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高起点的家世和金光闪闪的婚姻圈外，少年高第的年羹尧无论乡试、会试，都赶上了“响榜”。何谓“响榜”呢？清代科举考试往往有这样的特点：某些年份的科举考试人才辈出，一科同年之内，名在当时后来又流芳百世的大人物就有好几位，其他人就靠沾同学的光，也差不到哪里去。这就叫作“响榜”。有清一代，论仕途，最响的榜当属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李鸿章、张之万、沈桂芬、郭嵩焘、马新贻等人物都是那一榜的同科同年；论学术，则推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最响，钱大昕、王鸣盛、纪昀、王昶、朱筠等大学者，均在其列。与“响榜”相对的是“哑榜”：一科同年普遍仕途不顺，谁也拉扯不上谁，自然就是“哑”了。年羹尧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三十九年连捷成进士，都是清代中前期数一数二的响榜。
康熙三十八年，二十岁的年羹尧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这一年的顺天乡试非同寻常，不寻常处有两点：一是闹出了群体性事件，二是考中的大人物特别多。我们先来说说群体性事件。
顺天乡试又称“北闱”，考场设在京城，录取名额居于全国乡试之首，但考生结构也最为复杂，不但包括顺天府和直隶地区的普通生员，还有大量的八旗子弟，高级京官子弟和在国子监就读的各省监生、贡生；每一科考生总数都在七八千人以上，在省一级的乡试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清朝初年，顺天乡试特别为朝廷所重视，一个表现是：其他省份的乡试主考、副主考都是由皇帝在考前临时点放翰林院、六部官员前往。而顺天乡试的主考，则例用前一科殿试的状元；副主考用榜眼或探花，清贵高华远超其他各省。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顺天乡试的主考官人选是考生们早就知道的，一旦录取出现纰漏，主考官自然而然被推上风口浪尖，遭到舞弊卖放的指控。
这年的顺天乡试一发榜，大家发现，中举的考生中高官子弟比例奇高，所谓“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不阅文而专阅价，满汉之巨室欢腾；变多读而务多藏，南北之孤寒气尽”。一时舆论哗然，落榜考生集合在一起，把怨气撒向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讽刺他们“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写了一篇极为生动犀利的“檄文”到处张贴，言之凿凿曰：
若王李以相公之势，仅供现物三千——王熙孙景曾、李天馥子某
熊蒋以致仕之儿，真献囊金满万——工部尚书熊一潇子本、左都御史蒋宏道子仁锡
史贻直、潘维震因乃父皆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云鹏子
韩孝基、张三第以若翁现居礼部，恐磨勘而全收
年羹尧携湖抚资囊，潜通昏夜——年遐龄子馈一万
朱世衍舁督学秽蓄，直达寝门——北直学院朱阜之侄
励廷仪则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讷子
收严密乃修同谱私情，不嫌乳臭——榜眼严虞惇子
总是老师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侄而独收其婿——狄宇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师之婿
更恐言路关头，必欲逢迎之尽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副宪刘谦子侄皆中
尤可丑者，宛平之门馆私人，亦不敢违其嘱托——王熙西席二人、管当子二人一齐中式
所可奇者，总督之长班贱役，致无弗尽其收罗——王朝柱父范总督长班
费士龙以居停关说，半现半赊——费为黄编修之舅
蒋廷锡馈学道遗赀，如携如取——河南学道伊子，托严虞惇馈三千
王守烈凭虞山一饯，数月前先结狐朋——王因严虞惇献三千
廖赓融恃相国专房，百名外续居狗尾——赓融父凤征为北门馆客，时出入其家
张翮许魁选而得羲经之殿，嫌其少也——预报元魁，云魁定张翮，以所馈少，名次略后
姚观以同乡而兼姻娅之亲，岂为文乎——姚乃宸英妻亲
三场代笔，魏嘉谟遂占高魁——魏代熊本终场，本方十四岁
午夜夤缘，刘师恕俨居首选——督捕右堂刘国黻数日前夜至李、姜寓嘱托，其子遂中式
胡承谟之半万均系徽商
李昹年之八千专为废籍——山东革职阁学李膺廌之子
编修岂能荫侄，知借力于家兄——陈恂弟澍馈银三千，遂中北籍
佥事诚为有儿，亦贻谋于乃祖——赵继汴济宁道景从之子，皆其祖吉士所通
赵熊诏因王以通李，数倍于王——熊诏托王守烈献李银三千
徐陈基献靳以媚姜，名先于靳——周颙杭州人，挟赀五千托徐转交姜，二人皆中北籍
二贺父子异籍，具大神通——壬辰进士贺子宏道中南籍，孙秉豳中北籍
两黄兄弟连名，若合左券——黄宏口、宏湛兄弟各五千
魏龙巨万，洵是魁才——魏嘉谟系乙丑进士，专期子龙河家有巨万
吴李多赀，果为首选——吴琏徽商，系陈恂说合，李治亦盐商
借藏身为活计，徐用锡之阴谋——徐藏身直抚李光地幕中，知县献以关节
托假馆以夤缘，谢绪宏之狡术——谢乃洮岷道储光之弟，假馆于姜而纳贿
胡天不吊，任舆独少佳儿——为主考通线索者：张豫章、陈恂、严虞惇子侄皆中；胡任舆无子，但得居间钱耳
黄物有灵，叔璥岂真难弟——黄叔琳居间，中其弟
这篇“檄文”写得异常生动具体，内中备述新科举人的背景来路、关节嘱托、行贿数量，一一罗陈，如同现在互联网“人肉搜索”一般。不但如此，怒不可遏的落第秀才们还特邀当时的“一线网红”“金牌编剧”——《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以此为素材，创作昆曲剧本《通天榜传奇》在京城巡演，宣扬此事。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科乡试中举的最显贵人物——国戚索额图外孙、当朝首辅伊桑阿之子伊都立，和权臣明珠之孙、纳兰性德之子富尔敦，均未被放在名单中揭批。可见物议沸腾虽然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但秀才们仍不敢得罪真正的满人权贵，只是拿些大小官僚子弟撒气。年羹尧当然也在其内，黑名单中的他拿着一万两白银“潜通昏夜”，行贿金额算是首屈一指。
事情闹得沸反盈天，一直捅到御前。康熙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将两主考下狱，派大员彻查。随后又亲自出题，命皇子监场，对本科中式举人进行全员复试。然而复试试卷经康熙帝亲自阅看，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式举人的文字大多流畅可观，录取名次似乎整体上还比较公正。如索额图外孙伊都立中举时只有十三岁，说是背了几百篇优秀八股文考上的，后经康熙皇帝亲自面试，证明其背功确实过人，可以通过复试。就这样，一场轩然大波以主考李蟠充军关外、副主考姜宸英瘐死狱中而告终结。至于中式考生，则大多数都被保留了举人资格，获准参加第二年的全国会试。
官宦子弟由于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乡试中成绩更为突出，其实有很大的合理成分，未必就是行贿舞弊的结果。康熙皇帝想来也是心知肚明，只是为了平息舆论，显示朝廷对于平民子弟的格外照顾，不得不摆出义正词严的姿态。在事情处理完毕后，他又进一步调整制度：要求以后的顺天乡试要专门为中高级官员子弟辟出名额，不能任其中式人数无限膨胀，侵害寒门利益。此外，顺天乡试主考要改为临时点派，以避嫌疑，由前一科状元出任主考的成例不再执行。
事实上，抛开这场沸反盈天的群体性事件不说，这一科顺天乡试，可谓英才云集，其中按中学教科书的说法，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奠定、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有两位。一位自然是年羹尧，另一位是雍正年间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活动的主持者、乾隆初年的头号重臣鄂尔泰。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氏，也是一位名单中未被提及的官宦子弟，其父鄂拜官居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校长。
除了年羹尧、鄂尔泰这两位特别突出的人物外，当年乡试举人之著名者还有蒋廷锡、史贻直、励廷仪、唐执玉、杨永斌、伊都立、刘师恕、王景曾、黄叔璥、赵熊诏等。其中，蒋廷锡、史贻直是雍正、乾隆两朝重臣，均官至大学士；蒋廷锡为首任军机大臣；励廷仪官至刑部尚书；唐执玉、杨永斌、伊都立至总督；刘师恕至侍郎。以上《清史稿》俱有传。此外，王景曾亦至侍郎。黄叔璥为首任巡台御史，著作颇多。赵熊诏则高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状元。
一场波折之后，年羹尧在次年以举人身份会试中第，殿试发挥出色，考卷被阅卷大臣列入前十，进呈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或许是对上年的乡试群体性事件还心有余悸，或许是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有所不满。他当场对年羹尧的考卷表示不屑，反对将其列入前十，又特别下旨，命令本次殿试，凡属大臣子弟，不论成绩如何，一律置于三甲，将一、二甲的“高第”全部腾出来，安排平民子弟。
实际上，康熙皇帝对于年羹尧的才华还是很欣赏的，虽然在殿试名次上刁难了他，让他排名倒数，但在选拔翰林院庶吉士时，仍将其破格列入其中，为他此后的平步青云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熙三十九年这一科殿试也是个大响榜，除了前面提到的励廷仪、史贻直、刘师恕都连捷高中外，康雍乾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张廷玉，也与年羹尧成为同榜同年。此外，如沈近思、魏方泰、查嗣瑮等，都是雍正、乾隆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
与乡试、会试两科的同年们相比，年羹尧的升迁速度极快。康熙四十八年，不到三十岁的年羹尧就升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成为高级官员，随后外放四川巡抚，主政一方。到康熙去世时，年羹尧已经担任川陕总督多年，并协助十四阿哥胤禵办理西北军务，是当朝最年轻、最重要的封疆大吏。
而他最优秀的两位同学鄂尔泰、张廷玉呢？鄂尔泰比年羹尧小两岁，少有才名，是大学士李光地看好的希望之星。可惜，鄂尔泰在康熙三十八年中举后，并没有马上考中进士。鄂尔泰之父鄂拜在清水衙门做官，收入有限，其家子弟颇多，又都读书从事举业，所以家庭负担很重。这种情况下，身为长子的鄂尔泰不得已利用父荫入宫任侍卫。这对一直以读书人自居的鄂尔泰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于是他在宫里站岗，也不忘捧着书读，看翰林们进呈文章给皇帝批阅，也忍不住技痒，偷偷交一篇混在其中。这么一个人，显然很难和同为侍卫的满洲贵胄子弟同事们搞好关系。康熙末年，他又被调到内务府慎刑司任司官，直到雍正即位，始终沉沦下僚。郁郁难伸的鄂尔泰曾作《咏怀》诗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而他的同学，四十岁的年羹尧此时已做到了总督。
张廷玉比年羹尧大八岁，是大学士张英之子。他家世清贵、风度翩翩、文笔超群，还精通满文，所以一直被康熙皇帝留在身边草诏，很受信用。到雍正即位前，张廷玉已经升至吏部侍郎，在同年中也是进步比较快的。不过，按照通常的观念，张廷玉一入仕途，就始终在皇帝身边工作，没有做过实务，更缺乏独当一面的经历，履历终究不够漂亮，后劲儿也不足。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康熙帝，将张廷玉外放一任巡抚，历练历练。没想到康熙皇帝当即反对，表示这个小张啊，真不是干实际工作的料，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写写稿子吧！
至于其他的优秀同学，像蒋廷锡、励廷仪、史贻直，都和张廷玉性质类似，常年在康熙身边担任文学侍从。而门第最高的伊都立，则因为外公索额图的倒台变得难以出头，堂堂宰相公子，也跟鄂尔泰一样，混迹在内务府的郎官之中。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致力于“提拔年轻干部”，年羹尧的同年们政治地位飞速攀升。到年羹尧用兵青海的雍正二年，他的乡试、会试同年中，张廷玉任户部尚书、励廷仪任刑部尚书、史贻直任吏部侍郎、沈近思任吏部侍郎、蒋廷锡任户部侍郎、王景曾任礼部侍郎、伊都立任兵部侍郎、唐执玉任大理寺卿、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他们中间年长的五十来岁，年轻的还不到四十岁，但都已是新君柱石、朝中的实权派人物，这与年羹尧的举荐是分不开的。
年羹尧是个重感情的人，也特别看重自己的文人身份和在科举圈的形象，所以一直致力于“先富帮后富”、带领同年们走向“共同富裕”。在众多同年中，他尤其看重与自己性格更接近的鄂尔泰、史贻直二人。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对朝中大小官员尚不了解，多所询问，年羹尧遂向皇帝推荐二人，特别是对鄂尔泰，可谓不遗余力反复推荐。鄂尔泰在雍正年间的崛起，与年羹尧有莫大关系。
不过，很多同年对年羹尧的热情似乎并不买账。在这些同样心高气傲的同年们眼里，年羹尧的路走得太顺，性情又过于张扬，实在令人不服气。雍正二年底，年羹尧青海凯旋，前往城外迎接的群臣望风舞拜，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人群中唯有史贻直立而不拜，倒是年羹尧翻身下马，上赶着过来招呼老同学。
至于鄂尔泰，更是始终不给年羹尧好脸色。康熙末年，鄂尔泰自己还在内务府厮混时，就郑重告诫要随年羹尧前往川陕军中的好友傅德，不要与年某人走得太近，此人行事肆无忌惮，早晚要出问题。雍正元年，鄂尔泰经年羹尧保举，从内务府郎中，被超擢为掌握全国税收第一大户的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到苏州赴任后，从未向年羹尧表示感谢，也不派人到西北与年羹尧联系叙旧。倒是年羹尧特意派人南下问候，而鄂尔泰端坐高堂，面沉似水，以待下人之礼对待年府家人，吓得来人不敢多言。也正是如此，由年羹尧推荐而走上仕途快车道的鄂尔泰、史贻直等人，并没有因为年羹尧的倒台受到牵连，而是继续作为雍正皇帝最信任重用的大臣活跃在朝堂上。相反，倒是雍正皇帝利用年羹尧特重科举同年关系的特点，在“倒年”斗争中使用反间计。至于怎么个反间法，我们后面继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