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1年,波斯帝国(伊朗旧称)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侵袭,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城)沦陷,波斯国王伊嗣俊殉难。伊嗣俊的儿子、也就是帝国的王储卑路斯“火线继位”,一边率残军退守抵抗,一边求助“国际干涉”。
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罗(今阿富汗一带),在吐火罗人帮助下,一度收复了边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长,在阿拉伯帝国的疯狂反攻下,卑路斯和吐火罗人难以招架,于是他们联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难”。
国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后关头为何向大唐寻求“政治避难”?
史学家多是从军事实力对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纪,世界只有两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那就是大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两国争夺的焦点就是现在的中亚与西亚。大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大小争战20余次,大唐军队“胜多负少”。
所以,当时西域各国,也就是中亚和西亚地区,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去中国避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只有大唐帝国能抵制大食的东进。其他中亚诸国,包括东罗马帝国,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权。
当然,这类分析也是不错的,但显然不够全面。这里,除了不可或缺的军事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统”地位。
无论是东罗马帝国,还是波斯帝国、西亚诸国,甚至阿拉伯帝国眼中,大唐帝国无疑是占据“世界主体文明”的国家。这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占据政治文明制高点;二是拥有她主导的、高举国际正义旗帜、具有军事干涉能力的国际组织——天可汗。
从政体的先进性和影响力而论,唐均堪称世界领先。是时,和中国保持“政治交往”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大唐政治,可谓红遍世界。
而说起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天可汗”,众所周知。它不是一个简单名誉称谓,也不是一个纸糊的王冠,而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组织体系。昔日“天可汗”,从范围上,算不上今日联合国,但却相当于“东方北约”。这是中国主导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机构”,其作用主要是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担当起两方面义务,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之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受征中国平乱。
因为有了天可汗组织,公元七世纪“国际道义舞台”就此成为“中国领衔”表演。日本人称此时的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亦非虚语。
“烈烈王者”所向披靡。弱国被强国欺凌,大唐岂能坐视不管?高宗欣然接受了卑路斯请求,马上设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内的扎博勒),以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将波斯与大唐“安西都护府”连成一片。
然而,由于波斯都督府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波斯全境不久终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无法独存。公元670年,高宗招卑路斯入朝,授“右武卫将军”衔,命人修建长安波斯寺,卑路斯与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先后定居长安。
尽管大唐没能帮助波斯复国,但摄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军终究未敢穷追卑路斯到中国内地。扶弱济困、主持正义的大唐帝国,还是赢得了弱国的尊重,“天可汗”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在军事上,基本保持着对大食的绝对优势。阿拉伯大军在天宝前期的几次中等规模的冲突里均败于唐军,后来倾其国力发动怛罗斯会战,20万阿拉伯军面对3万唐军依然难以战胜,最后只靠唐军内部的反叛才将唐军打退,而阿拉伯军的自身损失却是唐军的几倍。阿拉伯人虽胜尤耻,唐军虽败尤荣。后来即使安史之乱爆发,阿拉伯也终未敢进兵西域。
因为有了大唐帝国的存在,阿拉伯帝国东进的步伐被阻挡在葱岭之外!
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长安。这个国破家亡的波斯亡国君,因为有了中国的庇佑,安稳地度过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为阿拉伯大食战俘的可能。
世界主体文明大国一个侧证,就是她能建立起周边国家包括流亡者信任的国际组织,成为各国政治流亡甚至叛国者的首选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在世界遴选“政治避难所”,首推大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