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公元1925年。如今已经快成经典之作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出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能试着尽力解释一下，宽容的理想在近10年内为什么如此惨淡地破灭？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越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要不要讲出来呢？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破碎尸体并非一件愉悦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应该在书中哪一页与15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这一部分是以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基调的。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眼下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适宜。
不过三思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我和我的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相当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后人知道：公元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对更高尚的前程的憧憬，而公元1940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辉煌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犯了什么错误造成了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我的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所写的信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最近这7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部搅和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害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有效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投入这个丑陋的大容器中的各种成分，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呕人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向我们整个星球扩散。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低劣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簇拥，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低劣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兴高采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这个东西强行灌进对他们无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要是不对大杂烩表示出兴奋的模样，不吞咽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马上就会被杀死。为了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就来告诉你们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又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这个人以前居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来看一下记录，看能可以找到些什么。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它似乎有点离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养过狗、猫或其他家禽动物吗？你想过这些卑贱的家畜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不会言语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对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都非常珍视、戒备。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容忍主人的孩子从自己的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刚刚踏上属于“它”的领地的草坪时，它立即就会吠叫起来。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邻居家北欧种的粗毛大猎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大猎狗敢于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连只顾自己舒适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愤怒地起身。
猎获大型动物的猎人们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告诉我说，野兽有着非常强烈的集群本能，外面的野兽休想加入它们的族群，哪怕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而言是多么有用。那些假装懂得不会言语的鱼的心理的人给我说，就算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当一个陌生的鱼出现时，也有固定的行动准则；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不会让一条外来的鱼混进来。
我不是很精通动物学，但我了解一些关于人类学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录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一向都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和他都有共同的承袭下来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会真正感觉到幸福。
当然，经济上的需要偶尔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依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不过，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持久。真正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凝聚在一起的原因，是这些人有许多与其他人泾渭分明的相同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
翻阅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录。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着相同的情况——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没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基础。我举个大家熟知的例子。
宣称“我们是人”的受苦之人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在数量颇多的例子中，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子民”，甚至更荒唐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贱的农夫，但他们却把自己视做“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苏密”——现在人们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它的意思（听别人说的）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很多部落——塔希提岛人是我们所熟悉的——也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甚远，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间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唯一有价值的人，他们瞧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认为那些人是异类，蛮子，应该受到鄙视。如果可能，还要躲远一点儿。
乍看起来，在这个令人诧异的规律中，希腊民族像是一个例外。但是他们高傲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嫡系后裔，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很尊重本民族的人。他们将非希腊人轻蔑地称为“barbarous”（希腊文。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的人）。这暴露了希腊人非常蔑视所有的非希腊人，并且还粗率无礼地称后者是异类，甚至那些在各方面实在是高出一筹，且心胸广阔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被他们认为是劣等人。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处于相同的水平。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3以上的数字，却十分得意地对欧洲最早的来访者声称：问他们是什么人将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当然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啦。
我们注意到，罗马人倒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并非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低于邻人。千万不要这样想！他们像现代的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作任何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人人都看得明白的——还要大惊小怪，实在是有失体统。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在乎的。
对于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唯一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的话题，我就谈到这里吧。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着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而来的，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明确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始终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小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做坚固的屏障，以此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享有独立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捧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稳定，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的一些种族的错误事例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在一起，推行着自己的禁忌，仿佛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似乎从未读过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迫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什么、思考什么，而且完全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通过的法律，竟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就在眼下，我们便能看到（如果我们肯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或种族排外性思想的发展。直到公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一直被视为黑暗时代的可怕残余。
显而易见，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6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让最抱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返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这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简直就像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情本身根本不在乎，它也不会由于你的愤怒而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吧。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巫师的大锅
从最广博的意义来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物。只有那些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才能够谈论得起。就像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一样，他们完全可以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望着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客，既然我们都居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可以找到答案的路，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仇视彼此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领袖就会立刻向我们叫吼起来，并扔来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追随他们走那条狭窄小道的人注定要永远坠入地狱，因此便残酷地镇压他们，以免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着走一走在“唯一权威性的完美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4世纪。从那以后，一些思想高尚的人们不时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时间很短暂）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并且允许依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来不是自下而上的。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涉，便依靠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要动用武力逼迫他们“入会”。因此，为了防止流血，往往需要出动警方。
全体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称号，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彻底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教派狂热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去世以后，这片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上涌入了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新大陆急需的强壮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倾听旁人的建议和评论。
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忙于勘探新大陆的自然资源，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这口大熔炉可以自行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看。因为人的灵魂不情愿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起中世纪的不宽容更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是依靠地牢和缓慢烧死人的火刑柱。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表述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闭眼不看的策略。因此，我作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令人惶恐的事态是做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工作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未来作出细致的规划。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飓风，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入贫困之中。人们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这些损失的。在这场灾难中，那些幸存下来而且毫发未伤的人们，一心只顾修葺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毁坏了的住宅。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废弃的街巷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冷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些陌生而又不健康的人，他们开始聚集一些被遗弃的人，宣讲起自己独创的教义。这些人是在凄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可能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变成森林的城镇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审视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优质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冒出了很多有害的新学说。这些新学说使我们清晰地忆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烘烘的弯曲小巷中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饥饿难耐，就出逃了。这些人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没有一点儿准备，如同17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荒野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进学校，私刑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宽容与理解的学说，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而言，宽容与理解的学说意味着诅咒。他们当然要不满了。
是啊，我们现在像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清除席卷全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正是某些极其古老的人类特性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以来，这些特性一直在沉睡着，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胜利而归，而且由于长期受到压抑，其狂暴、愤怒和残忍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得多。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画面。我们自己（感谢辽阔的大西洋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恶果中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不总是保持警觉，这种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并且会像铲平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文明和礼仪的遗存一样，将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依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实在是无事可做。空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用处。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冲动只会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对手会将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认为是单纯的懦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中欧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那些完全持相反信条的人们大谈什么宽容，就如同对白蚁甜言蜜语地说什么“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当前局势，进行正面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侵入。我们给了他们各种安全保障，直到他们有充裕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没有自由的下等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数量有限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且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急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大业的日子。
谁也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建议。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退缩，我们暂时失去了许多领土，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为发动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做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告别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观念。这类事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并频频发生。当我们勇敢地接纳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战斗——的时候，必须稳步地为那个愉悦的时刻做好坚实的准备。到那时，我们能够又一次为带来最后的和持久的胜利而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那些坚定的志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艰巨的一场战斗。但是承担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战事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造福者而受到欢呼——他们使人类从长久以来的偏见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偏见和优越感只要加上怀疑和恐惧，就会把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牲畜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之敌。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公元1940年8月
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