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经常说到自己的死。她外表镇静地谈论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情，考虑它会引起怎样的实际影响。她会平静地说：“显然我没有多少日子了。”或者：“我非常担心自己离去后，镭研究院的命运会怎样。”
但是她内心并不平静，也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她所有的本能都拒绝“死亡”这个概念。那些崇拜者都以为她这一生无比辉煌。但是在玛丽眼中，她的一生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她担负的工作相提并论。
三十年前，皮埃尔·居里仿佛预感到死神要通过事故夺取他的生命，于是以一种悲壮的热情投身工作。现在轮到玛丽了，她也接受了这种无名的挑战。为了战胜她所惧怕的死亡，她狂热地在自己周围建筑起一道计划和职责的壁垒。她蔑视与日俱增的疲惫，嘲笑那些困扰她的慢性疾病：衰退的视力、一只肩膀的风湿痛、持续的耳鸣。
这些算得了什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玛丽刚刚在阿尔库耶建立了一个大批量加工矿石的工厂。长期以来她一直希望有这么一家工厂。她充满热情地在那里组织了第一批测试。她专注于编写一本书——那是一本科学界的不朽之作，一旦居里夫人去世，其他人都无法完成。关于锕族元素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够快……这个研究完成后，她还要研究阿尔法射线的“精细结构”。每天早晨，玛丽很早就起床，匆匆赶到实验室，晚饭后才从实验室回家……
她以不同寻常的高速度工作着，她的不谨慎还是一如既往。她总是严厉地要求自己的学生做好预防措施：用钳子去夹那些装着放射性物质的试管、绝不能碰没有遮拦的试管、使用铅“盾”防止放射的侵害，可她自己却总不在意这些。血液测试是镭研究院的规则，而她却很少遵守。她的血液成分不正常，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三十五年来，居里夫人一直与镭打交道，呼吸镭的射气。四年战争期间，她甚至接触过伦琴仪发出的更加危险的放射。血液中的一点点损坏，还有因烧伤而变得丑陋的两只手，总是疼痛，有时干涩，有时化脓，但这些与她经历过的危险相比，实在算不上得非常严重。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居里夫人短期生病，但是她的身体受到的影响却不小。X光透视显示，她胆囊里有一块非常大的结石。她害怕手术，为了避免手术，玛丽开始严格作息，并稍稍关心自己的身体。
这位科学家多年来一直不追求个人的舒适，把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人计划一再推延，但是她的心里却是牵挂着这些计划的，那就是在西奥克斯盖一座乡间住所，并且更换在巴黎的公寓。突然间，她开始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了。她检查预算，克服了自己的犹豫不决，决心支出巨额费用。最后决定下来：在西奥克斯的别墅等到天气适宜就开始修建，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白求恩码头路，搬到大学城新修建的一个现代公寓中。
她觉得很疲惫，可是却想证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她去凡尔赛滑冰，而且和艾莱娜一起去撒弗瓦滑雪。她很高兴自己的四肢依旧灵活柔韧。到了复活节，她借布罗妮娅来法国的机会，安排与姐姐一起乘车去南方旅行。
这次远行非常不幸。玛丽本来希望周游许多地方，让她姐姐欣赏那里一些美丽的景色。可是走了几站，当她们来到她在加弗莱尔的别墅时，她已经感到筋疲力尽，而且还患上了感冒。她们到达的时候，房子里冷冰冰的，虽然立刻生了火，但是仍无法让屋子很快暖和起来。玛丽冷得浑身发抖，一下子觉得非常绝望。她扑在布罗妮娅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哭泣。她担心她未写完的书，害怕气管炎使她没有气力完成它。布罗妮娅照顾她，并安慰她。第二天早晨，玛丽已经战胜了悲观的情绪，而且以后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几个明媚的日子使她得到了安慰。她回到巴黎时，心情已经好转。一个医生说她是得了流行性感冒，而且他还和过去四十年所有的医生一样说，她过度操劳了。玛丽一点也不注意自己一直存在的低烧。布罗妮娅要回波兰了，但是她却感到隐隐有些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列车前，在她们经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相互拥抱。
玛丽的健康时好时坏。她觉得有足够的气力，就去实验室。要是觉得头晕虚弱，她就留在家里写书。每周她都把几个小时用在她的新公寓和西奥克斯别墅的计划上。
一九三四年五月八日，她在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说：
我越来越觉得需要一座带花园的房子，所以我渴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房子的造价已经缩减到我能够承受的范围，所以可能不久就要打地基了。
但是暗藏的对手却抢在了她的前面。她的体温越来越高，而且颤抖得也越来越厉害。艾芙不得不使用耐心的巧妙手段，让她母亲同意再次去看病。玛丽总是拒绝要一个固定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托词医生“让人厌烦”，而且“没钱看病”——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个医生收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位科学家，这个推崇进步的人，却像个农民那样倔强地不愿意接受任何治疗。
利高德教授友好地来看望玛丽，他建议征询一下拉夫大夫的意见，而拉夫大夫又推荐了医院的大夫布兰教授。当布兰教授看到玛丽那张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卧床休息。”
这种带强调口吻的话居里夫人过去听得多了！她才不在意呢。她仍旧在白求恩码头那累人的楼梯上爬上爬下，而且几乎每天都去镭研究院工作。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她在物理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半，疲惫地抚弄着她最忠诚的伙伴——试管和仪器。然后她对同事低声说：“我发烧，要回家了。”
她又到花园走了一圈，新栽种的花卉盛开了，色彩非常鲜艳。突然，她停在一株蔷薇前，喊她的技工：
“乔治，看看这株蔷薇，你必须得立刻照料它！”
一个学生跑过来，劝她不要在外面停留，回白求恩码头。她服从了，但是在上车前，她又转身说：
“别忘了那株蔷薇，乔治……”
向那株枯萎的植物投去忧虑的一眼，这便是她对实验室的永别。
她再也没能从床上爬起来。她和没有确定的疾病无望地斗争着，有时说是流感，有时又说是支气管炎。不过她却被迫接受了一些令人厌烦的治疗。她突然非常顺从地忍受了这些治疗，而且还同意到医院做全面检查。两次X光透视和五六次会诊仍然让那些被请到她床边的专家迷惑不解。似乎没有发生器官损坏，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病症。但是肺部的X光片中显示出一些旧病灶和发炎的阴影，因此玛丽得到了相应的治疗。但是，她回到白求恩码头路的家里，情况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这时人们第一次提到了“疗养院”。
艾芙小心地跟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再一次接受，同意出发。她也相信清新的空气对她有好处，而且认为是城市的尘嚣使她无法恢复。于是计划定了下来：艾芙陪母亲一起去，并陪她在疗养院待几个星期，然后玛丽的哥哥姐姐从波兰来陪她；八月份，艾莱娜会陪她一个月。到了秋天，她就会好起来了。
艾莱娜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在病房里和居里夫人谈论实验室的工作，谈西奥克斯的房子，谈玛丽刚完成的那本书的校对工作。利高德教授的一位年轻合作者乔治·格里古尔洛夫每天来通报消息，在玛丽面前称赞疗养院的舒适和疗效。艾芙忙着布置新公寓，挑选墙纸和窗帘的花色。
有几次，玛丽一边窥探女儿的眼睛，一边轻轻地笑着说：
“我们在白忙活，可能……”
对此，艾芙已经备好了许多反驳的话和笑话，而且为了安慰居里夫人，她不断催促盖房子的承包商。但即使如此，她对改变或战胜命运并不抱什么希望，尽管医生并不悲观，而且家里也没有人显得忧虑，她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肯定最坏的情况即将发生。
在这个绚丽的春天的明媚的日子里，她和不得不休息的母亲度过了漫长的亲密时光。玛丽纯洁的灵魂，她的脆弱却无私的心灵像以前那样再一次展现在她面前。而玛丽此时的温柔几乎令她难以忍受。玛丽又成了过去那个“温柔的妈妈”。她又成了四十六年前在信中这样描述青年的少女：
要是一个人像我这样敏感，而且又不能改变性格中的这一特点，那就得尽量掩饰。
这就是那种过于敏感、担惊受怕、容易受伤害的内向性格的关键。在玛丽光辉的一生中，她总是克制自己那些自发的冲动，不向软弱屈服，并且抑制住话到嘴边的求援呐喊。
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然不向人倾吐心事，也不愿诉苦——即使说出来，她也非常谨慎。她只提未来……实验室的未来、华沙研究院的未来、孩子们的未来。她希望，而且断定艾莱娜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会在几个月后获得诺贝尔奖。她也提到自己在那套空等着她的公寓，提到在西奥克斯别墅的未来生活，可她永远也见不到那座房子落成的模样了。
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在试着把她送到疗养院前，艾芙请来医学研究院里四名杰出的成员，他们也是法国最出色、最有名的四名医生，共同进行最后一次诊断。我不愿在这里说出他们的名字，否则别人可能会怀疑我在指责他们，或者说我对他们忘恩负义。他们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这个在无名病症无情蹂躏下极度虚弱的妇人进行了检查。他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得出结论，说是她的老毛病结核病又犯了。他们相信搬到山里能够治好她的发烧。他们错了。
各种准备在匆忙中进行。人们让玛丽尽量保存体力，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外，谁都不许见。可是玛丽却违反规定，悄悄地把她的合作者克特莱夫人叫到她的房间，吩咐她：“在我回来前，你必须把锕小心浓缩好。一切事情我都靠你安排了。假期过完，我们就继续这个工作。”
玛丽的病情突然恶化，可是医生仍然建议立刻动身。这次旅途完全是一种折磨：还没有到圣哲未，玛丽就虚脱了，晕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当她终于被安置在了桑赛勒莫疗养院最好的病房后，医生又给她做了X光透视和一些检查：她的肺没有问题，这次旅行完全没有必要。
她的体温超过了四十度，这无法瞒得过玛丽，因为她总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检查水银柱。那时她基本上什么都不说，但是她的眼睛里显露出巨大的恐惧。日内瓦的洛克教授立刻被请来，他比较了近几天的血液化验结果，发现白血球和红血球都减少得很快，因此诊断为是严重的恶性贫血。玛丽非常担心自己的胆结石，他安慰她，并向她保证不会给她做任何手术，只是用各种方法对她进行治疗。但是生命力正迅速离开她疲惫的身体。
于是伴随着“安逸死”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在这场斗争里，不肯灭亡的身体疯狂、坚定地保卫着自己。艾芙在母亲身边还要进行另一场战斗。居里夫人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里，并没有想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为了让玛丽不要因为放弃而感受到无法平息的巨大痛苦，必须把这种奇迹保持下去。更重要的是要减轻她身体上的痛苦，在抚慰身体的同时安抚她的精神。没有对她进行复杂的治疗，也没有进行没有拖延时日的输血，这些都于事无补，而且还会给她造成不好的印象。她的家人也没有被匆匆召集到床前，那样的话，她会突然明白大势已去。
我将永远铭记那些在这段可怕的时期里帮助过我母亲的人。疗养院的院长托贝大夫和皮埃尔·卢伊大夫都尽其所能地对玛丽进行治疗。疗养院的生活似乎都因为居里夫人已经濒危，震惊得停顿了。整个疗养院的人都满怀敬意、热心而安静。两名大夫轮流守在玛丽房间。他们支持她、安慰她，同时还照料艾芙，帮助她克制和说谎，甚至不等她开口请求，他们就答应使用催眠剂的注射，不让玛丽在最后感到痛苦。
七月三日的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一只颤抖的手拿着体温计，并看到上面的读数降低了，这是临终前常有的现象。她高兴地笑了。艾芙向她肯定这是康复的迹象，现在她就快要好起来了。她透过敞开的窗户，冲着太阳和静静的群山说：“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这里的高海拔……”
临终时，她发出迷惘而吃惊的抱怨：“我没法表达自己了。我感到非常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没有叫大女儿（艾莱娜已经在前一天和她丈夫来到了桑赛勒莫）和艾芙，也没有叫任何亲人的名字。她那与众不同的大脑里漫无目的地浮现她对工作的大大小小的牵挂，她断断续续地说：“各个章节的安排应该是这样……我一直在考虑那个出版物……”
她盯着一个茶杯，想拿匙子在里搅动，但是她拿的似乎不是匙子，而是一根玻璃棒，或一个精密的实验工具：
“是用镭完成的，还是用钍？”
她已经远离人世，加入了她心爱的“东西”，她已经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些东西，现在她要永远和它们相伴。
之后她便含糊不清了，只有在医生来给她注射的时候，极度虚弱地喊：“我不想打。我想一个人待着。”
她最后的时刻显示出一个外表脆弱的生命的力量和激烈的抵抗，她那颗强壮的心在渐渐冷却的身体里依旧不知疲倦地跳动，不肯退缩。又过了十六个小时，皮埃尔·卢伊大夫和艾芙每人抓着这个妇人冰冷的一只手，生命和虚无都不肯接受她。黎明时分，当太阳把群山染得绯红，开始自己在纯净天际的旅行，灿烂的晨光照亮了整个屋子，投射在床上，照着她消瘦的脸颊和没有任何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凝固了她的眼睛，而心脏也终于停止了跳动。
科学还需要为她的死因宣布判决。那些与其他恶性贫血症不同的症状和各种血液化验指出了真正的凶手：镭。
利高德教授后来写道：“最终，居里夫人成了她和丈夫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受害者。”
在桑赛勒莫，托贝大夫写下了这样的报告：
居里夫人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在桑赛勒莫去世。
她所得的疾病是一种发展迅速、伴有发烧的继发性恶性贫血。骨髓没有造血反应，可能是因为长期积累的辐射量造成的损伤。
消息从安静的疗养院传出，传到了整个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了深切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一辆赶往法国的列车上有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还有布罗妮娅，她原本想赶到桑赛勒莫再看一眼那张她深爱着的面孔；在蒙彼利埃，有雅可·居里；在伦敦，有梅乐内夫人；在巴黎，有那些忠心耿耿的朋友。
镭研究院里，年轻的科学家在没有生命的仪器前哭泣。玛丽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乔治·福尼埃写道：“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躺在桑赛勒莫的床上安息了，她感受不到这些悲痛、激动和赞颂。在桑赛勒莫的那座房子里，科学家和忠诚于她的同行保护着她。他们不让陌生人打搅她的休息，哪怕只看一眼也不行。那些好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永别人世的时候显得多么不同寻常，多么美。她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苍苍白发梳在后面，露出白皙宽大的额头，她的面容平静祥和，看上去既庄严又勇敢，仿佛身穿铠甲的武士，此时她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女人。
她那双手长满老茧、被镭重度烧伤、坚硬而粗糙，如今失去了习惯性的痉挛。这两只手舒展在被单上，僵直不动。这是一双完成了多少工作的手啊！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星期五中午，没有演说、没有仪式、没有任何政治家或官员在场，居里夫人就那么谦虚地加入了死者之列。在深爱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注视下，她被安葬在西奥克斯的墓地。她的棺木放在皮埃尔·居里的棺木之上。布罗妮娅和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向敞开的墓穴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添加了一行碑文：玛丽·居里—斯科洛多斯卡，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三四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完成的一本书出版了，这是她写给年轻的“物理爱好者”最后的启示。在镭研究院，工作已经恢复正常，在那间明亮的图书馆里，这部宏篇巨制被放在科学书籍之列。灰色的封面上印有作者的姓名：“巴黎大学教授皮埃尔·居里夫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书名只是一个朴素而灿烂的字眼——《放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