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70年前，莱斯利·怀特曾说，能量获取应当是了解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的复合性层次要想随时间的推移而维系，除非它们能自由地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能量，人类及其社会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氧气，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的复合性层次在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瓦解：如果没有水，我们几天后就会完蛋；如果没有食物，我们至多撑上几星期，也要呜呼哀哉。如果将多个人聚在一起创造超个体，人们就必须获取更多的能量，这使得能量获取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在说“能量获取”时，指的是人类全方位的能量获取，最重要的有：

食物。无论是直接消耗，还是喂养牲畜以让它们提供劳力，还是喂养肉畜以供随后食用。

燃料。无论是用于做饭、取暖、制冷、烧窑或烧炉，还是用于为机器提供能源。燃料既包括木头、煤炭、石油、天然气，也包括风能、水能和核能。

原材料。无论是用于建筑、金属制品、制陶、制衣，还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如此定义的能量获取与更普遍使用的生理幸福感尺度有关，但要宽泛一些。生理幸福感尺度包括诸如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NDI（国民可支配收入）等。实际工资衡量校正了通货膨胀的个人收入（无论是以现金还是其他形式获取）；GDP衡量消费、生产添加的价值和一国疆域内产生的收入；GNP衡量的是加上或减去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财产收入或劳动收入而来的净收入的GDP；而NDI衡量的是GNP加上或减去以货币或其他形式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的净转移支付的GNP，包括税收和馈赠。GDP、GNP和NDI只需各自简单地除以研究地域的人口数量，就可转换为人均数字。

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人均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和人均NDI，而不是能量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度量标准在现代经济体（即1800年后的西方、1900年后的东方和1950年后的世界其他地方）中，比种类更广泛的能量获取记录要完备得多。然而，如果在时间跨度极长、生存实践的本质变化巨大的情况下做比较，能量获取是一种更灵活的度量标准。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关于人类的能量使用情况，涌现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贡献者有医学研究者、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然而，相形之下，很少有人尝试对其进行历史的综合分析，而且由于不同的研究者专注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特点（比如，食物消费、净能量使用、物质生活标准、总消费等），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度量（比如，每人每天千卡消耗量、出生时预期寿命、实际工资、身高等），或者对变化进行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使得即使只是形成总体概貌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任务。因此，我首先要更严密地定义我的一些术语。

我的总体框架要从一幅广为引用的图说起（见图3.1）。这幅图最初是于1971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在该图中，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对狩猎–采集社会、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民）、先进农业社会（大约公元前1400年欧洲西北部的农民）、工业社会（1860年左右的西欧人），以及他本人身处的北美和西欧的技术社会的典型的人均能量获取，进行了粗略估计。库克给4项指标打了分：食物（包括喂养的家畜）、家庭和商业、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此图表成为研究能量获取情况的历史学家一个常用的出发点。

图3.1 厄尔·库克的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能量消费（以每人每天计算）

资料来源：库克，《能量流》（Flow of Energy），137页。

库克将食物能量与非食物能量区别对待，这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对食物能量的消费是具有极大的强制性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数值远低于平均每人每天2 000千卡，人们就会变得虚弱而无法劳动。他们将丧失身体的机能，过早死去。然而，如果食品能量的输入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4 000千卡，人们也会变得肥胖，患上极其严重的相关疾病，同样会有不少人过早死去。（营养学家通常会用“卡路里”来描述物理学家所说的营养“千卡”，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上列出的含热量实际上指的是千卡。）

食物能量的消费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部分是因为人们会在诸如谷物等“廉价”热量食物和诸如肉之类的“昂贵”热量食物之间来回摆动（大致估算，消耗10千卡的植物才能生产1千卡的肉类）。在肉类丰富的21世纪，饮食通常会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0 000千卡。然而，在非食物的表中，能量消费变化得更显著。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消耗的非食物热量都相当少：他们需要生物量用于烹饪、燃料、衣服、武器、篮子和个人饰品，但通常居住在非常简陋的栖身所里，只有极少的实用物质产品。农业社会通常有数量多得多的坚固房屋，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工产品，而现代工业社会无疑更是能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非食物产品。在最简单的热带狩猎－采集社会，总能量获取量（食物+非食物）大致会低至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而在当代美国，这个数字则会高达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全球平均数现在大约为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均非食物能量都是趋于上涨的，但人们没有多少办法将非食物热量转化为食物。结果，增加食物热量的困难成了扩大人口规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其《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写道：“应当始终牢记，食物与加工产品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可以促使它们需要多少就能生产出多少。然而对食物的需求，绝对没有这样的创造力。”

甚至在史前时代，非食物能量都能稍稍缓解食物供应的压力。例如，提供肥料、改善交通以使食物从充裕的地方流动到匮乏的地方，还可以提供燃料以加工食物。然而，直到19世纪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于马尔萨斯在世时——交通、加工、肥料和科学干预才对食物供应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得人类的身材、寿命和健康状况得到不断改进。

尽管马尔萨斯和库克的研究都很出色，对长期经济史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们仍通常会忽略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差别，只专注于食物，他们的结论是：自一万年前农业发明到200年前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最被广为引用的最近的一次讨论中，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清楚地表明：“（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 000年时好。”但他的论断是错误的。正如马尔萨斯所认识到的，如果良好的天气状况和先进的技术或组织促使了食物产量提高，人口往往会增长，消耗掉盈余的食物，迫使人们消费更少、更廉价的食物热量，然而尽管人均食物供应有下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在整个全新世却得到了稳步的累积。

库克提出，虽然典型的狩猎－采集社会只能获取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到早期农业社会时便提高到8 000千卡，而工业革命前先进的农民所获取的达到了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我重新构建的框架认为，从长远看（暂且忽略几个暴跌期），自大约公元前12700年冰期结束后的13 000年间，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提高得较缓慢，但却很平稳，直到罗马时代的意大利——最先进的古代农业帝国的核心地带——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这似乎是前工业社会可能达到的上限，相当于经济史学家E·A·里格利（E. A. Wrigley）所说的高级有机经济体和化石燃料经济体之间的界限。

在将近2 000年间，农业帝国不断冲击着这个上限，但却无法突破。到了十七八世纪，当全球化达到了能使植物和动物在大洲之间流动的程度时，投入到交通运输业的热量开始间接地转化为食物热量。然而，直到19世纪，企业家们学会了将煤燃烧释放的热能转化为动能后，非食物能量获取才得到了极大增长，使之能够转化成食物热量。这便将人类从马尔萨斯所说的陷阱中解救了出来——至少目前如此。

库克的估计当然只是个起点，因为他只提出了6个数据点（原始人社会、狩猎社会、早期农业社会、先进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没有尝试区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他也没有提供他估计时使用的资料来源。因此，在重新探索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时，我先将库克的数据作为出发点，为给定体制内“正常”的消费建立一个数量级，然后利用更详细的证据，估算出每个时间点上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实际上距离这些正常的数据有多远。

度量的单位

在书中，我使用下列传统的度量单位及缩写：

1卡=将1立方厘米的水的温度提升1℃所需要的热量

1卡= 4.2焦耳

1焦耳= 0.238卡

1英制热量单位= 1 055焦耳

1吨小麦当量= 3 300 000千卡

1吨原油当量 = 10 038 000千卡

1公升小麦当量= 0.78千克小麦当量=2 574千卡

1兆焦=239 999千卡

1瓦特= 1焦耳/秒

1马力= 750瓦特

成人基本生理需求所需食物热量=2 000~2 700千卡（=8~11兆焦≈90瓦特）/（人·天）

证据的本质

关于能量获取的可靠的统计资料，在东方的核心地带，只能部分回溯到20世纪，在西方也只能回溯到19世纪早期。即便如此，这些资料通常也都会遗漏大量的农业社会用于燃料和建筑的生物量。零星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可追溯至19世纪，在西欧可至少追溯至17世纪。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只有文本记录，偶尔才有一些计量文献，在中国可回溯至公元前12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这些资料都无法提供像现代时期那样可供了解的细节。

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就越必须依赖于考古证据和比较证据。前者有时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于谷物和技术的非常清晰的画面，以及关于贸易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一种尽管模糊但仍然很重要的感觉。结合现代语境中记录良好的关于类似的谷物、技术、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能量产额的比较证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能量获取。我们偶尔也可以对照一些完全不同类别的证据，如冰蕊和泥炭沼的污染记录等，反复核查结果。

将这样形形色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个挑战，需要时常施展猜测的功夫。一方面，这使得专家们对于公元19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1700年之前的西方的精确分数，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另一方面，证据的确形成了没有专家会质疑的历史上能量获取的参数。例如，没人会认为公元1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大约在伊拉克－埃及一带）或东方的核心地带（黄河流域）的能量获取，会像1 000年后的美国或日本一样高，或者就此而言，像1900年、1800年，甚至1700年时的核心地带那样高。同样的，也不大可能会有专家提出公元1000年时西方的能量获取会和1 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一样高，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会同意，那时的能量获取会比大约公元前1000年“黑暗时代”的地中海地区高。在东方，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家也许会同意，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比在公元1年左右的汉朝要高，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更是要高得多。任何违背这些看法的结论，都会招致严密的审查。

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当然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约略的能量消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将误差幅度控制到足够小，从而大概估计能量获取状况，使我们能够确认对于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究竟是长期注定论，还是短期偶然论，抑或根本是某种其他理论。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计算不同时期的能量获取的最好方法，是从最广为人知的时期向最不为人知的时期推算，因此我不是从公元前14000年起始，不断向前推进至公元2000年，而是让我的讨论从目前开始，回溯至公元1700年，然后向后进行两次大跳跃，再去填补三个时期之间的沟壑。第一个跳跃是跳回到约公元前500~前200年的古典地中海世界，有好几位经济史学家新近提出了一些消费水平的数据；第二个跳跃是跳回到我们故事的开端，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这个时间点上（尽管会令非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我们可以对冰期晚期狩猎－采集社会的消费，做出非常自信的估计。

表3.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图3.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图3.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不远的过去(1700~2000年)

公元2000年的统计数据质量很好，据此可以得出西方核心地带（美国）的人均获取食物+非食物总能量为（每人每天）大约230 000千卡。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方法，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史上最高的能量获取水平——可得到满分250分，意味着在指数中，每人每天920千卡得1分。

我们关于1900年甚至1800年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大西洋北岸一带）的资料，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完备的。有可回溯至1700年的关于欧洲某些部分的工业产值的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主要难题是怎样将这个信息与用作燃料、房屋和衣服等的生物量结合起来。最依赖于生物量的农民往往不会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这就迫使我们关注那些根据比较证据所做的估计，再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定性证据进行对比核实。定性证据通常极其丰富，但又必须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误差。

将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数字，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人口数据相结合，显示西方核心地带典型的能量获取数字为：1900年，每人每天约92 000千卡；1800年，每人每天约38 000千卡。据我的大致估计，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41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8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43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7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6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25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这两个数字，都与库克所估计的1860年的先进西方经济体为每人每天77 000千卡的数字完全相容，在这样的数据可等同的范围内，与遗嘱检验记录和工业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家庭用品增长的证据，看来是一致的。1800年和1900年的数字比2000年的数字所容纳的误差幅度要大，但与历史文献中关于能量使用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所重新确定的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也是相符的。

我所估计的西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在1800~1900年有242%的增长，低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发达的欧美核心地带工业产值增长的统计数字。那是因为在估算工业产值时，生物量和肌肉力量通常完全不纳入计算，使得总体能量获取的情形被扭曲了。19世纪工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剖面是在向着取代生物量和肌肉力量，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容许工业核心地带有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口密度，而又不至于产生环境灾难。

当我们回顾1800年之前时，不确定性无疑大大增加了，但我们的估计仍然有强大的约束力。西方的能量获取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显然要增长得慢，但比在17世纪或16世纪则要增长得快；如果库克的推断——中世纪晚期先进的农业社会已能获取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的能量——是正确的，1700年左右早期现代化的西北欧所消费的能量，一定在每人每天30 000~35 000千卡。

1700年和14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比率大致为5∶4，这一猜测是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做出的，内容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房屋质量的改善，家庭用品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改善，西北欧地区实际工资的上涨，昂贵热量消费的增长，工作时间的增加，等等。

安格斯·麦迪森估计西欧的人均GDP在1500~1700年，从798美元（以国际元来表示，这是一种与1990年的1美元具有同样购买力的假设单位）增长至1 032美元。有好几位经济学家都认为麦迪森的数字低估了，但其总体趋势似乎没有错误——只要我们记住几乎所有的计算结果似乎计算的只是非食物热量。成人的身高是反映儿童营养水平的强有力的指标，但在1700年与在1400年似乎变化不大。

我的数字——1700年为32 000千卡——当然是个推测，但我认为误差不超过10%，原因如下：

一是，如果西北欧的消费在1700年时已经超过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但是到1800年时只增长到38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工业和运输业上消耗的所有额外的能量从何而来（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所展示的，实际工资在1750~1800年也许是下降了，随后也增长得很缓慢，直到1830年，因为新的经济精英获得了大量利润，又进行了再投资）。

二是，西北欧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时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假如在1700年仍然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贸易、工业、农业和林业在15~17世纪，怎么可能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迅猛发展，而能量获取增长得却这样缓慢。

三是，假设西方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后迅猛上升，在1700年左右却仍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将1400年的数字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压低至每人每天20 000千卡，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或者承认，（按前现代化的标准）生产力极高的1400年左右的欧洲社会，在能量获取方面还不及大约3 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南地区，这似乎不大可能；或者承认，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能量获取还要低，或许在每人每天15 000千卡左右，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将更早的数字压得更低。由于我们可以为后冰期时代的能量获取设一个至少每人每天4 000千卡的下限，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压低到每人每天15 000千卡，这么一来，像公元前1500年左右乌尔这样的考古遗址有坚固的房屋，而像公元前12000年左右以色列的恩马拉哈这样的遗址只有非常简陋的栖身所，两者之间生活水准存在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图3.4 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前200年）

过去几年，有几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尝试量化古典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实际工资和人均GDP。这些计算虽然与本书所定义的能量获取不是一回事，但是迈出了非常有益的一步。

实际工资

我们有关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工资和食物价格的信息，参差但有用，据此也能计算出部分时期和地方某类人每天能买得起的小麦的数量。在最近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循早期现代史学家扬·范·岑登（Jan Van Zanden）之例，将古代的工资数据换算为“小麦工资”，借以表示一名工人一天收入可以买到的小麦的公升数。掌握了这样的信息，以及1公升小麦（0.78千克）含2 574千卡，我们就能计算出由工资水平代表的能量获取情况了。

沙伊德尔证明，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不久，一名雅典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每天可以购买含有超过22 400千卡能量的小麦，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到相当于每天33 500~40 000千卡。这是极高的数字了，接近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了。

沙伊德尔关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的数据，变化要大得多。其中罗马城的工资居于相当于每天15 500~43 000多千卡，而庞贝的每日工资是12 000~30 000千卡。这些数字的平均值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但正如沙伊德尔所指出的，考虑到变异量，很难过多相信这个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但在将实际工资与能量获取相关联的道路上，也有后退的两步。首先，正如沙伊德尔本人所强调的，数据点如此分散，我们无法判断数据是否典型。这种情况只有一例，在古代欧亚大陆的西部，即公元前385~前61年的巴比伦，我们知道许多商品的真正详细的一系列价格，然而价格波动得也很剧烈。由于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连几个世纪无资料的情况，只搜集到单独的价格点，我们很可能会被零星信息误导。

其次，工资水平与总体的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很不明朗。我们只有少量行业的工资信息，许多人也许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在非货币化经济中从业的，他们在家庭农场或家庭商铺中谋生。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工资数据是由诸如军饷和担任公职的俸禄之类的国家雇佣主宰的。在这些部门，国家担任了独家垄断买方的角色，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与私有领域的关系变得很难琢磨了。

罗马的数据没有如此严重地偏斜于国家付酬，但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无记录的行业和有记录的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家庭通常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文献中提到的工资收入，或者典型的家庭在能量获取方面有多少来自完全在货币化经济之外的生物量。

人均GDP

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古代社会的GDP，再除以其人口规模。有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估计（见表3.2）。这个办法避免了实际工资的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其自身的一些新难题，最明显的是计算须依赖于一系列消费情况。沙伊德尔和弗里森（Friesen）甚至承认“研究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方法，也许会倾向于把这种项目贬斥为一团乱麻般的臆想”。

表3.2 罗马人均GDP估计

资料来源：霍普金斯，《罗马帝国的税收和贸易》(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戈德史密斯，《规模和结构的估计》(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麦迪森，《世界经济的轮廓》(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特明，《估算GDP》(Estimating GDP）；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经济的规模》(Size of the Economy）；艾伦，《罗马究竟有多繁荣？》(How Prosperous Were the Romans？）

最重要的假设是估计最小食物需求量，这一“提高”能表现出非食物消费情况；另一个假设是要表现出政府开支情况，还要推测出每年工作日的典型数字。关于所有这些数据，意见都很不一致。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低至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提出的相当于每人每工作日7 364千卡，高达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和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每人每工作日12 636千卡。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强调研究一系列估计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确提出了每人每工作日10 710千卡，作为总结性的数字（17 000万人口在220个工作日中生产了5 000万吨小麦当量）。将估算方法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资料相结合后，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必然在每人每工作日5 864~14 091千卡，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也都会合于这一范围。

这些能量获取的分数比从实际工资推算出来的要低得多，这似乎出于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均GDP的估算法是运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这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单位选择的“彭慕兰问题”。我们需要专注于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此应该是意大利。麦迪森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流入意大利的税收和贡赋提高了其NDI，使之比帝国其他地区高出2/3，这将使麦迪森对意大利能量消费的估算被推高到每人每工作日12 712千卡（或者，使用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对他的分数提出的调整，每人每工作日9 370千卡）。

然而，意大利的这个分数，甚至仍然低于沙伊德尔所使用的从罗马和庞贝的实际工资推算出的能量获取数字范围的最低值，接近于库克计算的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业社会）的分数。对此的解释是，用于所有对GDP数字的“提高”，非常严重地低估了罗马经济中用于燃料和建筑、风能和水能，以及原材料的生物量。霍普金斯只提高了33%，试图覆盖种子和损耗，即使戈德史密斯给出的最高估计（得到了麦迪森、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的同意）也只有75%。关于能量获取的对比数据表明，真实水平一定高得多。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对生物质能量精妙的研究中，以能量密度为标准将生物质燃料分成了两类（见表3.3）。他的极低密度类（泥炭、生材、草类）每千克产生5~10兆焦（相当于1 200~2 400千卡），而低密度类（作物残茬、风干木材）每千克产生12~15兆焦（相当于2 880~3 600千卡），看来与古罗马最为相关。煤炭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北方省份，但化石燃料的确还不是主要的燃料来源。

表3.3 能量密度

资料来源：斯米尔，《大众能量学》（General Energetics）

我们当然没有罗马帝国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的确有一些具有提示性的比较证据。20世纪热带狩猎－采集群体通常靠每人每年不到500千克的生物质燃料就能过活，其中大部分估计是极低密度类型的，也就是说，其能量获取量大概为每人每天1 300~2 600千卡。气候较冷地区的农业社会化通常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约为每人每年2.5吨，估计既有低密度类的，也有极低密度类的；假设低密度类/极低密度类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约为每人每天12 329~22 191千卡。18世纪西北欧和北美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的使用量为每人每年3~6吨。如果我们再次假设低密度类和极低密度类燃料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将为每人每天21 699~43 397千卡。

这些关于其他社会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数据，与库克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先进农业社会的非食品能量消费的估计——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在这个范围内需要摆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

考古证据

考古方法包括调查古人为获取能量所留下的实际物质残存，其形式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骸骨、碳化的种子、花粉、房屋、人工产品和污染留下的化学痕迹。这种实地考察的办法比更程式化的实际工资法和人均GDP法麻烦得多，但更具有实证效力。最重要的是，比之非常抽象的人均GDP法，这能描绘更清晰的画面，并显示出无论实际工资法还是人均GDP法，都严重地低估了古代社会的能量获取能力。

考古证据证实了实际工资法产生的数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按照古代社会的标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获取能量的能力很高。他们的饮食相对较好，肉类的含量通常较低，尽管地方与地方之间差别较大。橄榄油、葡萄酒、水果、大蒜和鱼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鱼类的消费量像肉类一样，一地与另一地之间差别很大。食物消费不足以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提高到168厘米以上，但鉴于“昂贵的”热量的数量，按照地中海地区古代社会的标准，典型的希腊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一定是相当高的，也许能达到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

典型希腊人的饮食好（人口增长也快），部分也许是因为太阳活动减弱，使得公元前800年气候从亚北方气候转为了亚大西洋气候，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更凉爽、更湿润的天气，有利于依赖冬季的雨水种干谷的农民。然而，最近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80份论文的综合研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区域差异，而在大约公元前800~前200年，只有细微的变化。

无论气候扮演着什么角色，希腊人的行为变化似乎的确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地调查的考古学家们就认识到，对希腊农业模式的旧看法，即认为其效率低下和规避风险，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农业体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古希腊世界的人口密度。

关于聚落形态和发掘出来的农庄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00~前200年可能出现了邻近土地上形成集中劳动群体的变化，使得肥料得到大量施用，通常生产是为了适应市场，通过干谷耕作获得的收益至少要到19世纪才能与之媲美。孢粉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谷物和橄榄生产的巅峰时期，在大约公元前500~前200年，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遍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深入到亚洲的伊朗西部。

古典时期希腊的房屋又大又舒适，通常都有240~32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关于房屋价格的资料存在争议，但一般来说一座房子的成本大概是1 500~3 0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当时5 000千卡的日常饮食需要约半个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一座普通房屋的成本相当于1 500万~3 000万千卡。按30年的房屋寿命期平摊，相当于每天将近1 375~2 750千卡。（我们无从得知希腊人预期的房屋寿命是多久，但30年似乎大致符合从考古遗址观测到的房屋重建率。）

更难量化的是窑炉、熔炉、作坊等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正是这些窑炉、作坊生产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房屋中，在神庙、堡垒、武器和盔甲、战船、公共建筑、私人纪念碑、道路、港口、艺术作品，以及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无数其他目标旁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还有从远到乌克兰和埃及等地的农场运来的大量食物，其运输成本所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然而，对比古希腊定居点（如毁于公元前348年，如今已被发掘得很详细的奥林索斯）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北欧地区的定居点（如英国的沃勒姆－珀西）的房屋质量和手工艺品的丰富程度，更不用说对比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希腊，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人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同样惊人的还有，古希腊人不仅承受得起相当高水平的非食物消费，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一带也承受得起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希腊的好几个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人口密度都无法望其项背，直到20世纪。如此多的希腊人居住在城镇或小城市里，而不是住在小村或农庄中，这个事实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获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杰夫·克朗（Geof Kron）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用住房证据，论证了在许多方面，普通的希腊人实际上过着比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都要好的生活。

希腊考古资料清晰地指向高能量获取量（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我估计公元前4世纪的这个数字在每人每天20 000~25 000千卡（更可能接近于较高的数字而不是较低的数字），是从“黑暗时代”的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每人每天接近于16 000千卡——突然跃升上来的。

大量关于罗马证据表明，公元1~2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能量获取，比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还要高。农业产量的水平仍然存在争议，尽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埃及的灌溉农业的产量似乎极高。对于消费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定居点发现的牲畜骸骨，到船只残骸的数量、因工业活动而产生的铅和锡污染的水平、森林采伐的程度、公开铭刻石头的频率、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以及沿德国边境发现的考古出土物的数量在内的一切——也指向了同样的结果：地中海的人均获取能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增长迅猛，其巅峰时期是公元前100~公元200年，然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出现下跌。图3.5展示了船只残骸数量的升降（通常被视为海上贸易水平的表现），与西班牙潘尼柳–韦柳地区年代确定的沉积物中铅污染水平的高低密切匹配。

每类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没有一个论点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食物消费有很惊人的增长，以及为何其巅峰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船只残骸的资料和罗马城周边的运输用陶器的巨大垃圾堆（其中仅泰斯塔西奥山就包含2 500万个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曾被用于装船运输两亿加仑橄榄油），也证明了非食物能量被用于增加食物供给，而且“昂贵”食物热量的消费水平异乎寻常地高。一些学者还探明了公元头两个世纪人们身高有所增长，尽管另外一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成年男子的身高普遍不到165厘米，这使得他们比铁器时代或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要矮。更多的证据，以及更多的与之相应的统计技术的运用，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格尔杰·克莱恩–戈尔德维克（Geertje Klein-Goldewijk）的罗马人骨骼数据库的面世。

图3.5 船只残骸和铅污染情况所显示的公元前后第一个千年经济增长和下跌情况

资料来源：帕克，《古代船只残骸》（Ancient Shipwrecks）；许兰德等，《精炼前工业化时代》(Refining the Preindustrial）

像在希腊的情况一样，房屋证据的信息量也许是最大的，罗伯特·斯蒂芬（Robert Stephan）和杰夫·克朗目前正在搜集和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自埃及和意大利的资料已经表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典型的罗马房屋甚至比古希腊的房屋还要大，而且（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复杂精细的水管设施、排水系统、屋顶和地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房屋。

罗马考古遗址物质产品的激增甚至更令人惊讶。轮制的、烧制得很精美的陶器，装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双耳瓶，还有贱金属的饰物和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分布图也显示，到公元200年时，贸易网络之广大和密集，远超后世，至少要到17世纪才又恢复到那时的水准。与帝国正式边界之外很远的印度的贸易规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数据表明，通过考察实际工资，尤其是人均GDP的办法来研究罗马经济，会低估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使用情况。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均GDP计算均以人类对食物热量的生理需求为出发点，对非食物消费进行了随意的“提高”，既没有考虑生物质能量的比较证据，也没有考虑非食物消费异乎寻常的激增的考古证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至今出现的最大的“提高”为75%，但比较证据表明，对于复杂的农业经济来说，这个数字甚至都太低了。

库克总结说，即使对于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提高”的幅度都应在300%以上。考古证据很清楚，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绝非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目前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确定应当对其“提高”多少，但考古证据给我的启示是，应当比古希腊高出许多，很可能应提高400%以上。因此，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总能量获取能力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这一估计使得公元100年左右的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能力，仅比公元1700年的西北欧核心地带稍稍落后一点。

对罗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比人均GDP的估计更乐观的评定，但能解决对罗马经济观察方法不一致的问题。麦迪森的数字显示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与1500年的西北欧最相当，不过他随后又指出，罗马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与约1700年的西欧更接近，而不是约1500年。虽然沙伊德尔和弗里森也曾总结说，公元2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范围的经济不像1580~1600年的荷兰或1680~1700年的英国的经济那样复杂、精细，但他们的确提到过，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表现要好得多。经济学家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只知道另外还有两个人，曾试图用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计算整个罗马帝国的能量获取。第一次讨论是瓦茨拉夫·斯米尔在其《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Why America Is Not a New Rome）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旨在彰显当代美国和古罗马之间的不同。斯米尔非常正确地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两者在能量获取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斯米尔在试图证明这个非常有效的观点时，所提供的罗马人能量使用数据是难以置信地过分低估了。他认为当代美国人使用的能量比罗马人高出30~50倍，这将使罗马人的总能量获取数值定为每人每天4 600~7 700千卡。如果我们假设其中大约2 000千卡是食物（这意味着忽略考古证据所显示的来自肉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的相当高的昂贵热量消费水平），那么就只剩下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来涵盖所有其他能量消费了。为了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斯米尔提出罗马人使用的燃料每人每年只有相当于180~200公斤的木材，或者说大致为每人每天1 750~2 000千卡的热量。

这些数字与关于罗马人的消费状况，或罗马时代沼泽、冰蕊和湖床的铅污染程度的考古证据不相符。斯米尔的数字与他在《世界历史的能量》（Energy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使用的前现代时期生物量的数据，也不兼容。斯米尔对罗马的估计，使其能量获取能力与一些有记录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为伍。我本人的估计与洛·卡西欧（Lo Cascio）和马拉尼马的计算大致相当，我们都将巅峰时代的罗马（约公元100年）的能量获取能力与1700年的西北欧相提并论，而麦迪森和沙伊德尔、弗里森则认为其与16世纪的西北欧相近。然而，斯米尔在《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一书中提出罗马人获取的非食物能量只有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这就将罗马人的水平降至不足斯米尔本人在《世界历史的能量》一书中估计的18世纪的西北欧能量获取数字（每人每天21 700~43 400千卡）的1/8了，使罗马人更接近于狩猎－采集社会，而不是早期现代农业社会。所有其他类的证据都使之显得实在太低了。

第二个讨论是保罗·马拉尼马在他的论文《罗马世界的能量消费和能量危机》（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risis in the Roman World）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其在2011年罗马美国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该论文的附录之一直接回应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论点，提出罗马人获取的能量在巅峰时期为每人每天6 000~11 000千卡。这大致是斯米尔所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却不及我的数字的1/3。

我们的计算之间的某些差异是明显的。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类型的食物能量有不同的成本；通常要耗费大约10千卡的饲料才能产生1千卡的肉食，这意味着向肉类消费转变的时期，也是人均能量消费增长的时期。以面包和水为食的人，也许会像以牛排和香槟酒为食的人一样，吃掉同样千卡数量的食物能量，但食用牛排/香槟酒代表着高得多的总体能量消费水平。考古证据表明，罗马时期大多数人的饮食成本都有巨大增长。这在罗马本地最为显著。葡萄酒和橄榄油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创造了泰斯塔西奥山，但即使在最简陋的村落遗址，也出现了向更昂贵的食物热量转化的惊人证据，覆盖的人口达数千万。虽然普通罗马人的饮食并非牛排和香槟酒，但的确他们至少有橄榄油和进口葡萄酒。

马拉尼马将用于建筑、工业和运输的材料排除在了能量内容之外。在罗马时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这种定义上的差异不会对计算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的建筑、工业和运输业一直非常简单。但考古证据又一次清晰地显示，罗马时代与前罗马时代最巨大的反差之一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活动的蓬勃发展。

马拉尼马在定义上的判定，不断地创造着比我的分值要低的能量获取分数。而同时这种情况又不少见，那就是当他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猜测（例如，对于罗马帝国役畜的数量及因此而消耗的饲料量的人均数值，或者对人均消耗的木材量的猜测），而选择了较低的估计数字时，我们的差异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些差异合起来，就会使我们每个人所估计的提高的幅度越发不同。

如果争论纯粹是定义上的，那倒不是很重要，因为马拉尼马和我都竭尽全力地做到了清楚、直白，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想了解的问题，选择使用相关指数。然而，马拉尼马还提出，我所得出的罗马帝国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了。他认为我的数字意味着罗马人获得了比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还要多的能量，而且罗马帝国早期的能量强度（即消费的能量与GDP的比值，或者基本上是耗费1千卡所能赚取的美元数）是1800年的西欧的两倍。

马拉尼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我对罗马帝国核心地带能量消费所做的每人每天31 000千卡估计，与他本人的欧洲人在1800年只能获取大约每人每天15 000千卡的估计进行了比较。他的数字比我得出的1800年左右西欧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为每人每天38 000千卡的数字低了很多。我的数字来自库克、斯米尔和麦迪森的计算，因为纵观19世纪前的时期，马拉尼马定义的能量获取比库克的和我的都狭窄得多。结果，马拉尼马计算的1900年前的分数，始终只有我和库克计算的一半左右，所以，将我计算的100年的能量获取数与他自己计算的1800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只能产生荒谬的结果。我们的设想当然是不同的——按照马拉尼马的计算，西方核心地带的普通人在1800年消费的能量要比100年时的多大约75%；而依据我的计算，只多25%——但是，在罗马帝国使用的能量比英国廉价的情况下，马拉尼马认为我的分数是荒谬的，纯粹是因为他坚持将术语定义不同的指数直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将定义上的分歧视为看待数据的两种不同方式，马拉尼马的定义将导致较低的结果，而我的定义则导致较高的结果。那么引人注目的是：总体的画面何其相似。马拉尼马和我都认为，欧洲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能量使用是稳步增长的这种旧看法是错误的。能量获取状况自罗马帝国之后曾一路下跌，最快也要到1700年时，欧洲人才刚刚赶上罗马人的水平。甚至到20世纪时，我们的画面仍大致是相似的。依照我的定义，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5）；而依照马拉尼马的定义，在西欧，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41 5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4）。

然而，这种将马拉尼马的计算和我的计算相对比的方法，会忽略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当我们只观察过去2 000年时，这两种方法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观察自最后一个冰期以来的历史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从拉斯科时期到泰斯塔西奥山时期，人均获取能量一定大致翻了一番（从养活能生存的人口所需的最低水平，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约8 500千卡），而我则认为应当增长了七八倍，增长至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马拉尼马倒不像格里高利·克拉克那样离谱。正如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克拉克曾说，“（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然而，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在公元前14个千年间，能量获取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05%。而我的数字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02%，这个速度也不算快，但使前现代的经济发展展示出一幅非常不同且更真实的面貌。

在本章较前面的部分我曾提到过，对罗马世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试图探究罗马的实际工资或人均GDP，却很少有人关心考古记录的杂乱的细节。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似乎往往对罗马世界与史前社会之间的鸿沟，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马拉尼马对度量什么和如何度量所做的设想，没有抓住罗马帝国的生活与像耶利哥那样一万年前的农业城镇的生活，以及像南非的平纳克尔角那样10万年前的定居点的生活之间的反差。观察非常长期的能量历史，需要更完备地研究考古记录，也需要采用像库克那样的先驱人物们创新的方法。能量流之类的问题对研究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至关重要，而库克等人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比马拉尼马的方法要敏锐得多。

结论

贯穿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均获取能量都有所增长，在1世纪时达到最高点，约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达到极高的水平，接近于17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不过按现代的标准仍算很低，也许连当代美国15%的水平都达不到。图3.6显示了我对古代时期（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现代时期（1700~2000年）的估计。

图3.6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估计数字

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

下一个挑战是填补古代地中海地区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数据之间的漫长鸿沟。我把这1 500年分成了3个阶段： 200~700年、700~1300年、1300~1700年。

衰退（200~700年）

图3.5显示了在这第一个阶段中，工业和商业活动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味深长的衰退，说明能量获取也在下降。

原则上讲，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于301年颁布的关于价格和工资的著名法令，应当能使我们了解4世纪初时的实际工资情况，从而为我们提供起点，但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样简单。根据沙伊德尔的计算，从该法令所推测的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每人每天9 376千卡，低于1~2世纪时意大利的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不过存在很大的变量，12 000千卡上下）。然而，罗伯特·艾伦的计算显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 439千卡，和18世纪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一样低，即使把工资全部用于购买食物，也维持不了太久。无疑，这个法令似乎说明从公元150~301年，实际工资下降了，但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建议将其中的数字权当痴心妄想，与真实世界中的价格相距甚远，他们恐怕是对的。

最近几项对考古证据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公元200~700年间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印象，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变化的详细情况和速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表现殊为不同。一些新的能量获取手段，例如铧式犁和水车的使用，在公元200年后变得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罗马核心地带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的北部边缘地区，但是总体趋势是显著地在向另一个方向变化。

除非罗马晚期考古的专家们能够更精确地对考古证据进行量化，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公元200~700年的概貌是：由石头和砖头盖成的高大房屋被木头和泥土建成的矮小房屋取代了；铺砌的街道被泥土道路取代了；排水沟和高架渠被废弃了；人的寿命、身高和数量都下降了，存活下来的人们从城市流向了农村；远程贸易衰落了；简陋的手制陶器取代了精致的轮制陶器；木制和骨制的工具使用增多，而金属工具减少；工厂纷纷歇业，被乡村匠人或家庭手工业者取代。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提出，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下降，是从1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穿越大草原的人口迁徙，使得欧亚大陆东西端原本迥然不同的细菌融合了起来。图3.5显示，这种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突发疾病，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开始拉低能量获取水平了。随着气候开始恶化，到公元3世纪时，这种下降的趋势日渐明朗，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但是从5世纪开始的第二轮暴跌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公元450年，不列颠岛的极西北部便显示出物质财富的骤降。到500年时，高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600年时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到700年时又吞没了北非和爱琴海沿岸的拜占庭核心地带。

公元400~700年，崩溃的浪潮从西北席卷东南，通常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模式，正如新近对6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西部的萨迦拉索斯遗址的公共厕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所证明的。研究显示在当地农业越来越精耕细作的同时，城市结构却在瓦解，呈现出明显矛盾的画面。然而，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过程中，整体效应却是明显无误的。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收缩了，缩小到今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地域的缩小是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是相应的。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认为公元200~7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的下跌并非是灾难性的。在埃及和伊拉克，灌溉系统、城市和基本的国家形态仍然是完整无缺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许反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其他地方，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如意大利地区的6世纪，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7世纪），人们仍然采集木头，生火做饭，做着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致相同的事情。然而，总体能量获取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例如，最近对英国所做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7世纪时，非常简单且千篇一律的谷物食物，代替了罗马时代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

在当前的证据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大致的猜想。从公元200~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可能下跌了10%（核心地带从大约每人每天31 000千卡降至大约28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500~700年，又下跌了10%，降至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其实，公元200~700年，埃及和伊拉克的人均能量水平即使真有下降，恐怕也降得很少，但是意大利、北非和高卢南部等地区的暴跌，却导致了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700年时比200年时低了20%。

这个下降程度远没有图3.5所显示的那样剧烈（原因是图3.5也许主要反映的是变化最大的非食物热量和昂贵食物热量），但在一些罗马史专家看来，似乎仍然被夸大了。在整个19~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晚期古代社会的总体观点是正确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批评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按照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说法：“撰写晚期古代世界（公元200~700年）的历史简直是太容易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关于‘衰落和瓦解’的悲伤故事。”布朗抛弃了吉本的黑暗画面，他主张：“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个时期是与令人震惊的新开端相连的……对于被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如此珍重地视为其自身文化中最‘现代’和最有价值的……‘当代’特性，我们表现得极度敏锐。”

布朗意在提醒历史学家们，不应让衰落和瓦解的叙事，遮掩了晚期古代社会文化转变的复杂而迷人的事实，但经过30年的提醒后，许多历史学家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烈娅·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曾评论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诸如‘衰落’或‘颓废’之类的词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因而也就成了对人们的误导。”布朗主张我们应当将公元200~700年这个时期视为从古典文化进入早期中世纪文化的转型时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太多历史学家任由这种新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双眼，无视这也是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时代这一事实。战略学家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曾说，“新的时尚观点将晚期古代社会的转型几乎说成了和平的迁徙与温和的渐进式转变，然而却遭到了详细的考古证据的反驳。考古证据中充满了暴力、破坏，以及上千年都无法恢复的物质享受和教育成就的灾难性的损失。”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结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渐进主义模式的最好的修正办法，就是直接将对2世纪时罗马帝国任何部分的遗址考古报告和调查数据，与7世纪时同一地区的报告和数据进行对比。所有遗址（甚至包括比罗马帝国所有其他部分都更好地渡过危机的埃及的遗址）都显示出物质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