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大论战的时代
16世纪和17世纪是一个宗教大论战的时代。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几乎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经济，讨论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工资、工时、罢工等问题。因为这些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
可是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的遭遇非常可怜。他们听到的除了“宗教”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童稚的小脑袋里充满了着诸如“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以及其他上百个类似的奇怪词汇，表达着令他们迷惑不解的关于“真正信仰”的模糊观念，无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根据他们父母的意愿，他们从小就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浸礼教派的施洗（认为婴儿接受洗礼没有意义，成年后要接受再洗礼）。他们学习路德编纂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或者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原理》，或者念念有词地默祷英国出版的《公众祈祷书》里的“信仰三十九条”，而且他们被告知这些代表着“真正的信仰”。
他们说过亨利八世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位多次结婚的英国君主，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把原属教会的财产全部侵吞，窃取了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古老权力。当有人提及可怕的宗教法庭，还有它恐怖的地牢和许多刑讯室的神圣宗教裁判所时，这些孩子晚上肯定会噩梦连连。他们还听到同样可怕的故事。比如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如何捉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仅仅为了绞死那些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来取乐。这真是不幸，斗争中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双方恰恰势均力敌，要不然，这场斗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如今它整整耗费了近八代人的生命与精力，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只能拣重要的细节告诉你。如果你想了解详情，请你在众多的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书籍中去寻找吧。
新教徒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便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那些教皇们不过是业余人文主义者和从事希腊罗马古董交易的商人，他们从历史舞台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每天花20个小时管理交给他们手中的那些神圣事务的严肃的人们。
修道院漫长而不光彩的幸福时光消失了。修道士和修女们不得不日出而作，一大早爬起来念诵早课，悉心研究圣哲的著作，照顾病人，并安慰垂死的人。宗教法庭睁大眼睛，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以防危险教义通过印刷的途径加以传播。讲到这里，按照惯例提一下可怜的伽利略。他有点儿不够谨慎，竟想凭他可笑的小望远镜观察天空，发表某些与教会正统观念全然违背的所谓行星运动规律，因而他被关进了牢房。我们应该公平对待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我必须指出的是，新教徒和天主教一样，视科学和医学为危险的敌人。他们以同样的愚昧和不宽容把那些自主观察事物的人们当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
比如加尔文，这位法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日内瓦地区政治与精神上的暴君，当法国当局试图绞死迈克尔·塞尔维特（西班牙神学家、外科医生，因作为第一个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助手而出名）的时候，加尔文不仅大力提供协助，而且当塞尔维特设法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时，加尔文还亲自将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关进牢房。经过漫长的审判，加尔文毫不顾及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声望，让他因为其异端邪说而烧死在火刑架上。
宗教裁判所
宗教之争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很少有关于这方面可靠的统计资料，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对这场无益的纷争失去兴趣。大部分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被烧死、绞死、砍头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些诚实善良的普通人，却不幸沦为了那个精力旺盛且极端严厉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待你们长大之后，请一定记住它）是一种最近才出现的品质，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人，他们也仅仅是对自己无关痛痒的事物表现出宽容。比如说，他们对一个非洲土著居民表示宽容，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一名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因为这与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当他们听说身边的原本为共和党人且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的某邻居，现在居然加入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成立），并且想要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宽容了。于是，他们开始使用与17世纪几乎同样的词汇来谴责这位好邻居，如同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听说自己向来非常敬爱的好朋友沦为新教（或者天主教）的可怕异端邪说的牺牲品时候所用的词汇一样。
直到不久以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现在，当我们发现有某个人不重视个人和家庭卫生，使自己和孩子们受到伤寒病或别的可预防疾病的威胁，我们便会向卫生局报告。于是，卫生局的官员便会叫来警察来协助他将这个可能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的人带走。在16世纪与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即公开怀疑天主教或新教的那些基本教条的男人或女人，他（她）往往被看成是比伤寒病毒携带者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确实很有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可是在他们看来异端邪说毁掉的却是人们不朽的灵魂，因此对所有善良而有理性的人们来说，提醒警察留心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异端分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未曾这样做的人，就如同一个现代人发现自己的房客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不电话通知最近的医生一样，应该受到谴责。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你将听说许多有关预防医学的事情。所谓预防医学，简单地说，就是医生不是等病人病倒之后，才着手去医治他们。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身体情况及他们饮食起居的环境，清扫垃圾，教他们该吃什么，应该避免什么不良习惯，教给他们关于保持个人卫生的一些简单知识，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所有隐患。不仅如此，这些医生还会去学校，教孩子们怎样正确使用牙刷，怎样预防感冒等。
在16世纪，人们把灵魂的疾病（这一点我一直努力向你们说明）看得远比肉体的疾病更为可怖，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套精神预防医学体系。当孩子们长到能够读书识字，就要用真正的（并且是“唯一真正”）信仰原理来教导他。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人的全面进步，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对“教理问答”的反复解释上面，但除了神学之外，也传授其他方面的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书籍，这使得印刷行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在教育上。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会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朋友，教会欣然与新创立的耶稣会结成了同盟。这一卓越组织的创始人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段邪恶的冒险生涯和不洁生活之后，皈依了天主教，并因此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教会作出贡献，这跟从前的许多罪人一样。他们被救世主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于是将他们的余生奉献到帮助与安慰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
这名西班牙人叫伊格纳提斯·德·罗耀拉，他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1491年）出生。他在战争中受过伤，并终身跛足。当他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他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灵，吩咐他放弃以往的罪恶生活改过自新。于是，罗耀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十字军的神圣使命。不过当他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于是他返回欧洲，积极投入反对路德派的战斗之中。
1534年，罗耀拉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学习期间，他联合另外7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这8人相互起誓，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只要求正义，并且要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全部奉献给教会。过了几年，这个小型的兄弟会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组织，并且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认可，正式承认为“耶稣会”。
圣巴托罗缪之夜
罗耀拉曾经是一名军人。他严守纪律，要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事实上，这成为了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耶稣会专心从事教育。在对自己的教师进行了极其完备的培训之后，他们才允许教师们单独和学生进行谈话。教师与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参加各种游戏活动，他们百般慈爱地呵护着学生的思想和灵魂，结果耶稣会培养出新一代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这些教徒就像中世纪的人们一样，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信仰职责。
不过，精明的耶稣会并没有将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纷纷进入当权者的宫殿，成为未来皇帝和国王的私人教师。当我向你们的讲述30年战争的时候，此中的深意，你们就会明白。不过，在这场可怕的宗教狂热最后爆发之前，还发生了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
查理五世死后，德国和奥地利落到了他的兄弟斐迪南手中。他的其他所有领土，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和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接管。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自己的亲表妹葡萄牙公主所生。这样近亲联姻所生的孩子行为古怪、神经有些不太正常。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后来经其父亲的允许而被杀死）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菲利普本人倒不那么疯癫，但是他对教会的狂热几近疯狂。他相信自己是上帝指派给人类的救世主之一。因此，要是谁固执己见，顽固地拒绝和他持同一观点，他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免这个人的坏榜样腐蚀虔诚的邻居们的灵魂。
当然，西班牙是一个极为富有的国家。新世界发现的所有金银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卡斯提亚和阿拉贡的财库中。但是，西班牙也患有一种奇怪的经济病。西班牙的农民都是勤劳的男人和更加勤劳的女人，但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怀有极度的轻蔑，只愿意加入陆军、海军或在政府部门出任公职。至于摩尔人，他们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作异常勤奋的工匠，但在很早之前就被逐出西班牙。这种经济病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珠宝库的西班牙，事实上却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它所有的钱都必须送往国外，去换取那些西班牙人自己不屑种植的小麦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菲利普是16世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他的财源一直依赖于在商业繁荣之地的荷兰的税金。可这些不知好歹的弗兰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和加尔文教义的忠实信徒。他们不仅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偶像和神圣的画像，同时他们告诉教皇，不再把他当作是他们的牧羊人。从今以后，他们打算根据新译的《圣经》的指令和自己的良心行事。
这使国王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当然不能容忍他的荷兰臣民的异端邪说；另一方面，他又着实需要他们的金钱。如果他默许他们成为新教徒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对上帝的不尽职；但如果他派宗教法庭到荷兰，并把敢于反抗的臣民在火刑柱上烧死，那他势必失去大笔的收入来源。
菲利普是一个生性多变，优柔寡断的人。在如何处理荷兰人的事情上，他犹豫了很长时间。他时而仁慈时而严厉，又是允诺又是恐吓，各种手段都尝试过了。可荷兰人依然十分倔强，继续大唱他们的圣歌，一心一意聆听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绝望之下，菲利普将自己的“钢铁汉子”、手段残酷的阿尔巴公爵派往荷兰，使这些冥顽不化的“罪人们”屈服。阿尔巴首先将那些没有逃离荷兰的宗教领袖斩首，接着在1572年（也就是这一年，法国新教领袖都在血腥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被赶尽杀绝），阿尔巴攻下了荷兰数座城市，将城中的居民全部屠杀，以警告其他的城市。次年，他又率军围困了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与此同时，北尼德兰的七个小省份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防御联盟，即所谓的乌德勒支同盟，并公推德意志王子奥兰治的威廉（曾作过查理五世皇帝私人秘书）为他们的军事领袖和他们的海盗水手的总司令。这些乌合之众曾以“海上乞丐”的绰号而闻名于世。为了挽救莱顿城，威廉挖开防海大坝造成一片浅水内海。然后，他率领着一支驳船、平底船组成的奇怪海军，又划又拉又推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下。靠这支装备奇特的海军的帮助，从西班牙手中解救了这座城市。
西班牙国王的无敌军队首次遭到了这么耻辱的失败。它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日俄战争中的日本人的沈阳大捷让我们这代人大吃一惊一样。莱顿城的胜利使新教徒势力获得了新的勇气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也想出了新的办法去征服那些反叛的臣民。他雇佣了一个半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去刺杀奥兰治的威廉，但是领袖的死并未使七省屈服，相反更激起了他们的满腔怒火。1581年，他们在海牙召开了七省代表参加的议会，庄严地宣布弃绝“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由自己来行使主权责任，在这之前，主权都掌握在“上帝恩赐的国王”的手里。
挖开大坝，拯救莱顿
这是在人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比以《大宪章》的签订为终结的英国贵族发动的宫廷政变迈出的步子更大。这些善良的自由民们认为：“国王与其臣民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双方都应履行某些义务，承认一些明确的责任。如果其中的一方违背了这个契约，那么另外一方也有权终止契约的执行。”英王乔治三世的美洲臣民在1776年也得出了一个同样的结论，不过在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毕竟还隔着3000英里波涛汹涌的大洋，可七省联盟议会这一庄严的决定（如果失败就意味着慢性死亡），是在听得见西班牙军队的炮火，并始终怀着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恐惧之中作出的。他们的勇气实在让人钦佩。
沉默者威廉被谋杀
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讲的是作为新教教徒的女王伊丽莎白继承信仰天主教的“血腥玛丽”成为英国国王之后，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将出发去征服荷兰和英国。年复一年，码头的水手一直在谈论着这个故事，揣测它会不会真的到来。16世纪80年代，谣言变成了事实。据那些去过里斯本的水手讲，所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港口都在大肆建造战船。在荷兰南部（今比利时境内），帕尔玛公爵正在招兵买马，一旦西班牙舰队到来，他们就从沃斯坦德进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1586年，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向北方进发。可弗兰德海岸的港口已经被荷兰舰队重重封锁，英吉利海峡也有不列颠舰队的严密防守。习惯南方平静海域的西班牙人，不知道在这狂风劲吹的北方严寒气候下如何作战。“无敌舰队”在遭遇风暴袭击后命运将会如何，不用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反正战争的结果是，只有几艘船绕道爱尔兰得以侥幸逃生，其他大部分战船都葬身在北海冰冷的波涛里。
战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轮到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将战火烧到敌人的领土上了。
在16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霍特曼（一个曾为葡萄牙人服务的荷兰人）在林斯柯顿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帮助下，终于发现了通往印度群岛的航线，结果成立了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由此也引发了一场争夺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所属亚非殖民地的战争。
“无敌舰队”来了
就在这个殖民征服的早期阶段，荷兰的法庭上进行了一桩颇有趣味的诉讼案。17世纪初，一位名为范·希姆斯克尔克的荷兰船长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只。希姆斯克尔克曾率领一支探险队，试图发现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结果在新泽勃拉岛冰冻的海岸上被围困了整整一个冬天。不过，他本人也因此而出名。
你应该还记得，教皇曾经把世界分成相等的两个部分，一半给了西班牙，另一半给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很自然地将环绕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海域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由于当时葡萄牙并未向荷兰七省联盟开战，因此他们宣称，希姆斯克尔克作为一家私有贸易公司的船长，无权进入他们的领土盗劫他们的船只，这是严重的非法行为，于是他们诉诸法庭。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聘请了一位名为德·格鲁特（或格鲁西斯）的杰出青年律师为他们辩护。这位聪明人的辩护词震惊了所有人。在抗辩中，他提出了一个“海洋对所有往来者都是自由的”惊人理论。他指出：“一旦越出陆上大炮的射程距离，海洋就是（根据格鲁西斯本人的理论），也理应是所有国家的所有船只自由开放的公海。”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法庭上公开陈述这样一种惊人的理论。这个理论随即遭到所有航海界人士的反对。
为反击格鲁西斯著名的“公海说”或“海洋自由说”，英国人约翰·萨尔登写出了著名的关于“私海”或“封闭海洋”的论文，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周围的海域理应视为其自然领土。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个争论，是因为这个问题时至今日都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引出了各种难题和混乱。
让我们再回到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之间的战争。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拥有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殖民地，包括印度群岛、好望角、锡兰、中国沿海某些岛屿甚至日本，都被新教徒所控制。1621年，新成立的西印度公司征服了巴西。它还在北美哈德逊河出口建立了一个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据点，那条河是亨利·哈德逊于1609年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些新的殖民地使得英国和荷兰在一夜之间发了大财，以致他们有钱雇佣外国士兵替他们打仗，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专心从事商业和贸易。对他们来说，新教徒的反抗意味着独立和繁荣，但是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它却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恐惧。与之相比，上一次的战争就像是平日学校里的孩子们一次愉快的郊游。
1618年爆发的30年战争，最终以1648年签订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一个世纪以来日益增长的宗教仇恨的必然结果，难以避免。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它是一场恐怖而血腥的战争。人人都卷入战争，人人都在相互厮杀，直到参战各方都精疲力竭，无法再战时才停止。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战争将中欧的许多地方变成了荒原。饥饿的农民不得不与更饥饿的野狼为一匹死马而进行搏斗。在德国，六分之五的城镇和村庄毁于战火。德国西部地区的帕拉丁奈特被洗劫多达28次，人口由1800万人口剧减到400万人。
几乎是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二世当选为德意志皇帝的时候，这种仇恨就迅速被点燃了。斐迪南本人是耶稣会悉心教育的成果，是一个最虔诚、最顺服的信徒。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立下誓言，要将自己领土上的一切异端分子和异端教派全部铲除，并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来信守这个誓言。在他当选皇帝的前两天，他的主要敌人弗雷德里克（帕拉丁奈特的新教徒选帝侯及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成为了波西米亚国王。这是对斐迪南的意志的直接反抗。
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军直接开进波西米亚。面对强大的敌人，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到处求援，但是一切都是徒劳。荷兰共和国倒很愿意提供援助，可当时他们正忙于与西班牙的另一支哈布斯堡王族进行激战，心有余而力不足。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则更关心如何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力，而不愿将财力和人力浪费在遥远的波西米亚战争上。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帕拉丁奈特选帝侯被逐出了波西米亚，他的领地落入了巴伐利亚的天主教王室手中，然而这只是伟大战争的开始。
接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在蒂利及沃伦斯坦的率领下，攻入德国的新教领地，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波罗的海沿岸。对丹麦的新教徒国王来说，一个强大的天主教邻居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克里斯廷四世竭力在敌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先发制人，以保卫自己。丹麦军队进入德国，但不久就被击败了。沃伦斯坦乘胜追击，丹麦被迫求和。最后，波罗的海地区只剩下最后一个城市还掌控在新教徒手中，那就是施特拉尔松。
1630年初夏，瑞典国王，瓦萨家族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在新教徒的最后一个桥头堡施特拉尔松登陆。古斯塔夫曾因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俄国人而一举成名。作为一位野心勃勃的新教国王，他一直梦想着将瑞典变成一个北方大帝国的中心。欧洲的新教徒王公们对古斯塔夫大加欢迎，将他视为路德派的救世主。古斯塔夫旗开得胜，击败了刚刚大肆屠杀马格德堡新教徒居民的蒂利。接着，他率领军队穿越德国腹地，准备袭击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由于受到天主教军队的背后偷袭，古斯塔夫突然掉头，在吕茨恩战役中击败了哈布斯堡部队的主力。不幸的是，这位瑞典国王在与自己的部队失散时被杀。哈布斯堡的势力已经被摧毁。
三十年战争
生性多疑的斐迪南，马上怀疑自己的手下。在他的鼓动下，他的军队总司令沃伦斯坦被暗杀。听到这一消息，一直痛恨哈布斯堡王朝的法国波旁王朝，此时却和加入新教的瑞典结为同盟。路易十三的大军入侵德国东部。瑞典将军巴纳与威尔玛的军队、法国的图伦和康代将军的军队，几支军队联合，大肆杀戮、抢掠、焚毁哈布斯堡的财产。这给瑞典人带来了名声和财富，也让他们的邻居丹麦人心生嫉妒，于是新教的丹麦向同为新教的瑞典宣战了。宣战的理由是，瑞典是天主教法国的同盟者，而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刚刚剥夺了胡格诺派（即法国的新教徒）在1598年《南特敕令》中允许的公开礼拜的权利。
这是一场不幸的战争，到1648年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像其他类似的冲突一样，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仍旧忠实于马丁·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等人的教义。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并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承认。法国占有梅茨、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的罗马帝国继续以外强中干的国家形式而存在，但已经有名无实，人力和财力已经大为匮乏，希望和勇气也不复存在。
1648年的阿姆斯特丹
30年战争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消极的，它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再也不敢尝试战争了。既然谁也无法消灭谁，因此他们只能和平相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狂热与不同信仰间的仇恨从这个地球上销声匿迹了。相反，天主教和新教的争吵终止了，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争执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荷兰，围绕“宿命论”的真正本质而展开的各种讨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宿命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模糊难解的神学观念，可在你们的曾祖辈眼里，它却是必须搞清楚的重要问题。这场争论的结果以奥登巴维尔特的约翰的人头落地而告终。约翰是荷兰著名政治家，在共和国独立的头20年，曾为共和国的成功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在促进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上也表现出伟大的领导天才。在英国，这场争论导致了一场内战。
不过，在我为你讲述这场最终通过法律程序第一次将一位欧洲君主处以死刑的暴乱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英国过去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我尽力为你们描述的，只是那些能够使我们更清楚理解当今世界状况的历史事件。如果我未曾提及某些国家，那肯定不是我存在任何的私人好恶。我非常希望我能告诉你们一些挪威、瑞士、塞尔维亚或者中国发生的事情，它们同样非常精彩。可惜这些国家对于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我只能礼貌地鞠上一躬，略过这些国家。但是，英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岛国的人民在过去500年间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历史进程。如果缺乏对英国历史背景的适当了解，你将无法理解今天报纸上登载的大事。你必须知道，当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还处于君主专制的时候，英国是怎样发展成为一个议会制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