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第七章：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在本书中，我介绍了支持一种分析工具——社会发展指数——的证据和方法。因此，以一个关于这种工具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更开放的讨论，而不是一系列结论来结束本书，似乎是明智的。

我先用两节来讨论一下指数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我对误差和讹误做些评论。新进化论者的指数最大的缺陷之一是，由于指数并非真正为回答某个具体问题而设立，其设计者很难准确地说出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讹误。误差项取决于所问的问题，就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能够容忍多大的误差才能保证指数不误导，可以做到相当准确。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将转向展示数据的问题。在展示统计信息时，根本没有中立的方式；各种方式都会强调指数的一个或多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我成系统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均优先选用线性–线性图，但其他方式也有其优点。

然后我将回到在第一章中曾考虑的问题上，探讨此处谈论的指数怎么会有助于统一历史上的进化理论。我对有可能形成一个这样的理论，而且社会发展指数可以成为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持乐观态度。最后，我将探讨这样一个理论能否真的使历史成为未来的指南，就像斯宾塞150多年前所声称的那样。

误差和讹误

第三章至第六章讨论过的几乎所有细节都可能受到质疑，证据几乎都可以进行多种解释。有不止一种方式来定义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我也能以其他方式计算分数。在产生社会发展指数的每个阶段，都会牵扯出长长的一连串争论和推断。

因此，另一位研究者完全可能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分数。实际上，任何其他研究者是极其不可能得出与我完全一致的一套分数的。就此而言，如果我再重新计算一遍社会发展分数，我本人也很可能得出不同的数字。

所以，问指数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从来没有指数是“正确”的，无论我们是从严格的意义上理解为表7.1和表7.2中的所有530个数字都完全符合实际，还是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所有专家都将同意这些数字。我计算的分数肯定是错误的，唯一有用的问题是它们错得有多厉害。它们是错到了连图2.5中描绘的历史基本轮廓都属误导，以致整个《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都有致命缺陷呢？还是误差实际上微不足道？

想确知这些问题的答案，唯一办法是让其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研究我在第三章到第六章中展示的证据，并检验我的论点。不过，在此，我至少能肯定地说出指数能容忍多大的分数错误，以及什么情况能促使我改变主张。如果我计算的分数基本上和其他分析家计算的数字相差在10%以内，那么我试图解释的模式的基本轮廓就仍然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我的数字基本上和其他人差15%，那么我也许要将发展曲线的形状改变得足以修正我的观点，这取决于细节。如果相差在20%以上，那么显然我的观点需要修正了。

表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社会发展分数

（单位：分）

按照图7.1中以对数–线性标尺展示出的指数，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公元前14000年后领先于东方。东方慢慢追赶了上来，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的领先优势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但到公元541年时，东方首次升到了西方之上。东方的分数保持领先直到1773年。自冰期结束后92.5%的时间里，西方的发展水平均高于东方。

图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

表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社会发展分数

（单位：分）

图7.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示了假如我将西方的发展分数一直低估了10%，而将东方的发展分数高估了10%，那么东方和西方正确的走势将是怎样的（即在图中将我计算的所有西方分数提高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10%）。图7.3则展示了假如我犯了相反的错误，将东方发展分数低估了10%而将西方发展分数高估了10%，将会是怎样的。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图7.2和图7.3的可信度扭曲了多少。图7.2分别将西方和东方的分数提高和降低了10%，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在公元1400年，当郑和正准备扬帆印度洋时，西方比东方要发达；这也意味着当公元前218年，汉尼拔驱赶着他的大象进攻罗马时，西方的发展水平已经比东方的郑和时代要高了。好像这些结论还不够荒唐似的，该图还告诉我们，当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时，西方已经比公元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勋爵的通商请求时的中国要发达了。所有这些结论没有一个能与众多历史证据相符。

图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提高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10%）

图7.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降低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提高10%）

图7.3将东方的分数提高了10%而将西方的分数降低了10%，甚至更为荒唐。例如，700年时，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统治着一个从今葡萄牙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的大帝国，该图给当时西方打的发展分数却比孔子时代的东方还要低，这恐怕根本不可能；1800年，工业革命已经展开，英法两大帝国攫取了全球大片土地，然而该图给西方打的分数，却比东方在1000~1200年的宋朝时期还要低，似乎更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即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忍受这样奇怪的结论，图7.2和图7.3所描绘的历史的形状与图7.1所描绘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要改变基本模式的地步。短期偶然论仍然不足以成立，因为即使在图7.3中，西方的分数在冰期结束后的大多数时期仍然高于东方（只不过这个“大多数”意味的是56%的时间，而不是92.5%）。长期注定论也不足以成立，因为即使在图7.2中，东方也领先了7个世纪。我计算的分数所产生的模式——西方在过去15 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领先，但中间插入了一个1 200年的“东方时代”——仍然是不变的。

要改变基本模式，我估计必须是在误差达到了20%以上的情况下。图7.4展示了假如我对西方的发展分数一直低估了20%，而对东方的分数高估了20%，那么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图7.5则展示了假如我将东方的发展分数低估了20%而将西方的分数高估了20%的结果。

这回模式大不相同了。在图7.4中，西方的分数总是高于东方，使得长期注定论貌似非常合理，也否定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通篇的主张：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图7.5则相反，实际上颠倒了我的实际指数得出的结论，使东方在冰期以后90%的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

图7.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提高2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20%）

图7.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降低2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提高20%）

假如图7.4或图7.5是正确的，那么《西方将主宰多久》中的一切就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两张图都是错误的。图7.4将西方的分数提高了20%，而将东方的分数降低了20%，告诉我们公元前/公元1年时罗马帝国的发展分数只比1900年工业化时期的日本低5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图7.5则相反，将东方的分数提高了20%，而将西方的分数降低了20%，意味着东方的发展在商朝之前的时代就比西方在波斯帝国时期快；而西方是直到1828年，鸦片战争前夕时才赶上东方的；并且西方的统治已经结束（实际上是在2003年）。所有这些看来都是不可信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1）我估计的误差恐怕不会超过10%，并且肯定不会超过20%；（2）即使误差超过了10%，我试图解释的基本历史模式也仍然是有效的。

指数的直观显示

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是一回事，展示结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可以想象的展现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会突出信息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因此，对指数本身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对其所做的解释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或许是我选择的视觉展示方式模糊了其他同样适当的对记录的解释。

感谢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艾萨克·奥珀（Isaac Opper），有一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计算分数时，给每个特性打的最高分值为250分（均为公元2000年），分数除以250，才能知道什么样的表现可以得到1分，然后我又设定指数上值得记录的最低分值为0.01分。其结果是3项特性的分数一路跌到了0分，分别是社会组织（西方于公元前8000年，东方于公元前4000年）、战争能力（西方于公元前3500年，东方于公元前1750年）、信息技术（西方于公元前3500年，东方于公元前1400年），但能量获取没有。这是因为人们如果不能获取到最低量的能量，即每天4 000卡（得4.36分），他们就无法生存。

结果，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分数都在社会发展总分中占到了90%以上，直到公元前100年（见表7.3）；甚至自那以后又过了2 000年，直到20世纪，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全都有了爆炸式增长以后，能量获取在总分中仍然占到75%以上。

表7.3 社会发展总分中能量获取所占百分比

*社会组织的分数，在西方是从公元前8000年，在东方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记录的，但直到公元前3500年的西方，公元前3000年的东方时，它们的分值仍然太小，在社会发展总分中的贡献不到0.5%，意味着它们作为舍入误差消失了。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了能量获取分数是怎样淹没了其他3个特性的，但随意地为其他3个特性加权或提高分数，制造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艾萨克·奥珀指出，有更容易的办法让另3个特性更清楚明确。

图7.6 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的社会发展分数

*上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总和的对数（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对数的总和（先计算4个特性的分数的对数，然后再将4个对数相加）。对数的总和虽然直观上不够明显，但对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在前现代时期的小变化更为敏感。

资料来源：艾萨克·奥珀绘制

展现前现代时期社会发展分数的变量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对数－线性图上标绘数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某些点上这样做了，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其总和的对数。这有其用处，但如果我们分别计算4个特性的对数，再把对数相加，得出一个单一的分数，我们就能绘出一幅不再由能量获取的高分数主宰的图了。图7.6中上方的两条线分别展示了西方和东方特性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则分别展示了特性对数的总和。可以看到，将特性的对数相加后产生的曲线，对于20世纪前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哪怕极小的变化都更加敏感。

公元前2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埃及旧王国和阿卡德王国的崩溃，公元前2000年左右东方的陶寺的毁灭，以及公元前771年中国西周王朝的灭亡——当以其他形式绘图时，都被能量获取分数的持续性淹没了——现在却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曾被众多的学者极度轻视的西方后罗马时代的瓦解，现在也凸显了。

图7.6 中下方的线也改变了图中左手侧斜线的形状。该图不再单纯由能量获取水平（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驱动，其对于其他特性更强的敏感性，已将西方领先于东方的时间从约公元前12500年（冰期结束时）推迟到约公元前7000年，最早的人口超过千人的定居点（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等）出现时。现在看来，西方发展的速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最早的国家出现时加快了，然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再次加快，当时罗马帝国将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框架之下，标志着又跨越了一个门槛。不过，在这两个时间之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现在以趋势线上突然中断的形式清晰地凸显出来，两次中断后又都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东方古代时期的曲线的变化也很有趣。这回农业的出现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发展速度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西坡成长为约1 000人的定居点后，才真正加快的。东方的曲线此后平稳上升（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800年中断，但都比西方大约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溃要平和得多），直到大约公元前600年，发展再次提速，直到大约公元100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应当能表明，东方曲线相对于西方的平稳性，是代表着历史的真实，还是只因为我们对西方考古和古代历史知识了解得更详细。

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而不是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对公元1年后2 000年间的曲线形状影响较小，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已经足够高，无论用哪种办法都可以显示了。然而，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的确突出了偏离总体趋势线的程度。

我写《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发展在明朝和清朝并没有停滞这个观点。图7.6中下方东方的曲线使这一点甚至更加清楚，公元1400~1800年的分数紧紧追随着汉朝之后更长期的趋势。

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也有助于使西方在公元1400~1800年的爆炸式发展显示得更为清楚，强调了现代西方的主宰并不是以“东方的衰落”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在1400~1800年间表现得不错，但西方社会表现得更好。前现代时期全球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驱动，像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的地中海化对罗马社会发展的驱动一样有利。

图7.6中下方西方的线突出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论述的两个论点。第一个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的确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有共同之处，而且17~18世纪欧洲人在其社会发展方面重新获得了将近2 000年前的水平时，谈论一场“古代和现代的战争”，是非常正确的；第二个是尽管早期现代的欧洲成绩不俗，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还是发生于1800年之后，是随着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发并利用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而发生的。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更灵敏的可视化表现形式，然而能量获取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基础。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我曾经说过，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争论的双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责。这种含糊的斥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中曾非常普遍。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只关注了世界上两个地区，但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这可以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严厉地批判了唯物主义者，提出过去16 000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许是其值得拥有的思想）。不过，这至多仍是一种假设，而一种适当的全球性社会发展指数，显然将是进一步检验这一观点的工具，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视为历史的自然实验。

最有用的对比，也许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因为自大约公元前10000~公元1500年，两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但新世界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使其与欧亚大陆的对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处像旧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亚的特点，就是在冰期结束时，也有一个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幸运纬度带。澳大利亚的西南部的确也有一个地中海气候区，但在冰期结束时却没有进化出同样丰富的小麦、大麦、稻子、玉米、土豆、绵羊、山羊、猪或牛，这使得驯化动植物并在本地发展出复杂社会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得多。

如果文化当真是个因变量，我们也许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带以类似于旧世界核心地带的方式扩张，引发同样一系列后发优势、发展悖论、社会崩溃，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描绘的所有其他现象。

如果将社会发展指数扩展到新世界，就会看到类似事情的确发生了。驯化动植物首先出现在新世界的幸运纬度带，在瓦哈卡地区和秘鲁高原。随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城市和国家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即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旁形成了。图7.7是一幅简图，展现了古代复杂社会的5个地区主要的文化转型，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旧世界和新世界最早的农业核心地带，遵循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历经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图7.7 世界5个地区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实线代表变革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扩散；虚线则非）

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 000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 000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 000年）比旧世界（3 000~ 4 000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 500~3 000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 500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1 000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在信息技术方面，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记录文字和数字的系统都是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然而与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或者大约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实践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大约公元1500年时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在战争能力方面，一些大约是在旧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代发明的技术（例如堡垒等），在新世界大约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出现的，但是在随后的1 500年中，这些技术在美洲的传播不及欧亚大陆快。而且一些其他技术（例如青铜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没有出现；由于美洲所有有可能进化为驯服马的野马品种在人类到来之后都消失了，新世界的军队无疑从来没有发明过战车和骑兵。

弓箭在新旧世界的命运更是有趣。弓是60 000年前在非洲发明的，然后传遍了旧世界。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强劲有力的合成弓已经在旧世界所有的复杂社会应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国发明了。然而，据我们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并没有引进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重新发明了弓，直到大约公元前2300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小工具传统”遗址才出现了箭头。这些武器随后非常缓慢地在北美传播，直到大约公元1100年才传到中美洲，并且始终没有达到旧世界弓的精致程度。

相反的是，城市规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得比旧世界要快。到公元500年时，今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已有10万~20万居民，比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最早的城市出现后1 000年内的任何遗址都大得多。最早达到特奥蒂瓦坎可能达到的规模下限的旧世界遗址，是大约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世纪时才有城市达到其上限，是亚历山大。

对新旧世界的这些差异的解释，可能已经具备。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优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谓的社会发展中领先的原因。

戴蒙德说，首先，在冰期结束时，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使得亚洲西南部和东部的人们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驯化植物和动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即重达100磅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最早的人类殖民该大陆后很快出现的巨型动物灭绝现象中大多被消灭了。最后，甚至大陆的布局都对美洲原住民不利。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因而起源于西南亚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能够在地理学家们称之为“生物群系”的统一的生态区中传播数千英里，到达欧洲或中国。美洲则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着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崭露头角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对于旧世界而言）中流传，然后才能跨越极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因此，新世界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要很长时间才能浮现，要更长时间才能传播。

由于大陆数量太少，戴蒙德的观点很难验证，尽管最近一项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会无疑有其独特的特色，它们有早熟的（相对于旧世界社会而言）城市化，却又较慢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和信息技术，这一现象仍亟待解释。将社会发展指数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将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释新旧世界的差异，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赋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毫无疑问，直线发展的进化与多线发展的进化之间的争执，是文化进化论方面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罗伯特·卡内罗在结束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时总结道。

不过，像许多这样的问题一样，烦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以及对适度水平的抽象的隐含假设。在一些学者看来，问社会发展是否是直线发展的，似乎意味着问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而且，相应的还要问现代化是否不止一种）；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这似乎意味着问更普遍的问题：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相应的，问是否有多重道路，以致谈及发展就是个错误）。

社会发展指数认为，对第一种问题——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是”。指数显示的不仅是从采集者到农民再到工厂工人并继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进步，也表明了在每种广义的组织下的发展所能达到的一系列像“硬天花板”一样的上限。在指数上，任何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可能发展到超越6~7分的程度；任何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超越10~12分；任何农业帝国都不可能超越45分。任何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跨越农业帝国阶段而直接实现工业化——除非受到另一个已经经历了这些阶段的社会的影响；没有任何社会能从草原游牧阶段直接进入工业社会，除非先被一个农业帝国征服。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无休无止地争论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所有他们通常视为“现代”的社会，都经历了上一段描述中的一两条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化都包含能量获取激增的意味。这种激增是由借助了化石燃料的威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而其后果又是将能量应用于重新划分的各行各业。关于现代化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对概括这些社会的最有益水平方面的分歧。

如果我们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直线发展与多线发展之争问题——社会是否能向多个方向发展——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时序观点，以及我们将调查的终点设在哪里。如果我们从观察1 000年前的世界开始，我们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社会非常显然是在向多个方向发展的，从卡拉哈里沙漠的猎手到突厥游牧者，从密西西比河畔的农夫到中国宋朝。

然而，在支持多线进化的论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文化，在解释这种多样性时，作用就很有限了。在一个给定的生物群落区内，众多社会倾向于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发展。农业是在幸运纬度带内生根的，也是从那里向外推广的。居住在大草原上的牧民，经历了徒步、乘车和骑马的发展阶段。狩猎和采集则主宰着不支持农业或畜牧业的环境。

又一次，我们的工作所停留的抽象层次也决定着我们能看见什么。譬如说，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托尔特克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大相径庭，学者们完全可以随意选择强调这些差异而忽视其共性。然而，社会发展指数迫使我们认识到，生物群落区内的共性是真实存在且至关重要的。决定多线进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21世纪的世界，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是“否”：社会并不是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内，地理推动着发展沿不同道路前进，但是随着世界上的幸运纬度带内社会发展的增长，最发达的社会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公元200年时，欧亚大陆上农业帝国的商人们将商品从旧世界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到公元600年时，我们已掌握有个人来往于欧洲到中国全程的确凿证据；到公元1400年时，欧亚大陆上的人已经有了能够可靠地渡过任何海洋的船只；而到公元1900年时，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已几乎将整个世界聚合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全球化历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一旦有一个社会跨越了化石燃料的门槛，整个世界迅速变成现代社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对于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们是回答“是”还是“否”，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着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将21世纪包括在内的思想，都迫使我们回答“否”。

我相信，社会发展指数指向合格的直线发展。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被拽上这条道路。

社会进化的方向

生物进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无方向的过程。博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向我们描述了假如我们有什么办法重放生活磁带的话，那么它将极可能不会再导向我们这里了。他说：“神圣的磁带播放机掌握上百万个脚本，每个脚本都极其合理。在开端处即使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偏转，都会释放出像众多小瀑布一般的结果，形成一个在回顾时会觉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来。然而在开始时哪怕最轻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个槽口，历史就会转入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让这样的人进去吧！”

在进化论是思考人类社会的正确框架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像古尔德一样看到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也许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情使得过去15 000年不断上升的社会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模式。指数上的数字开始攀升，是因为公元前1270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上升的发展成为一种成功的适应。改变了环境背景，你也就改变了适应景观；在一种环境下兴盛，比如发展水平高的群体，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就不一定兴盛了。

这种观点的隐含之意，似乎是社会进化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方向；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无论其在了解历史方面的描述性价值如何，都没有预测能力。但这样看也许会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生命历史上其实有非常明显、非常强大的模式，很多生物学家都曾得出结论：动物进化到像人类一样聪明——也许像人类一样看待事物——是完全可能的，以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不可避免的。

古尔德本人愿意承认，尽管他看到了生命彩票本质的随意性，但贯穿生命历史，有一种“复杂性的右倾”一直在非常稳定地运行着。社会历史尽管时常被像物种历史所受到的同样众多的冲击所打断，然而在过去15 000年中，也仍然能看到同样稳定的“右倾趋势”。整个历史明显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预期社会发展分数会不断地增加。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事实的确如此，并认为如果我们预测社会发展指数在整个21世纪及以后的趋势，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看法的。我的预测非常粗糙，只是推断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在21世纪将以与20世纪相同的速度继续增长。假如情况的确如此，东方的分数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届时两个地区在指数上都将达到大约5 000分（见图7.8）。

这个论点比本书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吸引了更广泛的关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会遵循这样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直线性预测，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预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否实现（实际上所有预测都不能实现），更多的是在于迫使我们提问，我们需要将设想改变多少，才能产生彻底不同的结果。

预测20世纪指数趋势线到21世纪的走向时，会认为过去50年“东方的崛起”并非西方主宰的暂时中断。这是中期历史趋势的结果，是由可回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地理意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实际上变小了）驱动的。西方国家政府也许能操纵财富和实力向东方的转移，最老练的西方政策预言家们关注的恰恰是这一点。然而，阻止或逆转东方的崛起，要求有至今尚未确定的会使地理再度强烈改变其意味的发展，并且这些发展是有利于西方复兴的优势的。

图7.8 未来的趋势？对21世纪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分数的预测

不过，预测20世纪趋势线的进一步走向的最意味深长的含义，是社会发展在下一个百年将达到5 000分。从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发展提高了900分。这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岩洞壁画发展到互联网而获得的。不过，按照图7.8的设想，2000~2100年发展还将再提高4 000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分数可能被低估了。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发展是以指数方式增长的，而不仅是像20世纪末时那样的线性延伸。

又一次，重要的问题不是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的具体预测能否实现，而是需要发生什么情况，才能使现实远离我的预测所依托的设想，使社会发展分数在2100年时远远达不到5 000分。从过去15 000年的社会发展曲线来判断，最有可能的答案似乎是发生一场新的社会崩溃。

5 000分的设想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摆脱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限制，但对冰期后的历史显然也有另一种解释：工业化只是将这些限制向外推了推。它推动力度的确很大，使全世界的人口增长了一个数量级，也使数十亿人脱了贫；但对指数的这种解读仍然要提出，工业社会也将面对内在的“硬天花板”，就像曾限制了农业社会发展的“硬天花板”。

罗马帝国和宋朝等农业帝国在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40分以后，便开始动摇和衰退，现代社会在1 000~5 000分的某处，也许也会遇到新的“硬天花板”。假如一个拥有100亿人口的世界发展停滞了，或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气候变化，或者发生了核扩散，再或者出现了机器人战争、电子战争和纳米战争等分布不平衡的发展，其后果会比农业时代的发展停滞还要恐怖。

指数暗示接下来的50年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一方面，假如19世纪和20世纪能量增长带来的好运只是一锤子买卖，那么21世纪就将注定成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方面，假如工业革命被证明只是一个更长时期的能量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当前这个世纪将肯定会使人类变得面目全非。到21世纪60年代时，也许我们将看清世界走向什么道路。

社会发展指数当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它可能是确定其中一些问题的宝贵工具。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开头推断：“假如有更高级的生物从太空造访地球，为了估量我们的文明水平，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他们发现进化论了没有？’”假如这样的事情当真发生了，我想他们问的既包括生物进化，也包括社会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