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无一不依靠个人努力，而非依靠集体的奋争（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利要比集体的权利重要得多，争取宽容的斗争，正是这两派自古以来冲突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同意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享有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往昔岁月里，有时会出现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明统治者，他对臣子们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他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自食其果。”
在这种情况下，性急的臣民们就急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几个壮丽的字样：“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的绞刑吏的惧怕而作出的，因此难以持续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硕果。
16世纪后半期，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3种人都习惯于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作决定时要迅猛果断，依据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绝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或者心胸更宽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粮食和鱼类的搬运工。他们知道，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现金交易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6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荷兰成为进行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不仅如此，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实践“意欲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句古老格言的光辉榜样，他起初是个着装时髦、钱多财广的青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伟大的君主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女继承人，生活放荡奢侈，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不是个很用功的人，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有趣。
在他看来，宗教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初不过是被雇佣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微耍点手腕，再摆出几个大块头的警察，就能够解决掉。没那么严重。
不过，等他把握了国王和臣民之间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大人物就一下子变成了能力超群的领袖。遗憾的是，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不经公告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纨绔公子成为哈普斯堡家族最坚定、最成功的敌人。
财产的变动并没有影响他的个性。威廉在富有的时候就是个哲学家。后来，他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而且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他仍然是哲学家。曾经，有一个主教想建造大量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计划，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制止那些狂热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企图。
他的目标几乎毫无指望。
已经有2万～3万人惨遭杀害，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即将赴死的人，遥远的西班牙正在招募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将其粉碎。
有人想告诉那些为生命而战的人们，应该热爱刚刚绞死他们的儿子、兄弟、叔父以及祖父的人，但这谈何容易！但是，威廉通过自己的切身事例和他对待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一个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这场争取树立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瓜达教室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简短墓志铭，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葬在那里。这个孔赫特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一户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国外旅行，获得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刚一返回故乡，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极力阻挠他们的婚事。不过，儿子依旧娶了那位姑娘，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做的事：谴责儿子的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自己干活谋生了，这是有些困难。不过孔赫特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当上了铜雕匠。
天哪！一旦成为荷兰人，便终身要说教。夜幕刚一降临，他就急匆匆地放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就一天的重大时事撰写文章。他的文笔并不大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引人入胜”。但是他的作品里有许多类似于伊拉斯谟所阐述的易为人所接受的可笑常理，这使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并和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触，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自己的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特的争论。在教皇的支持下，国王菲利浦要干掉人类的大敌（也就是威廉），他悬赏25000金币，并以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为条件，找人去荷兰杀死威廉这个头号异教徒。威廉已经经历过5次没有成功的被谋杀，觉得自己有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菲利浦国王论点的责任，孔赫特出面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的态度会由此而转化为宽容，那真是痴人说梦，然而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威廉和菲利浦的这场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阅，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议论，现在却公开争辩起来。
不幸的是，争辩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结束了。公元1584年7月9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谋杀了威廉，拿到了25000金币的酬金。6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语的计划，也离开了人世。
在以后的20年里，战火四起，炮声不绝于耳，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斥骂。当敌人最终被驱逐出新共和国的边界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了。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情愿地和解了，如今又要扼住对方的喉咙了。
他们的争论当然要寻找个借口，但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名教授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本来没什么新鲜或出众的。但是，他们在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致勃勃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一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
一派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派是戈马鲁斯的追随者。
戈马鲁斯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一生在德国度过，是条顿教育体系的优秀产物。他的学问非常渊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来的诗律，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生于奥德沃特，这座小城市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他在孩提时代便赢得了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到德国，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在第一个假期回家度假时，阿米尼斯才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这种情景似乎要终止他的学业了，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悲惨遭遇，便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勤学苦读，五六年后便学完了全部应该学习的课程，之后，他又去寻找新鲜的知识源泉了。
那个时候，聪颖出众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者为他们的前程出几个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兴高采烈地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阿米尼斯
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阿米尼斯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这个时候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有一个名叫西奥多·贝扎的侍仆，像天使的牧羊人似的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非常的灵敏，立刻嗅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就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不过熟悉《弥尔顿文集》的人都清楚，300年前它却被看成是非常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高兴用哪个词吧）。他做学生时，十分厌烦教授们那老套的教学方式，于是选了一个使人震惊的题目做他的博士论文题：《亚里士多德传授的一切尽是谬误》。
不用说，这个题目没法取得教授们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一系列颇有才华的学术著作中，这使他的死成了注定之事。他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第一批受难者。
不过呢，恼人的著作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幸存了下来，拉姆奇特的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奔赴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劝说阿米尼斯前往巴塞尔，这个不幸的城市自从陷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咒后，“自由派”一直被视为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这番警告后，便启程向北走去。但是他又作出一项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大胆闯入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公元1587年返回故乡时，在乡亲们的眼中，他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他应邀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长。
在阿姆斯特丹，他不仅有所作为，还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誉。不久，人们便开始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组该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公元1603年，当他作为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被召往莱顿时，首都的全体居民都对他依依不舍。
倘若阿米尼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是不会去的。他到达莱顿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之间的差异已经是水火不容。阿米尼斯不得不声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们当然会问我，这两派到底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像也无法弄明白这些事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包括阿米尼斯在内的一派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具备自由意志，并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等人，他们教导说，人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神骰的一掷。
公元1600年，绝大部分北欧人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这样的布道——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命中注定要沉沦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教长敢于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马上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犹如心慈手软的医师，给病患者开不出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将那些病患者害死。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肆意攻击、咒骂他。最终，这个可怜的人被折磨而死。随后，上拉普萨里安派和下拉普萨里安派都介入了政治领域，这在16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便宣布下拉普萨里安派是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逆之徒。
这场荒诞不经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躺下归西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追随者，为荷兰共和国的建立立下功劳。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在这种情景下，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到此半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非常有势力的家族执掌大权。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没有丝毫的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现存的教会。每逢星期日，他们便满腔宗教热情地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处，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如今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抱怨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在“开会”，无法接见这些虔诚的教会人士。如果这些教会人士坚持不懈，且召集数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时常发生），那些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接过教会人士抄写得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但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面前关上后，官员们就会用刚收到的那些文稿点烟。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而有用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可怕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制宗教狂热的发展。
后人并不总是夸赞这些新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明确的区分。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考虑问题的宏观视角，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值得我们发自内心推崇的事情——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所，拥有各种思想的人在这里都得到了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过于动人。在内阁们非难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不时地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发行的小册子。不过，总体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斥责宿命论的教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在南方卫理公会教堂里否认上帝的存在，人们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平安无事。基于这一点，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因为观念而遭受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避风港。
没过多久，这里又重新变成为天堂的消息广泛传开了。在以后的200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群，这些人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