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度完一个长假回到家，感到很放松。此时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感觉到“这个世界多美好！我能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女儿Karen，想与她分享好心情，她在法律学校读三年级。我说：“嗨，我有一个精彩的——”就在这时，她打断了我的话：“妈妈，就在你离开以后，我发现颈部长了一个肿块，医生刚给我做完活组织切片检查，还得再做一次，因为他们还不能确定肿块是不是恶性的。”我紧张起来了。当我听到“恶性”这两个字时我的身体缩成了一团。我想叫喊：“病不可能找到我的女儿。她刚参加了纽约的马拉松比赛！她喜欢吃花椰菜。她对未来充满了梦想。这不可能！”
行程安排与活组织切片检查要花一些时间，我等着，她在纽约而我在多弗。在第二次活组织切片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给我打电话——淋巴肉芽肿病——一种淋巴癌。当时我女儿一个人在纽约，医生不敢告诉她结果。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一个朋友陪着我，我的女儿紧紧靠在她男朋友的胳膊上。连接我们俩的电话线就像是一根细长而脆弱的脐带，连接着母亲与她的孩子。“癌症”这个词萦绕在我们周围，挥之不去。
第六个星期我内心这种“母亲的牵挂”让我实在坐不住了，我乘飞机去纽约。在电话中我安慰她，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但我还需要看望她，拥抱她。光是语言上的安慰是不够的。化疗并不顺利。经过几个月的用药以后，她的头发掉了，剩下了一个光头——我忍不住要轻拂她，吻她。她讨厌这种举动，气急败坏地说：“我又不是婴儿，别碰我的头！”
在一个清新的、有风的秋日，我们乘地铁去化疗。在地铁车厢里，她光亮的秃头在拥挤的人群中非常扎眼。我像往常一样：当Karen检查她的治疗效果时，我开始浏览一本《纽约城咖啡导购》。我们要寻找纽约最好的卡布其诺……还有一小块巧克力放在旁边。卡布其诺与巧克力成为了化疗的解毒剂。
化疗完了以后，我们去咖啡馆。就像平常一样，我走在后面。Karen是很容易跟上的，她的闪亮的光头摇摇晃晃，就像一个保龄球。我跟随着闪亮的光头，直到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突然停下来睁大眼睛看着我女儿。他直盯着我女儿，气愤地骂道：“光头！”
我的母性促使我想保护她。“他怎么敢……”我真想狠狠揍他几拳，但我女儿拉着我的手推着我往前走：“妈妈，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我宁愿做个反抗者，而不愿是一个牺牲品。”
Karen拒绝成为癌症的牺牲品。她选择“寻找卡布其诺与巧克力”——这是防止成为牺牲品的抗剂。她在这种反抗精神中生活了18个月，这期间她从法律学校毕业了，和她的男朋友一起买了房子，并开始工作。她甚至还长出了一小点头发。
我们大家都可以选择反抗而不是成为牺牲品。什么是你生活中的卡布其诺与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