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
岳飞为什么会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且不说专业历史学者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说，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从评书故事里、口口相传中略知一二。简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手操办的，高宗怕篡权，秦桧害忠臣。然而这样的解释又难免过于笼统与符号化，不经意间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恶二元两分的思维窠臼。
岳飞出身农家，在靖康之变纷纭扰攘之际，几次三番毅然从戎，投身于保家卫国、进而一雪国耻的战斗中，不但剿灭了威胁南宋社会稳定的内乱——流寇与农民起义，还在抗金前线奋勇杀敌，令敌人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从一个基层的小校，历经十多年即成为当时守护一方的类似大军区司令级别的人物，最终官至枢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兴四将”之一。他心系民瘼，治军严厉，在当时兵匪一家，多数南宋军队在烧杀掳掠、戕害人民方面与匪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岳飞培育出一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纪律森严的部队，使他的士兵成为深受当时人民爱戴的子弟兵。
然而，“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的战功赫赫的“精忠岳飞”，最终非但没能在民族战争的疆场上大展身手，实现“直捣黄龙”的夙愿，反而在年富力强之际身陷囹圄，最终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叹息。于是千百年来，岳飞被害的因由，一直为大众所关注，所探究。特别是，到底是秦桧还是高宗痛下杀手，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没有秦桧的苦心经营，栽赃陷害，高宗很难抓到缢杀岳飞的口实；而没有高宗的首肯，秦桧绝不可能有机会除掉一员大将。从这一点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责任难分伯仲。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神圣形象，当时与后来的许多记载，都把秦桧视为杀害岳飞的元凶。这个，国人应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到底是高宗先动的杀机，还是秦桧先有心思，欲必置之于死地，凭借当时和后来被屡次篡改、又历经近九百年而残存下来的有限文献，凭借对世俗人心的揣度，想厘清真相绝对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岳飞为何遇害？
近九百年来，岳飞之死一直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有所论说。概而言之，无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高宗对武将的猜忌与岳飞的质直、强项
宋代开国以来对武将的提防，已经内化为赵宋皇帝的遗传病，世代相传。宋之前的五代，不过短短53年，却有“六姓十三君”，军事政变接连不断地上演。及至太祖赵匡胤开国，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传奇，也不过是武将政变夺权的再一次重现。既有前车之鉴，宋朝历代皇帝对有威望的将领的猜忌与有意压制极其常见。此外，在两宋之交、版图震荡之际，高宗赵构一方面必须依仗军事将领为其赢得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却一直对武将“不尊朝廷”心怀疑惧，深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苗刘之变”，给高宗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在这种情势下，赵构特别忌讳武将的难以控驭，特别忌讳武将的结纳民心。他曾对张俊说起郭子仪的故事，勉励告诫他“若知尊朝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而岳飞恰恰是一个“质直、坚定、强项”的人物，或者往严重点说，有些桀骜不驯，甚至有赌气使性的时候。
岳飞桀骜不驯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现出来。当时，身为高宗大元帅府下属低级官吏的岳飞因越级上书，反对京师南迁，被革职归田。回乡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抚司，在那里，岳飞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张所。招抚使张所赏识岳飞的军事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统制官。但不久岳飞却因与上级意见不合，不顾军纪，带领部属分裂出去，擅自行动。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如果说，这次违背上级命令，岳飞年方25岁，年轻气盛，是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后的绍兴七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是南宋极重要的大将。这一年，高宗起初答应岳飞要将大将刘光世的部队并入其麾下，后来却出尔反尔，让岳飞壮大队伍、措置北伐的计划遭挫。倔强的岳飞，竟向高宗上了乞罢帅职的奏疏，且不等答复，就怒上庐山给过世多时的亡母守丧去了。高宗派岳飞的部将上山请岳飞回来，岳飞拒不接受诏命，僵持了六天，最后部下无可奈何地质问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托，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毫无疑问，岳飞赌气使性，连部下都认为是欲“与朝廷相抗”，那么，比岳飞还小四岁的高宗岂能不怒火中烧？但高宗竟然容忍了，当面说了些“朕实不怒卿”的话宽慰岳飞。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造成岳飞一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并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北伐前线召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地守丧去了。岳飞与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经过这些事件，愈发淡薄。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范增就曾提醒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不贪图物质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赚取人望，包藏觊觎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图自保。而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赵构就不能不大动肝火了。
置岳飞于死地的“罪证”中，有一条就是高宗亲自定性的：“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岳飞到底曾否说过这样的话，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是大有疑问的。但不论如何，上述高宗的话，足以见其对属下“附下以要誉”的警惕和极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飞深得百姓将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观点二：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曾响彻朝野，起到了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们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说到高宗痛处，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合议达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一个闲职就感激不尽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钦宗所讲，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赵构还是不愿一时心软，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免得养虎为患。从高宗的一己私利出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颇为英明的决定。
后来的明朝“夺门之变”，就足以证明废帝还是有号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怜的钦宗只能在北国边陲，望断南飞雁，郁郁中客死他乡。不过但凡钦宗明智一点，也能料想到这个结局。钦宗在位时，金人包围开封，提出以亲王为质，以表达求和诚意，那时不正是钦宗指派赵构去干这个苦差事（当然，后来赵构因祸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报李，这回赵构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表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赵构，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有限领土内的统治秩序，考虑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内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还有不甘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待至将领们陆续平定了内乱，宋高宗又觉得将领们势重难制，担心尾大不掉。于是长久以来，结束战争状态，巩固对内统治，就成为高宗的首要目标。说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只知妥协求和，未免太小瞧了这位中兴之主。宋高宗再昏聩，也不可能在统治牢固的基础上嫌地盘太大。此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意味着必须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兵燹之余，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凋敝，对民众的过量诛求，已经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力不从心。于是一旦条件允许，他是决计于不惜代价求和的。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大将保卫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矢志抗金，恢复故土，反对苟合的岳飞，就不能不被赵构等一班人所厌恶，所嫉恨，所抛弃。正是与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
观点三：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
岳飞本人政治上幼稚，不知忌讳，对权力交接说三道四。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昚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昚为太子，将来入继大统，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愈发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岳飞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昚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会不会以拥立新君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刘之变会不会重新上演？就算是憨直的岳飞完全出于忠心吧，如果将来赵昚果真做了皇帝，现在这种支持算不算是一种献媚和“要君”的资本？如果将来继位者与岳飞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势必难以相处，而君臣相疑，定非国家之福。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越职”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谁应当继位这类问题上，心中不是没有想法，但在关于权力交接的议论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有个性，以敢批逆鳞闻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事件的后果看得非常严重。虽然后来高宗貌似并未深究此事，反而让人安慰岳飞，但很多人都同意，这是导致了赵构与岳飞离心离德的重要事件。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岳飞被害的常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四月下旬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到八月初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再到十月将岳飞从庐山上诓骗回临安投入诏狱，中间历经了数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陈年旧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时才被拿出来重提，并促使高宗痛下决心杀害岳飞呢？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高宗与秦桧一伙，慑于岳飞的崇高威望与军心民心所向，不敢贸然处死民族英雄。这数月间，正是忙于栽赃陷害，制造口实。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桧一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岳飞因为念念不忘抗金大业，反对和议，也曾得罪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秦桧积极谋害岳飞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这只能是非决定因素，对位高权重的岳飞的生杀予夺，不是秦桧所能决定的。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后果，发生在今天，顶多是由治安警察来处理。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继承人的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党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未遂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首先结合当时明朝的政局分析。万历帝已登基四十三年，暮气沉沉，常年隐居深宫不见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能及时补充，民间的矛盾一点点积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君臣之间势若水火，群臣之间也各立门户。这种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体制僵化的大趋势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国本之争”导致的。万历帝春风一度，临幸了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没想这位宫女中了大奖，怀孕并生出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几年后他和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钟爱的朱常洵，但这样违背了明朝嫡长继承的祖制——皇位继承法可算明帝国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坏后果是灾难性的。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过二十余年的君臣过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使万历帝不情愿地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用祖制——即习惯法来制约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常见的政治生态。因为从法理上讲皇帝具有至高的权威，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最后的法宝是法律解释权。因此无论在嘉靖朝“大礼议”，还是万历朝“争国本”中，文臣前赴后继，在对礼法的维护上丝毫不让步。
朱常洛虽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稳。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朱常洵继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此案发生后，朝廷许多大臣怀疑是一起由郑贵妃和其兄弟郑国泰策划的谋杀案——因为太子身亡，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是最大的获利者，自然也就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至今警察破案还是循此思路。可刑部初审，拿出的结论是：这个叫张差的凶犯是疯癫者，因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来京上访，闯入慈庆宫。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一些文臣认为这是替背后指使者开脱，力主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先通过预审掌握一些证据；再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开始显露了，如果顺藤摸瓜查下去，证实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此时，最害怕真相的是皇帝。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这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天下人面前，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于是皇帝只能亲自出面，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重视。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真相让位于政治稳定。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会演变成司法问题。而在明朝的中国，司法问题往往如此演变成政治问题，最终的解决方式遵循的不是司法模式而是中国式的政治手段。但这种换来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万历帝利用皇权强行平息下来，可在他死后，果然这案子一再被翻出来，引发政局动荡。牺牲真相得来的政治稳定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
顺治皇帝出家迷雾
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顺治皇帝，于1661年驾崩时，还不满24周岁。
正当盛年的顺治皇帝突然驾崩，不免令人生疑。很快，另一种说法就在民间流传开来——顺治皇帝实际上并没有“驾崩”，在他的清东陵孝陵中，只有一副空棺，而真正的顺治帝，却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闻，从一开始就甚为流行，后来又不断地被“添加”新的“内容”和“证据”。
一、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相传就是隐喻董鄂妃去世后顺治皇帝因过度伤心而看破红尘、“西行”到清凉山（五台山）出家的故事。
二、据说顺治皇帝的儿子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后来六次西巡，其中有五次都去了五台山，其目的就是为了去寻找和探望父亲。
三、“庚子之变”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狩”（逃难）至五台山，五台山和尚找出了许多贵重的器皿来招待他们，而这些器皿都是宫廷的御用之物。由此有人猜测，这些御用之物可能就是顺治出家时带到五台山来的。
四、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在北京西山见到的一首题板诗，此诗出语真率，不事雕琢，口吻很像传说中念断凡尘、弃江山社稷于不顾的顺治皇帝，例如“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我时休。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等（《翁同龢日记》)。
要说以上这些证据，仔细考究起来似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就是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中流传到现在，还不断地被写入小说、剧本，搬上电视。其实，谜之所以会成为“谜”，主要还在于事情本身的扑朔迷离。如果考察顺治帝的生平，他的确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强烈的想要出家的愿望。
“顺治出家”因由之——热衷佛教借此解压
顺治帝接触佛教大约是从他亲政之后开始的。顺治帝登基时只有5岁，国家大事由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管理。1650年，多尔衮去世，12岁的顺治帝开始管理朝廷大政。亲政后的第二年，顺治帝认识了禅宗高僧别山法师。
据河北遵化景忠山的许多碑文记载，这一年，顺治皇帝因围猎来到此山，得知山上“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法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9年，非常敬佩，便上山探望。别山法师出知止洞迎驾，“对诏称旨”，顺治帝龙颜大悦。顺治帝回宫后即在西苑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园，供其修身参禅。但别山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园后，就拒绝了顺治皇帝的好意，依然回景忠山修炼。
虽然没有将别山法师留下来，这件事却给顺治帝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出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人，并且对他们清心寡欲、不被俗务缠身的生活方式心生羡慕。此后，顺治皇帝对佛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一批又一批的佛教高僧被请入万善殿，比较重要的有：
憨璞性聪。其长于辞令，对答如流。比如，顺治皇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姓，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顺治皇帝听后龙心大悦。
玉林通琇。传说中顺治帝的法号“行痴”就是他起的。
木陈道忞。据说顺治皇帝曾对他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窗明几净，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帝对佛教越来越认同，他开始相信，自己的九五之尊，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将在何处立命尚未可知，只有虔诚地参禅悟法，才能脱离生死轮回、苦海无边的命运。
顺治帝之所以会对佛教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甚至多次表示要出家，和他对自己的现世生活状态不满有着很大的关系。
顺治帝的童年并不幸福。先是过早地失去父爱，“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接着，在还不懂得权力为何物时他就成了天子，除了要遵守种种宫廷规矩不得自由，更重要的是整个童年时期都生活在叔父多尔衮的阴影之下，这些阴影的影响之深，从他亲政之后追论多尔衮的十大罪状、籍没家产、掘墓鞭尸等行为可见一斑。
亲政后的顺治帝仍然说不上幸福。皇帝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即使对成年人也堪称重荷，更何况顺治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朝政方面，顺治帝想要有所作为却总是阻力重重，他雄心勃勃地打算纠正清军入关之初因过度杀戮引起的满汉仇恨，比如在一定范围内重用汉臣、停止圈地，还为崇祯皇帝修建了陵墓等。可惜，大多数满洲贵族，特别是他的长辈们并不买这个账。往往为了推行一点点“新政”，顺治帝就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纠缠，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他的家庭生活也称不上愉快。从政治需要出发，顺治帝先后娶了两位来自孝庄太后娘家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后，第一位皇后生性骄纵善妒，顺治帝忍无可忍废了她，第二位皇后庸碌无才，也与顺治帝无法匹配。后宫其他妃嫔，也少有出色的。
在家庭不幸、政务繁杂等多重压力下，这位少年天子产生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想法也就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而接下来的这个打击，使顺治皇帝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念头更加强烈，那就是他的爱子以及这个爱子的生母——宠妃董鄂妃的相继去世。
“顺治出家”因由之——董鄂妃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这位顺治帝挚爱的女子，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曾经是名士冒辟疆之妾，清军南下时被掳进入宫廷，被顺治帝宠爱。但此说早被公认为是错误的——有多个证据表明，董小宛与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董小宛比顺治帝大13岁，当她在28岁去世时，距离史书记载的顺治帝迎董鄂妃入宫的时间，还相差很多年。“二董”之所以会被讹传为一个人，主要是因为她们名字的开头都有一个“董”字，而实际上，董小宛的董是能被拆成“千里草”的汉字，而董鄂妃姓“董鄂”，是满语的译音。
董鄂妃虽不是董小宛，但她来到顺治帝身边，也是充满了传奇。当时与顺治帝交往甚密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回忆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光。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帝从“满籍军人”那里夺来的、并封之为贵妃的这个女子就是董鄂氏，而这位“满籍军人”，有专家考证是顺治帝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就是说，董鄂氏一开始是顺治帝的弟媳妇。那么董鄂氏又是怎样成了顺治帝的妃子呢？正史里当然不会详细记载，不过其经过可能和汤若望的叙述差不多：由于清初有命妇轮番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机会常常出入后宫。婚姻不幸的顺治帝很快与这位弟媳妇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情网。接下来，就发生了顺治帝为董鄂氏出气打襄亲王耳光的事。不久，襄亲王忧愤而死（疑为自杀）。襄亲王死后两个月，顺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为贤妃。
顺治帝夺弟媳为妃，今人看来有悖道德，但是入关之初的满人还保留着不少游牧民族的旧俗，兄纳弟媳在他们看来算不得一件多么大的事。而顺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郁郁寡欢，终于得一意中人在身边，可说是喜不自胜。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被册立为贤妃后不到四个月，就越级被册立为皇贵妃，可算是坐火箭升天的速度了。更出格的是，顺治帝还特地为册立皇贵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死罪及贪官污吏外，俱减一等（《清实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久，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虽然是第四个儿子，顺治帝却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他为“第一子”，大有想要将来传位于此子之意。凡此种种，可见顺治皇帝对董鄂氏是多么的钟情了。
在现存的清宫画像中，找不到一张董鄂妃的画像，因此，她是否有着倾国倾城之容，就只能由人们去自由想象了。不过，顺治帝如此倾心于她，似乎不仅仅因为容貌。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曾亲自撰写洋洋洒洒几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状》。在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说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贤达善良。对顺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无不留心、嘘寒问暖，还和顺治帝讨论佛法经义、适度地规劝顺治帝在处理朝政时不要急躁；对孝庄太后、对第二位被“晾”在一边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经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几天几夜地侍奉；对比她地位低的嫔妃甚至奴仆，她也从不曾疾言厉色，而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可以想象，对朝政充满烦恼、家庭充满苦闷的顺治帝来说，董鄂妃不仅仅是个红颜知己、可意人儿，更有着类似于精神支柱的意味。然而红颜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儿子不满百日就夭折了，两年后，董鄂妃也在22岁的妙龄之际香消玉殒，给顺治帝留下了无穷的哀思。而朝廷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时间离董鄂妃去世仅四个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顺治皇帝因为爱妃的去世而万念俱灰、遁入空门。
然而，从常识上说，有出家的动机，不等于有出家的事实。顺治是否真的出家，还得用史实说话。
我们首先来分析民间传说中顺治出家的“证据”。
（一）关于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暗写顺治帝与董鄂妃之间生离死别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确，不能成为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更何况吴诗“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顺治未曾出家的一个佐证。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未动”，应该是指天子的车驾还没有出发，而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顺治帝还来不及离宫出家，就死去了。
（二）关于康熙帝五台山寻父及御用之物的问题。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宫中传出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去寻找父亲的，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至于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为了生活方便而从皇宫带去的。
（三）关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的那首题板诗，其口气的确酷似顺治帝，似出自顺治本人的手笔。但该诗为何等到顺治皇帝已经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发现，这一点大有疑问，因此，不能轻易断定为顺治帝所作，反而有可能是出于好事者的伪托。即使今后有证据证明诗是真的，也只能说明顺治帝有出家之心，不能说明他有出家之实。
实际上，根据可靠的史料，顺治帝确实有出家之心，但出家未遂。朝廷当然对此讳莫如深，但是在与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的僧人著作、年谱里都有详细的记载，虽出于几本不同的著作年谱，但提及此事的时间、地点等尽皆吻合。
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本来是决意要披缁山林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个多月后，顺治帝在西苑万善殿让茆溪森禅师为他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兹事体大，孝庄太后急忙派人将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请求他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辩，却劝不转顺治帝。据说，最终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杀手锏，命人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顺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弃出家的念头，蓄发还俗，也就是说，出家未遂。
顺治死因
如前所述，顺治帝最终没能完成出家为僧的愿望，正史中关于他宾天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他的死因，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私人记载，很可能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病危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自撰年谱》中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其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顺治帝召王熙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强忍住悲痛草拟了一份《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终定稿。当夜，顺治帝就宾天了。
另外，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青琱集?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初五日，见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已经全部撤去，又见皇帝贴身太监向各大臣耳语，神色仓皇。初七日，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也可以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中也记载：“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魏特《汤若望传》）
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去世后，在考虑继位者时，在汤若望的建议下，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是如此震动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扉，影响着他们的决策。
顺治帝最终没有实现想要出家为僧的愿望，而是不幸地死于天花恶疾。幸运的是，两年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将顺治帝与董鄂妃合葬在了孝陵（一起合葬的还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对于顺治帝这位多情天子来说，能同心爱的人“死而同穴”，大概也可以安息了。
雍正暴崩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时年58岁。据官方记载，雍正去世前几天，八月十八日在圆明园与大臣议事；八月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都属于正常办公；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发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见宝亲王弘历（皇四子）、亲王弘昼（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等，宣布传位于弘历；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时）之间死亡。
当时著名文人袁枚为雍正临终之顾命大臣鄂尔泰写的行状，则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鄂尔泰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宫中，随时听令。根据袁枚记录，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临终时，身边的顾命大臣仅有鄂尔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亲、重臣，当时都不在圆明园。雍正驾崩后，鄂尔泰连夜携带遗诏从圆明园奔还城内的紫禁城。因深夜里仓促间找不到马，他只好骑上一头运煤的骡子奔回，拥弘历即位。之后他又留于宫中帮助新皇帝处理大事，七天以后才得以出宫。出宫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鄂尔泰裤子上染有一片血迹。根据鄂尔泰自己的解释，这些血迹是那天骑骡子时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虽然“暴亡”，但是皇位的传承倒没有出现问题。依雍正遗诏，弘历顺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雍正吸取康熙时“九子夺位”的教训，事先已经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将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后面。为了便于对证，还在圆明园内“拷贝”了一份同样内容的遗嘱，密封起来，雍正去世后也找了出来。然而，负责宣读遗诏的鄂尔泰却如此狼狈，不得不亲自骑着骡子从圆明园奔回紫禁城，慌得连裤子染血都不知道，让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
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宫中七天七夜？他裤子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野史传言，雍正是被人刺杀的，鄂尔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脑袋的雍正；他留在宫中七天七夜是为了处理无头（或身首异处）的雍正这样棘手的事情；裤子上的血迹未必是骑骡受伤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吕四娘刺杀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历来猜测颇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人刺杀之说，而刺杀雍正的人，竟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奇女子——吕四娘。这要从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说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让他的学生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清军名将岳钟琪送了一封信。曾静在信中说岳钟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而清朝则是“金人”的后代，劝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汉族王朝。岳钟琪向雍正告发了曾静、张熙。雍正大怒，将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后主使及消息来源。据曾静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曾静事件”发生时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门生故旧不少，子孙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强烈，并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来论证满族统治的不合理，认为满族是夷狄，非我族类，因而搞清华夷区别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雍正认为曾静、张熙是误信邪说，认罪态度较好，特予释放（雍正死后，二人均为乾隆所杀）。雍正对曾、张二人网开一面，但是对吕留良一家及其门生则处理得很重。当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都已经去世，雍正还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还要戮尸枭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则被处斩。其他的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著作的人，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氏及严、沈三族妇女及幼丁发给功臣家和关外披甲人为奴。
曾静、吕留良之案是雍正朝的一桩著名大案，影响极大。在雍正还活着的时候，“吕氏孤儿”的传言就在流行。至于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说当年诛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的女儿，即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乳母的帮助下漏网逃生，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于连日奔波，年少体弱，吕四娘昏倒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杰甘凤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缉才隐匿出家当了和尚。四娘于是拜甘凤池为师。四年后，四娘告别师父，来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寝宫的路径，翻越宫墙，混进宫内。入夜时分用蒙汗药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级，离宫而去。在第二个版本里，吕四娘的“师父”变成了一位抗清志士虬髯客（《十叶野闻》）。第三个版本，吕四娘则是和一位道士学的剑术（《清季野史》）。
这些传说越传越奇，情节也愈来愈曲折，见诸于稗官野史，还被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电视，渲染得有声有色。
迄今为止，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则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纯属子虚乌有。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此事，其观点主要是：第一，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不大可能有漏网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曾就“吕氏孤儿”一事，询问负责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当年七月，李卫就此奏复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均已严行看管，连吕家的墓地也被严密监视起来。李卫是雍正的亲信，而且向以善于侦缉闻名，不至于对雍正敷衍塞责，因此，吕氏后人恐无漏网的可能。第二，雍正死于圆明园，这里虽然是一座离宫，但因为雍正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此居住，所以护卫森严，绝不可能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一个女子能飞檐走壁轻易潜入寝宫，砍去皇帝的头。
“雍正被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流行，也算事出有因：清廷以满人统治，始终难以泯灭汉人的反抗之心，所以对满洲皇室，不免掺杂某些民族情绪。而在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名声最差，在位期间社会上就广泛流传着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项大罪”，因此，将他作为攻击满清统治的典型，是很合适的。在清初五大谜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雍正暴崩”“乾隆身世”中，后三个都与雍正有关。人们出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心理，希望雍正不得好死。因此，也就有了这么多不同版本的刺杀雍正的故事。
雍正死于“他杀”的说法均可以排除。那么，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史学工作者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深入广泛研究，普遍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最大。
死于丹药中毒
最早提到雍正之死与修炼丹药有关的，是金梁的《清帝外纪》：“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美国学者恒慕义在20世纪40年代即指出：“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杨启樵也推断雍正“死于丹药，也许不算武断。”冯尔康也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情理处。”杨乃济则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论述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的说法是客观、可信的。李国荣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撰写了《雍正与丹道》一文，详细地论述了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极大。一些医学工作者也认为，雍正死于“过度养生”——企图以炼丹修道来恢复健康，却反受其害。
中国道教的长生不老术，可谓源远流长。汉武帝、唐太宗、唐德宗等多位皇帝都曾有访求“长生不死药”的故事。
雍正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对修道感兴趣。在康熙诸皇子的“夺位大战”中，迷信天命的胤禛曾嘱咐前往福建任知府的谋士戴铎寻访高明的道人。戴铎果然在武夷山找到了一位“语言甚奇”的道人，并请他为主子胤禛算命。道人算出了一个“万”字，让胤禛振奋不已，从此对道士更有好感，经常与道士参修论道。他还自称“圆明居士”，作《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将自己的名字排列在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师之后。
雍正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因为要忙的事实在太多，所以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这一段时间，从史料中很少发现雍正炼丹修道的痕迹。
雍正七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甚至将自己在圆明园秘藏传位诏书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张廷玉和鄂尔泰，似乎对后事都作了安排，幸好在御医的调治下闯过了鬼门关。
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保命，他开始大规模地向各地征访名医术士。雍正的心腹、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一位有“神仙”之称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入宫后手到病除，颇见奇效。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雍正突然下令将贾士芳下狱治罪，最终“斩立决”。据说是因为经贾士芳调治之后，雍正的病情还有所反复，时好时坏，后来雍正感到自己被这个“异人”耍弄了，“伊（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但杀了一个贾道士，不等于雍正就从此不信道士了。不久，又召江西龙虎山的高道娄近垣入京。娄近垣在御花园内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疗，雍正果然病愈，还于雍正十一年喜得儿子弘曕。娄近垣自然备受恩宠，被雍正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之职。龙虎山道观也沾了娄近垣的光，得库银一万余两，大兴土木，焕然一新。
雍正十二年，娄近垣奉命回龙虎山督造道观。宫苑内的修道之事由张太虚、王定乾主持。张、王二人与娄近垣不同，更注重于“炉火修炼”，以金丹大药来给雍正治病，企图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娄近垣可能也用丹药，但比较谨慎）。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炼的丹药，最终让雍正送了命。
为皇帝炼丹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研究人员仍通过清宫秘档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活计档》记载，在雍正八年冬天，运入圆明园4000余斤木柴煤炭和矿银等物，开始在园东南角的秀清村为雍正开炉炼丹。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熄灭。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个月两三次。累计动用黑煤192吨，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炼丹必备的矿产品以及其他相关物件。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由此炼成。雍正服后，感觉良好，还拿出少许丹药赏赐给出征将士。
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又有20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致人死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常年服用丹药，毒素早已渗入到五脏六腹，但很可能就是这200斤黑铅，最终让雍正毒发而亡。
雍正暴崩后的第三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便发布一道上谕，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在宫苑中炼丹的道士全部驱逐，令其各归本籍，告诫他们对宫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谈起，如有违反，绝不宽贷。并特意强调，先皇雍正喜好“炉火修炼”，仅是作为“游戏消闲之具”，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作为新天子，万机待理，为何要这么急迫地专门发布上谕将这些道士赶走?且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作一番辩解？合理的解释是，正因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乾隆恨不得将怂恿父亲吃丹的道士碎尸万段，只是热丧期间不宜杀人，且要顾及皇家体面，不便公开将他们公开处死，只好一赶了之。
其他死因说
关于雍正之死，除了“丹药中毒说”外，还有若干种其他说法。
1.“累死”说
雍正虽然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帝位，但从他上台后的政绩来看，他还算是中国历史上政绩最为突出的君王之一。作为“康乾盛世”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举凡国家政制、吏治人事、财政赋役、军事战略、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无巨细，雍正都躬身规划，建树颇多。要处理这么多的政务，雍正的“勤奋”的确非常人可比，经常白天亲政、议政，夜晚批览奏章。所作批语，少则数十字，多达一千多字，且“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后来，雍正挑选自己朱笔批阅的奏章7000多件，陆续编成360卷的《朱批谕旨》。而实际上，雍正亲笔朱批的奏折远不止这些，总数有数万件之多。经常熬夜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可能是导致雍正患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
2.“春药致死”说
雍正曾说自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事情太多，政敌无数，还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称职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欲、自我节制的样子来。可雍正七年之后，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政敌也摆平了，制度也理顺了，相对于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与之有关的病症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后宫从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有二十几人，可能还有一些隐在后面“没名分”的。考虑到雍正在位的时间才十三年，实在不能算是“甚少”。为了应付这么多妻妾，使用“春药”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过度服用“春药”而被“色杀”的可能。朝鲜有一本书叫《承政院日记》，是朝鲜使者写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书里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当可作为雍正死于女色的一条重要佐证。
3.“人参补死”说
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宫廷医疗档案，其中医案《人参底簿》的记载，反映了清宫中大量食用人参的习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圆明园，至年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雍正十三年的《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载，宫廷用掉的人参达230斤。按照惯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的（清宫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十分少见，五、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一等野山参）。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参，无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参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雍正的父亲康熙特别谨慎，一般不用人参补身，但雍正嗜好人参）。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怀疑。
4.“中风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说
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曾提到雍正是中风而死，但没有详述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这个论断还需用史料来作进一步证明。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脏病、脑溢血、中风等疾病瞬间丧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这几种病的一种或多种。
此外，从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严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气太热而自嘲“字画潦草”“可笑之极”等字样。为了不影响正事，他还让人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雍正后来得病，很可能与他酷暑贪凉有关。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爱运动，深居简出，很少参与骑射狩猎活动。从故宫所藏的雍正画像上看，他年轻时尖嘴猴腮，但晚年时明显发福，可能也与他不爱锻炼、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有关。这就使他体质虚弱、难以抵挡病魔的侵袭而毙命。
5.“综合死因”说
雍正之死，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体力透支，且因惧怕报应而长期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三是过度的人参进补，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没有节制，淘空了身体，靠春药支撑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伤害；五是不爱运动，抵抗力差……可能还患其他疾病，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
乾隆身世之谜
乾隆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之一，当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岁。他在位期间，大清帝国经过其祖、父辈近百年的努力，根基稳固、欣欣向荣，正处于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持续的“盛世”时代。在他的治下，清朝取得了文治武功的成就，终其一生，鲜有不顺心之处，所以晚年自诩“十全老人”。但是，二百多年来乾隆的身世一直没有个明确清晰的说法，他出生在哪里，他的亲生母亲到底又是谁？
这还要从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说起。
千里追《遗诏》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外出打猎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崩逝。随扈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拟写了一份《遗诏》，经刚继位的道光皇帝过目后，誊抄多份发往全国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然而没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遗诏》，并且特别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错诏”截留封存。很快，修改过的“新诏”又重新发出，而“错诏”的草拟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则被开除出了军机处。
让道光帝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的两版《遗诏》，区别主要在一句话，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而在“第二版”中，这句话改成了“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画像）在焉，予复何憾?”两版《遗诏》相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庄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则“删除”了这种说法，修改为避暑山庄里有乾隆和雍正的画像。
如果时间往回推十几年，我们会发现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也曾为同一件事“纠结”过。1807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帝在审阅朝臣编修的记载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发现，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雍和宫原为乾隆的父亲雍正为雍亲王时的王府，雍正继位后将王府赐给了藏教喇嘛当作寺院，改称雍和宫），当即命令编修大臣就此进行核查。负责这两部典籍编纂工作的刘风诰提供了此说的依据——乾隆自己做的诗，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宫后做的，其中有一句“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称）正月初七这天到雍和宫祭拜，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在另外几首诗里，乾隆也一再说自己诞生在雍和宫，甚至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雍和宫的东厢房。
乾隆亲自写下的诗，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很多首，“当然”是证明编纂人员并没有搞错的最佳证据，嘉庆最终也认可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中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是这么写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乾隆）于雍和宫邸。”
这件事虽然以嘉庆认可“雍和宫说”而结束，但是总透着奇怪。先说乾隆，按说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出生地，是不太会去大肆宣扬的，因为这不过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实而已。可乾隆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或者说生怕别人搞错。而嘉庆呢，一开始却是对“雍和宫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呢，是他一向认定乾隆是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而且也是有诗为证——嘉庆自己写的诗。
乾隆在登基满60年的时候“退休”，把皇位让给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庆皇帝，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嘉庆刚登基的前两年，“太上皇”两次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都陪着去了，并且写诗祝寿。这两首诗后面的注解里都记录了同一个信息——嘉庆的曾祖父康熙在辛卯那年肇建了避暑山庄，而他的皇父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也就是说，早在嘉庆帝让大臣们核查乾隆出生地之前十多年，他就已经对“避暑山庄说”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只是后来发现“皇父”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才不得不“改口”。不过，就仿佛一个人一直在努力严守一个秘密，却在最后的时刻说漏了嘴似的，嘉庆在弥留之际终于没坚持住，冒出一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
嘉庆帝说漏嘴的地方，由他的儿子道光帝“千里追遗诏”及时弥补上了，这似乎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一件本来不算事儿的事儿，被这祖孙三代一再地强化，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从而催生了有关乾隆身世的各种民间传说。
“草房诞子说”
早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写诗说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而且地点非常具体：狮子园。
狮子园是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小园林，因背靠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去避暑山庄时常有皇子随行，不过皇子们不住在山庄里面，而是住在山庄边上的临时性园林里，狮子园就是康熙第四子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随驾期间的临时住处。狮子园中有一处不起眼的房屋，名为“草房”，匾额上的“草房”二字为雍正御题。乾隆继位后，曾多次“驾临”“草房”，写下数十首以“草房”为题的诗作。一个地位尊贵的帝王，为什么对一间毫不起眼的“草房”情有独钟？难道仅仅是为了“缀景”和“示俭”？于是有人猜测，乾隆可能就出生在这里！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地方，又和雍正的一段传闻有关。
传说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一年冬初在木兰围场打猎，射倒了一只梅花鹿，他当即叫人把鹿宰杀，大口喝起鹿血。鹿血有很强的壮阳功能，雍亲王喝后难以自持，就随便拉住避暑山庄行宫里一位很丑的李姓汉女发泄了一番。事后，雍亲王把这段露水姻缘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秋中再来，李姓汉女已经大腹便便。康熙偶见此女，大为震怒，经过追问，才知道是四阿哥雍亲王干的。康熙正在大骂雍亲王“下流种子”的时候，那位李女马上就要临产了。为了不让她污亵行宫，康熙就指着一座马厩让她入内分娩。这个马厩是用干草搭的，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乾隆），竟诞生于此焉”。
最早将这一“秘闻”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刊登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是根据晚清遗老、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冒鹤亭的口述写成的。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的《乾隆出生之谜》和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清朝的皇帝》，都采用了这一说法，甚至指出李姓女子的名字叫李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所以康熙下旨让胤禛府里的格格（低级侍妾）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庄练还提出了三条史料，作为旁证。
一是《清圣祖（康熙）实录》第二百四十七卷载，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亲王专程赶赴热河向皇父康熙请安。根据时间推断，这正是那个李姓女子临产之前。康熙之所以要把雍亲王召到热河，是为了当面确定雍亲王就是那个“种玉”之人。
二是乾隆朝一位官至御史的管世铭有一首《扈跸秋狝纪事诗》，诗后小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日临驻”，管世铭是乾隆秋狝时的随行人员，他留下的文字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避暑山庄说”在朝臣、亲贵的小范围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
三是清代官修《热河志》中专门将“草房”记入“狮子园”条目中。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为什么要将这一处不登大雅之堂的“草房”记入其中呢？
关于“草房诞子说”的“女主人公”，除了李氏女子一说外，还有“傻大姐”说、“承德贫女”说等多种说法。不论是哪一个版本，要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乾隆的母亲是一个汉女，乾隆有一半是汉人血统。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雍正继位前后的种种劣迹，使他树敌太多，这段“鹿血”传闻，让他的“公众形象”又降低了一层。第二，乾隆“半个汉人”的身份，则反映了当时具有“反清复明”情怀的人的一种愿望。当然，相比“半个汉人”的说法，还有一种更彻底的、更符合汉人口味的说法——乾隆的父母都是汉人，所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海宁换子说”
所谓“海宁换子”，说的是乾隆本是海宁陈阁老（陈世倌）之子，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雍亲王胤禛也生了个女儿。结果胤禛“偷龙转凤”，偷偷地把女儿换给了陈阁老，而把陈阁老的儿子——即后来的乾隆留在了府里，当作自己的儿子。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中的《弘历非满洲种》，后来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钱塘九钟主人《清宫词》、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等都将“海宁换子说”大加演绎，而影响更大的，则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而展开的。书中，反清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还说乾隆左股有胎记。金庸还虚拟了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一人物，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总舵主，在得知自己与乾隆的身世后，曾试图劝说乾隆与红花会结盟，恢复汉人朝廷，但最终失败。
金庸的武侠小说精彩纷呈，在华人世界流传极广，“海宁换子”的故事因小说的流传而广播海内外，让一般没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信以为真，但事实并非如此。
野史、小说里都说当乾隆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陈世倌后，对陈优礼有加，官拜内阁大学士。乾隆朝确实有个内阁大学士叫陈世倌，但此人并没有得到乾隆帝的“优礼”，却因一次无关紧要的出错而被乾隆帝训斥了一番，革掉了官职，一点情面都不留。如果陈世倌是乾隆帝的亲生父亲，何至于如此无情？！
更重要的是，乾隆降生时，胤禛的长子、次子虽然已夭折，但第三个儿子已经8岁，且有一个王妃已经有孕，而此时胤禛才34岁，正当壮年，生儿子的机会有的是，哪有必要偷偷摸摸地用女儿去换个儿子进来。所以，乾隆是“纯种汉人”的说法荒诞不经。不过，近年来发现的一则史料，使乾隆是半个汉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接近于真相的说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公布了一则雍正元年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全文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这件档案是未经任何篡改的原始资料，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而根据这份原始档案而修纂的《清世宗（雍正）实录》则这样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上述两份资料有不少不同点，比如，裕嫔、懋嫔的姓氏对应错了，不过最大的不同点是：被封为熹妃的，在原始资料中是“格格钱氏”，到了《清世宗实录》变成了“格格钮祜鲁（禄）氏”。册封“熹妃”是同一天发生的同一件事，被封为熹妃的钱氏和钮祜禄氏应该就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她们在不同的记录里有着不同的姓氏呢？其实，姓氏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钱是汉族的姓氏，清朝特别是清初，汉族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汉女哪怕入了宫入了王府，也很少有机会当上高等级的皇家嫔妃或者王爷妻妾。钮祜禄这个姓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它是满洲八大姓氏之一，而且是出皇后的姓氏：前有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顾命大臣遏必隆之女），后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还有实际上比西太后慈禧地位更高的东太后慈安——这些钮祜禄氏，可都是她们的皇帝丈夫在位时封的货真价实的皇后，至于清史上的钮祜禄皇妃等，那就更多了……两相比较，“格格钱氏”变为“格格钮祜禄氏”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抬高这个女子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雍正第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母亲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一个汉族女子，后来为了要抬高身份而改了一个满姓。
联系传说中的“草房诞子说”，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几种推测：
第一，正史档案中的汉女“钱氏”，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汉女“李氏”，她在承德狮子园的“草房”里生下了乾隆后，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北京的雍亲王府里来，成了雍亲王的低级侍妾“格格钱氏”。
第二，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的的确是汉女“李氏”（或其他传说中的汉女），但由于地位太低，或者像传说中说的，李氏因为长相丑陋，胤禛只想要儿子不想要她，所以在雍亲王府里给小弘历另找了一位养母——“格格钱氏”。
第三，乾隆的确是“格格钱氏”所生，而且就出生在雍亲王府。
第四，“格格钱氏”可能在康熙四十九年“木兰秋狝”时陪胤禛住在狮子园，发现怀了孕，不便带回北京，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待到第二年把孩子生下来。
不论是以上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生下弘历的这个女人，产子时最高的身份，可能就是汉女“格格钱氏”。如果钱氏只是乾隆的养母，而其生母另有其人，那么这位女子的地位也只会比“格格钱氏”更低，有可能就是做粗活的宫女甚至宫外女子。至于“避暑山庄说”，其实是附会在“半个汉人”说法上的一个小细节，不过这个细节非常“敏感”，因为它关系到一位大清皇帝的血统是否纯正高贵的问题，所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才会对这个说法“前赴后继”地“敏感”不已。
比较接近真实的推测是：因为汉女的身份，或者再加上本人姿色平庸，“格格钱氏”在“雍亲王时期”即使有了个儿子（不管是亲子还是养子），却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她的儿子“子以母贱”，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一直没有得到父亲雍亲王的多少关注。至于当雍亲王变成了雍正皇帝后，“格格钱氏”突然时来运转，一下子从“格格”变成了“熹妃”，还改了一个高贵的姓，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母以子贵”。因为在当亲王的时候，胤禛春秋鼎盛，总觉得自己有的是生儿子的机会，所以对这个身份低下的儿子并不重视。可没想到等到他继位时，存活下来、已经长到十多岁的儿子，只有三阿哥弘时、四阿哥弘历（即“格格钱氏”生的这一位)、五阿哥弘昼三个，即使是按照排行来算，弘历也是第二位可能的继承人。更何况，长大的弘历在兄弟辈中逐渐显示出了非凡的聪慧和优秀，越来越为雍正所看中。这么一个优秀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儿子，如果有一个汉族血统的母亲，说出去不太好听。于是，“熬”了20年的“格格钱氏”，终于沾了好儿子的光，改了满洲大姓、封了妃子。再后来，年贵妃和皇后相继去世，熹妃一时成为后宫地位最高的人，统摄六宫。雍正暴崩后，弘历成了乾隆皇帝，熹妃成了皇太后。皇太后高寿、健康，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被称为“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太后”。
引人注目的是，这位皇太后多次被“皇帝儿子”侍奉着出游，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登泰山是为了皇帝“封禅”；去避暑山庄是从康熙开始的皇家传统（当然也可能和“草房诞子说”有关）；至于下江南呢，据说是为了巡视“海塘”，也就是为防钱塘江大潮成灾而修建的堤坝，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间广为流传的“海宁换子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乾隆四次陪太后南巡，其实是陪母亲“回家看看”。钱氏是江南大姓，皇太后的老家有可能就是海宁，也有可能是嘉兴、绍兴、苏州、杭州、南京……或是南运河岸边、钱塘江江边的某个小村镇，是不是凡南巡巡幸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呢？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嘉庆遇刺之谜
在清代宫廷史上，有一位皇帝差点在宫廷里遇刺，他就是嘉庆皇帝（爱新觉罗?琰，1760-1820），而且是两次遇刺，两次未遂。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自圆明园还宫（紫禁城），将入顺贞门时，突然有一个叫陈德的人持刃向他扑来，几乎遭遇不测。事过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突然有一伙天理教徒，分两队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突入宫内，其中一队一直攻到隆宗门外，被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等组织的侍卫击退。因这一年为农历癸酉年，所以史称“癸酉之变”。这次嘉庆本人不在现场，有惊无险，但“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其震撼力是前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厨役行刺嘉庆
关于嘉庆第一次遇刺，《清史稿》和《清实录》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好在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中有一套《嘉庆八年仁宗遇刺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案的始末。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这一天，一个叫陈德的中年男子，带着自己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从东华门混入紫禁城，然后绕到皇宫的北门神武门一带，潜伏在顺贞门外西厢房山墙的后面，看着嘉庆坐着轿子即将进入顺贞门时，突然窜出，手持尖刃，直奔嘉庆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守卫神武门、顺贞门之间的上百名侍卫，他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有嘉庆的侄子、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个人，还算镇定，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边护卫嘉庆的轿子，一边奋力捉拿陈德。嘉庆被救至顺贞门内，但距离搏斗的地方不远，已经听到了搏斗之声，大概吓得不轻。经过一番搏斗，绵恩的褂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的身上也被扎伤三处。陈德寡不敌众，力竭被捉，并在陈德身上搜出谶语等物。陈德的儿子陈禄儿乘乱溜出皇宫，跑回自己家里，也很快被逮捕。
陈德被捕后，嘉庆当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第二天又增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后又命九卿科道一同会审。经过“反复诘问，并加开导”，陈德开口招供，供词中有以下一些信息：
陈德，年四十七岁，父亲一直做男仆、跟班一类的工作，幼时跟随父亲到山东，长大后也以做男仆为业。后因父亲去世，在山东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北京来投靠堂姐，在外甥的帮助下又找了一份厨子的工作。但后来因妻子去世，家庭负担太重被辞退。失业后的陈德求告无门，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念一想，无声无息地自杀太不值，想死得“一鸣惊人”，于是自己“策划”了刺杀皇帝的计划——“我就同大儿子进东华门，出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走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之内，看见皇上到来，我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的罪，当下必定奉旨叫侍卫大臣们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
对于如此简单的作案动机和过程的交代，“殊出情理之外”，审案大员们当然很不满意，又将陈德“拧耳跪炼”，但陈德“矢口不移”。嘉庆得到初步的审讯报告后，当然也不满意。他认为一个失业的厨子，仅因要自寻死路就要行刺皇帝，既无主使也无同谋及帮凶，殊不可解。而且，他又是从何得知皇帝入宫时间，又是怎样混入宫中的呢？于是，审案大臣逐一传讯或逮捕了所有与陈德有关的人，并加紧刑讯陈德，但是所获信息依然很少。
通过讯问陈德的儿子陈禄儿和他的房东黄五福，官员们得知案发之前陈德已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但仅凭这一点进展，还是难以交差。当晚，他们又派人轮番对陈德进行“彻夜熬审”，至二十二日晨，陈德已经“神气消沮”。再问他受何人指使，他的口供仍大略如前，而且说：“我实在无人主使，实在供不出来。我总是求死，所以被拿时逢人乱扎。”
至二十三日，军机处再报审案情形，似乎又有了一些进展。经反复刑问，陈德回忆说自己这几年曾做过两次梦：“嘉庆二年曾梦见有人引自己到过东宫。嘉庆三年又梦见自己躺在无水桥下，被人拉起上桥，到桥上一看，像是在一座知府大堂后头，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我就醒了。后来读了《文昌书钞》，突然开悟，想这两梦，东宫是守阙的意思，桥底睡是个蚪龙，知府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定有朝廷福分。又想起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在正阳门内抽过五支签，都有好话。我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见皇上随从官员都带腰刀，原想用小刀割取腰刀，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
这一口供中，陈德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是为梦兆、签语所惑，以为自己有“朝廷福分”，想入非非，想通过劫持皇上获得好处。这种口供，或是实情，或是因经不住刑讯逼供而不得不乱说一通，但仍没有说出审案官员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幕后指使是谁？
当天，又传讯了陈德的旧主人僧格布、孟启基及有关人员黄二、蒋兴国等人，均称对陈德行剌之事并不知情。孟启基供词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陈德在孟家服役五年，“素常原是安静”的。嘉庆六年二月间死了妻子，七年十二月间又死了堂姊姜陈氏。陈德带着瘫痪的岳母和两个孩子，家境艰难。如果他堂姊尚在，似乎还有依靠，因为这个堂姊之子姜六格任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多少会给他一些照顾。如陈德前供词所说他来北京，主要就是来投靠这个堂姊。现在这个堂姊也死了，他谋生更加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了一定刺激，“时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
他人的证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验证”陈德的口供，但是如此大案，仅为一失业厨役独自所为，仍不免令人生疑。所以嘉庆又谕令添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
从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会审诸臣共同审讯，并对陈德加重用刑，“将该犯掌嘴二十，板责三十，并加刑夹，收至四分。该犯供词与前几日无异。复再三推鞫，坚供实无同谋、主使之人。”会审诸臣一筹莫展。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他们突然于二十四日接到了嘉庆的谕旨，命令就此停止审讯，立即结案：
“诸臣见此等逆犯，义愤自不容已，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反复究诘，悉心讯问，忠君为国之忱，必应如是……然朕为天下共主，以诚心御下，毫无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见者。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诛戮。既不妄杀，有何仇怨？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亲骨肉，朕又何忍令凶犯扳扯？况实无疑忌之人乎？总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