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当侯恂滞留黄河北岸，左良玉龟缩襄阳，崇祯乃至整个朝廷都因开封被围而焦虑不安时，有一个人正在西安秣马厉兵。此人就是今年春天刚刚出狱、回到西安刚刚半年的孙传庭。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陕职。第一次是崇祯九年取代庸懦的甘学阔成为陕西巡抚。这一次则是接替在襄城被俘杀的汪乔年，就任陕西、三边总督。
虽然职务比第一次高，但他远不像第一次莅陕时那样自信，仿佛胜券已经在握。他一直苦苦地忙于征兵、筹饷、练兵。自崇祯十二年下入诏狱后，他有近三年时间与世隔绝，只偶尔从看监头目嘴里听说一点重大的外界消息，以至于出狱后竟当面对皇上夸下了以“五千人马即可荡平流贼”的海口。现在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信口开河付出代价；特别是作为一个富有阅历的统帅，他深知练成一支精兵的重要，因此总是不断地督促手下的总兵官们加紧训练士卒，以便尽早出关，去河南“剿灭流贼，纾圣上宵旰之忧”。他自己也不顾年届五十，每天都是黎明即起，在总督衙门的后花园中舞弄兵器。
出狱半年多来，他对于过去三年中朝野发生的大事、中原和关外的严峻局势以及自己获释的原因、肩负的重任都已十分清楚。亲历的往事加上各种听闻和联想，也就经常以连续的画面浮现脑际。这天，因新任监军苏京已抵西安，即将前来总督衙门造访，他明白苏京此来无非是挟天子之威催促自己出关，不由得心中十分烦恼。在等候苏京的时候，思绪又一次回到以往——
那是崇祯十二年暮春三月，孙传庭在召对时受到皇上严厉申斥，差点当场就被褫夺衣冠。受此意外刺激，回到驻节地后，他发现双耳突然失聪了，于是上疏请求辞去保定总督的官职回籍。没有料到的是，崇祯竟然命保定巡抚杨一俊前来察看他是否真聋。更没有料到的是，当杨一俊回奏他耳聋属实后，崇祯不但不信，还认定他们朋比为奸，立即派锦衣旗校将二人逮捕进京，下入狱中。
这是孙传庭平生第一次坐牢。在刚入狱的日子里，他心情很不平静，为自身遭遇的不公感到悲愤和不平。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客魏当道时期，他洁身自好，辞官家居。出任陕抚后，他不畏地方势力的阻挠，雷厉风行地整顿军屯方面“田归豪右，军尽虚籍”的积弊，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剿贼”军事方面他更是屡屡得手，尤其是将高迎祥“献俘阙下”和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自成军这两件战功，在当时无人可与比肩。虽然他上面还有总督洪承畴运筹帷幄，但许多谋略都是由他先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
孙传庭的短处是不如洪承畴那样锋芒内敛、圆融沉稳，所以陕西士绅一般都更喜欢洪承畴。在处理与朝廷关系方面，两人更没法相比。洪承畴虽然心里并瞧不起杨嗣昌，但他从不与后者正面冲突。而孙传庭有着北方人的直肠快性，加上自负，每每对杨嗣昌的决策不以为然而自行其是，这就使后者暗暗衔恨。在率军勤王过程中，他又不把督察刘宇亮放在眼里，与监军太监高起潜更合不来。这样，三人都在崇祯面前大进谗言，他的蒙受冤狱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想起孟子说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想，他本来一心要为疆事向皇上披沥建言，当这一愿望受挫后他就想辞官退隐了，不料连辞官退隐也不可得，竟以无罪而系于诏狱。他不禁在心中苦笑：“天威莫测，虽欲‘独善其身’，其可得乎？”
由于举朝皆知孙传庭冤枉，而掌管诏狱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对他并无恶感，加上他的继室张氏很快就带着管家和一干仆人赶到北京，设法在狱中上下打点，所以他入狱后住进了单独的囚室，也没有吃什么大苦头。分管这一片牢房的头目叫胡诚善。从孙传庭入狱第一天起，他就知道此人耳聋是真。每次开锁进牢房，孙传庭对脚步声、开门声、挂在狱卒腰间叮当作响的钥匙声都充耳不闻。同他说话，必须大声而且凑得很近他才能依稀听到。而孙传庭一开口，则嗓门大得惊人，唯恐对方听不见。这正是一般聋子常有的表现。因为拿过孙家银子，内心又很同情、敬重这位富有魄力和才干的封疆大吏，所以胡诚善对孙传庭一直比较照顾。尽管与聋子谈话颇吃力，但每逢朝中发生与“剿贼”相关的大事，他还是愿意向这个犯人透露一二。
孙传庭入狱不久，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锦衣卫和东厂都是消息最灵通的部门，所以胡诚善很快就听说了。那天他特地亲自提着一壶开水来到囚室。囚室中靠床有一张小方桌和一条板凳。胡诚善将开水倒进桌上的破瓷茶壶里，又倒一点在桌上，然后在板凳上坐下来，先望一眼坐在床边的孙传庭，然后用中指蘸了水，在桌上写了六个字：“谷城张献忠反！”
“嗨！……”孙传庭刚大叫一声，就看见胡诚善将右手食指紧贴在闭着的双唇上，于是他放低了声音，“此事早在我预料之中。熊文灿是个又蠢又贪的人。一味主抚，而不懂抚事应操之在我；贪得无厌，以致养虎遗患！”
当时张献忠反出谷城的消息正惊动朝野，胡诚善对此事以及朝廷可能采取的对策都深感兴趣，便又在桌上写了六个字：“何谓‘操之在我’？”
“怀之以德，慑之以威，此抚贼之要着也！”孙传庭见胡诚善不像读书很多的样子，便改用较为直白的话语接着说，“然而重要的还是慑服。你只有把贼逼到穷途末路，智穷力竭，无路可走，这时晓以大义，除其疑惧之心，贼才会老老实实就抚。就抚后还须迫其解甲，使其无力复叛，然后慢慢启其向化之心，始称允当。现在熊文灿这些棋路都没有走，就轻率地招抚张献忠，招抚后还让他盘踞一地，拥兵自重，这不是正好让他得以喘息，以便卷土重来么？张贼是何其狡诈之徒，熊文灿……”孙传庭不屑地摇摇头，不再说下去了。
胡诚善听了孙传庭一番议论，深为佩服。那时张献忠在谷城辕门照壁上开列受贿官绅名单及受贿数目一事已经在京城传开，胡诚善本来还想听听孙传庭有关熊文灿“贪得无厌”的议论，但他忽然想到锦衣卫上上下下包括自己这个看监的小头目在内也几乎无人不受贿，于是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差不多四个月后，胡诚善进囚室时，又用写字的方式告诉孙传庭：杨嗣昌出京督师了！当时不但崇祯对杨嗣昌寄予厚望，京中舆情也大都认为杨嗣昌此去湖广必将大有作为。可是孙传庭看了桌上的几个字后，只是淡淡一笑，说：
“杨武陵[1]是该出去历练历练了。”
胡诚善听孙传庭口气如此轻蔑，不觉大惑不解。直到崇祯十四年春，洛阳、襄阳先后失陷、杨嗣昌于沙市服毒自尽的惊人消息传到北京，他才记起孙传庭一年多前说的话，于是又来囚室报信、攀谈。
孙传庭的耳聋是精神突受意外打击而引发的；坐了近两年牢，未受新的刺激，听力竟比以前有所恢复，于是胡诚善没有再写字，而是凑近孙传庭直接说出几个坏消息，然后叹道：
“大人，你看，这，这，这是从何说起！杨大人出京时那么威风，他又是那么干练的人，又受皇上倚信，怎么会……”
孙传庭也很吃惊，特别令他不解的是，李自成明明在崇祯十一年冬已经全军覆没，只剩十数骑窜入山中，怎么又会死灰复燃，居然攻下了洛阳！他没有再谈杨嗣昌，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稍过片刻，才遗憾地说道：
“如果我当初能留在陕西，事情何至于到这一步！闯贼岂能逃出我的手心！”
以后，在崇祯十四年秋和十五年春，胡诚善又曾将傅宗龙和汪乔年先后被农民军俘杀的消息告诉孙传庭。孙传庭听说汪乔年的死讯后，带着怜悯的口气说：
“傅仲纶、汪岁星[2]都是文人，不习战阵，也不能驾驭悍将，尚方剑在他们手中形同虚设。不过以文弱书生而能效命疆场，不屈死节，也算可悲可叹！”
“封疆大吏中就没有能带兵打仗的么？”胡诚善问。
“除我之外，卢九台、洪亨九都尚称知兵，也能统御诸将。”
自从傅宗龙兵败火烧店，朝臣们就常常私下谈到狱中的孙传庭。人们对于新任陕督汪乔年根本不抱什么希望，认为只有让孙传庭出狱，才能镇住骄悍跋扈的武将们，也只有孙传庭才有勇有谋可以打败“流贼”，挽回危局。等到汪乔年一死，便开始有人正式上疏，请求崇祯释放孙传庭。这些动静自然都被锦衣卫所掌握。胡诚善也风闻一些消息，所以故意问了上面那个问题。而孙传庭提到的两个人，一个卢象升，两年多前已牺牲在蒿水河畔；另一个洪承畴，正被困于松山弹丸孤城内（其时松山失陷的消息尚未传到北京）；那么，现在朝廷可指望的大臣果然只剩孙传庭一人了。胡诚善以期望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归自己看管的钦犯。对方那狂傲的口气不但没有引起他的反感，反而增添了他的敬佩。他们又聊了几句闲话。胡诚善很想把外面期待孙传庭复出的消息告诉对方，但又不能说得太露，犹豫半晌，临出囚室，才回过头来说：
“大人要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事情的进展比胡诚善估计的要快。仅仅三天以后，崇祯一道谕旨下来，孙传庭被开释，任为陕西、三边总督，挂兵部右侍郎衔。他刚刚回到家中，还未及与京官中的同乡、好友聚谈，便又接到圣旨，让他即刻进宫，皇上将在文华殿单独召见他。
崇祯从来都没有忘记孙传庭。本来，大臣因病辞官回籍，是很正常和正当的事，何况当初孙传庭的《请斥疏》中还提到希望能与“老病之母，早获相依”，更是出于无可非议的孝心。然而崇祯却断然将他逮入诏狱，就是因为内心感到他是个人才，不容许他回家过清闲日子。崇祯也知道这一处置不合情理，所以那段时间，每逢锦衣卫使吴孟明入宫奏事，他都要问起孙传庭。
“孙传庭在狱中都做些什么？”他问道。
吴孟明一听就明白，崇祯想了解孙传庭耳聋的真实情形，只是已经以装聋欺君之罪将其下狱，就不好再问他聋不聋了。吴孟明绝不能说出违逆崇祯旨意的话，同时又必须说出一点真情，于是他答道：
“孙传庭在狱中有时叹气，有时独自背些诗，狱卒也听不太懂。不过，皇爷，孙传庭的确有欺君之罪！”
“怎么？他的耳聋果然是装的么？”
“他是有点聋，但不像疏中说的那么严重。他在疏中说，人家在他面前放炮，他只看见火光一闪，听不见炮声。而据看监的人说，只要对着孙传庭耳朵大声讲话，他还是能听见的。难道炮声竟比说话声还小？不可能！这说明疏中的话有假，言过其实！”
崇祯点点头，又问道：“外面对此事有些什么议论？”
吴孟明知道朝野都认为孙传庭冤枉，更有人私下作诗为孙鸣不平，但这些实情他都不能告诉崇祯，只好说：
“锦衣卫暂时还没有听到士民对此事有何议论。皇爷可问问曹化淳，看东厂的打事件番子是否有所听闻。”
后来“剿贼”军事连番失利，吴孟明看出崇祯对孙传庭的怨怒已经化解，转而开始考虑重新起用这一人才，朝臣中更有不少人主张让孙传庭尽快出狱担负“剿贼”重任，而他本人则曾收过孙家辗转致送的银子和古玩字画，于是他决定为孙传庭说好话。他先是把孙传庭听力已逐渐恢复的情形奏报给崇祯。当汪乔年的死讯传到北京，崇祯又一次向他问起孙传庭时，他跪在地上说：
“听狱吏胡诚善禀报，孙传庭对流贼肆虐、中原残破深为痛心，说他如有机会剿贼，绝不让闯贼逃出他的手心！”
众多朝士的举荐，吴孟明的奏报，让彷徨无计的崇祯从孙传庭身上看到了“剿贼”的新希望。他很快就让秉笔太监拟旨，任命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第一道圣旨刚刚发出，他又追加一道圣旨：让孙传庭立即来文华殿接受召对。
孙传庭出狱不到一天就奉诏进宫，一路上不由得回想起三年前与洪承畴在平台受召见、受申斥的情景，心中仍感忐忑。进入文华殿后，他向崇祯行了常朝礼，跪在地上等候问话。只听崇祯温和地说道：
“先生请起。”
孙传庭记得上次召对时，他自始至终都是跪着说话，而崇祯自始至终都是疾言厉色，直呼其名，现在听了这一句“先生请起”，顿觉一股暖流荡过全身。他刚刚起身，又听崇祯吩咐“赐座”，他慌忙又跪下谢恩，然后才在太监搬来的一把黄花梨椅子上侧身坐下。
“听说卿在狱中忧心国事，不忘剿贼大局，朕心殊感欣慰。今即命卿前往陕西、三边，督率诸镇早日开赴河南，痛剿流贼，并解开封之围。”
崇祯说话时，孙传庭发现，三年不见，年方三十出头的皇上明显地憔悴了，双鬓竟有了白发，显然是因宵旰焦劳所致。他有点激动，高声答道：
“微臣虽在缧绁之中，犬马报主之忱未尝稍泯；每闻流贼蹂躏地方，残害藩封，心中痛愤，目眦为裂。今蒙皇上不计前愆，仍使效命驰驱，臣纵肝脑涂地，亦难报圣恩于万一！”
“目今贼势方张，寇焰益横，尤其中原之地，郡邑半墟，人民几烬，而朝廷兵饷两缺，朕心如焚，诸臣碌碌，莫知为计。卿当年曾擒高迎祥于黑水峪，复败李自成于潼关原。值此国家多难，正忠臣奋发之时，卿于剿贼大计，可曾擘画乎？”崇祯的口气既忧郁又急切。
“微臣性本驽钝，百计粗疏，然多年与贼周旋，千虑一得，思为陛下条陈久矣。唯刍荛之议，难免荒谬绝伦；献曝之愚，深恐有污圣聪。”
“卿但说不妨。”
孙传庭在三年前那次召对时，曾认真地将自己要向皇上进言的“安攘大计”用小字密密地写在象牙朝笏上，不料后来根本没有机会说出就被崇祯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通。这次他并无预先准备，但因为所谈都是多年“剿贼”心得，且在狱中也经常思索，所以谈起来还是有条不紊、滔滔不绝。他从招兵、筹饷谈到督抚和武将的选任裁汰，又从用兵的知彼知己谈到天时、地利，最后还特别谈到“剿”、“抚”各宜把握的要点，顺便又把当年“主抚”的熊文灿贬斥了一通。
崇祯近年来每与大臣商讨“剿贼”大局，除兵部尚书陈新甲尚能贡献一点意见外，别的人简直不知所云。现在忽听孙传庭如此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不觉心中又惊喜又叹悔。惊喜的是，在国事日蹙、举朝茫然之际，居然还有人能这样从容而有条贯地谈兵。叹悔的是，不该迟至今日才放孙传庭出狱。毕竟孙传庭在任陕抚期间立过大功；而自从孙传庭下狱，官军除了对张献忠有过一二次小胜之外，就再也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了。他迫切地希望孙传庭赶快率军出征，将“流贼”一鼓荡平；于是他先吩咐太监给一直在说话的孙传庭“赐茶”，然后问道：
“卿需要多少人马可以荡平流贼？”
“五千精兵足矣！”
崇祯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多年来因国库空虚，只要一谈起招兵筹饷，崇祯就愁绪满怀，茶饭无心。两年前为向皇亲借饷而逼死李国瑞、害死五皇子的事至今还让他想起来心有余悸。他原来很担心孙传庭会说出“需要十万人马”的话来。虽然相对于“流贼”的兵力，“十万人马”并不算多，但对朝廷来说，哪怕只解决五万人马的粮饷都极难办到。而现在孙传庭却只要五千人马，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片刻间他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又问道：
“据河南来的奏报，闯贼有三十余万人马，曹贼有二十余万人马，二贼合起来超过五十万。卿以五千人马前往驰剿，不嫌少么？”
如果换了洪承畴或别的大臣，在请朝廷拨给兵饷时，一般都会夸大“贼情”，尽量多报所需，从而给自己留下余地。现在皇上既然主动问及兵饷是否嫌少，更是绝佳时机，应当赶紧见风使舵，就此提出较高需求。但孙传庭与外界隔绝三年，素来的自信与自负，使他难以相信李自成在惨败之余又能重新聚集几十万人马，至于罗汝才则更不在他眼里。想起崇祯刚才说的“朝廷兵饷两缺”的困境，他不愿在此时增添主上的烦忧，慨然答道：
“剿贼须兵，此必然之理。然正如俗话所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臣以为目前所缺者为敢战之兵，善战之兵，非泛泛之兵也。窃见今日官军，每每未遇贼而闻风胆落，遇贼而临阵恇怯，必使之战则瞬息哗溃，此皆偾事之兵也，虽多何益？苟能练就一支精兵，驱之能战，战之能胜，虽刀山剑树亦一往无前，则流贼乌合之众，何足道哉？况流贼居无定所，携家带口，皆充兵数，能战之寇，不过十之六七，号称几十万，皆夸大其词耳！”
“卿言甚善。”崇祯频频点头，他联想到随洪承畴出关的十三万人马也大都未战先溃，觉得孙传庭的“精兵”之论的确深中肯綮，又问道，“卿以为如何才能练就一支精兵？”
“精兵与良将，缺一不可。未有庸懦衰惰之将而能统率精兵者也，故择将至为紧要。以臣当年所率镇将而论，曹变蛟、左光先颇能勇往，虑事亦颇详慎，庶几堪称良将，其所率士卒亦骁勇善战，固非他军所能比拟。”
崇祯又点头称善。因为想起杨嗣昌、傅宗龙、汪乔年的败绩无一不与镇将的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相关，他又恨恨地说：
“现在这些武将，遇敌既怯懦畏战，对上又骄横跋扈。杨嗣昌之败，傅、汪二督臣之死，皆起因于贺人龙等武将的先期噪归，看来非杀一儆百不足以挽军界颓风！”
孙传庭知道，武将的不听指挥，固然出于自身原因，同时也与文人出身的督抚不谙战事、不能服众相关，但他不敢对崇祯的话加以纠补，只能点头说：
“陛下英明天纵，洞烛幽微。微臣此去，定当激发诸将忠君报国之心；同时严申法纪，不容再有临阵哗归之事发生。”
崇祯对今天的召对非常满意，特别是孙传庭的敢于任事使他感到多年来一直压在肩上的重担好像忽然有人接了过去。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胆豪气壮的忠臣，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听说卿在狱中不废吟咏，时有新作？”
孙传庭吃了一惊，不知崇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自知诗才平平，倒是有两部文稿颇为自珍：一部是入狱前写的《鉴劳录》，记述自己任陕抚时的劳绩；另一部是入狱后写的《省罪录》，记述奉诏勤王以来的行间始末。他意识到自己在狱中的一言一行都曾受到监视，于是老实地答道：
“臣自陷法网，曾撰《省罪录》一卷，要在悔罪自新，感恩图报。至于诗词，素非所长，亦未有新作。监中无聊之际，偶吟旧作，以遣长日，则不时有之。”
孙传庭写《省罪录》一事，崇祯早听吴孟明说过，尽管对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但书名使他增添了对作者的好感。他笑着又问：
“朕从未读过卿的诗作，狱中遣兴，不知都背诵哪些旧作？”
“臣在狱中与亲友暌违日久，所吟亦以思亲怀友之作为多。就在前天，臣还想起多年前送友人萧武子南下时作的一首五律。”看见崇祯含笑示意，他便朗声吟诵起来——
痛饮真吾事，
其如别恨何。
风尘劳岁月，
湖海尚干戈。
病骨开樽懒，
雄心倚剑多。
萧萧涟水上，
千古此悲歌。
“好诗！”崇祯赞道，“今日听卿一席谈，亦在在有倚剑雄心溢于言表。深望先生此去，重振当年虎威，扫尽寇氛，为永固我大明金瓯立不世之功！”
召对结束，一个太监出来宣读了对孙传庭的赏赐。可能是考虑到他入狱后已停俸三年，为了补偿，这次赏赐的金银、绸缎、玉器都特别丰厚。孙传庭跪下谢恩后，太监又宣读了在文华殿“赐宴”的谕旨。
崇祯怀着轻松的心情回到乾清宫，看到御案上堆放的文书，不觉又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些文书多数是各地发来告急的，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这些臣下就不能设法将“剿贼”、赈灾等种种难题自行解决呢？他想，“还是孙传庭好，能体谅朝廷困难，只是他当初不该执拗地要辞官回籍，徒然在铁窗之下蹉跎三载！”他又想到贺人龙等几个骄悍的总兵，几番“剿贼”大事都坏在他们手中，还使一位督师辅臣、两位总督就此送了命。“绝不能让孙传庭的事再坏在他们手上！”他恨恨地想着，随即拿起笔来，亲手写下一道密旨，让孙传庭到西安上任后，处决贺人龙。他想，这样一来，必然众将震慑，孙传庭威望顿竖，就不会重蹈三位大臣的覆辙了。
孙传庭回到公馆后，陆续有朝中的同乡、好友以及上疏举荐他的朝臣们前来造访。他以前的幕僚，凡在京畿一带的，知道他复出，也纷纷重新来到他身边。大家听说他只向崇祯请兵五千，都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位在兵部任职的同乡说：
“傅仲纶、汪岁星各率三四万人马出关，都自叹是‘以肉喂虎’；明公以区区五千人，欲抗衡闯曹五十万联军，无乃太少乎？”
孙传庭召对时的各种立论，都建立在三年前对时势的了解分析上。那时惨败之余的李自成正在深山中躲避“追剿”，根本不成气候。孙传庭认为，都是后来的总督郑崇俭、巡抚丁启睿无能，才未将穷寇斩尽杀绝。对于崇祯十三年以来李自成进入河南后饥民响应、兵力迅速扩大的情形他既不清楚，也不相信。而召对时听孙侃侃而谈的崇祯，虽然觉得孙的议论与他所接触的各地消息差别甚大，但处在焦头烂额中，他宁可相信孙传庭而不愿正视可怕的现实。这就为一场召对带来了滑稽的效果：君臣双方都倍受鼓舞，忽然对“剿贼”前景充满了信心；而实际上现实并无任何改变，两人的乐观都建立在时空错乱的虚幻背景上。
听了来访者对过去三年战争形势和当前局势的介绍，孙传庭才如梦初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对自己在皇上面前轻易夸下海口感到后悔，但他深知崇祯的性格，知道现在已不能随便改口，否则尚未赴任就可能被重新逮入诏狱，甚至遭遇更大的不测亦未可知。他决定赶紧动身前往西安，一切等就任新职后再说。动身前他接到了御赐的尚方剑以及敕书、关防、符验、旗牌，同时又收到了太监专门送来的一道密旨。
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孙传庭上路了。
[1]杨武陵——杨嗣昌是湖南武陵人。
[2]汪岁星——汪乔年字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