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迁大事，除了“过路”，应该还有“入山”。在河南省过平汉路只消“一步”，由宛西到陕南，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翻山越岭，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
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男生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迷了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又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由黎明到昏夜，没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大家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脚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的生命一定被山淘汰，被西迁淘汰，被“麻烦症候群”淘汰。
内乡一个多月，我竟然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忽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性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无名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塞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未婚夫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她来就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肴。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当局说，我不能爬山，必须坐船。此行有水旱两路行进，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承载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我们大慈大悲的护士力争，她说武当山里野狼多，我若掉队，一定喂狼。
我于是羞答答坐板车到了老河口。老河口当时是美国空军基地，河南战争中一度陷于敌手，两天后夺回。记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长，也很直，两旁的房子很高，两层。多年后看巴拿马运河，还想起这条街。我们走在街心，仿佛伸开两臂就能够得着两边的店铺人家，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与我们完全无干，我们在老河口市民的拥挤与漠视中浩荡了片刻。
如果在市内，我只看见老河口的拘谨，码头则展示出老河口的奔放不羁。水面开阔，完全不像为横渡而设，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张了帆的船和裸着桅的船交臂而过，样子很悠闲，文人雅士遥瞻目送所体会到的悠闲。那时我已知道人在这里流血流汗求生斗死，这里藏着人生的许多秘密，除非你仔细看，认真看，你将视而不见。
虽然匆匆一瞥，至今不能忘记，一座水旱码头的复杂与嘈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奇怪，像家中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他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我不了解那个世界，也就看不懂他们的脸。
来到老河口，看出岁月是在拼拼打打中过，这里才是洪炉，是战场，才有大会战的威势。工商业的节奏操纵我的心跳。我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不容分说地上了船。
我们的船小，也老旧，穹形的篷很低，差不多要爬进爬出。空间虽然局促，还是要维持男女有别，一条粗席自上而下把船舱分成两半。押船的江老师一家先上了船，夫妻隔席而卧。不用多问，我只有把背包放在江老师的枕头旁边。一分校有个女生也来同船，理所当然，她去挤江师母和孩子。江老师是个非常瘦小的中年人，说话有气无力。他不抽烟，在那年代，抽烟与否往往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健康证明。我看他来押船也是个名义，他若爬山，也是喂狼。
船上当然还有撑船的老大。这些人个个沉默寡言，气氛沉闷，好像给这条骨节响动的老船添了许多载重。后来知道了：江老师早已养成习惯，所有的气力都留着讲课的时候用；江师母害偏头痛，怕音响震动；船老大的陕西话很难懂，懒得和我们纠缠；那位女同学则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天气很好，风向对我们有利，船老大扬起帆来，我说了一句“一帆风顺”。不料那船老大毫不客气地说：“呸，呸！”又摇着手说：“没那事！没那事！”我又惊又窘，江老师觉得他不能不说话了：“你犯了他们的忌讳，他要破解。”
船上都有哪些禁忌？江老师说，这问题不能在船上答复，要中午停船休息的时候到岸上去答复。“从现在起，你暂时忍一忍，别说话。”
中午下船休息，江老师破例为我补了半节课。他说，人到新环境，要紧的是别犯忌，所以“入国问禁”。人在船上不能说“帆”，因为“帆”和“翻”同音。凡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饭了”要说“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让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胜防。有个军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说“犯人”，船老大马上恶形恶状朝他喷唾沫星子，军官莫名其妙，上去给船家两个耳光，闹了一场军民纠纷。
也不许说“倒”。由此引申，南洋群岛，捣乱，级任导师，都不能说。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打倒，“道可道、非常道”也不能念。有一群基督徒坐船，每逢吃饭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朝他“呸，呸”，每天睡觉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也朝他们“呸，呸”，结果教徒们群起而攻，指着船家叫“撒旦”，船家也大怒，要赶他们下船。
一条船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它有它的“文化”，似乎也创造了一套语言，而船老大有无上的权威。我们不属于那文化，所以东也是禁忌，西也是禁忌。禁忌制造沉默，也可以说对付禁忌的办法是“不作为”。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大年初一或者祖母的寿辰，合家老少都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鸡鸣狗吠，正是因为这时节禁忌特别多。我后来也受过威权专断统治，积累更多的经验。在一个简单的封闭空间里，似乎也没有理由非说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