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宗旨在于描述北平西北郊一带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形，并且企图在事实中能寻出这种四大门宗教对于农民生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作者深信仅有比较宗教的研究，方能给我们一种正确的观点。我们若是带着自己的宗教成见，去看另一种宗教，很少不被这样先入为主的障碍物蒙蔽了事实的真相。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意见显然是非科学的。华利司（Wallis）说得很对，“当讨论人类各种宗教时，必须力求客观，而不应对于信仰与仪式的体系加以估价”(1)。郎（Andrew Lang）也曾说过：“当一个人落在法术圈套之中，便是宗教。当他跳出这个圈子便是神话学了。”(2)在本文中，并不讨论此种农民信仰的真伪问题。至于谈到改革方案更是超乎一个民族学者的权限。我们承认杜尔干（E. Durkheim）的说法：“人类的制度绝不能建筑在错误与虚假之上，否则此制度绝不能存在。”(3)农民信仰乃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的理由。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各种宗教并无高下之别，每个宗教都有它的忠实信徒，从信徒来看，他所奉的宗教乃是无上的真理。我们又知道，杜尔干曾说过：“宗教乃是社会的反映。”事实上，某一种宗教的存在，与它所在的社会的情形是必然吻合的。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以往外国基督教的传教士，如De Groot、A. Smith、Dore一流，也曾注意中国的农村宗教。但是，他们的研究态度是感情用事的、非科学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宗教的偏见，他们的结论更是去事实太远。所以，对于我们的研究并无多少补益。
据作者所知，本国的学者讨论到农村宗教，也并没有注意这种宗教——四大门——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四大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仅仅是一种初民的迷信。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由于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四大门”的信仰，在农村中要占极优越的地位，其影响乃驾乎其他宗教之上，甚至于四大门的势力侵入到其他宗教的领域。而以往的学者忽略此种重要的事实，以致这一类的参考文献极其缺乏，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遗憾。
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四大门的信仰的普遍性，实在令人可惊。作者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乡民表示否认四大门的存在；有的人希望与四大门多多发生关系，有的认为四大门乃是邪道，不宜亲近。无论如何，四大门的存在由乡民看来，乃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在平郊村内，不信泥胎偶像的、不奉祖先的大有人在，而四大门的信仰则深入人心。
有人认为，信仰四大门乃是乡民无知的表现，香头乃是欺骗愚人的。此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从许多方面看去，乡民的知识比较我们的绝不为少。他们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弱。他们应付人事的圆滑巧妙，足以使我们自愧弗如。如果认为香头是一种欺骗，此种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在香头“坛口”上所挂的大大小小的匾额、乡民许愿的供品，以及香头与农民之间所流行的丰富而生动的神话，这都是四大门信仰之真理的证据。
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观点来讲，香头的行动是反常的，并且是歇私退利亚症（hysteria）（即歇斯底里症——编者注）的表现。作者承认这种观点是同样的正确，同样的合理，但这并不是社会学的观点。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唯一的解释。作者有一个偏见，就是本文的研究为保持严明的社会学立场起见，所以并未采取心理学上的解释。但是，作者希望对此题目有兴趣的心理学家能够从另一方面入手，着重香头之人格分析、乡民的集合心理、象征之内蕴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问题，那么更能增加我们的了解。
本文研究的方法乃是“局内观察法”。第一步所做的准备工作，乃是学习乡民的土语，特别着重在四大门信仰中的术语。在研究过程之中，作者接受鲍爱士（F. Boas）的意见，将农民信仰分为两类，就是“公开的”与“秘密的”（exoteric与esoteric）(4)；“公开的”部分乃是农民之间对于四大门的通常信仰，“秘密的”部分乃是香头对于四大门独有的解释，而为一般农民所不知道的。
作者研究农民信仰时，竭力避免从一两个人口中得到报告，而尽量与各乡民直接谈话，藉兹明了这四大门信仰的普遍势力。关于“秘密的”部分，作者便由十几个香头得到所希望的材料。作者到“香坛”去“求香”，向他们表示同情，对于“仙家”奉献供品。无论如何，已然多少具备一个信徒的条件了。由于气味相投，他们便会很高兴地叙述“当香差”的历史、拜师的典礼、“朝顶进香”的盛况、仙家显著的灵验等等。这些材料都是香头的专利，而为一般乡民所不知道的。
作者认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未能利用照相来说明香坛的布置、香头下神的仪式。因为在各香头的心目中，作者乃是一个忠实信徒，如果使用摄影机，恐怕引起他们的反感，使研究发生阻碍。这是本文很大的一个缺点。
本文其他的缺点也很不少。将宗教概念与宗教活动分开来讲，在叙述上发生许多困难，在将来的继续研究上，都是须要改善的地方。
本文所要回答的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四大门信仰是属于哪一种宗教体系？我们希望由于神话的探讨和仪式的分析，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二，四大门信仰的功能是什么？香头在社区中负着什么任务？何以在“破除迷信”的旗帜之下，香头制度在不利的环境之中，能够依然存在？等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应注意的是四大门势力的广度。有些社会组织，如乩坛、理门公所，也成为四大门活动的园地。甚至武术都和四大门发生了关系。本文自然未能概括四大门之所有的活动范围，此仅是一个研究的开端而已。
最后，我们不应忽略历史事实的重要性。虽然本文限于实地研究，无暇提供过往的证据，但是无论如何，历史文献的研究不可缺少。虽然四大门信仰的起源一问题，还不是现在所能解决的，但是，它的变迁情形很能帮助明了现状。至于四大门之信仰之地理分布情况，也是同等重要。这些繁复的工作，不是一人一力所能完成，而有待于学者的共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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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llis, W. D., Relig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New York: Crofts, 1939, p. 2.
(2) Ibid. Quotation from A. Lang.
(3) Durkheim, Emil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ns Life, London: Allen & Unwin 1914, p. 2.
(4) Boas Franz, Race, Language,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pp. 31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