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 6 月 21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一家五口人，父母、姐姐、我和弟弟。上幼儿园时，我的名字还是“杨立伟”，等到上小学认了字，自己觉得“站立”的“立”哪有“胜利”的“利”有气势啊，于是自己改成了“杨利伟”。上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年代。我们是从小听着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故事长大的一代。姐姐“立军”大概觉得“美丽”的“丽”更适合一个女孩，也改做了“杨丽军”。
我第一次显露“英雄气概”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那时，绥中的道路上鲜见车辆，每天我都从幼儿园自己回家。路上有时会遇到比自己大的孩子拦道。上来便问：“你有哥哥吗？”如果说自己有哥哥，而且不止一个，他们就会害怕了，让你过去。如果说自己没哥哥，那免不了要被欺负一回。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总是被欺负，于是我担当起他哥哥的角色。每天幼儿园放学，我都组织幼儿园中班的孩子一起回家，人多势众，再也没有大孩子敢来欺负我们。
直到现在还有些同学或朋友叫我杨哥，我想可能和我有个弟弟，心理角色一直是保护弱小、主持正义的哥哥有很大关系。
在当年的绥中县城，我家的生活条件算是中等。父亲在土特产公司工作，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都是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我们家并不富裕，那个物质短缺的时代，生活条件似乎都差不多。当时，规定每月人均三两油、半斤细粮，除此之外就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好不容易攒点白面还得等到过年才能包点饺子。家里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现在市面上的高粱米变得好吃多了，要磨好几遍，甚至比大米还白，小时候吃的是那种红色的高粱米，实在不怎么好吃。
至于菜，只有夏秋才能吃到时令蔬菜。东北的冬天，则只有大白菜和土豆，还是秋天贮存起来的。那时我常跟隔壁的孩子一起拿着肉票去排队买肉，当时买点肉不容易，不像现在，都爱挑瘦肉买，那时没人买瘦肉，都买肥肉，拿回去好炼油。几乎每家都有个小坛子，里面装的肥肉炼出的乳白色的荤油，实在没有菜的时候就挖两勺荤油放到米饭里和着吃。荤油和饭，再浇上点酱油，曾经是我向往的美食。小的时候不挑食这个习惯对我很有好处，直到现在，我也不讲究吃，一碗饭，有点咸菜，我就吃得很香。
我和姐姐、弟弟经常去拾柴，其实就是去把剩在地里的玉米茬子刨出来，拿回家烧火。家里的炕洞要是串了烟，就满屋满院的灰烟弥漫，个顶个都成了包公脸。那时也烧煤，但很少，因为买煤是要票的。
由于县城临海，鱼、虾、螃蟹经常可以吃到，那时的海鲜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很便宜，两个鸡蛋就可以换好几个又大又肥的螃蟹。卖海货的人用车子推着箩筐里的螃蟹，走街串巷地吆喝：“螃蟹，大海机螃蟹嘞。”我们说的海机螃蟹就是梭子蟹，很肥，满盖儿的黄。没有蔬菜吃，我却能吃上不少鱼、虾，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大海，喜欢吃海里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海边，每年的寒暑假，我几乎都会在海边度过。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小时候的生活，是因为许多次和航天员战友们聊天，发现大家的童年都大致相似，经历也有许多相似。贫乏的物质、单纯的生活是我们对过去的共同记忆。这不是“忆苦思甜”，而是想认真回想一下，童年与我们的今天，有什么样的联系。
那时的生活条件与今天相比，自然有云泥之别，但是我们也拥有现在的孩子所没有的东西，有限的书本、自制的玩具、无边无际的奔跑，一切与现在孩子们多么不一样。
当年，我们家的生活水平谈不上贫困，毕竟父母两个人都在挣工资。但除了保障我们吃上饭，父母基本上没有经济能力再满足我们的其他要求。有一个阶段，我特别渴望看书、买书，但家里确实没钱，没办法，我就出去捡东西卖，有时会从工厂扔的垃圾中捡到铁块什么的。当时的小人书几分钱一本，我就一分钱一分钱地慢慢攒，攒几毛就买一套，逐渐积攒了很多小人书，全都是惩奸除恶、报效祖国、为国捐躯的英雄故事。
我当兵离家的时候，那些小人书依然保留着，装满了好几个抽屉。《水浒传》、《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各种英雄好汉的故事都是成系列的、完整的。遗憾的是，这些小人书最终都没保留下来，我弟弟结婚的时候，收拾家里，以为是不要的，他卖给收废品的了，也没卖出几个钱。当时我远在部队，听说后可惜得不行，也有些生气，那可是我童年的珍藏啊。
我从那时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当然，除了看小人书，还看一些童话书。不单自己爱看，还爱给别人讲。我到姑姑家过假期时，会给那里的孩子讲很多他们从没听过的故事。
姑姑家在兴城的海滨乡，打开窗，就能看见一浪推着一浪的大海。当时的东北农村还没有通电，用油灯，七八点钟天一黑就睡觉了。放假时，我就到姑姑家住几天，跟农村的孩子玩得很好，他们没那么多课外书看，我是从县城来的，看的书多，知道的故事多，我一到那里，就有很多孩子围着我听我讲故事，我就讲《安徒生童话》，讲《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些书我几乎能背下来。
每次我讲故事的时候，围着我的小伙伴们都一声不吭，非常入神，油灯的光芒在他们的眼中忽明忽暗，连口水流下来都不知道擦。自己也讲得眉飞色舞，觉得很神气，东北的火炕，很大很温暖，一炕的孩子挤在一起，讲到关键时刻我要是故意停下来，他们就特别急切特别诚恳地央求我。
“后来呢，后来呢，快说啊！”
“后来啊……”我故意放慢语速，装作一副回忆故事的样子。
“求你了，快说吧！杨利伟，快说啊，快说啊！”小伙伴们拉着我胳膊左右摇摆着，恳求我继续讲下去。我带着一份小得意，心满意足地继续。那些天方夜谭一样的故事给他带去了快乐，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的性格跟童年时期相比，变化不大。虽然调皮，但话不多，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话不多，但很调皮。
姐姐有女孩的游戏，基本不跟我玩，弟弟又比我小七岁，我成为三个孩子中最淘气的，也自然成为姐弟三人中挨打最多的一个，“行刑”的主要是父亲。因为什么事情没听招呼，或者又调皮了，东北的扫把，他拎起来就打，虽然算不上疼，但是让我觉得很有威慑力。
家里要求放学了要回家，要做作业，不能跑出去玩，那时经常做不到，回家晚了作业没按时做，就要挨打；有时候淘气，在外边把人家玻璃打破了，人家找到家里来，也少不了挨一顿打；我还经常和人家摔跤，放学之后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罢不休的，一玩两个小时，一身泥一身汗地回家，有时也会挨打。
长到十岁左右，我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玩打仗游戏。常在机场附近的开阔地带“开战”，那里有一种豪迈的气息，有平坦的跑道，有草地，还有以前留下的炮楼。孩子们分成两伙，一伙人守，一伙人攻，通常是身体结实的演好人，矮小瘦弱的演坏人。战斗开始时用石头和土块互相攻击，经常是直打到一方有人“负伤”——谁被石头砸哭了，大家才惴惴不安地各自回家。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带领我方“战士”，以一个小土坡作为掩护，用石头向敌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枪林弹雨”中，我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砸破了，那个同学叫二宝。老师带着二宝缝了三针，我存在老师那儿的零用钱全都变成了二宝的医药费。那时候老师鼓励我们储蓄，有几分钱就放老师那里储蓄，我攒了很长时间，快到十块钱了，这个数字已经算一笔财富了，结果一个石头砸出去，老师就顾不得我心疼把小猪储蓄罐打碎了，拿我储蓄的钱给二宝当了医药费。
看着二宝头破血流，我实在是万分愧疚。可爱的小猪储蓄罐砸碎了，也把我心疼得够呛。现在想来，我之所以那么热衷于“打仗”游戏，是因为从小就埋藏在心里的英雄情结，渴望有一天能冲上战场，保家卫国。在孩子的理解里，英雄一定最强最厉害，不怕危险、永不服输。在这种英雄情结的影响下，我形成了争强好胜、不服输、挑战刺激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