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
“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1433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个长着鹰钩鼻、面色灰白的清瘦男人走上了通往佛罗伦萨市政厅（Palazzo della Signoria）的台阶。[1]这个人就是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据说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科西莫走进大门，一个官员让他在院子里等候，说会议室里的会议一结束就带他进去。几分钟后，侍卫队长让科西莫跟随自己上楼，但他们走的楼梯并不通向会议室，而是通向钟楼上一间狭小的牢房。科西莫就这样被关进了这间被戏称为“小旅馆”（Alberghettino）的牢房里。据科西莫后来回忆，他就是透过牢房里仅有的一个窄小的窗户缝隙俯瞰整个城市的。
当时的佛罗伦萨城里有广场和高塔；有曲折、狭窄的繁忙街道；有用巨石垒墙、阳台突出的碉堡模样的宫殿；有古旧的教堂，外墙上画着黑色、白色、绿色和粉色的几何图形；还有修道院、女修道院、医院和拥挤的住宅区。城市的四周有用砖块和石头建造的带雉堞的高耸城墙，城墙之外围绕着村庄，村庄之外则是有绿树覆盖的山峦。佛罗伦萨城墙之内的人口超过5万，虽不及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米兰，但是足以超越包括伦敦在内的其他欧洲城市。况且这里的人口统计也没那么精确，甚至是非常随意的，记录新生儿数量的方法是往罐子里放豆子，一个男孩儿出生就放一粒黑豆，一个女孩儿出生就放一粒白豆。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整个城市被分为4个大区（quartieri），每个大区又被分为4个小区，每个小区依其纹饰徽章命名。4个大区各具特色，取决于该区主要进行的商业活动和居住在该区的富人家的宫殿。富人家的孩子，还有他们的仆人、家臣和侍卫经常在这些有柱廊的室外敞廊（loggie）中说笑嬉闹，甚至谈论生意。
城里最繁忙的区域包括维奇奥桥（Ponte Vecchio，又译作旧桥）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一座横跨阿诺河（Arno）最窄一段的石桥，两岸有许多屠夫的肉店；[2]奥尔圣米凯莱教堂（Orsanmichele）附近和公共粮仓一带也很热闹，到了夏天，银行家们会在这里支起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丝绸商人则在这里搭建帐房；[3]还有就是老市场（Mercato Vecchio）所在的大广场，那里曾经是古罗马广场。[4]此时的老市场上有服装商人和倒卖二手衣服的店铺，有鱼贩的货摊，有面包师傅和果蔬商贩，有卖皮革制品和文具的商店，还有制作蜡烛的作坊，里面因为点着遮盖蜡味的熏香而总是雾气缭绕，妓女们就在这里为客人提供服务。市场里开放的摊位都加了顶棚来遮蔽烈日的炙烤，成捆的丝绸、整桶的谷子和玉米，还有各种皮革制品就摆在这里供买主挑选。空地上还有理发师给顾客剃须剪发；裁缝在门廊的阴凉里给客人缝制衣物；仆人和家庭主妇们则聚在卖熟食的货摊前采购；面包师傅把一盘盘的面团推进公共烤箱；做家具的木匠和做首饰的金匠也都把自己的商品展示出来；街头公告员来往于广场之上，一边发布当天的新闻，一边替人做做广告；衣衫褴褛的乞丐举着木碗乞讨。夏天，孩子们在石板上掷骰子玩；到了冬天，他们则会用雪堆出狮子的形状，因为狮子就是佛罗伦萨的纹饰象征。城市里还有各种动物随意穿行：戴着银项圈的狗，在门廊和过道上吃食的猪和鹅，甚至连山上的野鹿或羚羊也会跑进城市，带着清脆的蹄声一路穿过广场。
在前几年，虽然但丁谴责了佛罗伦萨人奢侈浪费的作风，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会对各种炫富行为嗤之以鼻。佛罗伦萨人的衣着都很简朴，除工匠阶层以外的男性都穿着长及脚踝的长袍，正面一排扣子从上到下，有点儿像教士穿的教士袍（cassock）。佛罗伦萨人的房子也装饰得很低调。哪怕是那些富有的家族，用的也是最简单的木桌子和一点儿都不舒服的床。家里的墙壁也是一白到底，挂毯都被收进柜子，只在特殊的日子里才展示出来；地板就是光秃秃的石面，除了芦苇编成的草垫子外什么也不铺；窗户也大多是用油纸糊的。玻璃和陶制装饰品很是少见，就算有也要被小心翼翼地保管起来；银器要么放在餐具柜里，要么锁在主人房间的橱柜里，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使用；而且那时也没几个家庭买得起叉子。可是近些年来，虽然佛罗伦萨人还会被称赞简朴，但是他们已经明显不再那么节省和克制了。富裕人家的石头房屋，从街面上看还是一副严苛冷峻的样子，可是楼上房间的窗户都镶了玻璃或挂着帘子，房间内部更是另一番风景。大多数房间里铺满了地毯，墙上装饰着壁画、挂毯和宗教图片，偶尔也挂凹面镜，用来把光线反射到桌子和写字台上。壁炉就更是常见了，在寒冷的冬夜里，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需要靠平底暖床炭锅和装着热炭的陶土手炉（scaldini）来取暖了。大部分家具表面都以镶嵌工艺装饰。床也被摆放在架高的平台上，还加了顶棚，四周有踏足板。这些床都相当大，通常能达到12英尺宽，至少可以容纳4个或者更多人并排睡在上面。人们睡觉时不穿衣服，喜欢让皮肤直接接触亚麻质地的床单和被套。他们还喜欢在床顶上吊挂一些放有熏香或草药的镂空香炉，呼吸着从中缓慢释出的甜香空气入睡。
在宽松马裤和夹克上衣之外，男人们还要套上一种长及脚踝的猩红色长袍（lucco），这种长袍袖子宽大，领子上连有兜帽；年轻一些的男士们会偏爱活泼的颜色，比如绸缎上衣外面配一件粉色斗篷，穿一双有银色蕾丝花边的白色短袜，戴边沿上插一根羽毛的天鹅绒帽子或有香味的手套，还可以佩戴金戒指、金项链和镶着珠宝的匕首和长剑。尽管佛罗伦萨和当时欧洲其他城市一样有禁奢法令，但是没有人真正遵守，女人们更是对此不屑一顾。下面是一个负责监督女人们遵守禁奢法令的官员提交的报告，里面提到的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很典型：
依据您的指令，我到街上巡视了妇女佩戴违禁饰物的情况，但总会遭到抗议，因为每种情况都确实无章可循，难判对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头巾边缘镶了一圈蕾丝花边，于是我的助手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头巾上有花边。”结果这个女人立马摘下头巾，拆掉了用别针固定在上面的花边，还说那只是个花环。再往前走，我又碰到了一个女人，她穿的裙子前面缝了好多纽扣。我的助手对她说：“女人的衣服上禁止有纽扣。”她却辩称：“这些不是纽扣，是装饰扣，你看，我衣服上既没有扣环也没有扣眼。”最后，我的助手终于遇到了一个他认为确凿无疑的违禁者，于是掏出记录簿准备写下她的名字，他对这个女人说：“你穿的是貂皮。”结果这个女人却抗议道：“你不能记我的名字，这不是貂皮，是幼兽的皮毛。”“那你说的幼兽指什么？”“就是一种动物。”
让很多简朴的教士感到郁闷的是，佛罗伦萨商人妻子们的奢侈是出了名的，同样出名的还有她们的典雅高贵和白肤金发。深色头发的女人会给头发染色，或者戴白色、黄色丝绸做的假发；肤色红润的女人则会抹粉让自己变白。她们走在街上风情万种，服饰艳丽，还要佩戴珠宝首饰和银质纽扣。春夏的裙子都是丝质或者天鹅绒做成的，冬天的衣物则换成织锦或皮草。女人们骄傲地炫耀自己的衣物首饰，因为她们衣橱里的家当往往比丈夫的房产还值钱得多。当然，未婚的年轻姑娘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她们平时闭门不出，只有在去做弥撒的时候才可以戴着厚厚的面纱出门。更有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则是完全不曾出过家门，她们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做弥撒，在父亲的花园或是院内的敞廊里活动活动腿脚。到了适婚年龄，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会全权替她们安排，当然她们的嫁妆也是极其丰厚的。
很多新娘的嫁妆里都要包括几个外国奴隶。奴隶进口是在1336年正式被合法化的，原因是瘟疫暴发导致本地仆人数量锐减。这些外国奴隶大多是希腊人、土耳其人或俄国人、切尔克斯人或鞑靼人。一些家庭偏爱鞑靼人，因为干活最卖力；而另一些家庭则更喜欢切尔克斯人，因为样貌俊秀、脾气温和。所有奴隶都必须起早贪黑地工作，锡耶纳的云游传教士贝尔纳迪诺（Fra Bernardino）叮嘱家庭主妇，为她们自己好就一定要做到：
有房间要打扫？让你的奴隶去扫。有瓶瓶罐罐要刷？让你的奴隶去刷。有蔬菜水果要削皮？让你的奴隶去削。有衣服要洗？让奴隶去洗。让她帮你照看孩子，帮你打理一切。要让她们习惯不停地工作，否则她们会变得又懒又笨。不要给她们一点儿闲暇时间，只要你不停地指使她干活，她就没空靠着窗子看热闹打发时间。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市场上买个奴隶很便宜。这些奴隶通常都是年轻的女孩儿，被买去做奴隶就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受主人的束缚。主人对奴隶享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拥有、保留、出卖、冷落、交换、玩弄、租借或退租、随意处置、判定过错及实施自己或自己的继承人想要采取的任何举措，直至永远，其他人无权干涉”。事实上，奴隶被归入主人的动产，在财产清单中和家禽家畜列为一类。很多女奴会怀上主人的孩子：不仅在当时人们的往来书信中经常见到此类麻烦引发的争执，连接收弃婴的医院也是人满为患，肤色黝黑或斯拉夫人样貌的弃婴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
奴隶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她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奴隶没有任何地位，也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但她们会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赶上艰苦的年景，她们的生活反而比最贫穷的佛罗伦萨市民要好过一些。有时候，穷人一天的食物就只有一点儿无花果和栎树皮做的干面包。而一个小康之家的女奴却可以分享主人家的晚餐：蒜香意面、意式肉汤饺子、肝泥香肠或血肠、羊奶酪、水果和葡萄酒，到了周日还可能有鸽子肉或是羊羔肉。富商家里的餐食自然更有异国风情。虽然法令禁止过度奢侈，但是人们就如同在服饰上一样，在饮食上也公然抛弃了法律的约束，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能的漏洞。比如法令规定主食不能有烤肉和馅饼之外的东西，那么人们就把能想到的所有美食全填进馅饼里，包括猪肉、火腿、鸡蛋，还有大枣和杏仁等。一个富有人家在款待尊贵的客人时，可能会先奉上一个甜瓜；接着是意式饺子（ravioloi）、意式馄饨（tortellini）或意式千层面（lasagne）；然后是一种用面粉、鸡蛋和糖做成的蛋糕（berlingozzo）；还要再来几片煮阉鸡、烤鸡或珍珠鸡肉；还有辣牛肉或猪肉冻、画眉肉、丁鲷、梭子鱼、鳗鱼、鳟鱼、鸽子、鹧鸪、斑鸠、孔雀和煮小山羊肉。至于蔬菜，常见的选择有蚕豆、洋葱、菠菜、胡萝卜、韭葱、豌豆和甜菜根。最后还有配着糖或蜂蜜吃的杏仁奶蒸的米饭，或者是用藏红花色素调过色，被做成了动物或人形的松子布丁和松仁蛋糕（pinocchiato）。所有的食物都用料十足、味道浓郁。一碗鸡肉蔬菜浓汤（minestra）里要加姜汁、杏仁碎、肉桂、丁香，还要撒上奶酪或糖。鱼肉馅饼里则要加橄榄油、橙汁和柠檬汁、辣椒、盐、丁香、欧芹、肉豆蔻、藏红花、大枣、葡萄干、月桂叶粉末和马郁兰。有一种特别的红酱（savore sanguino），里面不仅有肉、葡萄酒、葡萄干、肉桂、檀香，甚至还有漆树这种现在只被用来制革的染料。夏天的时候，大多数富户一天最主要的正餐是在傍晚之前吃的。桌子和凳子都被摆在敞开的花园门口附近，只有客人能坐在直背椅子上，更多时候则是坐在板凳上或箱子盖上，房间远处的角落里还有乐手在吹奏舒缓的音乐。
那些统治整个佛罗伦萨的人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理论上说，城里几个行业协会的所有会员在政府中都有发言权，但实践中却并非如此。行业协会的总数是21个，包括7个大行会和14个小行会。7个大行会中，又以律师业行会（Arte dei Giudici e Notai）地位为最高。位居其次的是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丝织业行会（Arte di Por Santa Maria）和毛织业行会（Arte di Calimala），这些行会的名字来源于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所在大街的街名。[5]尽管银行家依然被教堂斥责为放高利贷的，以至于他们不得已用俗语或委婉语来掩饰自己真正的生意，但是崛起的银行业行会（Arte del Cambio）已经成了在财力和重要性上都能够与前述大行会相匹敌的力量。医药香料业行会（Arte dei Medici，Spezialie Merciai）的会员包括医生、药剂师，以及香料、染料和药品等货物的经销商，同时也包括一些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举例来说，画家既是向经销商买染料的客人，也是隶属于这个行会的会员。最后一个大行会是皮革皮草业行会（Arte dei Vaccai e Pellicciai），它代表的是皮革、皮草商人和皮革手工匠的利益。
剩下那些小行业协会里的会员则是一些普通的生意人，包括屠夫、制革工人、皮匠、铁匠、厨师、石匠、木工、酒商、旅店老板、裁缝、甲胄师及面包师傅等。一个羊毛业行会的会员可以看不起铁匠行会（Arte dei Fabbri）里的铁匠们；但是铁匠也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就是相比于成千上万的羊毛工人、布料工人、织工、纺纱工、染工、梳刷工和打浆工，以及车夫、船夫、苦力和小商贩这类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普通劳动者。尽管这些劳动者的数量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却无权组建自己的行业协会。这样的不公在过去多次引发不满，有时候甚至会发生暴动。1378年夏天，梳毛工们就发动了一次起义。这些工人被称作“琼皮”（ciompi这一名称来源于他们在洗毛车间工作时所穿的木底鞋的名称），是羊毛工人群体中最卑贱的一类，他们的工资还不够让家人吃饱饭。于是梳毛工们大喊着“和让我们挨饿的叛徒同归于尽”的口号，把那些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商人的店铺洗劫一空。商人和他们选举出的头目吓得不得不逃跑保命。梳毛工们还提出要成立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迫于这样的形势，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其他行业的工人们出于嫉妒，依靠他们雇主私下里的权钱支持，很快就联手摧毁了梳毛工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行会。到1382年，原有的21个行会重新掌握了对城市无可争议的控制权。根据《1293年正义法令》的规定，佛罗伦萨为独立的共和国，行会通过重新修订这一法令，实现了对政府的操纵。
当时政府官员的组成方式是这样的：21个行业协会中年满35岁的会员都有资格参选政府官员，他们的名字会被写下来并分别放进8个皮质的袋子（borse）中。袋子被放置在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Santa Croce）的圣器收藏室里，[6]每两个月拿出来一次，在简短的仪式后，从中随机抽取当选者。任何想要观看选举仪式的市民都会获得许可。有负债或已就任上一届政府官员的人，以及与已当选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当选官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担任执政官（Priori），由这些执政官组成的政府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7]。执政团成员最多不超过9个人，其中6个人代表大行会、2个人代表小行会，最后一人则作为首席执政官（Gonfaloniere），[8]负责持有和保管城市的旗帜——白色底面上有一朵红色百合图案的佛罗伦萨旗。执政官一旦当选，就必须马上离开自己的家，统一住进市政厅，直到两月任期届满。执政官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可以享受的待遇不低。市政厅里面不但有大批身着绿色制服的仆人为他们服务，在他们享用丰盛晚餐的时候，还有小丑（Buffone）在旁给他们讲笑话、唱歌助兴。所有执政官都穿着深红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镶着貂皮边。为了显示区别，只有首席执政官的长袍上绣着金星。
如果执政团想要颁行法律或制定外交政策，他们必须征求另外两个也是经选举建立的委员会（Collegi）的意见，分别是十二贤人团（Dodici Buonomini）和十六旗手团（Sedici Gonfalonieri）。除此之外，还有十人战争委员会、八人安全委员会和六人商贸委员会，不过这些委员会都是依共和国形势需要临时通过选举组建的。也有一些职务是永久性的，比如总理大臣通常是由优秀的学者来担任；[9]执政团公证员（Notaio delle Riformagioni）主要负责宣布执政团的法案；最高行政长官（Podesta）是个类似于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往往由出身高贵的外国人担任，他居住的宫殿既是法院又是监狱，后来被更名为巴杰罗宫。[10]
一旦危难来临，执政官们会敲响市政厅钟楼里的大钟。因为钟声低沉，像牛叫的哞哞声，大钟因此得名牛钟（Vacca）。当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年满14岁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属的小区，然后跟随在代表小区的旗帜后面统一行进到市政厅前，组成市民议会（Parlamento）。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团要先确认到场人数已超过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然后才能请求他们批准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Balia）的提议，最高司法委员会成立后将代表人民全权处理城市面临的危机。
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无比骄傲，并标榜它为实现他们所吹嘘的自由的保障。佛罗伦萨人坚信其他意大利邦国的政府都比不上他们的。威尼斯虽然也是公认的共和国，但是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威尼斯所谓的共和是由各个贵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职；而按照佛罗伦萨的法律，这样的特权是不被许可的。佛罗伦萨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还处于专制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于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途分布的各个独裁者统治的小教皇国，都还是近乎无政府的状态。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则因安茹（Anjou）和阿拉贡（Aragon）两大家族的争斗而长期分崩离析。
与这些国家相比，佛罗伦萨能有如此稳定、民主、受拥护的政府确实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作也难称民主。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社会下层民众（Minuto Popolo）被成功拒于门外，贵族（Grandi）也很难进入各种共和国委员会。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被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着，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选人名条的皮袋里。如果这其中出现任何差池，他们就可以召集市民议会，通过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变更”皮袋里的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赖的执政官被选入执政团。所以实际上，政府几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
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来说，钱的意义非同一般。有钱就是有地位，没钱就是没尊严。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诗人、运动健将、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出身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就曾说过：穷人很难“靠美德获得尊重和名誉”，贫穷“会让美德蒙上阴影”，并“让美德沦为隐蔽而晦涩的哀愁”。另一位同样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罗伦萨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瞩目和尊重，社会下层民众只要吃饱饭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还有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达蒂（Gregorio Dati）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人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周游过世界、见识过他国风土人情，然后衣锦还乡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人们普遍认定，商人的财富应当是通过“体面而重要的”交易获得的。一夜暴富会受到严重质疑，而通过“丑恶的交易”、“下流的手艺”或“挣薪水的下等职业”赚钱也同样不被看好。规模庞大、货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让经营它们的商人受人信赖，也会使从中受益的共和国信誉提升。
挣了大钱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啬小气，他们必须拥有气派的宫殿和宽阔的家庭敞廊，还要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和私人小教堂。他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家人购置得体的衣物，就算不雍容华贵，也起码要价格不菲。商人们还得给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时必须慷慨大方，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更是给自己的后代和佛罗伦萨增光。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富有，他还可以借钱给共和国政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威望。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经营一种著名的佛罗伦萨红色染料——苔红素（oricello）——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连他的家族姓氏都是从这种染料的名字衍生而来的。他曾宣称“把钱花好比挣到大钱本身带来的荣耀还要多”；花钱还能让他得到更多的满足感，他斥巨资建造的宏伟的鲁切拉伊宫就是由阿尔贝蒂设计的。[12]
不过，对于一个富有而慷慨的商人来说，想要在佛罗伦萨的社会上获得名望，光靠经营体面的生意是不够的。缔结好的姻亲关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而在共和国政府就职、服务大众的家族传统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事实上，没有哪个不曾在政府就职的商人可以自称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富商们的下一代。他们年纪尚轻就已经懂得：如果自1282年起的执政官名录上没有自己家族的姓氏，那么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o da Uzzano）是一位德高望重、富可敌国的显贵。他家墙上就挂了这样一份执政官名录，一旦出现了某个他闻所未闻的候选人，他就可以立刻查出此人是出身于古老家族，还是新近的暴发户。[13]
美第奇家族自然不算暴发户，不过和它的竞争者相比，他们也称不上历史悠久。在随后的许多年中，所有形式的传奇都成了赚取钱财的资本。
[1] 佛罗伦萨市政厅，亦译为领主宫、旧宫、维奇奥宫，是佛罗伦萨政府所在地。该建筑始建于1299年，后经多次扩建与改造，直至十六世纪末。米开罗佐·米凯洛齐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对其庭院进行了重建。萨沃纳罗拉时期为容纳大议会而修建了大会议厅（Sala del Maggior Consiglio）。科西莫一世公爵于1540年从美第奇宫搬来了这里，并由乔焦·瓦萨里对此处重新进行修缮和装饰。后来科西莫公爵入住皮蒂宫，并将市政厅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为了致敬弗朗切斯科的妻子——奥地利女大公约安娜，整个庭院又被修饰一新。
[2] 维奇奥桥所在的位置从罗马时代起就建造过桥梁。现存的维奇奥桥修建于1345年，取代的是于十二世纪建造，但是在1333年被洪水冲毁的那座桥梁。当时维奇奥桥两侧的店铺以皮革店和皮包店为多，后来变成了屠夫的肉店。到十六世纪末，依照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指令，又换成了金店和珠宝店。
[3] 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名字是从古老的圣米凯莱教堂衍生而来的。圣米凯莱教堂建在奥托（Orto），它的位置被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取代。现存的教堂是1336年修建的，本来是打算作为公共粮仓和小教堂。建筑外墙壁龛里的雕塑是由城市中的行业协会订制的。多纳泰罗创作的圣乔治大理石雕是由甲胄师行会订制的，被放置在教堂北墙最西侧的壁龛里的是一个仿品，真品被移到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 老市场在十九世纪末被拆毁了，是为了给当时要建造的共和国广场（Piazza della Repubblica）腾出地方。
[5] 卡利马拉街（Calimala）字面上的意思是恶名之街，但其实可能是罗马将军卡利斯（Roman Callis Major）名字的讹用。
[6] 圣十字广场上的圣十字教堂和圣十字修道院修建于1228～1385年。到1863年，又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十七世纪风格的大理石教堂正面。米开朗琪罗以及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好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皮尼和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墓都设在这里。当时佛罗伦萨几个重要家族的家族教堂也都建在这里，其中就包括与科西莫联姻的巴尔迪家族的家族教堂。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建造的见习教士堂建于1445年左右。
[7] 又译为长老会议，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
[8] 又译为正义旗手。——编者注
[9] 总理大臣（Chancellor of Florence）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官僚政府职位。虽然总理大臣既不是经正式选举产生，如九人执政团成员或首席执政官，也不等同于现今一些国家政府首脑，但他可以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大多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著名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编者注
[10] 巴杰罗宫在十五世纪被称为波德斯塔宫（Palazo del Podesta），始建于1254年至1255年，最初是作为市政大厅。庭院中的楼梯是在十四世纪中期重建时增加的。到1574年这里成为警察总长的官邸。现在这里成了国家博物馆（Museo Nazionale），收藏了众多美第奇家族人员的雕像和半身像以及他们订制的其他艺术作品。
[11] 阿尔贝蒂宫位于本奇街6号，这里现在变成了霍恩博物馆（Museo Horne）。阿尔贝蒂家族曾经负责打理圣十字教堂的高坛。
[12] 鲁切拉伊宫于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建造完成，现在的地址是德拉维尼亚诺瓦街18号。它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设计，由贝尔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主持建造。阿尔贝蒂还为乔瓦尼·鲁切拉伊设计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的正面，该教堂里有鲁切拉伊家族的家族教堂。从火车站和普拉托门之间可以看到一部分修复后的鲁切拉伊宫的花园，即奥里切拉里园（Ortioricellari）。
[13] 尼科洛·达·乌扎诺在巴尔迪街上的宫殿现在改名为卡波尼宫（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