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评论中国政局，常说抗战胜利的时候，国民政府蒋主席的声望升到最高点，如果那时蒋主席退出政坛，可以成为世界伟人。
他是否应该交出权位，是另一回事，若说他那时声望最高，却是和我们的生活经验不符。我们所知道的是，抗战突然胜利，他的声望急速下滑。
第一个挫折是朱德公开抗命。
八月十三日，朱德发表打给蒋主席的电报，反抗“驻防待命”，认为驻防待命“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八月十七日朱德再公开第二封电报，坚持在“解放区军队的作战范围内”，有权接受日军的投降。他对蒋主席说“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又说“你和你的政府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人民的武装力量”。
朱德的电文里还有一个长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是非常有利于敌人。”
我问王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中共一直宣传国民党不抗战，因为蒋主席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对日本有感情。
抗战八年，蒋委员长一向壁立千仞，言出必行，以此赢得拥护尊敬。朱德以石破天惊之势，向他挑战，他似乎完全不能反应。他想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执，原则是对的，可是争执越演越烈，他的形象严重受损。
第二个挫折是签订中苏友好条约。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依条约规定，外蒙独立，东北的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由两国共管。中国损失重大，新闻界称这个条约对中国“割去一块肉，抽掉两根筋”。“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这条约令人心碎。我们都受过军训，见过战争，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前进五十公尺要付出多大代价，而蒙古是那么大、那么大，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等于把中国的领土割去十分之一，也等于南北朝鲜日本越南再加缅甸的总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条约的名字居然叫“友好”！新闻报道说，宋子文不愿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他辞去了外交部长。在战时，以至战后，宋子文并不是一个受公共尊敬的人物，可是这件事，他对这个条约的态度，使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不签条约，中国得罪了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今后完全陷于孤立。签了条约，我们的情感没法宣泄，意见无法表达，只有对宋子文一鞠躬来维持起码的是非标准。
第三件事，他发表“以德报怨”的文告，要求全国同胞对已经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宽大对待，他引用了新约的“爱仇敌”和论语的“以德报怨”。
这是一份引起争议的历史文件，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学校里，也曾有人不以为然。但稍经辩论，下面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有一百多万军队驻在中国，他们当然担心“降卒”的命运，蒋主席及时作了这样的宣告，日军就不会逃亡或反叛，听候中国政府安排。还有，日军侵华，对中国人屠杀、炮击、轰炸、纵火以及逮捕拷打太多太多了，八年来的抗日宣传，也都是“血债血偿”之类。现在日本战败投降，倘若沦陷区的民众趁机对日本军人或侨民加以报复，日人挺而自卫，岂不难以收拾？蒋主席的宣告，不失为防患于未然。
还有一层看法。这日军日侨，总数超过两百万人，杀也杀不完，留也留不下，他们回到日本以后，你希望他是中国的朋友、还是中国的冤家？这就更为深谋远虑了。
至于“以德报怨”四个字，我们那时并未发觉不妥。抗战八年零三十九天，军民血泪未干，尸体未寒，这时要劝国人宽容，寻常格言并没有说服力，好在耶稣有一句“爱仇敌”，警辟激烈，发人猛省。但中国元首的文告得在“舶来”之外再配上“国产”才合身份，要找一句成语与“爱仇敌”心同理同东西呼应，当然是“以德报怨”。至于说孔子反对以德报怨，那倒问题不大，胜利文告并非阐扬孔子学说的论文。
他转弯太急太快，大家跟不上，只觉得这个委员长已经不是那个委员长了。
如果国共能就受降问题达成协议，避免演变成内战，他的声望可以恢复。如果蒙古真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国家，不为苏联变相并吞，他受的伤害可以痊愈。如果国民政府能在战后复兴经济，使饱受战祸摧残的人民得到补偿，大众可以忘记对日本的慷慨。可是这三个“如果”永远只是如果。
再下去，是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弄成“劫搜”。
再下去，是一场糊涂的行宪。他的声望跌至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