担任过明治生命相互保险公司地区代理店负责人。
1950年4月，东久迩剃发为僧，自命为“禅宗东国教”开山鼻祖，他在出家仪式上发表宣言说：“回顾半生皇族军人和政治生活，严肃反省的结果，终于使我通过佛门，开辟新教得以到达幽远境地。为此首先我将云游全国，凭吊此次大战中阵亡的英灵，并将到海外祭扫各国无名战士之墓。”
东久迩似乎找到了自我解脱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