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2年12月15日
地 点：北京市崇文区(今东城区)右安门外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坛根儿，特指天坛坛墙脚下，与皇城根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写北京城的文化人，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就好像把北京那些半大不小的买卖人家都说成是大宅门一样，纯属于误传。
坛根儿一带是北京城内最穷困的地区，聚集的人大多数是清朝中期以后由京郊和河北等省来京谋生的农民，自明以来就定居于北京的微乎其微。他们环绕京城居住，构成北京城市与农村之间一个边缘地带，很类似于今天北京城中诸多被不断整治却不断涌现的“城中村”，是京城中最不稳定也最贫困的下层社会群体。王春茂师傅的父辈自河北定兴来京之后落户此地多年，他对这一带人口的来源、分布和职业的介绍虽然简短，却非常清楚。王师傅的家庭，在这一带属于中上，他的老伴严女士的家境则相对更贫困些，她讲述童年时期在坛根儿下拾煤核、打粥的情况，都很具体生动。我们可以用王师傅夫妇讲述的生活与内城中的八旗子弟——关松山老人的生活注339做一对比，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样是穷，他们可没有城墙根儿下穷旗人的那份潇洒。
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上演老舍先生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前面谈到的李滨与她的姐姐黎频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翌年此剧又被改编成电影。《龙须沟》的故事从此便在老北京人中深入人心。这个龙须沟，就位于王春茂夫妇生活的坛根儿下，而且就是以坛根儿下的人和他们当时的生活为蓝本的。龙须沟从此成为“黑暗的旧北京”及其百姓生活贫穷无望的代名词，而龙须沟的改造工程，也成为北京解放的一个象征。这些当然没有错，在２０世纪80年代以前，王师傅夫妇们的确是京城中工人阶级的主体和共产党的主要依靠对象，这从王师傅在天坛的工作态度以及严女士“我就念叨共产党好”的感慨中有具体的体现。只是，如果以他们来作为北京人的代表，以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来代表20世纪前50年北京人的生活，就未免以偏概全了。
王师傅其人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本分”，那是在我童年时期非常熟悉、近年来却已久违的一种为人的准则和神情，这样的神情，以后的人恐怕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了。注340
王春茂、严秀芹夫妇与徒弟姚安(定宜庄摄于2002年)
1.旧社会的事，不愿意提了
王春茂(以下简称王)：我叫王春茂，1927年出生的，今年七十五。
定：你们家是老北京人吗？
王：反正我是北京生人。我父亲是老家生人。老家是定兴。
定：定兴什么地方知道吗？
王：知道，定兴祖村店。祖村店是地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嗨，那会儿也不拿耳朵听。我父亲是一人到北京来的，也就十几岁吧，在村里念三本小书，念完了就出来了。他老说三本小书，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到北京来学做玉器。在玉器作(读zuó)学徒。
定：您父亲学徒的玉器行在哪儿您知道吗？
王：在廊房几条那一带，有一个小胡同。我说这玉器作，它叫作坊，玉器作坊，一个大高台儿，底下一个皮带，底下两根棍，这么样蹬，蹬它这边就转嘛，就跟那个锯盘似的，底下是一大铁锅，铁锅里头是砂子，金刚砂，带水，舀出来，拿玉器在那上磨，拉也好，做那什么也好，做人吧，耳朵眼儿什么的，就是小坨了，那叫坨儿，也是得使砂子，不照现在似的，拿镶牙磨牙似的这么样雕刻。那会儿没有这个，那会儿就一下一下踩，踩这轴转，就使这个磨。那会儿的工艺也相当的不错，拿玉雕成花篮呀，都是这么样雕的，上头的链子还得是活的，在梁上绕绕，做一个也得二年呢。都是老工艺，学就学的那个。做这个就是费眼睛，我父亲一直就老闹眼病。那会儿也就是靠偏方，上药铺抓点中药，或者是抓点什么药，就不行。
定：您父亲在玉器行学完徒，干的时间不长就不干了？
王：那会儿学完了徒，都是给作坊做，一个是没那个力量，一个是那一行做得了得交，做得了得交行，做的那个没有卖的精，我听他们念叨过，后来就没落了，干别的去呀。就跟一个亲戚家，一个姑姑家吧，姑夫家，开始是推车卖菜吧，后来就跑小市儿，那会儿叫跑小市，卖破烂，买点旧衣裳啊，卖旧估衣，到了淡季就没事，没事就卖点水果什么的。最后把我母亲接上来，自己就过日子，老是坑坑坎坎的。
定：那您母亲是哪儿的人呢？
王：母亲也是定兴的，后来接上来的，要不顾不过来，生活方面。我母亲那边也没人了，就姐儿俩，都没有了，老人儿，姐妹儿，早就没有了。整个就没了，早，我们记事的时候就没听见说。
定：您母亲就一个人跟着您父亲过来的？
王：那就不知道了，没提过。我母亲小脚，我们记事就都放了，不裹脚了。
定：那您母亲做什么呢？
严秀芹(王妻，以下简称严)插话：那时候农村的老太太能做什么呢，几个大小子，整天地缝，做。不做，他们穿什么。
王：补补脏袜子。整天就缝缝补补的，4个孩子。我父亲属大龙的，要活着多大岁数说不好。我母亲跟他一边大岁数。
严：我也是听我嫂子说的，结婚以后我们妯娌，说咱妈咱爸都是属大龙的，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啊，别那么些事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儿女都挺好的，得了呗。我们那老爷子好着呢。什么话都说，老实着呢。七十一去世的。解放后了，困难时期。
定：你们那时住在哪儿？
王：就是金鱼池大街，天坛北墙那儿。我就生在那儿，生在天坛北墙那儿。租的3间房，离街也没多远，也是小棚子似的，据说那房子从盖上就那么晾着没人住，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坏。它头里3间是旋木床子，旋木头活儿的，后头是我们住，旁边开一个小道，我们走那小道出来。它那一趟街呀就跟龙须沟边上，后房檐儿就叉到那个臭河边上。我们睡的那铺都是两根木头橛儿，搭一横杠，上头再搭上板子，那橛儿多少日子就糟了，潮湿潮湿的。房后头是个小院似的，实际上没什么地方，顶多就是走个人。
定：当时是叫臭沟是吗？
王：也叫龙须沟，龙须沟恐怕是在天桥那儿起的名儿，它是通过天桥，往西还通。说是民国多少年的时候改到地下了，东边是盖板儿，盖石板什么的。也就只盖了一巷那一段儿，就是现在济生院街南口那儿，后头就都是明沟了。明沟它也不深，脏极了，养猪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往那地方倒。我小时候就那样。那时候这坛根儿、坛根儿之间，不是现在这大马路，头里还是房子，都是小矮房，好像在坛根儿一迈步就能上房似的。
定：坛根儿是什么？
王：天坛的北墙。坛墙的北墙，这是墙吧，这还一个根儿，跟一个磨盘似的，这磨盘似的呢，下边是能过一辆牲口车吧，在这边还有一溜房子，我们住的北边这房子，形成一条街。再北边就是臭沟，龙须沟。这是解放以后，从金鱼池大街这一条街挖的地下水道，砌墙，臭沟那边呢，就填了。
严：它那沟往这边滋水的也有，往别处滋的也有。等到阴天下雨天热那会儿，六月份的时候，大尾巴蛆都往那边上爬。脏着呢。
定：原来这地方环境都差不多是吧。
严：都差不多。就是他们(指王春茂家)住的那房特别次。我们家那儿也够次的，一通连儿的柁，不是给你单搭的那个。三根柁，再弄一个沿柁，再给你盖上，都不是牢固的房，都是凑合的。棚子似的。
王：那一带都是那样。
定：那是自己搭的？
王：租的，得交租钱哪。我那会儿还挺小的。
定：你们家哥儿几个？
王：我们家哥儿4个，我第三。二哥比我大7岁，中间没有了。我俩哥哥都没上学，都摆小摊，后来我大哥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种地去了。在这儿不行，这儿生活也不行，这儿一直生活不行，地方没地方，工作也不好找，怎么办呢，家里还有几亩人家的地，给人看着这地。种那地。后来他们回去呢，就带着几个孩子，又给了点儿地。也好了，他那儿还有老一辈的那哥儿几个，哥仨呀，也是分散的，都在定兴。好像他回去还是我们这一支呀，要是不回去那儿就没有我们这一支了，我嫂子她们都是定兴人，本村的。
我们小时候就上私塾。我、我弟弟都上的私塾。一开始说得上学去，不上学不行，7岁吧，上哪儿上学去，金台书院注341吧。那时候就是老学堂，叫什么学校，是一个住的地方，听说，后来改成东晓市大街小学，再后来改成崇文区一中心。我也是念的那个(三本小书)，我念得不错，这儿念点儿，那儿念点儿，就一个地方还时间长点，可是那会儿从小开蒙啊，都不讲，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是死背，等到背书的时候就拿一摞书去，挨着背。
定：那您后来在哪儿学徒啊？
王：车子营儿，油盐店，那会儿找不着事儿，哪儿找事去呀。街坊认识那儿的，给介绍了，就有个吃饭的地方呗。就是小铺似的，那会儿叫小铺，杂货铺，卖油盐酱醋、青菜、酒，就是学徒，到年下回去，回家看看吧，给俩钱儿。
严：给俩钱儿也给不了多少钱。
王：嗨这个，反正人家给……平常不给钱，就管吃，就是柜上的人啊，柜上的小徒弟啊，什么都干，买菜卖菜呀。买货卖货都干，那会儿是早上起来一直得到晚上上了板以后，还得开小窗户。我们这是连家铺，老太太都不错。
严：得卖到12点呢，拉洋车的都回来了，也都没吃饭呢。
定：在那儿待了几年？
王：将近4年。要不怎么这记得清楚呢，等到3年以后，就让你考虑，还继续干不继续干，自己要想干，说一说，该怎么给你，今后每个月按多少钱。那时候日本人快投降了，买什么都，那会儿叫配给，什么东西都没有，也陷于瘫痪似的，没地儿买货去。不干就跟着我父亲摆小摊。
定：您父亲一直就摆小摊？
王：一直的，在人民市场那儿，后来合营回来了。
定：摆小摊的生活怎么样，能养活一家子？
王：勤谨点儿就什么点儿呗。反正摆小摊的都是这样，指身为业吧。你要是能卖点儿再买去，买回来再卖。生活就是穷吧。
定：生意好做吗？
王：不好做，见不着钱，钱紧着呢。像我们这个家庭，要是小孩跟老人要一分钱的时候，且磨半天呢。且得磨呢，没钱。都那样，旧社会的事，不愿意提了。那时候都这样，您找谁也是这样。
2.那趟街都是那样
定：你们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一带住，是不是对天坛就比较熟悉？
王：那会儿呀不照现在，那会儿就是生活，所以干什么也是在那一层的。我们原来在二巷住，现在一巷二巷不都没有了么，都成了一条大马路了。他们那第一巷，都是农村的，他在北京摆这摊，他村子里的人就都到这儿来，也跟着他摆这摊，这样就都是定兴人，就叫定兴摊，摆定兴摊，这是叫白了，实际上都是卖破烂的，从小市上买点旧货，回来修理修理，归置归置，摆这儿卖，就是倒一手。卖钳子，克丝钳子，管钳子。
定：还有人买？
王：有哇，老百姓不是都钱紧吗？您买鞋还买旧的呢，打包头的。人家把旧鞋买回来，坏了自个儿补上，补好了摆上摊，你看着穿上合适你就买了就穿呗。旧货摊都是那样。
往东就不价了。由一巷往东去，就我住的金鱼池大街那儿，再往东北墙根儿，都是小手工业，打剪子的、打锉的、做锯的，都是那个。还有就是玉器作，什么掐丝作，往那铜胎上掐那铜丝，再往那上头点蓝，珐琅。还有做壶的，打铜的，做铜盆的。这么大的铜盆，做的时候啊，就这么大一块方铜片，打成几块，打一个铜片，一下一下打，打完了这一片，烧，烧完了，再打，这么样打出来，再打薄了就得几个，四个五个呀摞在一块打，单独就打不了了。打来打去就成为圆壳儿了，再打就成型了，就是人把它打成型了。不像现在做钢种锅那样用模子压呀，没有。还有染房，染房也不是染大布，小布的多，土布。
严：那会儿呢都笨，那会儿的科学都不发达。
定：做买卖的那些人是不是就比较富裕点？
王：不富裕。做小手工艺的不富裕。就是作坊头，有几个徒弟的那个，也是生活方面艰苦着呢。掌柜的好比有仨徒弟，这徒弟学满了，学满了以后这掌柜的给你介绍一家，就说你要是还愿意在我这儿呢，我就说官话，一月给你多少钱。你要是不愿意在我这儿呢，我给你介绍一家，就介绍一家，介绍出去就不管了，你就自己单干去吧。生活去了。出来单干的那个呢，自己也成年了，给人家干点也挣俩钱，得，自己找个小屋，也弄个床子，自己旋木头活，旋擀面杖呀，改锥棒啊。还有的那个有条件，越来越发展，就弄两间房子，弄几个床，弄几个砧子就打铜，他就那什么，自个儿混得不错，把媳妇接上来，就跟着一块干，什么剁锉呀，一下一下，她给你打下手，干什么都是她打下手，这样呢都上点儿年纪，或者是有个小孩儿，或是把自己的侄子呀，内侄呀，接上来，小徒弟似的，跟着一块儿干。小手工业呀，苦着哪，冬景天儿这样，夏景天儿也那样。
严：瞅着那小徒弟又没妈又没爹。
王：我们就在那条街上住，那趟街都是那样，都是小手工业。要不说崇文区最穷呢，崇文门南边这一带，都是小手工业。
定：干这些活的都是老北京人还是从外地来的？
王：外地人多。定兴的就是红庙头里这一点儿。卖皮带的，把破轮带拉了做鞋掌什么的，也没多少活儿。哪儿的人多呀，山东啊，河北深县啊，阳原啊那一带。像拉大锯的，尽是山东的、河南的。淘粪的也是山东的多。有些小饭铺，切面铺，(拉大锯)拉一天了，就上那个饭铺吃碗面哪，一斤12两，就是那个，没有饭馆这一带。
后来解放以后，在天坛南边那块空场，开了一个物资交流会，那一个会就得到教训了，就说跟外省市订货，人家说王麻子刀剪好，跟你订多少多少，你拿不出来，小手工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出不来那么多呀，这就得走合作化，你看这就安上机器了，使那电动的锤，咣当咣当，他光坐那儿就行了，那大锤子一下一下，要用人锉，得锉多少个印儿呀。
这一趟街呀，由一巷往东，最不行的是再往北去，那一带明朝的时候就叫六铺，它那儿都是一铺一铺的，沙子市，山涧口，大坑小坑臭坑，都是什么呀，都是鸡毛店，就是那小店，尽是那要饭的多，尽是要饭的，或者是做什么的。什么抽白面儿的，多啦，破被卧。屋子破着呢。就为的是到那儿打通宵。
定：那小店里住的都是旅客呀还是什么？
王：什么旅客呀，就是我说的这些人，每天都住那地方。实在没钱了就待在街上，在哪儿躺到哪儿了，就倒卧了。
定：那都是因为抽白面儿是吧？
王：多数倒卧是那样。他连抽连瘾嘛。死了就扣个筐。
严：光着脊梁，脱下棉袄来，就在外头太阳地底下就拿开虱子了。到处找，挤，这一天他不干别的光找虱子，知道虱子吗？明天一清早起来上那儿赶那顿粥去。
定：你们这一带还不至于到那份儿上？
王：这边都是买卖市。都是小手工业。能过。他那些人可能想当初也都不是那样的，染上毒了，抽白面儿，没钱了，抽穷了，先偷家里，然后偷外头，抽去。多数是不要强的，要强你想办法你怎么样，到果子市递递垛也行啊，就是来了货，来了果子了，先得选，不是里头有坏的么，坏的搁这簸箩里，这好的搁里头，这叫递垛。完了剩下挑出来烂了的你拿着上马路边上卖去，这不就是钱哪。
严：卖出钱来就归你自己了。
王：实在没钱你到早上菜市捡点菜叶你不是也能糊口吗。他们那些人，像那打粥啊有的恐怕还许不去呢，他有别的偷偷摸摸的。
定：那时候你们这边治安好吗？
王：我们这边治安没什么事。穷家破路谁也不想那个。说这个还是解放前的大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后来怎么着社会也是发展。
3.我做的这些工作，没出过什么差错
定：说说您自个儿吧。您后来怎么就上天坛了？
王：怎么说呀，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二哥呢，他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孩子多，好多孩子，就上那个甘肃了，不是垦荒，那会儿叫什么，注342回来又上了红星农场。我呢，也不行，也不好干别的，也不愿意离开，就还是卖水果什么的，也不是摆摊，就是卖。后来摊贩都得领牌照，我们家就给我领了个牌照，实际上是一家子，就写我一名儿，就在人民市场摆摊儿，成立一部分一部分的，有挑花市儿，布市儿，杂货市儿，还有什么肉市、葱市、估衣市，卖旧衣裳的。我那时候就在估衣市。那就有规律了，都有定价，不许还价，也不打价，那会儿还讲诚信，不许骗人，环境也不错。
从打1951年吧，镇压反革命，就选我当治保委员，结果呢，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学习呀开会呀，整天就忙这个，摊也不行了。后来那边有一个大院儿，破案的什么，找过去的什么罪证吧，挖地找罪证嘛，别人还不能去呀，还得是派出所看你可靠。找上不少人呢，在那儿挖。挖一宿呢，给5毛钱……也不光是为那5毛钱。那会儿显然生活上就特紧张了。
后来天坛招临时工，找生活紧张的那些人，我说我也去。还让我带了六七个人吧。修大坛墙，整个那一圈儿，那会儿大坛墙都多年了，老往下塌，接不远儿塌一块，接不远儿又塌一块儿。我们30多人，最后就剩了我和姓周的我们俩人。别人都不干了。
严：累呀，那一块城砖这么老厚，这么长，来回搬它。真够呛。
王：搬那大城砖，那老坛墙啊，就跟城墙的构造似的，顶子都是瓦，还有脊，两边是城砖，当间儿暄的是土。一捅就连土带瓦什么的，全都捅下来，乱七八糟还得清，清理完了，再砌。那会儿光靠我们还不行，还得建筑公司啊，从外边借来的。我就当小工，过去叫壮工，就干那个，干了一个月吧，我们俩就都转正了。
定：别人就都不干了？
王：别人就没戏了。我连干活还带给人记工，量量活呀，用小黑板儿写几个工，写写总结，也搞这个。可是实际上还是壮工，不干活不行啊。一般的是晚上回去弄。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领导越信任越得认真干，别出岔儿。
我在工程6年，然后到文化票。那会儿净搞什么游园晚会啊，舞会啊，剧场演戏呀，就在神乐署，大殿里的，院里的，搞两场舞会。院子里头都墁上水磨石了呢，墁上水磨石就里外跳。乐队是两伙儿，跟陶然亭倒着，一伙儿中乐，一伙儿西乐，在平台上奏乐。这一个礼拜在这儿，一个礼拜在那儿，来回那么倒。其实陶然亭那个也归我们管。活动越搞得多，卖票的压力越大，在棚里边卖票，老排大队，特别是夏天搁电扇都不行，都热，(别的部门)跟卖票的都有矛盾，老提意见。后来成立文化票务班，我当班长，把票务班也归我，(让其他部门)能劳动的话就去义务劳动，帮忙呀什么的，那时候经常是什么都讲义务劳动。这样就解决这个矛盾了。后来把巡查也并在我那儿。
严：那会儿他累着呢，一个人管好几个班。
王：文化单一个班，票务单一个班，巡查单一个班。文化班包括殿堂，祈年殿啊，皇穹宇啊，讲解这方面，那时候都管。反正不到50人，这3个班。到晚巴晌儿我都得记几项事，有什么事宜，或者说问题，几个班的存休、轮休，你老得想着，站到人家角度上呢，千万别给谁落下，你不给考虑到了，人家有意见。所以有的画圈儿，有的画红点儿。(每天的事)我都有记录，我就爱记，我老怕有什么事找不着根据，或者遇见什么事想不起来。我就在那儿住，我就搬到那儿去了。
严：他都不家来。家里不用他，我仨孩子哪个有病，他都管不了。都是我一人弄。
王：我在那儿，老伴全力以赴地支持我。那会儿就想将来理想实现了，社会主义了，生活都没问题。就那样想。
天坛的发展，那就单是一说了，那时候可真苦，穷啊，太穷了，整个园子没灯，就是二门那儿一个灯，我在西门，票务班在西门。晚上净完园还得上东门锁这个门去。
严：一个人儿去净园去，多危险呀。上大殿。
王：净园是大伙儿净，就是锁门的时候，人家都住到外头。让人走了我拿着钥匙，我到东边锁了就完了。
严：西门到东门就特远了。
王：还得钻那黑墙洞子呢，叫鬼门关。打那边走，拿着电棒儿。就是养成那么一个习惯。
那会儿反正也没断了受到表扬，参加市五好职工大会，上人民大会堂。回来呀，就当工会专职干部，就选为监委，后来又让我做财委，管理账，可是我不经手钱。钱交会计，到时候会计给打条，这费呀那费呀拨款。还做了一段时间工会主席。后来我们那儿一个行政干部住院回来，由他做那个工作。我呢，月季园要搞一个全国月季会议，我们那儿有个月季园，养月季也挺出名，就让我到那儿当班长，后来会又不在北京开了，我又回到票务(班)。那就到困难时期了，文化活动就少了，露天剧场就少了，舞会根本就不搞了。
工程班6年，文化票务班6年。完了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天坛都住红卫兵。不卖票了，没多少事了，也不搞文化活动了，都造反嘛。我们那是保守的，捍卫团。人家是造反派，我们是捍卫团。我整天就着急什么呀，老怕空岗位，这儿把钥匙给你，开会去啦，那儿开会去啦，派人，派谁呀，那怎么办，光着这个急，老怕出问题，出点什么错。
后来就夺权，我这个班长的权也得夺，班里头夺呀，也得有个核心哪。人家造反了，说你把钥匙拿过来吧，其实钥匙有什么呀，就我那门上那钥匙，还有我那抽屉。夺了权也开会，说你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我说那怎么干呢，还两派呢我怎么抓呀，倒是谁都不怎么我。
严：他人缘儿好着呢。
王：没有几天就成立政工组，连带扩充带形势变化吧，就单独分出一部分人，成立一个保卫组。这就明确了，文物古迹归我们，实际上还是我做。后来成立外事文物组，又让我去做，就做联络外事工作。那阵儿礼节性的接待，不照现在是旅游接待，那会儿不是，那会儿要求领导出面，像总统一级的，都要求领导出面。一般的部长级的接待，就不要求领导出面了，一般的就是让我去。我掌握这方面情况呢，新来的同志就教给他们。礼节性接待一年还挺频繁的，头头脑脑的，总统啊，都是领导人。人家差不多也都熟悉，外办的或者什么的，公安部门的。我就觉得不能老是我一个人出面啊，人都一样，我就列一个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日，再轮回来，该谁谁出面，可是尽管这样，领导还是让我去，组织决定你也不好说。
定：听说您接待过好多次基辛格？
王：啊，单独接待也有几次，一块儿接待的也有不少次。像他带着总统的女儿，或者是别的总统，或者别的领导人去，像是英国女王，还有英国的那个首相，也是女的，那就得找女同志去，找女同志去领导也还是让我盯着。我就怕出问题。要出点错反正得由我承认了。可是我也要求别人：咱们出小事也是国家大事，一捅就捅到天上去。
严：有时候夜里就让上大殿去。
王：不管你什么时候通知，只要你通知了，我这脑子就闲不住了。有时候还得写出来，到哪儿要说什么。
定：您的接待就是给他们讲解是吗？
王：讲解呀，带着他们走呀。我没有能力，文化水平低，可是我也钻研……参加工作以后上夜校，一点点学的。在工程班的时候我钻工程，买砌砖技术的小册子什么的。一搞文化班呢也硬钻，找人啊，搜集资料啊，反正干哪几样就得钻哪几样，我自己考虑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后来呀我就老想，那会儿念的书还真不如现在出的书，现在出的书解释这方面特好懂。那会儿背还背不过来呢，先念去吧，晚巴晌就背。实际上人家领导人来的时候，听不了那么多，把主要的介绍一下就行了。领导之间人家还要说话儿呢，你得看情况，不能冷场，这一段没人说话自己就得上去。可是外宾一般的不管领导人也好，总想把解说员揪到跟前，人家领导跟着呢，有时候确实我也……
严：他躲一边儿去。
王：人家叫我才过来，或者都排好了，我得让别人找。你就是一个导游，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业务，就像人家砌砖的，不就是该撮泥的撮泥，该砌砖的砌砖么。做好了，做得圆满了就得了，我也不考虑别的，人走了就完了。究竟人家领导之间说什么话，也不那什么，接待这伙了提起上伙的事儿，绝对没有那个，走了就是走了。这是一个大的记性。可是我有一个记载，来的时候谁出面，几点到的，几点在哪儿下的车。每次都有。可是领导之间要说点笑话，我就不记载，要不就不好。我每一个月都写一个总结，年终也有一个总结。一年有一个本，一共是多少本。现在都在档案室，都交了。我就想要给人家留一个完整的东西。开始的时候我也没考虑到，说我这东西怎么怎么，有参考价值啊，没那么好。就……就是毛主席去……
定：您接待过吗？
王：没有，就是接到通知，我就在那儿等着……第二天江青去，还有一个女同志，不过记录上什么也没有。我不记，是中央领导人，谁去我也不记。
严：那阵儿他整天不着家，一说急了，说今天我接待，我说你接待谁了？接待总理的夫人了，邓大姐了，我说哎哟，怪那什么的，他说我给你学学啊……
王：我去了，他们说邓大姐在月季园那边等着我呢，我连车也没骑，赶紧地就往那儿跑，跑得直喘呢，跑到月季园那儿……
严：邓大姐看见他了，就说别跑了，别跑了，慢走慢走，“11路”吧。平易近人。
王：邓大姐来了，她照这么一说，马上距离就近了，就跟平常人儿似的。我再一看哪，邓大姐胶皮鞋后跟，一边一个大补丁。
严：那鞋还补着呢。
王：照相的时候她就说，别我一人照啊，就那样。真的好，真好。
严：真好，一点儿都不像说我是首长，我是怎么着，平易近人，够意思。
王：我接待过她两次，这事我还写过呢，小姚(指姚安等人)他们都看了，让我交了发表去，我说我不往外发表，我就像是上一次党课，接待一次上一次党课。到这日子了，我就想留下……这就是好像自个儿安慰自个儿似的。
定：您这辈子经历得也够多的，小时候那么苦……到后来跟那些中央领导都打交道，也挺有意思……
王：我在工程6年，文化票务6年，办公室，21年吧。现在多咱我也跟他们说，我没什么贡献，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就是我做的这些工作，没出过什么差错。
4.我就念叨共产党好
定(问严)：您叫什么名字呀？
严：……这还说吗？
王：她叫严秀芹。
定：您多大岁数啦？
严：我差多少日子七十二，我们俩差3岁。我也是老北京。我祖父是农村种地的，在永定门外的木樨园，这会儿我都不认识那地儿。他后来死到外边了，他们那叫什么，跑野台子戏。出去是唱戏还是干什么不知道，没有了就。然后我父亲在城里头就学了个盖房，建筑，就是瓦工啊。现在到处都盖房，那会儿谁老盖房啊，谁盖得起呀，那会儿的瓦匠半年闲，就是查补，哪儿漏了补补，哪儿塌了给砌砌，那一巷二巷三巷，那儿的活儿都找我爸爸，谁的房要是漏了就叫我爸爸，来吧来吧给修修吧。我爸爸人缘特好。那几条街都挺好的，都是做买卖的，就是我们家不摆小摊。
定：你们家也住到这儿？
严：我们住的不是，我们住在二巷。离他们也不算远吧，也得走一会儿。
王：他们老爷子一到冬天就没活儿。要是夏天一下雨漏房，严师傅您去，漏了，去了给修修，不就什么嘛，就不见得一天睁着俩眼还没饭辙嘛。要到冬天这时候没什么事，怎么办呢，可不也得备着呀。
严：那就全仗着我母亲了。我母亲也是老北京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住，我们家就是我姨跟我妈俩人，我姥姥老早就没有了，就我妈看着我姨。我姥爷是理发的，就在天桥，原来他们有个门脸儿，后来理发也不行了，就剩我姥爷一人跟我姑姥姥他们了。我姥爷等到不能干的时候就上我们家去了。我就听我妈一句两句地说过。我们家里，嗨，从来就是穷，都不想上边的事。(笑)
我们家两辆车子，两辆打线的车，我们就给织袜子的打线儿，打织洋袜子的线，四个桄子搁到车子上，锭子似的，把线往那桄子上头绕，我妈就整天摇那个。你要按这会儿来说，打这一捆线，要是二十的，就是二百支是一捆，两块钱一捆；要是三二的，三百二十支是一捆，四块钱一捆，可那细得跟头发似的，不好择着呢。我妈她要是打二十的，再有我姐姐她们帮着点，一天能打一捆。三二线的就不行，打不了那么多，细呀。等到摇到晚巴晌饿了，我爸冬天没活呀，怎么办呀，就帮着做做饭什么的，我出去买买东西挑个水，后来买东西到做饭干什么，都是我一人，我就不用我爸了。
定：您也在金台书院那儿读过书吗？
严：我啊？我没文化。我就是解放以后扫盲嘛，我扫盲上了二册。就这二年级，能瞅瞅粮票啊，布票啊，油票啊，能瞅瞅这个。
王：她整天干吗？坛根儿捡煤核。倒土的都倒到坛根，根底下那儿。像她们捡煤都上远处去捡去。
严：上二道山门捡去。西门那儿是头道山门，到这儿永定门这边是二道山门，上那儿捡煤去，真有好煤。人家捡头过儿，我就凑人家底下捡二过儿去，还得跟人熟识，认得，不认得他也不让你捡。二过儿再捡还有好煤。真不错。
定：您小时候就捡煤核？
严：捡煤核。还打粥呢，有舍粥的。我打粥是跟着人家，我妈她们有个老街坊叫张姥姥，张姥姥让我上她那儿去，走吧上我那儿待几天去吧怪想你的。一清早起来，走，咱们打份粥去，布围子围严了戴上帽子……唉小时候瞎闹就是，领着我走就走呗。
定：在哪儿呀？
王：先农坛犄角，百货公司后头。
严：去了就接那牌，那么大、那么宽的竹牌，要是满牌的红啊，就是给一份，一份就多，要是你来晚了就不给你那么多了，就给你勺子尖上那一点儿。我们娘儿俩就打两份，拿回家热热，热两碗，别人还喝一碗。再有点干的，不就有稀的有干的么。我平常在这边(指自己家)不去打粥去，这边没有。
我们家就惨啦。他们家(指夫家)4个大小伙子，我们家4个闺女，我是老三。我大姐姐属牛的，七十七。她15岁就结婚了，给了臭沟嘴那儿了，叫什么胡同啊，现在她都没了。后来我二姐也给出去了。我们家就剩我一人了。她们都走啦，就我一人，就我累，家里头的火是我供着烧，我到时候还得挑水去，买东到西儿的，都是我一个人干。4个姑娘我妹妹太小了，我们俩人差多少呢，现在她才多大岁数，小多着呢，孩子管她叫小姨都不乐意，那你也得叫啊，我亲妹妹呀。
定：怎么比您小那么多啊？
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着挨家儿的。我底下我妈又生了两个小子吧，一个姑娘，三个也不(知)是四个呢，还一个流产的，就活下我这妹妹一个。都是我侍候我妈月子，我一点也不招我妈生气，说怎么就是怎么着，我老觉着我妈不容易，弄着我们，弄着线车子咣啷啷咣啷啷这么……
王：我们姥姥后来跟着她们转到床单厂去了。打一辈子线。
严：我妈落一个床单厂的工人呢，大兴。
定：您多大结的婚？
严：我二十三结的婚。我和我二嫂我们俩人同岁，我生日比她还大十天。玩就玩到一块儿了，他们都走了，我们就玩，她说你管我叫三姐啊，不许叫三妹妹。我们俩人就闹，折腾。我们一家子都挺好的，脾气都挺好。可是我一结婚就是孩子忙慌的，三个孩子，我要拿钱不够托儿费钱，干脆我看孩子了。那时候全家(收入)就靠他一人。他挣60块钱吧。
王：开始时是130分，合32块钱。那会儿工资都按多少钱一分，按那个折，那会儿就是130分。在我去之前是发给多少斤老玉米，天坛那里边净是农场，给多少袋老玉米，我去了以后就正好赶上那个分，130分，32块钱。
严：我那会儿就俩孩子了，没有我们老爷子了(指公公)，您说这不是重担子吗，一个人在家里头怎么办呢。忍着忍着就到1958年，我就坚决不在家待着，凭什么一个人在家待着呢，弄着孩子转悠，我就着急，我就想找个工作。哎，1958年成立加工厂，做嵌丝网子，拧那刺蒺藜，编笊篱，我就跟他们干去了，我都拿22块钱了。那会儿拿22块钱就不错了。
定：您后来在哪儿当工人？
严：天坛针织厂。那儿是我们组织起来的，就是挖防空洞那年，注343我们有几个人出来挖防空洞，还炸油饼，也搞那个看机器，这么干起来的。我这就不错了，我怎么着，先头我退休拿多少钱呢，不叫退休，退养，拿12块钱也不是19块钱，钱特别不多，人家一问干吗去呢严姐？我就说我领我那一壶醋钱去。钱太少了，就您这钱还叫开工资？结果慢慢慢慢一年一年，多少年了，就这么长，反正不长二十，也长四十，一月老长点儿，现在给我长到四百二，每月开支有我四百二，你还有什么说的。他比我多，他也该多了。
我们过去住那房子，夏天一下雨，底下泡着，上头也漏着，那边炉子还冒着火，他下班一进门，说这还能住吗，不行，我得找领导去，赶紧回去天坛找领导，领导赶紧就来了，说不行，得赶紧搬。领导说那住哪儿呢？说让我们住西门，他说住西门不合适，西门是游览区，游览的地方，你搬进去安个家那算什么呀，那你上哪儿去呀，他说就上我办公室去吧，神乐署那大院里头，就搬那儿去了。那儿是个犄角，三面的廊子，住了三家，北边一家，犄角里头一家，墙后头还一家。进我们那门，再奔他们那门儿，我们是住一个刀把儿，一间屋子。那门口都没有这张桌子这么大的地儿，还得搁一个火，三家就一个犄角，仨火你怎么搁呀。你说我怎么忍呢，一直就在那屋子住了31年。1988年，1989年搬到这儿，十几年了。提起那时候，今天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现在谁住什么样的房啊，我听着都不眼红，我现在这套房，我特满足满足的了，我特知足。
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儿还没成立居委会呢。我就爱在街道上搞搞什么活动，我是那儿的积极分子，计划生育一直是我，不控制都生俩孩子怎么弄啊。
提起那会儿我真想哭，我奔到这份儿上不容易，咱们这国家我奔得有劲，知道吗？我小时候我捡煤核的时候想这么干呢，行吗？你上哪儿干去？你只能凑人而过，人家让你凑就凑，不让你凑你就凑不了。我现在知足得了不得我，真的，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三个孩子也都不错，都上班呢。
嘿！我就说了，我就念叨共产党好，谁说也不行，我就认为是共产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