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鸡心形玉佩，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铜承露盘和玉高足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玉剑璏，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玉樽，西晋刘弘墓出土。
玉组佩，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王珣《伯远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献之《中秋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酷爱书法，在自己卧室旁设一小暖阁，用以珍藏三幅世之所稀的名帖，供他时时把玩。此阁名为三希阁，此三帖唤作三希帖。乾隆帝视《快雪时晴帖》为三帖之首，在帖前题写了“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快雪时晴帖》共二十八字，被誉为“二十八骊珠”。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26]谢鲲对嵇绍和卫玠的欣赏，均见《世说新语·赏誉》。
[27]以上见《晋书·卫玠传》，《世说新语·容止》及刘孝标注引《玠别传》。
[28]见《世说新语·容止》。
[29]见《世说新语》之《方正》、《简傲》。
[30]分别见《世说新语》之《容止》、《赏誉》。
[31]见《世说新语》之《赏誉》、《伤逝》。
[32]见《世说新语·赏誉》。
[33]见《世说新语·容止》。
[34]见《世说新语》之《言语》、《赏誉》。
[35]见《世说新语·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