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溪的生活清静松散，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起初，只有“不成文的想法”，脑子里意识到，不能有系统地说出来。等到一年一年长大，终于形成“成文的想法”。
那时国民党一党专政，标榜“开明专制”。开明专制的意思是，我专制，可是我专做好事，专心专力为国家造福。历来成大功立大业，要有卓越的领袖和坚强严密的团体，那游方和尚、行吟诗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名士，不能创建公共勋业。中国人救亡图存心切，想试一试这一条看来急功近利的捷径。
可是我们看见专制，也看见腐败。
那时兵役是专制的，也是腐败的。蒋委员长刚刚下令枪决了姓程的兵役署长（考其时应为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公路旁看团管区押送壮丁，他们用绳子把壮丁一个一个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同时大便，同时小便，当然也同时睡觉，同时起床。当然吃不饱，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瘦，当然不盥洗，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脏。谁生了病当然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那天适逢其会，我发现他们正在干这个勾当。
我大吃一惊，急忙跑回学校，大喊大叫，不能控制自己，惊动了“学生领袖”曹湘源。湘源呼啸一声，立时有三十多人相从，大家把带队押运的军官痛殴一顿，把奄奄一息的“壮丁”从坑洞里抬出来，救回校内。
我写《山里山外》的时候使用过这个情节，此处不必细表，现在要说的是，这一下子触怒了团管区，他们派出军队，对准学校大门架好一挺机枪。来者不善，他们打算“抓”走一些学生，当做壮丁押送出去。我们的学校是普通中学，老校长李仙洲为了各分校办事方便，给每一位分校主任弄了个“上校参议”的名义。那一套军服平时就挂在我们分校主任的办公室里。新来的主任虽是文人，倒也见过武场，他立即披挂整齐，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门。军队是个“人要衣装”的地方，团管区的带队官看见出来了一个长官，十分意外，只好近前敬礼。我们的主任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训斥一番。主任攻心有术，抬出老校长压他，又举出那名正典刑的兵役署长来吓他，他果然恭恭敬敬地收兵。
新主任处置有方，果然老辣，可是那个押送壮丁的中尉也有才干，他率领班长一人、枪兵五人、执行任务，当我们一拥而上朝着他拳打脚踢时，他命令部下原地不动，他的部下也就肃立一旁，听任事态发展。他本人直挺挺地站好，既不招架，也不躲避，任凭我们扯破了他的军服，在他脸上弄出紫色的淤血和许多细碎的伤口。他的苦肉计效果极好，警备司令部认为他上了十字架，对他同情，不但活埋壮丁一事免予究问，还来了一纸公文对我们学校加以斥责。
三十五年后，我写《山里山外》写到这一段，巧逢台湾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示威的群众攻击警察，徒手的警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将示威运动的领袖们置于理屈词穷之境，几乎是我们“救壮丁”那一幕重演。我唯恐人家说我抄袭时事，只好略去这一段情节。这件事是我们的亲身见闻，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当初不得不删，现在不得不补。我想那中尉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优秀军官，只可惜担任了这份窝囊的差使。
参与抗战生活的人都说那时很苦，都说自己吃的苦比别人多，除非他极不懂事，才会夸耀自己在战时活得多舒服。抗战真是了不起，一度改变了中国人讳贫夸富的习惯。
“苦”代表奉献，所以“以苦为荣”。但是，拿苦当歌来唱还是浅薄，因别人吃苦而满足未免下流。故意制造别人的痛苦则是残忍。
壮丁为什么要吃这种苦？这个样子的吃苦对国家民族有什么贡献？那时所谓“壮丁营”只是在地上铺一层薄薄的柴草——陈旧的柴草，碎断的柴草，发出臭气的柴草，视察人员在铺草上走了几步，就两腿爬满了虱子跳蚤。日本飞机来了，押送壮丁的官兵急忙把壮丁锁在屋子里，自己跑出去“躲警报”，结果壮丁全被炸死了。还有，有一个新兵不堪虐待，看见地上有一堆沙，就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吞沙自杀了。抗战何尝需要他们吃这种苦？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疑，不能批评，不能拒绝？
要一个人绝对服从、完全忘我，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领导者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他本人确已以身作则、彻底奉献给大家共同服膺的抽象理念。基督教的对象是神，问题较少，至于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的政治人物？上帝并未创造这样的人类，群众若以此期待领袖，乃是逆天行事。事实是，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权自肥。所以要求“绝对服从”，政府与人民可以虑始，难与乐成，聪明人阳奉阴违，纯洁的人就愤世嫉俗了。
服从！服从！代价何其沉重！抗战救国要每个人付代价，付很大的代价，可惜由于专制，可以任意挥霍，不肯精打细算。有多少人，“抗战”不需要他们死，他们死了，不需要他们残，他们残了，不需要他们破家，他们赤贫了。除了敌人的残忍，这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残忍。为了抗战应该人人吃苦，于是不再关怀别人的苦，甚至安心制造别人的苦。所以，我说过，“抗战！抗战！你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隐痛。”
“绝对服从”的理论终于破产，在二十二中，因西迁而破产，在全国，因胜利接收而破产。奉行最彻底的人幻灭最大，他们恨长官训示，恨报纸社论，恨小说诗歌，认为一生受他们欺骗，党政文宣好像都是问心有愧的职业。
可是，危急存亡之秋，你不说服从又说什么呢？急诊室里当然相信医生，房子起火当然依赖消防队。我们战时的奉献，也许不必说是受到欺骗，无妨说它是同意透支，“绝对服从”是一张紧急提款证明。战争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滥，政府无法善后，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遗忘需要时间，任何国家在大战以后都该“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留出时间产生遗忘，所谓与民更始，就是双方回到未透支不欠债的关系。
要多少时间才遗忘呢，大概三十年罢。三十年为一世，这一世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国家社会对他的种种亏欠没有人知道，或者虽然知道认为事不干己，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对下一世人透支。所以国家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国民党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又打三年内战，前债既未忘记，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当然要捉襟见肘，终于破产。
抗战八年，国民党只有一件事诚实无欺：十二万知识青年的从军和复员。政府每一句诺言都兑现了，战后还增加了项目：本来只有就业，增加了辅导创业；本来只有就学，增加了派出国外深造。后来国防部办理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宣传资料上说，一切条件和第一期相同，蓄意透支第一期知识青年从军存入的资本，再欠新债。所以，政府从未用第二期知识青年从军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