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日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
吉伦特派和山岳党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0日成立，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实行共和，22日又宣告，国民公会从法兰西共和国元年起始。在颁布这些初步措施时，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都表现出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热情，但之后却继续开始内部的纷争而放弃了本身的工作。
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为了获取领导权，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令他们担心，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和几个德意志王侯将在8月10日以前进攻法国，那么在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9月屠杀事件之后，其他的君王也会共同反对法国。国内的革命敌人除了拥护旧制度、支持贵族和僧侣的人外，又增加了拥护君主立宪、关心路易十六命运的人。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下，吉伦特派和山岳党却未能团结战斗，而是开始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
吉伦特派人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而成为共和派，他们纯正的意图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厌恶群众并且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只做能够做到的事早已是他们的处事原则。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而顺应共和，而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由于缺少适当的人实行，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很难确立和巩固。制宪会议进行的革命有自己的宪法和公民，是合法的。新的革命主张下层阶级来领导国家政权，因此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在危机时期上层阶级可以依靠下层阶级却不能永久依靠。但是，第二次革命的实现又必须依靠下层阶级。
在议会中吉伦特派力量最强，在各郡的选举中占有优势，但他们却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立宪派的援助后也没得到民主派的支持，由于没有争取到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在8月10日以后，吉伦特派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中间党派。要求共和的山岳党领导人不满吉伦特派的声望，企图打击吉伦特派并取而代之。山岳党人在知识经验和口才上不如吉伦特派人，但他们机警而果敢，采取手段时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政府，他们将人民即下层阶级作为赞美和关心的对象。它比任何一个党派都险恶可怕，也比任何一个党派能贯彻始终。
还有一些代表则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固定的主张，不偏不倚地对待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斗争，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因领导8月10日事件而当选的巴黎代表，有各郡杰出的共和派代表，之后又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在那个时期却很有势力，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当时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巴黎公社也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试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一种通信联系，以便控制各郡，但由于各郡大多反对他们而没有成功。并且，各郡还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来培养群众的反对倾向。为此，山岳党称罗兰的官邸为群众思想控制所，罗兰的朋友为搞阴谋的人。
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法国成立最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大的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拥有无上的权威和支配权，它的名称从未改变，而实质却随着每次事变而改变。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揭发和制造矛盾的手段来排挤吉伦特派，并用无套裤党人来代替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巴黎，吉伦特派只占据了一个内阁，而内阁却与公社对立，因此它已经没有势力。而此时的山岳党，已经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以雅各宾俱乐部来掌握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来掌握各市区和郊区，依靠市政府来掌握起义组织。
关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控诉与辩护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争斗。吉伦特派对9月大屠杀十分愤慨，尤其反感和厌恶为大屠杀出谋划策的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他们出于憎恨而谴责罗伯斯庇尔，认为他鼓吹施行暴政，厌恶马拉则因为他从革命一开始就在文章里宣传杀人。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遭受到的指责实际上并无其事，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从这时起，在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庇尔成为头等重要人物。他在这之前作出很多努力，但总有人超越他，制宪议会时期的首要人物米拉波，立法议会时期的布里索和佩蒂翁，在8月10日革命时期的丹东，这些名望比他高的人都遭到过他的反对。处在这些著名人物中间，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来引人注意，因此表现为激进的改革者。
立法议会时期，罗伯斯庇尔的政敌都是革新者，因此他成为立宪派。从8月10日之后，他开始专心在雅各宾俱乐部击败吉伦特派，希望取丹东而代之。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加上出身低微，他最后才得以出头，这对革命而言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出于自尊心，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头等地位并不择手段维持它。罗伯斯庇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才智高于常人，锲而不舍，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和不为利诱的声望，不反对流血。他证明了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儿除了依靠才智更有赖于行动，坚持不懈的平庸胜于缺乏毅力的天才。
吉伦特派可能出于对罗伯斯庇尔势力的预见，也许只是出于猜忌，他们控诉他犯下了共和派认为最严重的罪行。巴黎当时正因派系纷争而陷于动乱中，吉伦特派主张以法律制裁那些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同时从各郡调集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保卫国民公会，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山岳党则抨击这个措施是对巴黎的一种侮辱。吉伦特派为维护这种措施，提出了由巴黎代表组成三头统治的方案。奥塞兰站出来说：“我出生在巴黎，能够代表这个城市。我认为，想在巴黎建立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护民政治政党的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邪恶。如果巴黎代表中有支持这种主张的人，我们就把他赶出去！”马赛代表雷柏基附和道：“没错，议会中确实有一个想实行独裁的党，罗伯斯庇尔就是它的头目，我要向大家揭发他！”巴巴卢则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
作为8月10日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巴巴卢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拥有很大势力。他说在8月10日事件时，两党都想拉拢马赛结盟军，当时有人希望他联系罗伯斯庇尔，因为他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者，认为如果不打垮政敌就会被政敌击败，因此，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来反对公社，一方面又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能在敌人羽翼未丰时给予一击致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害怕分裂而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控诉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将目标转向马拉。马拉曾写文章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杀。当他在讲坛上为自己辩护时，人群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乱。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却泰然自若，待人们安静下来，他才开始讲话：“这个议会中很多人和我个人有仇。”“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有人打断他的话。“我提醒这些人要知道羞耻，并且奉劝大家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付出巨大贡献的人狂喊，更不要进行这种无礼的威胁，希望你们能认真听一听我的话！”人群安静后，马拉在国民公会上讲述了自己关于镇压和独裁的观点。
马拉的勇敢和沉着令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大为震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曾以各种隐蔽手段避开公众的责难，并且逃脱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写的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里面要求人头落地，并且煽动群众进行9月大屠杀。人的头脑可能产生任何狂乱的思想，这种可怕的狂想更是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是有敌人的，为了使革命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而最好的手段就是任命一个独裁者，让他来镇压这些敌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他以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来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既不考虑法律，也不关心人的生命。他还认为那些不认同这两种措施的人是残暴并且软弱无能的，对其加以蔑视。
在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些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都没有像他一样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早已不纯正的道德变得更为败坏，他的大规模屠杀和独裁想法，之后都被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收到结果，虽然他比罗伯斯庇尔惹人讨厌，但却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引人痛恨。很多人将他当作一个狂人，有些人则把这些争论看作是党派之间的纠纷，而不是影响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并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并不是件安全的事情，即使是各党派也很难跨出这一步。
丹东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脾气，他暴躁而难以相处。但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罗伯斯庇尔则说他并不了解马拉，在8月10日前他曾和马拉有过一次谈话，并且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这次谈话后，马拉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政见狭隘，于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说：“罗伯斯庇尔既缺乏政治家的眼光，也没有政治家的魄力。”相比之下，人们觉得罗伯斯庇尔更可怕，但是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
不久，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9月大屠杀、公社夺权、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等事件进行了谴责。他说：“当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被人看作是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大会有力宣扬并欢迎叛乱和屠杀的主张的时候，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开始反对国民公会的时候，我就不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那些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冒充人民的朋友，却怀着颠覆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罗兰还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在信中这位副庭长告诉罗兰：他和吉伦特派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受到了威胁，敌人将再一次制造流血事件，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罗伯斯庇尔的解释。
听了这些话，罗伯斯庇尔急忙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派中最坚决的人卢韦立刻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庇尔，坚定地说：“罗伯斯庇尔，我敢控告你。”一贯保持沉着的罗伯斯庇尔这时也激动起来，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曾经与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领教了他的尖刻、激烈和毫不留情。卢韦接下来进行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卢韦控诉罗伯斯庇尔曾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多次卑鄙地吹捧数百名公民，先说他们是巴黎人民，之后称他们是人民，最后又吹捧他们是最高主权者；此外还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炫耀自己的优点和品德，在奉承了人民的力量之后不忘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
卢韦还指出，在8月10日事件中罗伯斯庇尔是隐蔽的，之后就成为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在谈到9月大屠杀时，卢伟激动地冲着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8月10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可9月2日的事件却是你们干的，是你们自己干的，难道还引以为荣吗？他们以蔑视的口吻说我们是8月10日的爱国者，而自己则扬扬得意地宣称是9月2日的爱国者。就让他们在这种只配他们自己享有的声誉里遗臭万年吧，而我们则被证明无罪。那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并且试图将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咎他们，巴黎人民虽善于战斗却不善于杀人！是的，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巴黎人民曾来到杜伊勒里宫前，但却没有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到各个监狱前。也许有人会问，人民既然没有参加屠杀，为什么不去阻止它？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因为佩蒂翁的保护权无法行使，因为罗兰的话没有效力，因为司法部长丹东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更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们佩着绶带在主持这些暴行。立法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要为无辜者报仇，一定要严惩我揭发的这种有罪的狂人！”随后，卢韦又回过头来指责罗伯斯庇尔的野心、阴谋和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前，卢韦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并且在每个事实前面都要加上“罗伯斯庇尔，我控诉你！”这句话。
卢韦在掌声中走下讲坛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前为自己辩护，也许是由于思绪混乱，也许是担心人们的偏见，罗伯斯庇尔面色苍白，小声要求一星期之后再发言。在预定的日子，他一改被告身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讲台上，讲了一大篇为自己辩解的话。他用讽刺的词句反驳了卢韦的指责，应当承认，卢韦的演讲虽然慷慨但所举事实含糊空泛，罗伯斯庇尔轻易就将其推翻了。旁听席上站满了为他鼓掌助威的人。
国民公会认为这种指控不过是为了个人自尊心而发生的争执，并不将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放在眼里，因此准备就此结束这个争论，当罗伯斯庇尔讲完以后，大会就宣布辩论结束，开始下一个议程。在讲话的最后，罗伯斯庇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作任何结论，我并没有用更严厉的谴责来回应对我的诽谤，我甚至删除了辩护词中的攻击部分。我放弃了对诬告我的人进行正当报复的权力，我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和平，让自由获得胜利！”他的讲话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卢韦要求反驳却被拒绝了，巴巴卢想上台再次控诉也没被允许，朗热内对变更议程提出反对也是徒然。这个问题就此停止，吉伦特派人也支持这样做，他们发起控诉是犯了一个错误，但不坚持进行控诉则是错上加错。山岳党没有被击败，在辩论中占了上风，罗伯斯庇尔则以此接近了原来他离得很远的地位。在革命中，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怎样的人，那么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人，吉伦特派指控罗伯斯庇尔是山岳党的首脑，因此，山岳党就将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
能否审判国王
关于行政机关和党派的建立及领导问题的公开争论远比对个人的攻击重要。但是吉伦特派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的每项措施要么因为不合适，要么因为没坚持都未获得成功。他们既没有加强行政机构改组公社，也没有继续维持并以此来争取和利用群众，于是比佐建议国民公会应组建一支三千人的卫队，以保护大会的独立，但因没有坚决要求而未被采纳。吉伦特派对山岳党的攻击没有使其削弱，对公社的攻击未使其屈服，对各市区的攻击也没有影响它们失去作用，没有得到各郡的援助，却因求援而激怒了巴黎。
吉伦特派的政敌则抓住时机，在暗中散布言论，说他们将要把共和国移到南部并放弃帝国的其余部分，吉伦特派在群众面前便被说成是联邦主义者，吉伦特派却没有预见到其中的危险。当吉伦特派在谴责公社，对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进行控诉时，山岳党却宣布共和国是统一并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显然是攻击吉伦特派并使他们受到怀疑的手段。国民公会已经厌倦了这种长时间的争论，那些不参与争论的代表和地位不重要的代表，都认为他们应该和解并讨论有关共和国的事情。
于是两党暂时息争，大会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宪法上，但山岳党却提出应先解决被废黜君主的命运问题。极左派的领袖们在这件事上有自己的动机，他们不同意领导宪法委员会的吉伦特派成员佩蒂翁、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和平原派中的温和派成员巴雷尔、西哀耶斯、托马斯·潘恩来组织共和国。极左派认为这些人可能会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群众的政权，这个目的只有获得统治权后才能实现，取得统治权则需要法国长期保持革命状态。山岳党试图以可怕的政变手段来建立法律秩序，如果对路易十六判罪，可能震动所有的人。此外，他们还诱导吉伦特派表达出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并因此失去在群众中的威信。
相当数量的山岳党人忠实地按共和派的做法行事，他们认为路易十六对革命有罪，认为一个被废黜国王的存在是对新生民主政体的威胁。此时，外界已经开始了判决路易十六的精神准备，人们散布流言来诋毁他的人格，要求将他判罪以巩固自由。民众团体也纷纷向国民公会写请愿书并派出代表到议会请愿，有人甚至抬着在8月10日受伤的人游行，人们用路易十六祖先的名称路易·卡佩来称呼他，以此替代他国王的名号。
8月10日之后，人们在王室经费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些罪证，这使得群众更加怒不可遏，那些维护国王的人也放弃了抗争。这些文件证实了路易十六和那些反对派亲王、逃亡贵族以及反法同盟都存在秘密勾结。立法议会整理的一份报告指控了路易十六出卖国家、颠覆革命的企图。报告披露了路易十六在1791年4月16日给克莱蒙主教的信件，信中说只要能重新掌权，他就恢复旧政权并恢复僧侣的地位；报告指出，路易十六提出宣战的目的是让他的救兵加速前来，那些人曾写信告诉他：“战争迫使所有国家联合起来，打击在法国施行暴政的乱党和叛乱分子，他们受到的惩罚将警示那些企图扰乱各帝国治安的人……你依靠的是十五万大军，由普军、奥军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组成，此外还有一支两万逃亡者的队伍。”报告还指明路易十六与两个王弟是一贯反对革命的，公开场合指责王弟不过是掩人耳目。
不久人们又发现了新的罪证，在杜伊勒里宫护墙板后面装有铁门的洞里，找到了一个罗兰大臣用的秘密保险柜。里面有宫廷对革命实施阴谋诡计的证据，包括利用群众领袖加强国王的立宪政权、勾结贵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塔隆的献策以及与米拉波的谈判记录等。这些发现加重了人们对路易十六的愤恨，人们立刻打碎了雅各宾俱乐部中米拉波的半身塑像，国民公会也遮盖起了树立在会议厅中的米拉波半身塑像。
审讯国王的问题在大会中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期，但是没有能宣判他的法庭，也没有适用于他的刑罚，因此人们想用合法方式来定他的罪。立法委员会经过研究后得出报告，路易十六能够受审并由国民公会来审理。马耶以立法委员会的名义表示，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不可侵犯，但作为一般个人，没有其他人替他负责，他也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缩小了宪法赐予路易十六的保护国王行为的范围，由此得出结论：废黜王位只是政权的变更而不是惩罚，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并按照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接受审判，并决定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无须遵从其他法庭的审理程序。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一切利益，一切利益等同于正义，而国民法庭不能违反正义、也无须拘泥于形式，这就是立法委员会将国民公会变为法庭的可怕的诡辩理论依据。
11月13日，在立法委员会作出报告后第六天，开始了这项讨论。那些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虽然认同路易十六有罪，但反对国王接受审判，他们的代表人物莫里松说：“国王的不可侵犯带有普遍性，宣布废黜王位后，国民已保证了他的权利。国民公会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而不是审判国王，国民公会受司法条文约束，即使按照战争惯例，也只能在战斗过程中处决一个失败后落入法网的敌人，何况判处路易十六对共和国并没好处，共和国应当对他采取拘留或者驱逐出国的保障安全的措施。”这是国民公会中右派的主张。
山岳党既不维护国王的不可侵犯，也不赞成审判路易十六。圣茹斯特说：“莫里松主张维护国王的不可侵犯，委员会则主张应该像审判公民那样审判路易十六，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不正确。国王应当作为敌人来对待，我们不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审讯的程序在契约中没有规定，民法中也找不到，但万民法有。目前，拖延时间、搜集材料等做法，反而会使我们对国王采取姑息态度。”圣茹斯特喜欢把所有问题都当作对待敌人或政治问题来解决，他继续演讲：“主张审判路易十六的人可能会建立共和国，而那些主张公正惩处国王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公民们，如果罗马人在进行了六百年反对国王的艰苦斗争之后，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死后，仍然出现了国王，那爱好自由的公民们，你们看着那些刚刚获得自由就要尊重曾经束缚自己铁链的人，不会担心发生危险吗？”
这个在自己获胜以后还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过激派，主张以政变代替判决，建议不根据任何法律、不履行任何程序，像对待战败的俘虏一样来对待国王。他们虽然在国民公会中只占极少数；但却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的有力支持。尽管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但这种屠杀性的要求却被国民公会拒绝了。这时，那些拥护国王权力不可侵犯的人，则理直气壮地利用起国家利益的理由和正义人道的原则，他们认为同样一批人不能兼任审判官和立法者，不能既是原告又是陪审员，希望新生的共和国有仁厚和宽恕的美德。此外，还有一派从政治方面指出，如果给国王判罪将会使无政府主义党派更加嚣张，会使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开始加入反法同盟来反对共和国。
在长时间辩论中表现勇敢顽强、并以此证明自己势力的罗伯斯庇尔登上讲坛，表示支持圣茹斯特的意见。他对国民公会使革命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又发生疑义进行谴责，并反对它以怜悯和公开辩护来复活已被打倒的保王党。罗伯斯庇尔说：“国民公会已经偏离了真正的问题，路易十六不是被告，你们也不是审判官，这里根本没有审判问题，你们的身份只是政治家，采取的也只能是拯救国家的措施和保护国民的行动。作为被废黜的国王，用处只有两个，或者扰乱动摇国家的安宁与自由，或者加强国家的安宁与自由。路易十六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建立，你们争论的问题也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路易已经被审判过了，他被判处死刑，不然的话共和国就是有罪的。”
罗伯斯庇尔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是法国的卖国贼，作为人类的罪人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山岳党人希望通过这些极端的建议、群众的愤激和支持使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走在其他党派的前面，并胁迫其他党派跟随他们的方向。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由吉伦特派和平原派的大部分组成，吉伦特派不支持路易十六的不可侵犯，于是国民公会根据佩蒂翁的建议，以大多数票否决了山岳党的主张，同时也否决了国王不可侵犯的意见，宣布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接下来，罗贝尔·兰代表二十一人委员会作了关于路易十六的报告，拟定了控诉路易十六罪恶事实的起诉书，并且将犯人传到议会。
路易十六的死刑
路易十六在四个月前就被拘禁在丹普尔监狱，立法议会最初打算将他关在卢森堡宫，但哪里都没有自由，公社也对他严密监视。路易十六既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后悔怨恨，准备听天由命。在前几个月，路易十六和家属被拘禁在一起，大家互相安慰支持。他也因此得到些许慰藉，他给年幼的王子讲述历史，自己也看了很多关于被废黜国王的书。
但在他将要被审判时，就和家人分开了，公社不允许罪犯们在一起串通寻找辩护的理由。桑泰尔在市长的陪伴下来到丹普尔监狱，由市长向路易十六说明来意，将他解送到国民公会。路易十六略作犹豫后决定前往国民公会，就像当年英国的查理一世到审判官面前去一样。
路易十六走进会议厅时态度沉着，他站在会议厅的栏杆前，用自信的目光扫视会议。议长激动地对他说：“路易十六，法国国民控诉你，下面是关于你罪状的起诉书。你坐下认真听。”他坐在了会场给他准备的座位上。审讯中路易十六表现非常镇定，神志清醒、措辞谨慎，并且以很有把握的态度回答每一个问题。对人们提出的关于他在7月14日以前的行动的控诉，他辩护说当时自己权力还没有受到限制；去瓦雷内行动是按制宪议会的决议行事，那时制宪议会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在谈到8月10日以前的行动时，他则把一切公开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内阁，坚决不承认他自己有秘密活动。国民公会的议员们认为，即使路易十六否认，也不能推翻那些有他亲笔书写或签署的信件等证据。他否认铁柜的存在，也不承认摆放的那些物证，并且援引了一条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但国民公会的目的是证明路易十六所否认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路易十六被重新监禁在丹普尔监狱，国民公会讨论了路易十六的辩护人问题，尽管遭到山岳党人的极力反对，国民公会仍然宣布路易十六有寻找辩护人的权力。路易十六指定了塔尔热和特隆歇，但塔尔热拒绝了，这时马尔泽布主动提出要为路易十六辩护，国民公会批准了他的要求。处于被唾弃地位的路易十六，对这种忠诚行为十分感动。当马尔泽布进入审判庭的时候，路易十六紧紧拥抱了他，含泪说：“你的牺牲精神难能可贵，即使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却未必能救我的性命。”
马尔泽布、特隆歇和德塞兹不间断地为路易十六辩护，希望能使国王恢复信心，但很难奏效，路易十六自己也明白，他说：“我知道他们是要让我死，但这又何妨，我们应当像胜诉那样来进行这场诉讼，我要留下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声。”在辩护那天，德塞兹首先发言，他利用一切理由来说明作为被告的国王，是正当和无辜的，他指出，作为国王他不能受审，而人民的代表们既然是原告则不能同时担任审判官。但他并没有提出一些新的理由，只是特别强调，路易十六的行动和意图是正当和纯洁的。德塞兹的结束语十分庄严：“请大家看看历史：路易十六在二十岁时即王位，在位期间品行皆优，公正廉洁，并且一贯爱护百姓。百姓希望取消一项重税，他便把它免除；百姓要求废除苦役，他立即将其停止；百姓渴望改革，他便顺应民心实行改革；百姓提出修改法律，他毫不犹豫；百姓要恢复法国人的权力，他给他们权力；百姓追求自由，他给他们自由。在这些事实面前，他舍己为民的美名不容争辩。但现在，却有人向大家提议审判他，对此我无话可说，在历史面前我保持沉默，公民们，我请你们记住，历史将会对你们的判决作出公正的判断。”
吉伦特派想要拯救路易十六，却担心被别人说成是保王派，事实上山岳党早已这样称呼他们。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吉伦特派态度暧昧：既不敢袒护路易十六也不敢反对控告国王，这种模棱的态度并没有给路易十六带来好处，却使他们自己更加失败。此时，路易十六面临的不再是王位问题，而是生命问题，这同时也是吉伦特派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严格的司法行为解决，但需要恢复合法制度；也可以通过流血的政变来解决，但那样会延长革命政权。胜利属于吉伦特派还是山岳党，取决于采取何种解决方式。山岳党反应激烈，他们认为人们目前采用的方式已忽视了共和政府的力量，允许为路易十六辩护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的逆流。雅各宾派表示支持他们，并先后派遣了代表团到大会要求处死国王。
此时，一直不敢表示支持国王的吉伦特派提出了办法，希望能使路易十六免于一死，他们建议将判决权交给人民群众。国民公会中的极右派反对将国民公会变成法庭，萨尔则主张由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然后交由初级议会量刑。但是比佐担心这样做会误导人们认为国民公会软弱，建议国民公会宣判后再让人民来评断对国王的宣判。比佐的意见遭到山岳党的猛烈攻击，连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代表也不支持，他们认为召开初级议会的话可能会引发内战。在表决是否由人民作最后决定时，有二百八十四人赞成，四百二十四人反对，十人规避投票，但国民公会已经一致决定路易十六是有罪的。
现在的问题是决定如何判刑，巴黎的骚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代表们遭到了威胁，更担心群众会有新的越轨行动，而雅各宾俱乐部则对路易十六和右派代表加以责骂。经过四小时的点名表决后，议长韦尼奥宣布了投票结果：七百二十一个投票人数，绝对多数是三百六十一，结果是三百八十七票赞成判处死刑。投票的各方面意见也不一致：吉伦特派投了赞成票，但附加了缓期执行的条件，右派代表大多数赞成监禁或驱逐。结果公布后，议长用沉痛的口气宣布：“现在，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判处路易·卡佩死刑。”马尔泽布泣不成声，只是断续地说出了几个恳求的字眼，他的哀痛令人感动。
当马尔泽布前来通知路易十六时，他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遮面沉思，他诚恳地对马尔泽布说：“本着良心，作为一个将要见上帝的人，我向你发誓，我所作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从未有过与人民为敌的念头。”并请求马尔泽布在最后时刻不要抛弃他。马尔泽布之后来过几次，却没有见到路易十六。之后，路易十六神色自若地听取了司法部长宣布的判决。他要求三天之后去见上帝，由他指定的神父为他祈祷，并且能和妻子儿女自由接触，议会准许了后两项要求。在离开家人时，路易答应第二天再去，可当他回来后又觉得这种见面太痛苦了，于是又不想去了，这是他内心的最后一次斗争。
受刑前一晚，路易十六安然睡了一觉，早晨五点，克莱里唤醒了他。他吃过了临终圣餐，将准许留下的一切和自己的最后几句话委托给克莱里：一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远处传来了连续的炮声和人群的嘈杂声。路易十六将遗嘱交给一个市政官吏，戴上帽子，以镇定的口气对等待他的桑泰尔说：“我们走吧！”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马车用了一个小时，四千多名士兵武装警戒站立在道路两旁，整个巴黎都显得暗淡阴郁。
观看这次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没人赞同也没人表示遗憾。到达刑场后，路易十六以坚定的步伐迈上了断头台，他跪着接受了神父的最后祝福，人们清楚地听到了神父向他说话：“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虽然不情愿，路易十六还是允许被绑起双手，他转向断头台的左边，向群众说：“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们；而你们，我不幸的百姓们……”此时，击鼓的号令响了起来，鼓声淹没了他的话声。十点十分，路易十六的生命结束。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自己没有野心，是死于左右的人的野心，而这与他不相干；他是死于群众有野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像他这样值得推崇的殁后名声，在国王中并不多见，假如他有更坚强的性格，必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