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阜阳之北来，抄近路，从城外的大堤上直奔西关。回想起来，抗战期间后方的社会治安真好，我直奔阜阳，一路上也没人欺生欺小。一九四四年学校西迁，我只身横跨中原，也没有人摸一下我的口袋，或者抢去我的背包。
在城北大堤上，我看见堤外浩荡的洪流，颍水的支流泉河。我还在堤上看见城里那些房屋街巷，地基垫得很高，灰头土脸的颜色，一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的模样，然后，出水芙蕖一般，高高地飘扬着几面鲜明的国旗。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许久。我大约有五年没看见这面耀眼生辉的旗了。泪眼把那一面一面分布罗列的旗渲染成一片模糊的红雾。那片刻时光里，我觉得我把阜阳看清楚了，我想看的都看见了，后来，梦中的阜阳就是灰暗的空中几抹水汽氤氲的霞色。
通往西关的路上另是一番景况，道路两旁都是简陋的野店，它们的顾客就是吱吱扭扭络绎而过的独轮车。然后是高粱田，比高粱还矮的茅屋，与茅屋相望的“乱葬”坟场。这种坟场是没有章法、无人管理的公墓，行刑队在这里枪决人犯，有时，子弹穿破头颅，半个头颅的尸体倒在农家门外。
二十二中二分校设在西关外的打蛋厂，我入学这天，不巧碰上警备司令部“出红差”，学校围墙的墙头站着一排学生引领而望，“以昭炯戒”的布告贴在墙上。那时，我已知道，这是战争，战争轻视人命。而且，我知道，战争不仅看轻敌人的生命。抗战是血写历史，这血，不仅仅是同志的血，也不仅仅是敌人的血。
我动身离家以后，在高中部读书的二表姐赶紧到西关打蛋厂去替我报了名，先占住一个名额。我到达打蛋厂时，二表姐算准行程，早已在那里等候。
第一步手续是到教务处报到，承办人问我：有没有伪政府发的良民证？有没有日本人开给的通行证？本来有一张峄县警察局发给的证件，可是在宿州车站又被收回去了。那么火车票呢，车票也可以当证明文件。我当然连火车票也拿不出来，心情非常紧张。想不到承办人说：“我给你写证件遗失。”这才松一口气。
有人真聪明，他在宿县下火车，把票根藏起来，谎报遗失，申请补票，来到阜阳，凭票根入学。我也并非一点凭据都没有，兰陵小学开给我一张结业证明书，我还记得校长署名是王九三。问答之间，我完全忘记这张文件，等到入学手续办好才想起来。
流亡学校采证太宽松了，办学的人处处替你设想，你从敌伪占领区来，经过重重盘查，任何一封信，一张字条，一个印章，都可能使你被捕，你怎么把那种官样文章带出来？今生今世，我很少很少碰见这样体恤下情的当权派。
承办人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自下结论：“你来读初中，年龄太大了，我只能给你写十四岁。记住了，你今年十四。”紧接着奇峰突起：“生日是哪一天？”
这一问，我无地自容。依故乡风俗，忘记自己的生日是大不孝，但是我，从小到大没吃过生日面，没收过生日红包，从来没人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马上替我解围：
“不知道，我给你写四月四日，记住了，四月四日，男儿志在四方。”
“要不要改个名字？”这一问，我更是目瞪口呆。
他的效率奇高。看来他处理过许多同样的案例，他一一帮助那些孩子渡过难关。学生想改名换字，他无条件赞成，以为这样日本鬼子就找不着这个孩子了。好吧，我也换个新名字。说起来他也还是个大孩子，刚刚离开大学，一脸童子军的表情，不知道世事艰难复杂，所以办起事来这么果断，这么有担当。他后来离开学校，到西安去做公务员，我还和他通信。很惭愧，我终于还是忘了他的姓名。有时想起他，也不知官场把他磨圆了没有。
报到的手续办完了，旁边有一位老师，光头、圆脸，身材矮胖，操着难以听懂的胶东口音，朝我们开了一炮：“任何学校都要防止学生作弊，唯有咱们这个学校，想尽办法帮助学生作弊。这真是教育界的奇谈！”
霎时间我几乎魂不附体。我真怕他这一番话否定了我的入学资格。还好，没人理他，他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权威，虽然他的话有理。
十四岁，四月四日生，还有……离开教务处，我不是原来的我，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捏造出来的人，一个谣言。
那以后，我随波逐流，又被捏造几次。随机变化个人历史，在小人物是苟全性命，在大人物就是重塑金身了。
后来发现，有人连家乡的地址也是假的，他离家前夕，父母反复叮咛几件事，其中包括一个另外捏造的永久通信处。中国老百姓经历的患难太多了，他站在地球上，希望别人看不见、找不着。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出中国大陆，学校解散，许多学生满地奔走，再换一个名字，重新做人。我隔海找人更难，不过，只要你记得他的老家在哪一县、哪一乡，只要写信到他的老家去打听，还是能找到他们的下落。我后来作文章，写出这么一段话：
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乡。任你在邻国边境的小镇里，说着家乡人听不懂的语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万人口里；任你在太湖里以船为家、与鱼虾为友，都可以从你的家乡打听到你的消息。有一个村子，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迁移了，流离了，村中换尽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家，这些后来的住户竟能说出原有住户的行踪，原有的住户尽管到了天涯海角，尽管和昔日的历史斩断了关联，也像有什么灵异祟着他、附着他、驱使着他，非向原来生长的地方挂个号、留句话不可。即使那村子已成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头、地下的蝼蛄也会对着来此寻亲访友的人自动呼叫起来。
我们这些乘着大撤退的狂风落到台湾的人，也有人思来想去、觉得再改个名字才安心。新名字像件新衣服，没能掩藏他，反而惹人注意。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遇人往坏处假设，三番两次改名字总是太可疑了，可疑也就是危险，对别人危险也就是对自己危险。你看，一代一代从灾难中学到的小聪明有什么用，危险的事情有时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