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文琴口述
时 间：2000年7月25日
地 点：北京和平里北街砖角楼南里某号楼
访谈者：定宜庄、王硕
[访谈者按]清代在西郊海淀一带修建皇家园林自康熙朝始。那时的海淀，用康熙帝的话来说，是一处“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注77之所在。有清一代，这里既是以“五园三山”为主体的皇家园林区，更是紫禁城外的又一处皇宫，朝仪之盛甚至超过皇城。圆明园周围的八旗驻防，就主要是为护卫这些皇家园林而设，经过几朝经营，最后形成“外三营”(即圆明园八旗、外火器营和健锐营)的格局，与京师八旗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是京师八旗不可分割的部分。
“外三营”之一的圆明园护军营，是雍正二年(1724年)从京师八旗护军中抽调一部分，再加上部分八旗闲散人员组成的，额兵5700余人，雍正十年(1732年)又设内务府三旗护军营，额兵三百。注78皇帝驻园来往，从城内到园，沿途都由他们负责保卫。为安置这些营兵，清廷在环绕圆明园的周围，为他们建造房屋一万间，另为包衣三旗兵丁造房504间，其具体方位如下。
圆明园护军营居住方位
左翼四旗：
镶黄旗营房，坐落树村西边。
正白旗营房，坐落树村东边。
镶白旗大营房，坐落长春园东北，即水磨。小营房，坐落长春园东。
正蓝旗营房，坐落海淀东边保福寺。
右翼四旗：
正黄旗营房，坐落肖家河北。
正红旗营房，坐落安河桥北。
镶红旗营房，坐落静明园东北。
镶蓝旗营房，坐落蓝靛厂西边。
圆明园内务府三旗营房，坐落陈府村东、水磨前边。注79
司女士就是这里提到的“圆明园内务府三旗”的后裔，他们的营房位置，即上述“陈府村东、水磨前边”，恰在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园之内。清廷在这里为内三旗人即上述“包衣三旗兵丁”共造房504间，司女士一家的房子，应当就在其中了。
这些内三旗人的后代，在清华大学建校之后，便转而成为清华大学的职员与校工，至少到我访问司女士的时候，这些人在清华校园仍有踪迹可寻，但我翻阅了几部清华大学校史，对此却从来不置一词。如今清华的教授与学子，是否还会有人记得这个校园昔日的历史，是否还会有人过问一下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老住户呢？
与下面还要提到的蓝靛厂外火器营相比，圆明园护军营的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变化更大一些。赵书在《北京城区满族生活琐记》一文中提到：“以圆明园八旗为例，民国初年这里有正户旗人4171户，其中正黄旗为500户。1949年北京市民政局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有满族39户、蒙古族16户，共计55户，仅等于当时的总户数的11％。在这55户人家中有3家是地主，其余大部分是警察。因为圆明园八旗在1860年以后，许多人被分到城里当差，清廷灭亡后转成了维持地面的警察，算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所以没有离开营房。没有稳定职业的人家只有外迁或外逃……1953年市民政局到此调查时，还有许多满族人家中供着祖宗板子、索伦杆子、妈妈口袋和家谱，但离开正黄旗的人，都不说自己是正黄旗的人了……”注80可资参考。
对于外三营旗人，我曾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其中有关旗人妇女的成果早已收入《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与《曾经沧海：20世纪满族妇女叙事》等著作之中，唯司文琴女士这篇尚未发表过。
司女士已经去世多年了。当年我是通过她的儿媳王硕找到她的。2000年夏，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硕女士来京找我，她也对满族妇女的历史与生活深感兴趣，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谈话间她提到自己的婆母即司文琴女士也是满族，而她因为多年生活在海外，对婆母一家之事并不清楚，于是约我一起去司女士家，做了这个访谈。我后来因搬家等原因将这次访谈的部分录音丢失，好在王硕留有一份副本，辗转从美国寄来与我，特在这里向她表示感谢。
司文琴(以下简称司)：我是1919年生的，现在八十一了，周岁。我父亲死得早，要是老父亲活着，那皇家的，宫内的一切，都知道。那时我也小，也没有时间来说这些个事。
定：您生的时候皇上还没从宫里出来吧？他是1924年出来的。
司：正是，小宣统登基。他坐了三年呢，是吧？
我们是镶黄旗。听老人讲，咱们都是关东来的，进关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年什么代。来了就跑马占地。为什么姓司呀，说原来是姓史，不好听，皇上给改了就姓司。
我爷爷呀，昨儿我也想了半天，还真不知道。因为我爷爷死得早。我太太呀，太太，明白吗？
定：旗人管奶奶叫太太。
司：我太太27岁就守寡，我有一个大爷，一个叔叔，我父亲老二，她就守着这仨孩子。那阵不都是守节嘛，27岁。她娘家姓史，是汉人还是汉军也不知道。也在北京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倒还见过她，我太太的嫂子什么的也常来，大脚，都是大脚。反正那时候生活不好，人就显得老，我太太73岁死的。我那阵十四五吧。
定：那她靠什么生活呢？
司：不知道，慢慢地反正哥儿仨就大了。我父亲那阵说就是当差，那时生活还成，都是皇上给粮食，每月发钱粮，还发老米。那阵不是都吃老米嘛，就跟现在共产党时候一样，有生活，共产制。后来有一年北京还卖过老米，黄的，吃过一阵子，好吃，一说老米老米的，就想起那阵儿皇上给的了。我父亲在宫内干了不少年，每天从住的地方到宫内干活，晚上再回来。每天都在那儿吃饭。我们在骆驼厂租了一间房，就在东华门门市部胡同，我就是在那儿生的。我父亲不是上朝，当官的才叫上朝，他就是劳动，按现在说就是轿夫，抬轿子的。銮仪卫注81，懂吗？要不说小皇上我父亲都抬过。等小皇上一登基，坐到宝座上，文武大臣一给拜，直哭，我父亲就觉得哎呀，这哭不好，不吉利。要不三年就……
后来摧残(推翻)清政府，就不行了。连皇上都没有了，我们那阵挺困难，我上头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四个孩子。我父亲从宫里出来没有职业了，生活当然就差了，在北京住也没有生活呀，我们就搬到乡下去了。乡下有三个旗，那三旗都是一个旗，注82现在说是一个村了是吧，那地方就叫三旗，在蓝旗营的北边，成府街那边，已经让清华大学给占了。不是西三旗，西三旗现在还有呢。我父亲他们祖传的有两份祖产，一份就是三旗这房子，皇上家给的呀，得钱粮给的三间房，自己的，独门独院。这事我父亲倒跟我说过，说大爷家有六间房，说不清怎么给他的钱粮。原来好像是没有我父亲的，我父亲也挺勇敢的，就跟那头儿说，头儿说那好，就让他骑马射箭，看他那骑马射箭不错，给了他三间房。注83在那之前三旗的房是别人住着。我们就搬三旗那儿去了，不是就不花房钱么，我那阵才3岁，我是从那儿长起来的。
还有一份祖产是坟地，在立水桥注84，就从亚运村直接往北，不远，我还真去过。老坟地是沙土地，有土围脖，有祖坟，没有碑。有人给照应着，坟前坟后有闲着的地，人家就种。不算看坟，就是地由他种。是汉人。不交粮食，就是他的。解放前后还有呢。我那姑姑什么的，年年去上坟，后来可能都给平了。
定：您3岁以前住在宫边上，您父亲讲不讲宫里的事？
司：讲那阵我也小啊。由我父亲说，那宫里的事他都一清二楚。紫禁城里多少间房，哪儿哪儿他都知道。
定：您3岁是1922年，把宣统皇上赶出宫去是1924年。你们搬到三旗的时候皇上还没出宫呢？
司：出宫了，因为我父亲没差了，所以就回乡下了。
定：你们管这儿叫乡下？
司：就是城外头啊，那就是乡下。
定：您能说出三旗的位置在哪儿吗？
司：三旗人就都集中住在清华里边儿。清华正门一进去有一条河，就在河的南边。都是一排一排的房，一排一个院儿。后来有的年久失修，倒塌了，就不整齐了。我们去的时候住的都还是旗人，都是老住户，我们老司家原来也有一户住在那儿，就是八姥姥家。那边的人跟城里的人就有些个不一样，你听说过没有？旗人跟旗人也不一样，有八旗的人，有咱们这镶黄正黄正白的三旗的人。注85就说八旗人太贫，就是又生活不好吧，事儿还特多，什么挑个鼻子挑个眼啦，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特不像咱们一般的旗人那样。有时候跟人说话，就说你看这八旗的人就这么贫。到底是怎么个贫呢，也不知道，咱们也没跟这些人打过交道。这姑娘都不愿意给八旗的人，我们这家子没有跟他们结婚的，都是给自己这镶黄正黄正白的三旗。要说生活水平，八旗和三旗差不多，那时候都没有正经的事。我那姑爷家是蒙古族，一直就在蓝靛厂，火器营，也是一个满族的地方，听他们说话跟我们没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是蒙古族。注86
那阵儿生活不太好，挺困难的。后来我大一点儿了，就知道(三旗人)哪家都在清华大学工作，男的一人工作养着几个人，什么球场了，什么学生宿舍，搞卫生的，送水送茶的，都是这些。我那两个哥哥后来在木料组管管东西，每天上班，下班回来，每月开工资，那时才挣16块钱，这都还是不错的了。也有老太太给人家当保姆，不一定是旗人，也有外边的人。可是旗人挺多的。所以我们在清华那边本家多，亲戚多，你看姓司的，都是我们本家。现在有十几家吧。我们这些人家在清华都有好几代了，至少三代。现在又都要把他们往外赶。因为现在从外边雇民工特别便宜。
三旗里边就有一家是种地的，他那三间房跟清华隔一条河，那时有两个院子的房子倒塌了，那儿能种地，还能打挺好的粮。他那二姑爷是七间房注87的农民，汉人。到时候来给他种，到时候来给他收。
司文琴之女(以下简称女)：老太太说的这三旗我知道，就在清华里头，(一九)五几年六几年，清华扩充过一次，就把他们扩充到清华园里头去了，后来清华把他们拆迁出来，拆迁到蓝旗营，就在蓝旗营车站北边，一大排平房，一个小院一个小院的。现在第二次拆迁，又把他们弄到西三旗注88去了。
司：蓝旗营原来就叫蓝旗营，有原来的居民，后来又迁进三旗的人，是这么回事。(从清华)搬出来以后，可能是给的三间北房，两间西房，一个院儿。那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院儿，按咱们说就是一排房。我们后来跟我父亲搬到什方院，三旗那三间房就是我哥哥住着了。一直到现在。清华占了三旗，把他们挪到蓝旗营，清华又占了蓝旗营，又把他们挪到西三旗。
女：老太太后来可能都没去过，我去过，因为我舅舅还在那儿住。这份三旗的祖产，本来应该是我们7个人的，这次老太太就签字放弃，给我二舅的侄女儿了。
司：我们就弃权了。 我大爷他也拿过钱粮，那阵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大爷学的是厨房(厨师)，反正后来他是厨子。不是宫里头的，就是一般的厨师。
定：他当过旗兵吗？
司：……不能没当过吧，没当过怎么有房子呢，他有六间房。我们有三间，比我们家多一份。
定：你们家原来在宫里的时候您大爷没跟你们住一块儿？
司：那阵都单过了，结婚以后哥儿仨就没在一块儿住了。大爷活了七十多吧，腿不好，后来人家给介绍的，到山海关那边工作去了，到那儿也不知怎么了，下车时候把磕膝盖摔坏了，后来走道儿就有点瘸。后来我那个大妈死了，是喘病，老在炕上，死时岁数可能不大，留下俩孩子，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我那个姐姐也就十二三，我这太太带着。我太太后来就跟着这个大爷了，跟着他在城里头住，在家干点家务。大爷一直就没再娶。
王硕：您大妈去世时为什么您大爷没再娶呢？ 司：他也想娶呢，那孩子什么的，一直就没娶。
定：您大爷住哪儿？
司：那我倒记不住了，其实我去过。后来不是没有我大爷了么，他们也住到三旗了，就是河边上那排房。我叔在北京考的警官学校，后来调到山东。带着我那个婶妈，就在那儿落户了。
我大妈可能是旗人。那时候汉人不愿给旗人做妻子，嫌旗人事儿多，礼儿多，太麻烦。按现在来说，咱们旗人就是贫。 定：您说的贫是什么意思？
司：爱说，还有生男育女，什么都讲究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阵儿旗人有了孩子没有送出去学技术的，舍不得，就都没有技术。
定：这旗人怎么那么疼孩子？
司：也不知道学什么，像人家外地人来了就学徒。北京人学技术的很少。把南方人叫豆皮子，注89好像比咱们聪明似的，就都管他们叫豆皮子。人家外地来的特能吃苦。
女：对这点我体会特深。比如我那两个舅舅，就没技术，家里也没想让他们学点什么，什么都不学，生活特贫困，只好到跑马厂给人牵马去，给外国人家里烤面包。这种意识代代往下传。
司：我母亲也是旗人，娘家就在北京，我姥姥姥爷就这么一个。不过听人这么说，我母亲还不是这个姥姥生的，是请的，就是抱的。后来长大了。我这姥爷横是(即北京话“也许”之义)也就吃点钱粮，没有技术没有工作，就成天游手好闲。我母亲不识字，她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就跟我这姥姥，娘儿俩就指着这做活儿挣钱，生活。那阵儿都穿大褂，中式大褂，一天做一个大褂还做一个套裤，套裤就是裤腿儿，它到这儿(指大腿)是一个马蹄形，用带系在腰上，干力气活儿的，穿裤子不方便，穿套裤，这屁股那儿不就随便了么，这叫套裤，都是男的穿的。俩人一块儿一天就做一套，够苦的。
定：给谁做呀？
司：给外人做。人家给钱哪。
定：她嫁给您父亲以后还做活儿吗？
司：不做了，就是看孩子做饭，弄这些个家务就够呛了，就是做也是给自己的孩子们做。那时候穿衣服穿鞋都得自己做呀，哪儿像现在都买呀。6个孩子，空不了。我从14岁就学这针线活儿。好像到我年轻时做的就都是时兴样儿了，什么大褂了，裤子了。没人穿那套裤，那是卖力气的人穿的，为的是方便，家里哪儿有做那个的。我俩哥哥都穿大褂呀，都得自个儿裁自个儿做，钉纽襻儿，那两道缝儿都得缝直了。后来有了侄子我还给做呢，做那小衣裳。我自个儿的衣裳也都是自个儿做，哪儿能去外头做去？做鞋，跟着街坊姐妹，今儿个出这么个样子，明儿个出那么个样子，比赛似的。你做得好我还要比你做得好。这大褂都沿边儿，沿什么韭菜边儿，绲边儿。
定：您沿边用缎子还是普通的布沿呢？
司：用缎子。我也穿过沿缎子边儿的衣裳，自个儿做的。
定：沿两道边儿三道边儿？
司：一道。有的是盘扣，有的就是直的，钉纽襻儿。绣花我不会，我从来就没学过那扎花，人说扎花挺简单的。
定：那时候北京好多妇女都做挑花，您没做过？
司：挑花我没做过，补花我做过，给国外做的。这么一块硬纱，还有两块方的，做那么一套3块多钱，可是特别细，最快怎么也得3天。这个纱四面沿边儿，先把边儿做好了，里头是一个大天鹅，后头跟着俩小天鹅，还有草，特别细。那，没有电灯，就在煤油灯底下做。我那阵也是做那个，挣钱哪。那个村里好多人都做这个。好像是成府那儿有那么一个组织，人家揽了这活儿发给大伙儿，然后再算账。现在也没有了。
定：三旗里面干这个的多吗？
司：不少，都是姑娘。
定：媳妇为什么不干呢？
司：不是不干，是没有那时间干。再说这活儿是细活，你不安心不好好做给人做坏了不成。
定：一群小姑娘在一块儿。
司：也有二十多的，有个姓徐的就二十多了，不结婚。那时候旗人的姑娘都结婚晚，反正就是挑呗。不合适。也考虑给不给旗人，因为怕给那外地人给带走，带到老家去。
定：怕离开北京城？
司：也不是，为什么呢？怕到老家受罪，到老家就种地呀。城里人哪儿会这个呀，所以外姓人、外地人不给。就怕带走。
我这点文化呀，也真不容易。那阵我们家就挨着清华大学，学生自己办了一个平民夜校，我们就跟你六姨儿(指自己六妹)，那时也就七八岁，每天晚上5点到6点都上那儿上学去。那么样儿学的。学的那点倒真有用。我14岁搬到什方院，就没机会学了。
我跟着父亲搬到什方院这儿来的时候我十四，待了几年呢，就有十六七了。那儿有人把房租给了一个德国人，年轻的两口子，有俩孩子，一个12岁的姑娘，一个3岁的男孩子。那个女的，她父母在东北有个大营造厂，他们在咱们中国挣老多钱了，她的生活，她父母完全给她，什么都给她弄了。她的爱人，这个男的，在辅仁大学教学，化学系。男的中国话不好，女的中国话特好，女的管我父亲叫老司，不是在一院住嘛，她瞅我出来进去的，她就跟老司说，你是不是让你这闺女帮我们点儿，每天他们要开车进城送姑娘上学，这3岁的孩子没人管，就让我在他们进城的时候照顾照顾，有点小小不言的针线活儿，给做做。她挺喜欢我的还是，按外国人的给，一月给我24块钱。
女：结果是我姥爷给您介绍到那儿去，您比他还挣得多呢。
司：啊，比你姥爷还多了，你姥爷才挣10块。过年过节的还多给。她跟我挺好的，这孩子才3岁不是，慢慢儿地跟我更好，我母亲在下边有两间房住，这孩子到那儿呀就管我母亲叫奶奶，管我父亲叫爷爷，那儿吃什么他就吃。我待了几年呢，到二十四我结婚，她舍不得，可也没办法。我结婚时他们还送我100块钱，让我买东西。我结婚以后，那个女的知道我有了小孩儿了，还去看过我。
定：您学德文了吗？
司：眼前儿的说话能知道点儿，那阵儿我脑子还聪明，都知道一些个。后来刚解放时候，不就是给那外国人都弄到山东、河北去了？把咱们国内的外国人都给弄去了。他们也走了，打那儿就没音信了。现在他们都早没了，这姑娘那阵十二，现在都该四十了注90，我们还真打听过一回，没打听着。
王硕：您挣的20多块钱都是给家里？
司：都给了。要不说那阵就是傻，什么思想也没有。要是现在，挣五千自个儿花三千吧，那阵就不懂。要我说，一直到结婚都没这想法。有时候我们街坊在一块儿，都20多岁，人家都买这个那的，我也搭着忙着，也没有那想法。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自个儿有什么私心。我两个弟弟也是，挣钱不会自个儿去胡花去。后来我自个儿也想，那时候的人跟现在比，可是差远了。这阵儿这人多聪明呀。
王硕：那这聪明是好是不好呀？
司：反正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是吧，啊？我这实心眼儿。
我24岁结婚，到我结婚时就没有那旗人汉人了。国民党时代一说旗人瞧不起，说你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就指着皇上吃粮食拿钱。那阵儿咱旗人都不敢说，甚至填表都不填满族。我结婚到这儿，孩子们人家是汉族，都是北京生的。
女：我们家不是旗人，我爸爸不是旗人。
司：我自己的满族是前几年改的，就是为了给孙子改。底下那一代为了上学都报满族，加10分嘛。其实改什么也无所谓。
王硕：您24岁才结婚有没有要挣钱养家的关系呀？
司：我自己没有那个想法。我父母也不能那样，老让我干活挣钱。
王硕：实际是不是耽误了？
司：也不能算耽误。我那老爱人(指丈夫)前面那个妻子，是我出五服的叔伯姐姐。我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岁，她是肺结核死的。
王硕：她怎么嫁给汉人了？
司：也是有几家街坊，跟我们这老二婶(指丈夫前妻之母)挺熟悉的，瞅这小伙子挺好。
女：这些个旗人，他们败了以后都特别穷了。她(指司，即其母)嫁给我爸爸不是？她的妹妹、姐姐都嫁给农村的了。就穷得那样。
定：什么时候知道他有5个孩子的？
司：那是早知道了。我一进门就那么多事，您想，5个孩子，还一外甥，还一侄儿，也在这儿，一天做饭就够呛了，再(加上)洗。
定：都您一人做？
司：她那姐姐(指前夫留下的大女儿)不是十二么，能帮我点，真正的事儿也帮不了。要不说我这命真是大，累也没累死，也没得传染病。这不是该着吗。
定：您这辈子付出的也挺多的。
司：嗨，也仗着年轻。什么时候都够累的，大盆大盆地洗衣服。她父亲那阵儿包点活儿，(一九)五几年的时候给那个苏联人装修，他(指苏联人)是北大的教师，我小时候他经常来，这外国人中国话说得好，中国字他不认得，我那老爱人得一笔一笔地跟他说，工钱多少钱哪，料钱多少钱哪，然后汇总，我得帮着，算。他不能写，我也是瞎写。原来是我大儿子帮着弄，但我这老爱人脾气也不好，他弄得对就对，有点什么就急赤白脸。这孩子挺怵头的，最后就说，得了，你帮着我点儿吧。
女：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原来房子比较多，一个大院吧，18间房都是我们家，就在北京站。我姥姥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司：我12个孩子。一人至少生一个，全搁这儿。大姑娘(生孩子)没用我，因为她有姥姥婆，人家帮着。二闺女结了婚，第一个外孙子，早晨送过来，晚上下班再接走，到有老二了，大的就上学了，还是这样，早晨送来，晚上接走。到三姑娘结婚正是我刚生小儿子有病的时候，她在纺织厂，三班倒，生一闺女，我先伺候月子，56天她上班，把孩子又搁家了，我那阵儿也挺发愁的，我自己的孩子吃自己的奶，这孩子还得喂，喂得好喂不好啊。发愁，慢慢适应着吧。她这闺女两岁多了，她告诉(我)：“妈，我又怀孕了，那我做了吧。”我说别价，做了好了不好了的，不能做。“不能做您弄得了吗？”我说这大的不是也快走了么，大了。这就生第二个，生个男孩子，我说要不是我，这个就没了。接茬儿这就弄着个老二。老二刚3岁，四闺女又生的这个外孙子。这仨，一人比一人大3岁。
定：您这辈子没工作过？
司：工作啦。我没文化也没别的条件，就在街道上，1960年吧，给我找了一个托儿所，在一个工厂的大院儿里，我，还找了俩阿姨。我们4个人吧，反正我负责，开会呀，收入账呀，都是我。工人抱着孩子来，下班抱走。家长都(叫)“司老师”，跟我好着呢。我心软，这孩子都不大，哪个哭我就抱抱，别的阿姨就说司老师您真那什么，您还老抱着？您就不能多歇会儿？我说瞅着这，谁不都是自个儿的孩子谁疼呀。后来不是这姑娘(指自己的继女)要生孩子嘛，没法儿干了，你说是姑娘要紧还是外头要紧呢？尤其这姑娘又不是我自个儿生的。我说得了，甭干了，就家里看孩子了。后来人家那负责人、园长，家里找我多少次，说司老师，去吧您，我没法去呀。人家都说司老师司老师，您要干几年怎么也算退休了，我也没办法，我到现在也没有退休(待遇)，不就为这些孩子嘛。可是你说怎么着？孩子都跟我好，不单姑娘好，姑爷也都跟我好。姑娘、姑爷、儿子、媳妇，都孝顺，就是孙子、孙女、外孙子，没有一个跟我不好的，都尊重我。一大家子热闹着呢。我现在挺知足，虽然过去受过好多挫折，累，现在得了，挺好，这就值了，我挺满足的。
王硕：特厚道啊，谁也不埋怨。
司：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妹妹结婚都三十二了，她身体不好。她走得也早，五十四就走了，留下俩孩子。那就解放了，她一直工作，原来是在印刷厂，东单有一个永兴印刷厂。后来又到朝阳区法院，也肯干着哩，一直到死。她身体不好，得过肺结核，后来在通州疗养，治好了，完了结婚怀孕又难产，又剖腹产生了一个男孩子，那就别要了吧，还想要第二胎，结果还得剖腹产，剖腹产两次。后来血压高，那天扫除，擦着擦着脑溢血，就这么样。
女：还不敢告诉您呢，知道从小您给带大的。
司：对。我比她大12岁，她起小身体软弱，离不开我，断奶时候都是我给她做吃的，买吃的，穿什么都是我给她做，也是那阵兴什么就给她做什么。后来我结婚，她也不断地进城来，挺要强的。我俩弟弟也都实诚着呢，那我就结婚了，1949年以前，通过街坊介绍他俩到石景山发电厂，他们没有文化呀，去了也就做这劳动的活儿，从那儿劳动，小弟弟到组织部长，后来到石景山发电厂厂长，大弟弟是官厅水库的厂长。你说多不容易。后来都是离休。现在就我一个弟弟了，一年总得来看我一次，带东西，吃的、茶叶，走的时候还老给我钱，我说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我花不着钱，他说：“不价，您抽烟、玩牌，我一月拿一千七呢。”他什么都跟我说。到现在还是姐姐、姐姐，老是叫得亲。人特好，谁都照顾着。
那多少年前了，我们在什方院住的那阵儿，我父亲订了一份《实报》注91，知道吗？我昨天还想呢，想看看那报纸，那比现在这报可好，现在这晚报除了广告，就是这个网什么，我都不懂，看它干吗？不瞧。那《实报》我父亲天天看，天天儿地。没有电灯，就煤油灯，天天地看。你别看他念书少，他文化还挺行，有个字不认识他都给你讲，这个字是怎么写怎么念怎么讲，从那报纸上也能认不少字。我也跟着天天就看《实报》，《实报》连载的小说，有一湖北人，能说着呢。
定：您还记得那小说叫什么名吗？
司：没事时想也许还能想起来。也不是小说，就是这湖北人叫王什么雨，他那爱人叫林清啊还是什么，他们两人天南地北地聊，想聊什么就聊什么。这60年了，别的小说就没怎么看。
定：晚上都干吗呀？
司：有耳机子的那个，矿石收音机注92，听那个，听京剧呀。
定：您爱听京剧吗？
司：爱听也没真听过，60多年也没进那戏园子去过。哪儿有那时间呢，也就是听耳机子，现在看看电视。你看那三频道、五频道，有时我就一人看，他们谁都不爱看，都不看，说不懂，你说怎么会不懂呢？这京剧才是真功夫呢。
女：她还会唱呢。
司：就是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