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没听说过抗战期间的二十九军，那你应该听说过赫赫有名的“大刀队”；如果你没听说过“大刀队”，那你肯定知道有一首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我们就要说说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不起，可能这个故事，并不像我以前的故事那样，能让你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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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6日这一天，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接到了一纸军令：将部队布防冷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家峪至马兰关一线的长城关口。
这一刻，二十九军上下都知道：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枪干了！
这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两年。
在占据了东北三省后，野心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早已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将手伸向了华北。
1933年元旦夜，日军炮击山海关，两天后，将刺眼的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两个营全部殉国），后方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
日军随即向延绵的长城一百多个关口发动全面进攻。
长城，在中华民族心目中有特殊的含义。当长城烽烟燃起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喜峰口大刀队
“长城抗战”的守军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受命加入的，就是“长城抗战”，而让二十九军一战成名的，就是这场大抗战中的“喜峰口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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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喜峰口大捷”，历史教科书上已有不少交代，我们这里只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3月6日，二十九军接到军令，3月7日，二十九军接防喜峰口阵地。3月9日，日军铃木、服部两个旅团进犯喜峰口，并率先抢占高地。从9日夜到11日夜，二十九军与日军展开血战。12日凌晨，二十九军109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率500人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刀光飞舞，日军鬼哭狼嚎。据战报，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
这就是著名的“大刀队”夜袭。后来，作曲家麦新在上海为此专门谱写一曲，就是现在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
3月16日，日军放弃喜峰口，改向罗家峪进攻。“喜峰口大捷”由此声名远扬，而二十九军和他们的“大刀队”更是名震天下。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方面在一败再败、退无可退的情况下，第一次让气焰嚣张的日军受挫，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场大捷，而是这场大捷背后所体现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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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这场战役的本身。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以“喜峰口大捷”一战成名。但整场战役，其实不是二十九军一家在打。
事实上，除了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外，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的，还有东北军和中央军。
其中，东北军王以哲的一〇七师，以及中央军第十七军的关麟征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以及南天门一带的阵地打得尤为惨烈，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过程最激烈的战斗。
但这场各路军队汇集，倚仗长城险关，与日军殊死一战的“长城抗战”，最终其实是失败了。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是张学良亲信，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和实施人之一。1937年2月，东北军兵变，王以哲遇害
“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约30万人，而作为对手的日本关东军，一共只有8万人（其中包含3万伪军）。中国军队伤亡4万人，而日本军队，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2600人。
到了1933年5月，中国军队防守的各路长城阵地已呈现崩盘之势，只能全部撤退。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这无疑是一份耻辱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不能越过警戒线。日本军队可以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侦察长城以南地区，中国方面还应该提供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
从此以后，华北门户大开，无险可守，日军可以轻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一行，与日本方面代表冈村宁次一行，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是中国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次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军队拉开架势打的一次战役，但结局，却和他们想得不太一样。
所以，当全国民众都在庆祝“喜峰口大捷”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在意宋哲元战后的一句感叹：“我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抗拒五万敌人，真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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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多，心又齐，怎么会打成个“奇耻大辱”？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二十九军的“大刀队”。
“大刀队”一战成名，二十九军人人背一口大刀，当时让国人无不啧啧称奇。但是，却很少有人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简单：因为二十九军穷啊！
当时二十九军的装备，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也就比川军稍微强一点：整个军（当时2万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加在一起不过100挺左右，每个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全军用的步枪，1/3是自己造的土枪，子弹也严重不足。
大刀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西北军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军刺刀，还是因为军刺刀对钢的要求高，规格也严，而大砍刀相对制作工艺要求低，中国普通的铁匠铺都能打造。
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其实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力与日本军力的一个折射。
就以钢产量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前夕，日本每年的钢产量是8.7万吨，而中国呢？是700吨。
事实上，“大刀队”奇袭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夜色掩护和出其不意。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的换到白天的白刃战，即便西北军有习武的传统，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对付当时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后的“三八大盖”，还真的不敢下定论（日本步兵对刺刀拼杀有极为严格的训练，抗战时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都承认日本的单兵素质远胜中国）。
还有一点，当时国内媒体没提到——当然，他们也未必知道——“大刀队”夜袭后撤退时，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射击，伤亡大半。
所以，当时有个叫黄绍竑的桂系将领，在参与“长城抗战”后，对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大刀队”的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报》，报道称：
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收到了几千枝日本枪，捉住了许多辆日本坦克，抬回来许多架日本开山炮。这个故事，岂不比（法军守卫）凡尔登的故事还威武！还壮烈！还光荣！还灿烂！
黄绍竑在“长城抗战”停战后，在上海对《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吗！
话虽说得刺耳，但也确实引发人们的一个感慨：都已经进入20世纪30年代了，我们的子弟兵竟然还挥舞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肉搏，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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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说，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宋哲元。“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是第一批通电要求全国抗战的将领
于是，就要说到第三个问题，关于人的问题。
这个人，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如果你只凭历史教科书关于宋哲元这个人寥寥几笔的叙述，是很难理解这个人的转变轨迹的——从1933年全国皆知的抗战英雄，慢慢蜕变成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后差点与日媾和，做了汉奸（有史料表明他后来已派人和土肥原贤二接触）。
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了1933年“长城抗战”后华北一带的变化，你就不难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的部队撤离了长城一带，华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这样的机遇下，宋哲元大力扩充部队，二十九军从原来的区区2万多人，扩充到了10万人，武器装备也上了一个档次（全军配备的轻机枪比中央军配备的还要多）。
随着势力不断扩大，宋哲元的地盘已经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座大城市，并坐拥领地内的税收。
有枪，有人，有钱，有地盘，然后会滋生什么思想？没错，就是军阀思想。
在“长城抗战”期间，宋哲元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感动无数国人
在握有华北地区统治权后，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严格禁止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种种退让，换得日本人对他统治华北的实质认可。
宋哲元无疑是痛恨日本人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其他方面，他的思想和一个旧军阀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你理解了宋哲元身上体现的军阀思想，就不难理解抗战期间整个中国的一大难处——当时的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一个名义上有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因为要抵抗外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军阀共同体。
但宋哲元的算盘还是打得太理想化了——华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哪怕他想在刀尖上跳舞，也是不可能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
就在连蒋介石都已经认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开始部署全面抗战的时候，宋哲元居然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宋哲元的态度，影响了二十九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张自忠。
“卢沟桥事变”时，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曾专门打电话，训斥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旅长何基沣，他训斥的话，可能最能代表二十九军高层当时的心态：“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1]
日军通过卢沟桥
但是，日本人对宋哲元的“抛媚眼”，只是在为自己调动部队争取时间。时机一成熟，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香月清司随即给宋哲元发去了最后通牒：限在7月28日中午之前，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平。
直到那一刻，宋哲元才真正醒悟：日本人是真的要全歼二十九军，大举侵华。
7月28日，宋哲元向二十九军各部队下达了平津地区防御作战的指令，但命令刚下达，部队防线还未展开，早已等待多时的日本军队就排山倒海般地发起了全面攻击。
赵登禹从冯玉祥贴身卫兵做起，一路做到师长，牺牲时年仅39岁。那一天壮烈牺牲的还有二十九军另一位高级将领——副军长佟麟阁
仓促迎战的二十九军将士立刻被分割包围，陷入苦战。在北平的南苑防线，“喜峰口大捷”中一战成名，升任一三二师师长的赵登禹身先士卒，再次提着大砍刀亲自督战，但被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
一天之内，北平外围阵地尽失。
28日晚，宋哲元决定把烂摊子丢给张自忠，自己率军部撤往保定。临行前，他还交代张自忠：“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
忠心耿耿的张自忠选择服从命令，他说：“你们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事后正如张自忠所料，他背负了汉奸之名，被人唾骂“自以为忠”，之后萌发死志，将功赎罪，壮烈殉国。详见《“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28日夜，宋哲元等人撤离北平。29日凌晨，曾经在“长城抗战”中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二十九军官兵，大部分都撤离北平，只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
北平城门洞开，不战而降。
而就在7月28日，当北平城南面响起枪炮声的时候，全城的老百姓还都兴高采烈起来——自己的军队终于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老百姓们迅速组成了慰问队，在马路两旁摆出西瓜、馒头、酸梅汤等食品，向过往的士兵脱帽致敬。
他们还迅速请来了几十名磨刀人。
他们想为二十九军的官兵磨大刀，杀倭寇。
馒头说
写今天这篇故事的起因，是这个周末，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传播颇广的“抗日神剧”片段。
在这个片段里，一个八路军战士（看模样可能是炊事班的），在全军比武中发明了一系列神奇食物。
他当着部队首长的面，咬了一口包子，咀嚼几口，把剩下的一半往远处一扔，“轰”，爆炸了。随后，他又摆出了西红柿、黄瓜、萝卜等一批食物，都是咬一口，然后往远处一扔，“轰轰轰”，看那个爆炸效果，比手榴弹要强多了。
这位同志高兴地表示，这是专门“孝敬”鬼子的。八路军战士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一个首长也咬了一口包子，说：“味道还真不错！”另两个首长频频点头。
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自己就是搞炸药的）的“包子炸弹”……我们似乎已经早已习惯了近乎戏谑的“抗日神剧”，而渐渐淡忘了那14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先辈们是以一种怎样的决死信念和千千万万条生命筑起的血肉长城，才抵御住了一次濒临灭国的侵略。
我们总说，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小日本，却有多少人知道，当年有多少满腔热血的中国军队进入战壕，连日本兵的影子都看不到，就整班、整排甚至整连地被日军炮火炸死在战壕里。
那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一个农业化国家的降维打击啊！
写这篇文章，绝没有贬低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之意，事实上，大刀队的战绩伴随着《大刀进行曲》，鼓舞着无数中国子弟兵在抗日战场上顽强不倒，死战不退——在台儿庄战役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刻，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将士们，是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再一次扑向敌人的。
但是，现在一味强调“大刀队”，乃至神话我军的各种“超能力”，展现日军的各种不堪一击，其实是对14年抗战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的最大不公。
落后就是要挨打的。
我们永远需要“大刀精神”，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大刀”的时代。
[1]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上），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