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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一百人的军队，为什么可以控制一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暴露了人类历史上全部政治技术里最核心的秘密，即高度组织化的少数人有能力控制住无组织的多数人，组织化的程度越高，控制能力也就越强。谁说人多力量大？只要是个人单干，只要没组织，人再多也是徒劳。
所以，统治者们的统治技术归根结底就两条：第一，加强核心统治团队的组织化程度；第二，弱化被统治阶层的组织化程度。
历史上纷纷杂杂的制度变迁，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法律、财务，所有治象与乱象的背后莫不有着这两条原则在或隐或现、或明或暗。鲁迅先生曾经痛惜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正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刻意打造的“理想局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儒学对政府结构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想，可以概括为虚君贤相。也就是说，皇帝不需要亲自处理政务。那么皇帝该做什么呢？他应当修身齐家，为天下人做表率，身修家齐的流风所及，自然会国治而天下平。宰相统领政府百官，是大政方针的真正决策人，百官臣僚去做具体而微的工作，对宰相负责。在法理上，皇帝对政府的唯一重任，就是选拔一名称职而优秀的宰相。
这种政治结构有一个很现实的好处：人非完人，做事难免出错，一旦出错就难免损害自己的威信。皇帝只要不做事，就永远不会出错，威信就永远不会受到损害，而皇帝的威信实在是维护天下臣民向心力的第一要素。那么，在虚君贤相的格局里，当政策出错，不需要皇帝退位或者以死谢天下，永远会有具体的某个大臣负责，只要处罚了相关的责任人，很容易就可以安定人心。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建立在儒家性善学说的基础上的。然而人性未必本善，权力的滋味总可以轻而易举地腐化人心，使一个人建构多年的良知防线一溃千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于政治学里的这一条金科玉律，儒家学者们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是，只要是才智超过中人的皇帝，没有谁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加清楚的是，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更重要的是，它会迅速鼓励一个人的野心。
所以在皇帝看来，虚君贤相是行不得的，相权一旦过重，宰相难免会生出不臣之心，贤相会腐化为奸相，相权必定危及皇权。既然宰相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宰相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掌握，那么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将宰相的职能和权力分解成几份，交给不同的人，谁也不能独揽大权，彼此形成制衡。
大唐王朝的政府结构正是秉持着这一思路，以三省六部制取代了汉朝的三公九卿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主管拟定和发布皇帝诏令，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审核通过则交由尚书省发布执行，审核不通过则批注后退还中书省；尚书省只有执行权，并不参与决策。这三省长官的职权合起来，约略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
每有朝政大事，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正副职长官都在政事堂召开联席会议，这几位长官都被唐人俗称为宰相。所以唐代的宰相经常同时有五六个人，而人数一多，难免会分出亲疏轻重，于是与皇帝最亲、决策能力最强的那位宰相，就成为当之无愧的首相——这就是“首相”一词的来历。
在常态运转下，三省六部制的确可以使大政决策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健：不但三省之间彼此制约，任一部门都不能随心所欲；三省与皇权之间也存在制约，最高统治者不能恣意发布诏令，皇帝们并不是想干吗就能干吗的。
这听上去很美，但人事总比制度复杂多变。举例而言，就在唐文宗太和八年，即“甘露之变”的前一年，皇帝想要提升李训，而李训和郑注作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品格之低劣在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所以当任命诏书从中书省送达门下省审核的时候，门下省的两名给事中郑肃、韩佽决定封还诏书，驳回对李训的任命。这时候，首相李德裕刚要离开政事堂，对另一位宰相王涯说：“给事中封还诏令，真是令人欣慰啊。”谁知李德裕刚走，王涯赶忙召来那两位给事中说：“李德裕刚刚留下话来，让两位不要封还诏书。”李德裕是郑肃、韩佽素来敬重的顶头上司，二人对王涯的话信以为真，便署名通过了对李训的任命。直到第二天，当郑肃和韩佽向李德裕汇报此事时，才知晓受了王涯的欺骗，但木已成舟，后悔莫及。
王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李训背后既有宦官的支持，又有皇帝和牛党的支持。在私利大于公利的计较下，他不惜得罪李德裕而卖给李训一个人情，为此获得宦官、皇帝和牛党的支持，这当然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
追本溯源的话，三省六部制虽然避免不了朋党的出现，却不会与宦官发生任何关系。三省六部为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皇帝的家事则交由宦官打理，内务与外务泾渭分明。
三省六部的官署位于皇城南部，称为南衙；宦官的官署位于皇城北部，称为北司。宦官再如何得到皇帝的宠信，归根结底也只是皇帝的家奴，所以，在初唐的政治建制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宦官的位置。
而到了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北司已有与南衙相争之力，北司从家奴跃升为国家大政的真正决策者。“甘露之变”中，权宦仇士良之所以借机诛杀宰相王涯等一干无辜重臣，正是为了使北司完全凌驾于南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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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央政府分为三省六部，地方政府则是州（府）、县二级制。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府为州（府），以唐玄宗时代为例，全国有三百二十八州（府）；州（府）下辖县，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县。
将地方政府分得越多越细，分到每位官员手里的权力就越小越弱，任何人都没有能耐凭一己之力颠倒乾坤，这样一来，皇权的安全系数也就越大。此番道理虽不错，但事情总有两面性，唐政府将州（府）、县划分得如此之细，势必会大大增加管理难度。试想一下，皇帝要直接面对三百二十八名州府长官，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
可想而知，如此庞杂冗繁的政治结构必定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早在唐太宗贞观元年，比州（府）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出现了。这级行政单位被称为道，全国共分十道，地方政府从此演变为道、州（府）、县的三级制，相当于今天的省、市、县。
然而严格来讲，道并非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唐代设御史台负责监察，左御史监察中央六部，称为分察，右御史巡察地方州（府）、县，称为分巡。分巡即分全国为十道，每一道都有相应的观察使督察各州（府）各县的地方行政。久而久之，督察变为常驻，观察使成为最高一级的地方长官。而那些督察边疆的观察使，皇帝会委以符节，临时授予他军政调度的全权，那么这样的观察使就成为节度使。节度使也会变临时为常驻，掌握辖区内的行政、财税、人事等大权，位高权重。中晚唐一直折磨着大唐王朝的所谓藩镇割据，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原本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分化地方力量的政策。
当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后，藩镇辖区内的州（府）、县长官不再由朝廷任命，而是由节度使自行任免，这样的藩镇就算不曾公然扯旗造反，就算名义上还奉行着唐王朝的正朔，实质上也已经变成独立自治的主权国家了。而在这小小的“主权国家”，在藩镇内部，节度使也会面临本章开头谈到的那个统治技术上的核心问题。
一个权位的危险系数是与它的利益大小成正比的，节度使在自己的地盘上能享受多少荣华与自由，就要面对多少暗算与阴谋。节度使之所以能够独立自治，完全倚赖军队的支持。不过节度使心里也明白，只要对军队的控制稍有松懈，那些早就目无王法的骄兵悍将就会推翻旧主，毫不犹豫地另立新人。彼时，“帝国”再辽阔，亦不会有旧主的立锥之地了。
所以，节度使们一方面建立亲兵体系，也就是要训练一支由自己直接统率的、战斗力极强的近卫部队。他们还会把亲信收为义子，以父子关系维系统治，例如在朝廷委派元老颜真卿招降反叛的节度使李希烈时，后者竟然安排了一千多名义子围着颜真卿威胁谩骂。另一方面，节度使还要注意分割军权，绝不专任一人，使诸将势均力敌，想联合作乱则人多难以齐心，想独自作乱则兵少力微，构不成实质性威胁。
割据一方的节度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他们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在自己的小王朝里努力经营着。
譬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临终时任命侄儿田悦为留后，开藩镇世袭之先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田悦大败于政府军，只收拾残兵一千余人逃往魏州大本营，阵亡士兵亲属们的哭号之声遍布大街小巷。田悦将残兵和百姓召集到衙门外，流着泪向大家谢罪，甘愿一死，而将士们争相上前劝慰田悦：“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辈世代蒙受田家的恩情，愿意追随您再去决一死战！”由此可见，田家对军队的统治是极为成功的，而辖内的百姓也是只认节度使，不问远在天边的皇帝。
所以，精明的节度使非但不会以暴虐施政，反而会在保持军队战斗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自己的辖区尽可能长久的繁荣安宁。因为这些地盘对于自己而言，再不是中央朝廷的产业，再不是自己在刮尽民脂民膏之后就可以袖手而去的地方，而是属于自己一辈子的产业，并且还要传给子孙后代。割据的时间一长，本地百姓也就相习而安了，士兵们也都在当地成家立业，在历次战争中多少也会生出些保卫家园的勇气。
于是，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拖愈久，而唐王朝恢复一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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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战国大儒荀子的著名观点，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榜而广为人知。真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不，精明的帝王深知，民心可以被轻易操纵，所以要提防的不是百姓本身，而是那些有能力蛊惑人心的野心家；精明的帝王同样深知，纵然再不得民心，只要军心在自己一边，也足以维护帝国的安宁。
但军队总是令帝王们既爱又怕。军队和百姓最本质的区别并非前者掌握着弓马和铠甲，不，这并不重要，在冷兵器时代，锄头的杀伤力究竟比长枪大戟少几分呢？最重要的是，军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内部具有严格的科层体系，将军指挥士兵可以如臂使指。如果军队起了谋逆之心，那可完全不是所谓农民起义可以与之相比的。
所以，军队的组织化既要保持，也要拆散。保持，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拆散，是为了降低军队叛变的可能性以及叛变之后的杀伤力。要在这两个看似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王朝处心积虑地设计了全国范围里的府兵制度。所谓府兵制，是在各个军事要地设置军区，称为折冲府，总数在六百到八百之间，每个折冲府都招募殷实人家的壮丁当兵，称为府兵。府兵之家自己有田有地，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农时生产劳作，农闲时在折冲府长官折冲都尉的带领下操练军事技能。府兵全兵皆农，自给自足，并不需要政府有任何军费开支。府兵的武器装备全属自备，一来因为家境殷实，二来因为这是保命与立功的关键之资，所以府兵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
折冲都尉虽然是每个折冲府的最高长官，却只负责练兵，不负责统兵打仗。统兵打仗有专门的军官负责，这些军官全部集中在京城长安，隶属于中央直辖的十六卫。每逢战事，折冲府出兵，十六卫出将，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兵是无将之兵，将是无兵之将，李唐皇族因此可以高枕无忧。
但再好的制度，若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也会在人事中凋残瓦解，府兵制也不例外。就在卫将与府兵们功勋最显著的时候，府兵制度却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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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建功立业，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才干的皇帝，最显赫的功业莫过于开疆拓土。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而当诗人杜甫写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时候，其实是以汉喻唐，以汉武帝影射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这位缔造了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以其雄才伟略坚定地执行着令人生畏的扩张政策，帝国府兵在长年的戍边与远征中将青春消磨为白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谁还愿意把身家性命交托给这样的政府呢？在府兵们整装待发的时候，“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府兵中老实些的在边疆或战死，或老死，无论生死都没机会回返故乡了，土地抛荒，人丁绝后；而那些机灵些的，在本府就先自逃亡。虽然皇帝和朝臣们把边疆的捷报、帝国的荣誉看得比府兵们的生命及妻儿老小重要，无奈府兵们自己不这样想。
折冲府渐渐无兵可征，名存实亡。但唐帝国财大气粗，用高薪大举招募职业军人。军队里迅速胡汉相杂，外族士兵占到了极大比重。从此之后，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亦兵亦农、自给自足的府兵一变而为需要军费开支、领取固定军饷的职业军人。
在开疆拓土的浩大战事里，边境的节度使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便宜行事之权，以至于有处置军政、民政、财政、人事任免的全权，这就如同拿到了一把传说中的尚方宝剑，而这把宝剑一旦拿到手里，就再也不肯交回去了。至此，军队与军政大权过度集中在边境的几大节度使手中，大唐帝国已在不经意中演变成了内轻外重的结构，边境军队一旦反叛，一旦入侵内地，内地将毫无还手之力。
安禄山、史思明，北境的这两位大员，正是在这样的局面里慢慢蓄养了自己的羽翼与爪牙。他们手中握持的军事力量，已使帝国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而失衡的局面注定不可能持续多久，除非安禄山、史思明甘愿放弃自己已拥有的权力，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只是看谁先动手而已。双方所缺的，不过是一条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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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中晚唐漫长的衰微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乱象都可以看作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是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那年。长安朝廷里，宰相杨国忠等人向唐玄宗提出建议，希望能召安禄山入朝，以宰相的高位来安置他，然后把他统辖的军队分割成几部分，由汉族将领分别节制，以削弱外族势力并剥夺安禄山的实权。
唐玄宗对宰相们的建议颇有些犹豫，他搞不清究竟是安禄山真有谋反之心，还是宰相们在怀着私心排斥异己。唐玄宗最后决定派人到安禄山的驻节之地亲自观察一下，自己需要依据更加可靠的信息做出决策。那么，派谁去呢？
谁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帝王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既紧要又难解的问题。宫廷向来都是阴谋家的舞台，善男信女能爬上高位的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属凤毛麟角。唐玄宗本人就是靠搞阴谋才登上了帝位，他深知什么叫翻云覆雨，什么叫两面三刀；他深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什么父子夫妇之亲，什么君臣师友之义，全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而在对安禄山的处置上，朝廷上会有多少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呢？如此重大的人事变迁又将牵涉多少朝臣的切身利益呢？谁才是最可靠的人，谁才可以无党无派、无偏无私地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许多帝王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宦官。
在帝王看来，宦官只是自己的家奴，知根知底，和朝廷大员们也无甚瓜葛；宦官也没有子女，不致为了家庭而藏有私心；宦官整日服侍在自己的身边，百依百顺，不像朝臣们有直言顶撞的，有阳奉阴违的，总之都不让自己省心，更不让自己舒心。
于是，唐玄宗委派了亲信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探听虚实。辅璆琳回报说，安禄山没有任何谋反迹象，对朝廷除了耿耿忠心之外再无其他，唐玄宗因此彻底放下心来。而到了翌年初春，门下省给事中裴士淹奉使河北慰问军民时，安禄山却称病不起，连带着也收起了所谓拳拳赤胆与耿耿忠心，给了这位朝廷使者以十足的冷遇。
裴士淹不是第一次出使河北了，早在十几年前，他还是一名郎官的时候，就曾在这条官道上往来，回程中经过汾州众香寺，带回了寺中的白牡丹，引发了整个大唐帝国的牡丹狂潮。而这一次他的出使，带回的是另外一种席卷全国的狂潮，惊醒了唐人的牡丹梦和霓裳曲。
几个月后，随着中央政府和安禄山矛盾的激化，辅璆琳被查出在出使时，接受了安禄山的巨额贿赂。于是，安禄山到底会不会反这个问题再一次令唐玄宗困扰不已。他下令处死了辅璆琳，但他依然信用宦官，也许是觉得一两个害群之马不足以损害纯洁忠诚的宦官队伍吧。然而，就是在这一年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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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呼吁孝道，认为孝道即治道。
在孝道的传统里，有两个很要紧的原则。第一是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所以不要说肢体伤残，就连头发也不可以剃掉。古人讲“理发”的时候，意思是说梳理头发，而不是剪发、剃发。第二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三种最严重的不孝行为，一是家长作恶的时候，儿子非但不加以劝阻，反而曲意逢迎；二是家里贫困，父母老迈，儿子却不肯工作赚钱；而第三种情形是最恶劣的，也就是生不出后嗣，使祖先断了香火，再也享受不到后代子孙的祭祀。
儒家还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这里的刑特指伤残肢体的肉刑。庶民犯罪，可以用肉刑来惩罚他们，或者削掉鼻子，或者砍掉双脚，在他们的身体上留下陪伴一生的屈辱记号，让大家都晓得要规避这些恶人。士大夫阶层若是犯罪，可杀而不可辱，绝对不可以处以肉刑。儒家认为，如果对犯罪的士大夫处以肉刑，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庶民百姓心中的威严感势必受到减损，后者会觉得前者无非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不高人一等。而如果庶民百姓有了这样的想法，统治秩序也就不再稳固了。
所以，身体被刑法伤残的人，断绝了祖宗香火的人，在儒家社会里都会受到严重的歧视，而宦官恰恰以一身兼具了这两种被歧视的理由。因此，和宦官同列或同乘一车，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都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
所以，宦官干政，在任何时代都被看作政治乱象的标志。但宦官明明也是人，和士大夫一样的人，也许净身手术会使他们的性情变得古怪一点，他们一般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修养，但除此之外，他们和士大夫还有什么不同呢？宦官为什么就不能具备勇敢、忠诚、智慧、清廉这些美好的素质呢？
很多时候，宦官看上去的确比朝官可靠。在安史之乱中，宦官曹日昇曾经奉命到南阳宣慰士卒。当时叛军名将田承嗣正在围攻南阳，城内弹尽粮绝，饿殍遍地，一只老鼠可以卖到数百钱，眼看城池就要失守。曹日昇只带着十名骑兵，硬是闯过了叛军的重围，进入南阳宣读皇命，极大地鼓舞了守军的士气。随即曹日昇又冲出重围，到襄阳筹集粮草运进南阳。这一进一出，叛军无人可撄其锋。
曹日昇如此向世人证明：宦官纵使比朝官卑贱，但至少不比朝官还无能。宦官，在这个乱世之中，为什么不可以担负起皇帝的信任和重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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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最终被艰难地平定了，但后遗症始终无法根除，直至唐王朝气数败尽。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皇帝深感无人可以信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轻轻松松攻入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眼见着士兵们没人拼死作战，四十多天里没有人率兵勤王。而唐代宗才一逃出长安，老百姓就鼓噪着冲进皇宫，哄抢府库里的财物。这个乱象令人寒彻了心，眼见得军心、民心、士大夫之心都像旧山河一样，一经破碎便再难收拾。
人心越散，皇帝也就越容易信靠身边的宦官。唐代宗安排宦官出使各地、监督军务，一贯任其索贿。而最滑稽的是，如果宦官收到的贿赂少了，唐代宗还会大为不快，认为自己间接地受到了轻视。
唐德宗继位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亲近士大夫而疏远宦官，先后重用了精通儒学的张涉和温文尔雅的薛邕，朝廷面貌似乎为之一新。但没过多久，张涉和薛邕先后爆出贪赃丑闻，宦官讥讽说：“文官贪赃动辄巨万，反而说我辈败坏朝政！”自此以后，唐德宗疑虑重重，不知道究竟何人可以信靠。
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似乎是最不可靠的一群人，昨天的平叛功臣转眼就变成今天的乱臣贼子，旧患才去，新患便生。所以每逢用兵，皇帝越来越喜欢委派亲信宦官前去监军。如果必须依靠暂时还对自己效忠的藩镇去制衡那些已经叛乱或行将叛乱的藩镇，那么除了宦官监军，谁还能制衡那些或许明日就反的节度使呢？
建中四年（783年），曾经的平叛功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叛乱。唐德宗匆忙征发泾原各道兵马，没想到五千泾原兵才到长安便发生兵变。京城素来由神策军卫戍，但神策军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任由乱兵杀进皇宫。唐德宗仓皇出逃，在这最绝望的时刻，只有窦文场和霍仙鸣，两名在德宗当太子的时候就侍奉过他的宦官，集结了仅有百人的宦官侍从，追随、护卫在德宗身边。
唐德宗事后才知道，神策军的兵员早已严重短缺，颇具经营头脑的将领们在缺员之后非但不去招募新兵，反而把编制名额卖给长安的商贩。而这些名义上的新兵一边享受着政策优惠，一边继续在长安市井里经营买卖，在“从军”的全部生涯里连一次军服都没穿过。当召集神策军紧急平乱的时候，这些人没有伙同乱军趁火打劫就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经过此劫，唐德宗除了对两位功臣大加恩赏之外，终于明白了谁才是最可以信靠的人。他建立了新的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由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别统率。这是唐王朝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捩点，自此以后，宦官始终掌握着神策军的兵权，对外抑制藩镇割据，对内左右朝臣任免，甚至可以轻易地废立皇帝。
当宦官掌握的权力如此之大以后，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君子耻与刑余之人同车”，这些儒家道德终于泮涣冰释。是的，人情逐利，在任何时代这都是最不可逆的大势。一旦士大夫阶层升沉荣辱的枢机被宦官掌握，操守也就往往让位于实利了。而那些尊严未泯又前程心重的士子，那些在操行与实利之间挣扎、纠结的官宦，是这个大时代里最难挨的一群人。
在这样的时代里，节度使们彼此联姻，缔结军事同盟；朝廷大员们各结朋党，进取者以之牟利，淡泊者以之自保；只有庶民百姓无党可结，无盟可缔，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叛军的洗劫、官军的洗劫、朝官与宦官的洗劫、外族友军的洗劫，以及大唐政府的税收、专卖与役力政策的合法洗劫。
若你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一个对爱与美有着狂热执念的人，一个头顶着理想主义光环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究竟该怎样幸存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