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6年1月8日
地 点：海淀区某机关大院萧成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南
[访谈者按]萧成(化名)，1922年生，是“德伦妹”的几个妹妹中，唯一与文艺不沾边儿的。一副老干部的做派，很干练，很沉稳，没有那几个姐妹作为演员的那种生动，但也极具个性，说话也不失风趣。她的见识，据说在几个姐妹里也是最丰富的。
萧成是李滨的姐姐，按理这篇口述应该排在李滨的前边，但由于我是先找的李滨，许多事情都是李滨先讲，萧成再做补充，所以就按现在的顺序了。
1.不得烟儿抽的童年
萧成(以下简称萧)：我在家里是最受气的。
定：我听李滨阿姨说过，您在家里最不得烟儿抽。注260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您家里不喜欢女孩子吗？
萧：不是。
定：《李德伦传》里说是因为那时候家里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认为晦气是您带来的。
萧：对，都说晦气是我带来的。我们家境那时候就开始下降了。
我1922年出生的，比黎频小两岁，比李滨大7岁。我们在鹞儿胡同的时候生活不错，是个四合院，四合院的北房后头有个夹道，夹道有这么宽吧，夹道那儿有个小屋，我是在小屋里，跟老妈子住一块儿。老妈子就说，你呀，不是他们亲生的，是在哪儿抱来的，捡来的。我那个奶母姓许，也不得烟儿抽，你想给我吃奶的人哪儿能得烟儿抽。整天价我就在那个小院里头，爱玩什么呀？也没什么玩具。逮个小虫子啊，解剖解剖，捡个小石头子儿啊，小瓶子小罐子啊，拿布缠个小角儿，然后过家家玩儿。我有时候想，我这个人来到世界上简直就是个错误。
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没得到过母爱。我脑子里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她不是亲妈。我哥哥他们说她很慈祥，她对我可不是这样。真打呀，那没辙没辙的呀。那阵儿放午炮，午炮一响就对表，看看表对不对，我有时候就拨倒针儿，那对表是不好，就那么大个小表，我记得是蓝玻璃的，底下有四个爪儿，她拿起那个表来，“嘭”就照我头上给一下，血就流下来了，到现在还一坑呢。
我大姐(黎颖)后来老说，你知道吗？把你关到小黑屋里，把门插上，使那个笤帚，扫炕的笤帚打你，笤帚把儿都打散了……老说，我说你老说这个你什么意思啊？后来她不说了。我那阵儿很小啊，也就是五六岁吧，你打我就打我，我一声没有，我连地方都不动，就不动，我就这性格。李德伦给我起的外号叫“倔拧硬顶碰”，(对李南)你十姨(即李津)，叫“混拙闷愣横”，你妈妈(黎频)叫“奸巧曲滑坏”，李滨没有。
定：曲是什么？
萧：就是比较小气的意思，我也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我是“倔拧硬顶碰”，我是看谁都这样。平常看着我，没事，群众关系也挺好，可是我要是不喜欢你说的，我就“嘣嘣”给你顶回去。
在鹞儿胡同的时候，他们是在东屋，西厢房那儿设书房，有老师教他们上课，我大姐(黎颖)、黎频和李德伦，他们三人。大姐是一本正经。你胖舅舅(李德伦)是老想玩儿。黎频老上厕所。上厕所呢就跑到我(住的小屋)那儿去，想要跟我讨讨好，让我跟她玩玩，我就不理她，你们跟我，反正是跟我不一样。然后她动动(我的东西)，我就：“不许动！”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怕，你们怎么着我也不怕。不听就是不听。
定：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萧：哎呀，相差特悬殊。记得我舅舅从哈尔滨来，那时候还在中东路呢，看我母亲来吧，给黎频买了个大洋娃娃，能闭眼睛的那种，我一看可真喜欢，那么漂亮，简直是漂亮得要死，我要动一下她都不让动。我那阵儿对舅舅也有看法，觉得他就是跟他们那一头的，分了类了。
定：我真不明白您妈妈这是为什么，是不是生活不痛快？
萧：后来我大姐说过一些。一个是我父亲的事情丢了，政治上走下坡路。一个是我算了算，那时候我父亲正是在男(人)的危险时期，三十几岁四十岁上，婚姻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父亲长得算比较帅的，年纪又轻，又有学历，政法大学毕业的，又有工作，又有势力，那……在北京他是名流啊，李三爷嘛。那东来顺西来顺，一听李三爷去了，吓得哆里哆嗦的，他张口就骂街啊。他在那个时候很前卫的，到北京饭店跳舞去，穿着千层底鞋，长袍马褂地跳舞，你想他什么德行？那会儿他就在外头逛窑子，嫖妓女。
定：就是李滨说的那个老六？
萧：她就记得那个。老六不是嫖的了，老六是认的干爹到我们家吃饭来，白老六。还有那个妓女，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戴的耳坠上面弄个三字，我父亲不是行三嘛，还到我们家去。因为他那时候又有这些桃色事件，又有政治上下坡路，他们夫妻两人闹矛盾。我家里有个折叠式的屏风，是玻璃丝的，很大，上头有各种花鸟鱼虫的，非常漂亮，那个上头有一个洞，就是那次我父亲开上枪了，他手里有手枪，把那儿打了一个洞。俩人闹得很厉害。那阵儿我母亲正怀着我，我生下来如果是个男孩子，这又好些了，可是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子。所以我母亲对我，对十妹(李津)，还有几个弟妹都得病死了，都不好，就像后妈一样。有的后妈讲道理吧，都不至于这样。我还算活下来了，十妹最惨，是送到老家，送到丰润。李滨是因为他们到哈尔滨去呢，就比较闲在了，她脑袋瓜又比较灵，我比较笨。十妹还不如我呢，我到底是手巧一点儿，能干点什么事。
到安福胡同以后我就上北屋了。那阵儿不是穿棉袄棉裤么，拆棉袄棉裤，我就给择线头，然后叠铺衬。我是出苦力的，什么苦差使都是我的。从那阵儿起，晚上我就跟他们玩了。他们下了课，晚上是他们教我课。他们也是好(hào)玩儿呀，他们的大玩具吧，教我学字当老师，念错了就打一巴掌。就拿那方块字啊，那边是图这边是字，人手足刀尺，日月星，这几个字。我喜欢月这个字，我觉得月字比日字好看，月是开口的，日是封口的。他们问我：“太阳是什么？”“太阳就是那个月”，我喜欢月字，我又喜欢太阳，就把这俩凑一块儿了，太阳就是月亮。他们笑得直不起来腰了都，这逸事就给我传了很久。从那以后我就可以在正院里头跑来跑去了。
我有些动作挺像男孩子的，你胖舅舅捅马蜂窝去，带着我去，给我弄个湿手巾顶在头上，拿个大竹竿子。胖舅舅对我还不错，总的来说你胖舅舅最后是对我好。我们兄弟姐妹关系没什么，但在我内心上头，你们跟我玩，比较平平和和的，我可以跟你们和平共处，但你们谁要有什么别的举动，那我就跟那刺猬似的，刺就奓开了。
我不是跟老妈子住一块儿嘛，那时候管保姆叫老妈子，我还跟老妈子去过老妈店。
定：老妈店是干什么的？
萧：就类似于现在的家政服务公司吧，给人介绍保姆的。当然没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了。就一排小平房，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边一个大炕上挤那么多人，点个煤球炉子，大概是得交点煤火费吧，事儿谈成了就卷铺盖卷儿。
定：您记得老妈店在什么地方吗？
萧：那就不记得了，反正还是在鹞儿胡同住的时候。我第一次见跳大神也在那儿，那次是有人得病了，还烧香。
定：您还记得您是什么感觉吗？是害怕还是好玩儿？
萧：害怕，我就在一边躲着。
2.被学校开除以后
萧：我去考师大一附小没有考上，身体不好。师大一附小算是贵族学校了，(对李南)你妈妈(黎频)就考上了。黎频个儿高，比我大两岁，那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是受压迫的，一个是压迫人的。
师大一附小没考上，我就上了师大平校了，平民学校。在师范大学里头靠右手有一个跨院，那儿有几间平房。我老说我小学的时候就享受大学的待遇，上大学的教室去上课，坐扶手椅，而且老换教室(众笑)。我们上体操，操场就是师范大学的操场。下雨的时候上风雨操场，就是很大的一个屋子，也是个大礼堂，开大会也上那儿去，那里头的器械我们随便玩。师范大学有个丁字楼，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那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教给我们的都是师范大学的学生。师范大学嘛，也得有个实践的机会。这里的学生啊就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的是“饭团儿”的，有的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这我们都知道。
定：什么叫饭团儿？
萧：就是学生的一个特务组织吧，“饭团儿”不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可能是外号，说他们是拿着别人东西(意为有人出钱)，是跟“民先”对着干的。我哥哥他们都上师大附中，大家都知道，有一次“饭团儿”的给我们上课，就说我，说你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其实我那时候功课不错，在学校也是个风头人物呢，我就站起来了，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还不配呢！”(众笑)我那叫四六不懂，什么也不懂。我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定：就为这句话？
萧：不是为这句话，还为别的。那阵儿我十几岁，小孩嘛，给“饭团儿”的几个人挖陷坑，整人家。他们开会去，(向我们打听路)，我们就指着一个夹道，里面是女厕所，他们走进去就让人给打出来，我们躲在一边笑，就干这事。
那阵儿李德伦，我大姐，黎频他们都加入“民先”了，对我也好一些了。要不我为什么跟张洁珣比较好呢？她也被师大一附中开除了。
定：张洁珣是谁？
[滨：张洁珣是彭真的小肥皂，小姨子(胰子，旧称肥皂为胰子)啊。]
萧：张洁珣是张洁清的妹妹，张洁清是彭真的爱人啊，彭真那阵儿是北京地下党的书记。
南：这都算是北京市的名人了。
萧：张洁珣、张洁清都是张璧的侄女。注261张璧是汉奸哪，张璧，还有我那大伯，李际春，还一个平杰三注262，这都是汉奸哪。张璧跟我父亲都认识，我们是世交。我们在新新大戏院都有包厢，我们李家那个包厢在上场门，他们那个包厢在下场门，对着。
[滨：张二爷张璧嘛，我的印象就住在和平宾馆的东边，金鱼胡同，一个四合院儿，在那儿还办过堂会。
你看我们看戏去吧，我们包厢在这一边，我们在东南角，张家的包厢在西南角，坐在里边那张二爷嘛，张二奶奶，那钻石戒指，羽毛扇子，一关了灯以后，那钻石戒指闪闪的。他们那边是摩登，我们这边就比较，我母亲梳头用刨花，抿的，顶多戴耳环，不戴叮嘞当啷的。]
另外他们(李家兄姐和张家姐妹)又是同学，而且又是“民先”，这样几层关系。这些事影影绰绰地我都知道。当然这些事他们不跟我说，但是我在旁边听着，都听到耳朵里面去了。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你该防备。我对这该防备的就下手了。
开除以后不敢跟家里说呀，说完不得一顿臭揍么。可是得找地儿呀，找的哪儿呀？过去有个《北京新报》，就在现在的北绒线胡同，注263现在是四川饭店了，我记得路北有一个大院，大红门，在那里头。他们把我就弄到《北京新报》，在那儿当儿童版编辑。那是地下党的一个集中点，张洁珣也在那儿。我起名叫萧成。她叫郑明。都没用真名。那个时候我就当编辑啦，我们俩在报上大发其稿哪。跟带着我们工作的几个地下党，金肇野，陈波儿，吕骥，注264我都见过呀。我们的报酬就是那一份报，我不敢拿回家去啊，你哪儿来的报啊？就给我舅舅了，我舅舅那会儿不是在贤孝里注265住嘛。我也从家里拿点儿东西给他们带过去，就这样，就觉得他们是好人。
我没参加“民先”，但是我当过通讯员，推油墨滚子啊，给这个送信给那个送信啊，到哪儿出去看看有人没人啊，都是我的事。因为我个儿小，又会骑车又有股闯劲儿。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我小时候像个男孩子。
我母亲不知道，还以为我上学呢。一直到最后她也不知道我被学校开除。
定：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就你们那种家庭，怎么都倾向共产党呢？
萧：这个呀，《李德伦传》不是写了吗？我们算汉奸子弟啊，背着这么一个骂名儿。那阵儿也有些正义感，觉得日本是侵略来了。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我大姨、二姨、舅舅他们好几个人，全都跑来了，都逃难逃到北京来了。我们的屋子里头都满满的，连大桌子上住的都是人。我反正也不起眼吧，人家也没拿我当回事，我就在旁边看他们，他们那洋钱哪，都绷到那衣服里头，棉袄棉裤里头，到这儿拆了以后把钱拿出来。说是这兵啊，抢，绷到衣服里头呢，都穿着，这衣服又破破烂烂的。那时候日本还没来呢，我就差点没跟南下宣传团一块儿走到百灵庙，后来他们看我身体不好，没让我去。我就是在旁边瞎起哄，起哄架秧子吧等于是。我们也演《放下你的鞭子》。张瑞芳也在那儿。我特别欣赏张瑞芳，她是艺专的么，留的那长发，往后分，别的一朵小黄花，哎呀真漂亮。注266
我在绒线胡同待了不到一年，然后就七七事变了。那就是1935年、1936年是吧？ 七七事变我们就离开安福胡同到鲍家街，那儿还有一个绒线胡同。注267好像也叫绒线胡同，那儿有个马家，他们家院子比较大，有花园什么的，到他们家避难去了。因为我母亲是一听见炮声就得上厕所，就拉稀。没躲几天日本就攻进来了，日本攻进来了，这一家子就又回来了，回安福胡同。
七七事变以前我考的中学。我母亲不让我考，说我能折腾，怕我惹事。那阵儿我就单独住一个屋了，因为我发现有肺病，暴发了，吐血。正好没人干扰我。不允许我晚上开灯，到时候都得睡觉啊，我就把门从里头锁上，把窗户帘都挡上，把灯拉下来，趴到地上，学，准备。为什么那么用功呢？我考是没问题，我就要考免费生，不花家里钱。考的是哪儿呢？考的是一个不大好的中学，和平门里头，叫东华中学，现在那个学校也没有了。就考了前三名，结果就这样也没让我上。我非常想上学，因为我到学校是个解放啊，离开这家门就是个解放。
3.为父亲熬大烟
萧：没让上学就关到家里，就照顾我父亲。
在安福胡同我就开始给我父亲熬大烟了。我父亲到天津去当缉私统领，就是管戒大烟，那阵儿不是烧大烟嘛，闻着呀那味儿是特香，可能闻着有点上瘾。我估计啊，在这里头可能就拿点回去抽。有时候精神顶不住了，就抽两口抽两口地……
这也怪了，给他熬大烟啊，收拾他这烟盘子啊，我是一教就会。我现在看电影，那些抽大烟的都不对劲儿。有个什么电视剧还是电影啊，那个姨太太拿个烟枪到处溜达，跟拿大烟袋似的，那个烟枪离不了烟灯，离了烟灯就不起作用，而且烟枪挺沉挺大的，你拿着它到处溜达干什么呀。现在那烟灯也不对，那烟灯只有这么矮，躺到炕上抽，炕上又搁一个小炕桌儿，那不是找罪受嘛，你躺着，还得欠起身够那个烟灯去？
定：那不搁小炕桌搁什么呀？
萧：就搁到炕上。讲究的是烟榻，跟个大椅子似的，是硬木的。能躺两个人，很短，你躺着吧，底下接一个垫脚凳。烟盘子这么大，一般是铜的，里边有烟钎子，很细很细的，也是铜的。他们抽烟就在那儿这么抽，那么大的烟泡安在烟斗上，这个手拿着烟枪，这个手你还得拨拉着抽，都抽进去。等烟泡全都进了烟斗，没了，这才算完了。滚那烟泡挺好看的呢。
定：您就管给他滚那烟泡？
萧：我不，我没滚过烟泡，我是熬大烟。大烟土这么大块儿吧，这么厚，它里头掺着土，把它剪了，搁上水，搁到火上熬，熬大烟是使铜锅，熬化了。然后底下放一个盆，上头有个跟斗笠似的东西，大眼儿的，把一种纸，黄色的，先烤，把纸上的毛毛什么烤掉了，然后搁到上边，垫好，摆好，然后拿水浇一下，它就帖服了，然后把熬的烟土倒到这上边，顺着边倒，它哗哗哗地就漏下去了，漏下去的水是黑的，褚石色的吧。留在纸上头的是黄的，然后拿铲烟的烟板，都是竹板，沾，这沾也是个技术，还不能把纸蹭破了，沾下来，搁到这锅里头，搁上水，再熬。熬一次不成，来回来去地熬，熬三次，把土里边的大烟熬出来。你看最后熬的那颜色浅了，然后倒到一块儿搁火上，烧膏，把水汽都蒸发了。熬到最后成了烟坨，就得拿那个铲子，抄底儿，别煳了，最后熬得跟糖稀似的，黑色的。就这么大一块烟土啊，也就熬出这么大一块。
定：整个这要经过多长时间？
萧：一天。不是天天熬，熬这样一块能抽几天呢。我管熬这个，然后烟盘子是我收拾。把那烟灯擦亮，都是铜货呀，把烟泡也擦亮，把灯捻儿剪齐了，把烟钎子都擦了，烟盘子也擦了。然后清理烟斗，把烟斗拧下来，用一个挖烟斗的东西，形状像高尔夫球的杆似的，当然很小了，就这么大点儿，挖那个烟斗。烟斗里头都是黑的、胶的烟灰，有的那抽不起大烟的，就抽这个烟灰，抽烟灰最伤人了。有的时候他们烧大烟的时候也弄点烟灰搁里边，省啊，买这么一块大烟土很贵哪，都是什么热河的、云南的。
由北京解放，我回来了以后呢，我就要找这个烟枪。我弄了多少年哪，我要拿那个当摆设，玩儿，可是我们家所有的那套东西都没了。
4.参加革命
定：您后来在北京就一直没有上学？
萧：没上学。到我走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6年，要不然正好高中毕业嘛。可是我看书看得多，尤其我得肺病那时候，胖舅舅给我买。苏联那本书，叫《金表》注268，有这本书吧？写流浪儿的事。胖舅舅就是不许我看《红楼梦》，因为我也没那么高的文化，小学没毕业嘛。
我父亲后来对我特好。我父亲那屋打扫卫生，谁也不能进，只能我进。原来是我母亲的事儿，后来我母亲就推给我了。后来他喝酒的时候吃水果，香瓜啊，梨啊，切成小块拿牙签搁到那儿，他吃，他一喝酒就叫我坐到旁边，跟我聊天儿。那个烟哪，后来他自己也逐渐逐渐地戒了点儿。抽得不多了，喝酒。嗜酒如命。
定：回民不是不许喝酒么？
萧：嘿，回民还不许抽烟呢。回民不许的事多了，他都许了。他是酒精中毒死的。他一生不置产，不攒钱，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
定：那就是说您走的时候您父亲还在？
萧：在。他不在北京，到上海去办什么事。等我走了以后他回来，跟我母亲不干了，跟她发脾气，说准保是她把我打走的。噢，我还有一相片呢，临走之前在西单照的，这是我，这是黎频，这是黄甘英，这是张洁珣，“四大美女”。后来我就跟她们走了。
[滨：黄甘英是张璧他们家儿媳妇，张洁珣的嫂子。
定：张家那帮人怎么都参加革命去了？
滨：这个有什么奇怪？那你说周恩来他们家呢？你以为怎么着？你总没弄明白这个事。好日子不过，吃饱了撑的？]
定：您在家那么多年一直跟张洁珣她们联系着？
萧：没联系。
定：没联系后来您怎么跟她们跑了？
萧：她们是早走的。就是张洁珣、黄甘英两人，两人到北京来进行工作，然后顺便要把她们的老伙伴就是黎频接走。她们的老伙伴呢，嫌那地方艰苦，的确，她去了是不行，也娇气，另外走路也不行。她没去，我说我跟你们走，她们有点打锛儿(即说话或背诵接不下去，中途间歇)，我说没关系，我干什么都行，只要把我带走就行。我就不想在家待着，想脱离这个家庭。黎频也觉得这是条出路，要不在家怎么办？
当年的“四大美女”，从左到右：黄甘英、张洁珣、黎频、萧成(萧成提供)
[定问滨：她们俩(张洁珣、张洁清)好像跟你们家关系特别近？
滨：张洁珣跟黎频一直走得近，张洁清不是特别近。叶群那时候叫叶宜静，跟黎频同桌，走的时候我母亲还给她一块还是两块袁大头呢。那儿(指师大附中)净出人物，人物多啦。都是什么大区的书记，组织部长什么的，“文化大革命”先后都“嗝儿屁了”(北京俗话“死了”之意)。你看邓立群好像就是他们“一二·九”的头儿。
他们去了根据地然后回来是做地下工作，少奶奶的打扮，坐着洋车，金鱼胡同注269那个宅门就等于是一个交通站嘛，我六姐(指萧成)就跟她们走的，因为她没有出路啊，找一个婆婆家嫁出去，顶多这个。]
我那时候不是长头发嘛，就梳成个纂儿，跟妇女似的，这边留一绺头发，挎上包，穿上裤褂。她们俩会说冀南话，我不会，让我当哑巴。到了冀南，冀南那阵儿很残酷的，他们就说让我到路西去，到太行去找我大姐，就过了路。
定：路指的是什么？
萧：铁路。
定：您就是去找您大姐去了是吧？
萧：没有。走的时候不是要找她去，那时候我稀里糊涂，只要离开家就好。路西和路东比较起来平稳一些，到路西以后我大姐就整了整我。
南：干吗整你啊？
萧：就说由那个家庭出来的，得锻炼，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去。也不懂话，什么也不会，也出了些洋相。
定：您没有像他们那样搞文艺是吧？
萧：没有。到根据地以后是想让我搞文艺。你想一口北京话，而且我特别爱唱，唱得还可以。我说我不干这个。我就一直当兵啊，我什么苦都能吃。你像我们到那儿去，晚上行军，叫昼伏夜出，那地方很苦的。
定：您到路西以后回过北京吗？
萧：我是1943年去的，1944年就把我派回来了。回来一看，个儿也长了，原来我个儿不高，出去穿的裤子都短这些了，得解放了嘛。
定：讲讲您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事。
萧：主要是搞情报，找些个材料。就住在家里，就利用家庭这关系、社会关系，各方面的关系。天安门那边的小楼，殷汝耕注270在那儿，那时候是日伪时期的建设总署，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杨娴馨(萧成家的一个熟人)就在那儿工作，把我带进去。
定：您父亲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吗？
萧：知道。我告诉你，这政客呀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把毛主席的《中国的命运》什么的都给他看，看过以后他说这说得有道理，看来这蒋介石没有发展。所以他也帮着我找些材料，帮着我找报纸。
我跑北京跑了两三趟吧，第四趟的时候火车坐不上，进不来了，就从太行走路到晋察冀，把腿走坏了。我们一共7个人，一块儿从太行到晋察冀，那6个都是男的，我一个女的，男的都是年轻人，都是20多岁，说我不行，肯定是谁的累赘，我个性特别要强，我怕人家说，所以一过河，绑着绑腿就跳到河里。走了两个月吧，基本上在河里头走，山里头就是一个一个小河沟啊，那阵儿都有水，现在都干了。最后是急性关节炎，连坐都坐不住了，这个腿差点没锯下，现在还有点瘸呢。有一次我的背包掉到河里去了，晚上睡觉没办法，跟着男同志一块儿睡(笑)，就盖一个被子，那阵儿无所谓。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
最后一次回(北京)来，我就被捕了。那是1945年，我23岁，还没结婚呢。由青龙桥抓的，我说跟家里通个电话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我说我病了，回家来看病，哪儿哪儿把我给扣下了。她也念过书啊，这么一说她就明白了，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接你去吧。我母亲就来了，到青龙桥一下火车，我趴到她耳朵边上，说您赶紧上厕所，他们都是大兵，不能跟着进去啊。(在厕所)我跟她说，我说我就是学生，是日本来了以后我受不了这个气，我要抗日救国，所以跑的。我就说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敢说我大姐。
定：您是怎么被发现的？
萧：是打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他正好也坐那趟火车回来汇报工作，(在火车上)看见我了。我就没编瞎话，我说我抗日走的，现在日本投降了我得回家了，我还有病，还拿着药。的确是这样，我腿还瘸着呢。而且那时候我确实是特别瘦特别弱，脸色特不好。他们到家里去调查，那阵儿家里还有汽车还有相片什么的。一看见我父亲的大相片，穿着袁世凯时候的那套服装，中将，“咔嚓”就给打敬礼。回来这么着呢，他们也没查出我什么来。我在青龙桥蹲了4天，在南口待了一天，又审了一次，有我母亲跟着嘛，都跟在青龙桥时候说的一样，就把我放了。
[滨：然后把她放出来了，出来就有一个搞谍报的科长，还一个参谋，张参谋，在我们家整天儿地盯着。最后她还是走了，说上我姑姑那儿去了，打马虎眼过去了。]
定：您参加革命算哪年？
萧：抗日啊，我有那纪念章。现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头有这个纪念章的就我和我大姐。
[滨：我六姐的入党预备期是半年，是按阶级成分分析的，她虽然生在这个家里，但地位相当于使唤丫头。她半年，那些狗崽子(指李的大姐黎颖与哥哥李德伦等)都是一年。]
“文革”前我在外文书店，就是现在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编目资料室主任。我这个人也是比较有点个性吧，也不会顺着说好话，也不会拍马屁。上头的下头的都有得罪。到“文化大革命”我也挨整了。我告诉你，搞地下工作的没有不挨整的，我还被捕过。但是我这个人呢，是我们家里血统关系也不是怎么，你整我我不怕，你顶的话我跟你顶。牛棚我也待过，你让我排着队出来，我照样昂首阔步地走，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应该垂头丧气的人多呢，还是应该昂首阔步的人多？我就是这样。搞外调的上我这儿来，我说是你们经过那个时候，还是我经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要那样写的话，你们自己写。你们别让我照你们想象的那样去做。
定：我看您也特有个性，可是跟您妹妹的个性不一样。
萧：不一样。她是比较张扬。我还告诉你，我是决不跟李滨还有黎频一块儿上街。我觉得她们太张扬。李滨是嚣张，黎频不是，黎频就是名人，尤其在这一带，她一出门：“哟，孙奶奶”，就把她的戏扽出来了。哎哟，她就特别高兴，我就在一边躲着(笑)。还一个是什么呢？她们演话剧舞台剧演的，演惯了，说话声儿就大，笑的声音特大，特夸张，我受不了。我干脆不跟她们一块儿出去。决不在她们跟前儿。绝对地不争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