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公爵科西莫一世
“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喜悦”
科西莫出生在佛罗伦萨的萨尔维亚蒂宫（Palazzo Salviati）。这座巨大而阴郁的宫殿是他母亲玛丽亚的家族宫殿。玛丽亚的父亲是贾科莫·萨尔维亚蒂（Giacomo Salviati）[1]，他娶了教皇莱奥十世的姐姐卢克雷齐娅。玛丽亚的儿子出生时，教皇莱奥十世作为教父给孩子取名为科西莫，说是为了“重新唤起对美第奇家族有史以来最智慧、最勇敢、最审慎的祖先的怀念”。
玛丽亚非常喜欢自己的教皇舅舅，而且连长相上都遗传了舅舅的一些特点。她的眼睛又大又黑，脸圆乎乎的，因为使用了过多的化妆品，所以肤色白得有些不自然。她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能对丈夫多一分吸引力，可事实上，她丈夫更喜欢外面的女人，这件事对她而言根本不是秘密了。起初她还黯然神伤，后来就只剩下愤怒和怨恨。玛丽亚几乎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总是出去打仗，偶尔回到佛罗伦萨也不会在家多做停留。有一个关于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回家探望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一次，他骑着战马从科尔索（Corso）回到佛罗伦萨，经过自己宫殿时，乔瓦尼看到保姆抱着儿子站在楼上的窗口边，于是就对保姆喊道：“把他扔下来！”保姆自然不敢遵从这样冒险的指令，于是乔瓦尼又喊道：“把他扔下来！我命令你扔。”保姆只好伸着胳膊把孩子送出窗口，闭着眼睛狠下心松开手。乔瓦尼接住孩子亲了亲。孩子没有因为被从高处扔下或被久违的父亲亲近而哭闹，这样平静的表现让乔瓦尼很是满意，他甚至大声宣布道：“好！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王子！这是你的命运。”
科西莫见到父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对他也没有很深的感情。科西莫的家庭教师描述说，当听到乔瓦尼在为了阻止德国人跨过曼图亚附近河流的战役中受了致命伤的消息时，科西莫“并没怎么哭泣，而只是说了句‘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当时科西莫年仅7岁，身体健康、样貌英俊，在同龄孩子里面算高个子，总是喜欢把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由于亚历山德罗和伊波利托以克莱门特七世门徒的身份来到佛罗伦萨后时局并不稳定，所以科西莫一家迁到了威尼斯生活。后来他们来到了博洛尼亚，从博洛尼亚又到了乔瓦尼在特雷比奥的别墅，然后离开这个别墅回到了博洛尼亚。在那里，他的祖父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监督他断断续续受到影响的学业。过了一段时间，科西莫又从博洛尼亚去了热那亚，之后他回过一次佛罗伦萨，然后就离开去了那不勒斯。
科西莫的一位家庭教师就曾暗示，这样漂泊不定的生活对科西莫没有什么益处，反而让他变得心绪不稳，无法把精力集中到学业上，他总是想扔下书本跑到乡间玩乐或是去士兵的营帐中寻求刺激。事实上，科西莫一心想要成为一名军人。教皇克莱门特接到的汇报中说，科西莫14岁时就已经“在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都像一名骑士一样”。汇报中还说科西莫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曾经在他父亲麾下效力的军官。这些信息令教皇极为忧心，于是他派人传话给科西莫，要求他换掉“奇装异服”改穿普通的佛罗伦萨长袍。科西莫虽然生气，但也只能不情愿地服从教皇的命令。
不过，科西莫并不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愚笨青年。他举止优雅、态度冷淡，精明而不多言。虽然学问上难免有薄弱缺漏之处，但他乐于弥补改进，而且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那些知识一旦补上了就不会忘掉。有些人已经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一个隐秘特点，而这个特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恶名；也有些人憎恶他的冷酷无情，这种本性使他对残忍和暴行无动于衷；还有些人则有理由坚信科西莫会成为一个严厉独裁的暴君。然而，按照贝尔代托·瓦尔基的说法，人们对科西莫的普遍看法是这样的：
科西莫享有一万二千达科特的私人收入，他本可以把时间都消磨在打猎、捕鸟、钓鱼这些他最热衷的玩乐上，让圭恰迪尼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掌控佛罗伦萨政府，直到把这个国家的资源用光耗尽为止。然而背着主人算计他的利益可不是什么好事，一直被认为不乏常识但反应迟钝的科西莫此时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理解力。整个佛罗伦萨的人民奔走相告，原来科西莫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他还拥有上帝赐予的智慧。
科西莫不相信任何人。他不相信枢机主教奇博，也不相信亚历山德罗·维泰利，更不相信圭恰迪尼。他觉得这些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而他已经决定不受任何人摆布。科西莫愿意听取才华横溢的秘书弗朗切斯科·坎帕纳（Francesco Campana）的建议，还可以从母亲那里获得一切关于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信息；然而即便是对这两个人，他也不会表露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有的决定都最终由他一人做出。
他的反对者们就远没有他这么果敢坚决了。社会底层民众之所以选择支持科西莫，是因为之前的共和国并没有给这一群体带来什么好处；还有一批人是因为愿意支持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的后人而团结在一起的；除此之外重新组建起来的民兵组织和佛罗伦萨几个最重要的贵族家庭也都是支持科西莫的，这样科西莫的势力就渐渐压制住了他的敌人们。科西莫在西班牙军队的帮助下，化解了被流放者团体（Fuorusciti）的威胁。那些被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的人团结在一起，打算策划推翻科西莫的统治。1537年7月，被流放者军队在普拉托附近的蒙泰穆尔洛（Montemurio）被彻底击溃。据当时一个锡耶纳人的观察记述，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小球！小球！胜利！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佛罗伦萨。“欢乐的气氛充满大街小巷。科西莫宫殿一层的窗口处不断有人向外抛掷面包。还有两根木质的管子伸出窗外，里面不停地流出葡萄酒。”
这样的免费娱乐其实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所谓的欢庆并非真的如那个锡耶纳人看到的那样源自全体群众自发一致的感受。被流放者军队中有许多年轻人都是佛罗伦萨最卓越家族的后人，而带领他们的则是皮耶罗·斯特罗齐，也就是伟大的菲利波（the great Filippo）的儿子。皮耶罗虽然得以逃脱，但是他的一大批同伴都被俘虏，在经历了耻辱的全城游街示众之后，又被判处了严酷的刑罚。16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很多人死在了牢狱中；侥幸逃亡他国避难的，也都被追查出来暗杀了。
流放者叛乱中被俘虏的四个领导者被处以砍头的极刑，连续四天，每天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斩首一人。处理完了流放者，科西莫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将仍占据着托斯卡纳地区堡垒的西班牙驻军赶走的问题。起初帝国皇帝不肯批准科西莫的要求。他打算承认科西莫的佛罗伦萨公爵身份，但前提是佛罗伦萨公国必须成为帝国的封地。皇帝既不同意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意大利，也不同意科西莫与亚历山德罗年轻的遗孀玛格丽特的婚事，而是把女儿改嫁给了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也就是克莱门特七世的继任者新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的孙子，因为皇帝觉得此时拉拢教廷比联姻佛罗伦萨更重要。不过科西莫还是设法为自己敲定了一门在政治上有利可图的婚事。他娶了堂·佩德拉·德·托莱多（Don Pedro de Toledo）的女儿埃莱奥诺拉。托莱多不但富可敌国，而且是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2]科西莫结婚后没过多久，皇帝与教皇的关系就出现了紧张。皇帝开始意识到获得佛罗伦萨公爵的支持对自己来说十分重要，于是同意了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托斯卡纳地区。
摆脱了外国势力之后，科西莫也差不多排除了政府中各个大臣对他的干涉。虽然执政团和首席执政官办公室已经依法裁撤了，但还是有各种委员会和顾问团存在。不过公爵作为所有组织的主席，可以很轻易地确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他不认可的决定。久而久之，科西莫甚至都不再费事与他们协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被“晾在一边”；而根据路易吉·阿尔贝托·费拉伊（Luigi Alberto Ferrai）的说法，枢机主教奇博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并且“是以一种极其高明的手段，既孤立了他，又不刺激到他”。
然而，科西莫本质上毕竟不是一个圆滑机智的人。恰恰相反，有时他唐突直率的程度甚至到了粗暴苛责的地步，而且常常没有礼貌，无故出言不逊。至于他处置反对者时表现出来的严厉无情更是不会因为反对者的歉疚和悔恨而有丝毫动摇。无论是把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投入最可怕的沃尔泰拉地牢，还是雇佣杀手暗杀难缠的持异议者或危险的敌对者，都不会让他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科西莫曾像被放逐者一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十年，其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辩护书》（Apologia）的作品来庆祝暴君被诛，以显示自己的无私和美德。然而刺杀亚历山德罗的洛伦扎乔最终在威尼斯的圣托马桥（Ponte San Toma）附近被人找到，并且被用抹了毒药的匕首刺死了。同样，为了摆脱圣马可的多明我会教士，科西莫指责他们“公开反对国教”，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驱逐出了修道院。对于教士们的强烈抗议，科西莫冷酷地回答道：“我的神父们，请问是谁修建了这座修道院？是你们自己吗？”
“不是。”
“那是谁允许你们居住在这里的？”
“是过去的佛罗伦萨人民和我们永远怀念的长老科西莫。”
“那就对了。如今是现在的佛罗伦萨人民和科西莫公爵要把你们赶出去。”
佛罗伦萨的主人科西莫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之后，又成了锡耶纳的主人。这场战争从1554年开始，但是直到1557年，将这里作为西班牙封地由科西莫及其后人占有的权力要求才被批准。此时，锡耶纳已经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人口从一万四千锐减到六千，连附近的区域也遭受了毫不留情的掠夺和破坏。他们对佛罗伦萨人的仇恨自此深植于心中，历经几代都未曾消退。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敌人们则用嘲笑和鄙视的口吻指责他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为了在一个千疮百孔、年收入不超过五万达科特的锡耶纳封侯。
科西莫本人当然不满足于只得到一个锡耶纳。他想要的是大公的头衔，而这是只有教廷才有权力加封的爵位。事实上，科西莫实现这一野心的欲望已经强烈到近乎疯狂，他不间断地向有权加封他的机构提出要求，直到最终实现愿望。教皇庇护五世（Pius V）在1569年赐予了科西莫大公的头衔。
这一年的12月，当佛罗伦萨敲响钟声、点燃篝火、鸣响礼炮庆祝科西莫的新头衔时，有人却注意到“人们的脸上看不出多少真心的喜悦”。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佛罗伦萨又一次敲响钟声，点燃庆祝篝火，教堂里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唱起了赞美诗（Te Deums）。这种喜悦才是自发的、真挚的；所有人都认可他们尊贵的大公——现在已经被敬称为“殿下”（Altezza）和“阁下”（Serenissimo）——这一次理应受到赞美。在勒班陀之战（Lepanto）中，佛罗伦萨的船队为把土耳其舰队彻底赶出东地中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西莫正是由于坚持保卫自己的海岸线不受土耳其强盗和野蛮海盗的劫掠，同时也为了让自己和托斯卡纳地区在西班牙眼中更加坚不可摧，才一手打造出了这样一支胜利之师。
很多年前，科西莫就对威尼斯大使说过：“只有当一个人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强大的时候，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强大。”为了实现这种强大，科西莫下令大力建造船只。他和造船师一起商讨设计图，监督招募水手和购买外国奴隶的事宜，亲自下达航行指示，并给船只配备必要的武器装备。科西莫还创立了一个新的作战骑士组织——“圣斯特凡诺骑士团”（Kinghts of Santo Stefano）——后来被公认为与其说是一个圣战军团，倒不如说是一群涣散的海盗。他的两个私生子科西莫和洛伦佐都被封为骑士，同时还有亚历山德罗的私生子朱利奥。科西莫还在厄尔巴（Elba）岛上新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这个岛屿是皮翁比诺公爵（Duke of Piombino）割让给他的，此外还加固了岛上的首府并命名为大都会（Cosmopolis）。[3]“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入到海军事务，我已经造好了一些船，还有一些正在建造之中。我还会为所有的船配备必要的设备。”科西莫毫不夸张地向威尼斯大使保证道。
科西莫说话算话。最先造好的两艘船“萨埃塔”号（La Saetta）和“皮萨纳”号（La Pisana）在1550年下水开始了处女航；随后是“圣乔瓦尼”号（San Giovanni）。到1565年，又有更多的船投入到营救被困在马尔塔（Malta）的圣约翰骑士团的远征中；到1571年，也就是勒班陀之战中，教皇庇护五世真该好好感谢科西莫此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的强大舰队，以及他为支持伟大的基督教事业而捐赠的六万斯库多银币。[4]
科西莫虽然容易晕船，但还是非常喜欢亲身登上战船航行。他会伴着“号角声、鸣枪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从莱里奇（Lerici）起航，要么向上游航行至塞斯特里（Sestri），要么沿着海岸线航行到里窝那，然后登陆去钓鱼、捕鸟或是打一天猎。
科西莫从来没有对这些运动失去兴趣。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的别墅，或是波焦阿卡伊阿诺、卡斯泰洛或卡法焦洛，抑或是其他小一点的乡村别墅，比如切雷托（Cerreto）、莱切托（Lecceto）或蒙泰卢波（Montelupo）。每当此时，科西莫就会穿上红色马裤、西班牙高筒皮靴和鹿皮短上衣，戴着镶有宝石的黑天鹅绒帽子，与猎手、养鹰人、男仆和侍臣们一起骑马进入附近的森林和山谷。他们追捕野猪和雄獐，或跟在追兔子的猎犬后面策马狂奔，或放鹰和塞特犬去捕猎，还会用袋子抓野雉和鹧鸪。卡布里亚纳（Cabriana）记录说：
公爵能在最终汇入穆杰洛山谷的锡耶韦河（Sieve）里抓到鳟鱼之类各种各样的鱼。然后他还会把自己的成果分给侍臣们，而他自己则躺在草地上高兴地看他们在附近烤鱼、吃鱼。
对于侍臣们来说，在公爵身边的日子可不是每天都这么轻松愉快的。公爵是个非常严厉的主人，哪怕是最微小的错误也要加以指责，任何时候都要求流程和服饰上的统一，比如所有的男仆必须在冬天戴红帽子，夏天戴紫帽子。而且公爵对于私人生活就像与大臣们打交道时一样过分地神秘兮兮。他的仆人从来都不知晓一次出行会持续多少时间，甚至连去哪儿都不知道。他们中有人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大公阁下对于他要去哪儿这样的事越来越保密。”另一个侍臣则觉得公爵对恶作剧的热衷和他的神秘兮兮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抱怨说：“今天早上，公爵去看为捕鸟而布置的网子，然后从里面抓了几只鸟，还让其中一只来啄我，而且是我的右手，当时真的很疼。别人说这是公爵的恩宠，不过对我而言是严重的疼痛。”
如果公爵不是这么任性妄为、无法预料的话，也许人们还能忍耐一下，可是他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有些场合，他似乎愿意与人亲近，甚至可以允许别人无拘无束；另一些时候，则连哪怕最细微的不敬都不能容忍。一个威尼斯使节记录说：
有时他会抛开所有的威严和尊贵同每一个人开非常亲密的玩笑，并且似乎也鼓励别人同样随意地对待他；但是一旦玩闹的兴致过了，他会翻脸不认人，好像根本不认识你一样。如果还有人胆大到做出哪怕一丁点儿随意的行为，公爵会马上摆出平时惯有的严厉模样。所以在佛罗伦萨，人们都说公爵就像有一套戏服，他高兴穿就穿，高兴脱就脱。
对于他的妻子，人们也有类似的抱怨。
公爵夫人埃莱奥诺拉·达·托莱多（Eleonora da Toledo）和她丈夫一样严厉。侍从每天在信件中写满了公爵夫人的各种要求——将未能按时到达的商品立刻送来或替换某些她不满意的货物，比如“立刻把公爵夫人喜欢的西班牙咸鱼送来，现在收到的这批不新鲜，而且已经损坏了”，或者“马上把大公阁下的斗篷和紧身上衣送来，不得有误”，又或者是“给大公阁下做两双长袜，但是不能像别的那样又短又紧”。
然而，尽管埃莱奥诺拉严厉苛责、喜怒无常、傲慢自大，但侍从们还是很爱戴她的。对科西莫而言，她是个好妻子，如果说科西莫还会爱什么人的话，那么他最爱他的妻子。婚后不久，科西莫就举家搬出美第奇宫，住进了改造为公爵官邸的旧宫。公爵夫人的房间在楼上，公爵的房间在楼下，而公爵母亲则住在中间一层。无论是公爵还是公爵夫人，与她的关系都不怎么好，一是因为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二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公爵母亲越来越懒散邋遢。至少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儿子气得暴跳如雷。当时公爵卧病在床，母亲小题大做地管这管那，这比医生的无能更让公爵火冒三丈。最终公爵对她大发脾气，她抹着眼泪离开了公爵的房间；第二天两人都不愿和对方说话。科西莫和妻子之间倒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不但没抱怨过妻子的赌博嗜好，对她还很纵容，对于妻子过分的善变也从没表现出一丝厌烦。作为他的妻子，公爵夫人则容忍了公爵的神秘兮兮和坏脾气，当然还有长时间的面色阴沉和沉默不语。他们似乎只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才出现过不同意见。
他们共有5个儿子——弗朗切斯科是指定的继承人；乔瓦尼在17岁时就被封为枢机主教，两年后死于“恶性热病”；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也被封为枢机主教，后来成了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加尔恰（Garzia）17岁时去世，与他哥哥乔瓦尼的离世仅相差两周；最小的是彼得罗（Pietro），出生于1554年。此外，他们还有3个女儿，分别是玛丽亚、伊莎贝拉和卢克雷齐娅。所有的女儿都是严格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养育的，除了去做弥撒，她们几乎从不被许可迈出家门一步，除了神父、医生和家庭教师外几乎没见过别的男性。玛丽亚和卢克雷齐娅很早便夭亡了。玛丽亚只活到17岁；卢克雷齐娅则是16岁，去世时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结婚还不到一年。伊莎贝拉则嫁给了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Paolo Giordano Orsini），婚后他们住在美第奇宫，她虽然没有因病早逝，却最终死于丈夫的谋杀。科西莫没有活到悲剧发生的这一天。当他听到玛丽亚死于疟疾的时候，他们正在里窝那的城堡里。科西莫独自一人走上堡垒，这样就没人看到他放任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样子了。科西莫哀怜地说着：“她的体质和我一样，要是让她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好了。”回到佛罗伦萨之后，科西莫还在哀悼女儿，他会对着挂在墙上的女儿的肖像，在房间里独坐几个小时。
科西莫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即便在不那么悲哀的情境下，他似乎也没怎么享受过生活的乐趣，只有打猎除外。科西莫很少笑，他吃得也很少，对食物没什么要求，到晚年更是每天只吃一顿简单的饭菜。他也不爱喝葡萄酒，在室内常常穿一件黑天鹅绒长袍，而且还说更愿意穿一件简单的佛罗伦萨长袍。他在旧宫的房间虽然装饰豪华，他却选择睡在一间墙上挂着深绿和深蓝烫金压花皮子的昏暗房间里。感觉上，就算睡在像修道院房间那样简朴的地方——比如秘书那只有“三张桌子、两盏黄铜灯、两个板凳和四个墨水台”的房间——他也觉得很满足似的。
这些秘书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而科西莫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有时到黎明都还没有更衣休息，他要亲自审阅和回复那些他不许可别人知晓的信件，标注文件，编辑报告，撰写指示让秘书誊抄。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出门，遇到雨天无法出门就会抱怨：“我坐在这里就像猎鹰站在栖木上一样。”做完了书面工作，他会去做弥撒，通常是在大教堂，有时也去圣母领报教堂；之后他会打一会儿网球、散散步或骑骑马，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如果步行，他总是走得很快，在短上衣里面穿一套软甲，腰带上挂着一把宝剑和一把匕首，还在剑鞘里插了“许多像针一样尖利的短剑（stileti），就像把针插在针盒里一样”。当然他的身边还要有瑞士保镖时刻陪伴。
科西莫绝对有必要考虑被暗杀的风险。已经不止一次有人企图要他的命而没有成功。虽然对这些暗杀者的惩罚极其严厉，却依然没能让其他想要暗杀他的人望而却步。计划从窗户里射杀科西莫的朱利亚诺·博纳科尔希（Giuliano Buonnaccorsi），不但被烧红的钳子折磨，还被拖着脚踝游街，最后被开膛破肚扔进了阿诺河。即便如此，科西莫的手下很快就又发现了一个暗杀计划，有人企图把宝剑和铁蒺藜插在阿诺河河底，因为科西莫夏天会在那个地方游泳。
早在1546年的时候，科西莫就开始计划在旧宫附近找一栋建筑，将散落在佛罗伦萨各处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几个主要的行业协会都集中到一起，以便他更近距离、更亲力亲为、更有效地控制一切。于是他任命乔焦·瓦萨里为设计师，着手建造这栋巨大的新建筑，即1559年动工的乌菲齐宫（Uffizi）。[5]一年之后，公爵及其家人从旧宫搬到了阿诺河对面的皮蒂宫，也就是卢卡·皮蒂在100年前建造的那座巨大的宫殿。1549年公爵夫人用九万弗罗林币从皮蒂家族手中买下了这座宫殿，并指示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Bartolommeo Ammanati）负责扩建和修缮工作。[6]到公爵一家入住之时，无论是巨大的庭院，还是一层正面新建的“跪窗”都没有彻底完工。但是公爵夫人拒绝推迟搬离旧宫的时间。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享受皮蒂宫的宽敞和宏伟，在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花园中散步。在旧宫的时候，她只能把自己的奇花异草都种在一个封闭的小阳台上，从那里看到的风景也极其有限。
皮蒂宫——此时它应被叫作大公爵宫——的后面是一大片向南延伸至圣乔焦（San Giorgio）高地，向西到达罗马娜门的开阔土地。这些土地是从不同的家族手中买来的，其中就包括波戈利家族（Bogoli）。他家的花园被称作波波利花园（Boboli），其实就是波戈利的误读。在1550年尼科洛·佩里科利·特里博洛（Niccolo Pericoli Tribolo）去世前的十年里，这座花园一直属于他，他还在这里设计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阶梯剧场和一个被称作内普丘恩（Neptune Pond）的池塘。当时这项工程是由布翁塔伦蒂（Buontalenti）、朱利奥·帕里吉和阿方索·帕里吉（Giulio and Alfonso Parigi）主持的。巴乔·班迪内利则在公爵夫人的建议下修造了一个精巧且有乡土气息的人工洞穴。[7]
公爵夫人入住新宫殿的愿望因为她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而更加迫切。按照威尼斯大使的汇报，此时的公爵夫人“总是感到身体不适”，因为患有慢性咳喘，她“每天早上都会呕吐”。公爵夫人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种担心确实不无道理。搬出旧宫两年后，她最疼爱的儿子加尔恰去世了，她当时“悲痛而绝望，不再像从前一样遵从医生的建议”，仅两周后，公爵夫人就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科西莫一直陪着她，把她抱在怀中。就如玛丽亚去世时公爵拒绝别人的安慰一样，妻子死后他也把自己与所有人隔离开来，独自哀伤。他命令长子弗朗切斯科不要试图来安慰他，那样只会让痛苦变得更加无法承受。科西莫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彻底恢复过来，到1564年，他已经把大部分的公务都转交给继承人处理。
有传闻说，每当科西莫陷入无法自拔的伤痛中，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观看了上千部时事讽刺剧，这既不符合他的身份，也不符合他的年纪（43岁）……他还和很多女人发生了关系，尤其是那些在佛罗伦萨地位显赫的夫人们”。科西莫还把年轻貌美的埃莱奥诺拉·德利·阿尔比奇（Eleonora degli Albizzi）收为情妇，还跟她生了一个儿子。人们都猜想科西莫也许会娶她为妻。公爵有一个最喜欢的仆人叫斯福尔扎·阿尔门尼（Sforza Almeni），这个仆人警告弗朗切斯科他的父亲可能会考虑再婚，这使得父子二人大吵了一通。最后科西莫把自己的仆人痛斥了一顿，他说：“滚出我的眼前。现在就滚。永远别再指望我会给你一点儿好处。”
阿尔门尼想着公爵的怒火很快就会过去，自己会获得原谅，所以根本没有离开佛罗伦萨，甚至还斗胆回到了皮蒂宫。科西莫一看见他就控制不住脾气，他一面大喊着“叛徒！叛徒！”（Traditore），一面把一支打猎用的长矛狠狠刺向阿尔门尼，矛尖甚至穿透了他的身体。而事后，让公爵感到遗憾的竟是杀死这么一个“卑劣的小人”弄脏了自己的手。
阿尔门尼说的没错，公爵确实是打算再婚的，只不过他要娶的并不是埃莱奥诺拉·德利·阿尔比奇，而是另外一名年轻的情妇卡米拉·马尔泰利（Camilla Martelli）。卡米拉也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孩子。她是一个高挑、贪婪、自私、脾气暴躁的女人，而且对丈夫索求无度。为了躲避她，科西莫要么把自己和学者们关在一起，听他们给他念书；要么就到美第奇宫去和女儿伊莎贝拉·奥尔西尼一起消磨晚间时光。有一晚他在美第奇宫时突发中风；第二次发作之后他的胳膊和腿就都不听使唤了，最后连说话的能力也失去了。从那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天晚饭后，他决定要坐着马车去看一场足球比赛。那天很冷，还下着雨，在两个小时的观赛过程中，科西莫坐在场边，只是偶尔看一眼场上的选手们，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近乎昏迷的状态。之后他又拖了两个多月，经常连续几天都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直到1574年4月21日，科西莫去世，享年55岁。遗体穿着全套大公服饰，被安放在皮蒂宫大厅里。教堂敲响了悼念的钟声。第二天，“所有商店都没有营业……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黑色的悬挂物，直到皮蒂宫广场”。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为科西莫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近些年来他反而比年轻时更受拥戴一些，据威尼斯大使的观察，科西莫已经可以“独自坐着马车，只带一个仆人在街上走过”。人们知道他是圣马蒂诺兄弟会（San Martino）的活跃成员，这个兄弟会是一个致力于匿名救助穷人的组织；人们也感谢他鼓励并资助佛罗伦萨传统的流行娱乐活动，比如露天表演、赛马和足球。他还创立了圣玛丽亚诺韦拉广场的战车赛，那里至今还有标记赛道的标杆。他最受赞颂的功绩是让佛罗伦萨摆脱了对西班牙的依附，以及组建了一支小而善战的船队并拓展了佛罗伦萨的领土范围。不过，尽管此时政府稳定，司法严苛却不失公正，财政状况也较为良好，科西莫受到的赞颂却并不比指责多。人们只看见他剥夺了佛罗伦萨曾有的自由，却看不到他带来的稳定。人们更愿意控诉他的间谍和监狱、他的重税和对私人贸易的肆意垄断，却不愿提及在他的倡导下托斯卡纳地区农业、排水和灌溉方面的进步，更不用说他为促进橄榄种植和银矿开采而开凿的运河，还有对比萨和里窝那的开发，以及实现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之间的政治团结。也许有人会提起：1557年那场毁灭性的洪水之后，是科西莫鼓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建造了美丽的天主圣三桥[8]，并且重建了阿拉卡拉亚桥（Ponte alla Carraia）[9]；也是在科西莫的资助下，乔焦·瓦萨里彻底修缮了旧宫；还有佛兰芒人乔瓦尼·罗索（Giovanni Rosso）和尼科洛·菲亚明戈（Niccolo Fiamingo）也是在科西莫的资助下，在佛罗伦萨城里建起了挂毯工厂；还有科西莫出钱向阿尼奥洛·布龙齐诺（Agnolo Bronzino）订制的那些肖像、壁画和寓意油画；或是他向本韦努托·杰利尼订制的《珀尔修斯》（Perseus），多亏了他的耐心等待，才能最终在1554年完工并竖立于佣兵敞廊。[10]肯定也有人会抱怨他重修皮蒂宫耗费了大量钱财；或是在皮蒂宫和旧宫之间修建私人走廊时因为赶工而使五名工人丧生；为装点波波利花园而花费的巨资；圣洛伦佐教堂里巴洛克式陵墓的宏大设计，为的只是把美第奇家族成员埋葬于这个阴森的豪华地府；[11]还有彭托尔莫（Pontormo）装饰的卡斯泰洛别墅和蒂雷博洛（Tirbolo）的华丽花园喷泉；[12]以及修建在波焦阿卡伊阿诺的花园和修建围绕被称作皮内塔（Pineta）的巨大林地的围墙所花费的巨资。如果一个仰慕者要赞扬科西莫对比萨大学和菲奥伦蒂诺学院的提升，还有他邀请贝尔代托·瓦尔基这样有天赋的人回到佛罗伦萨生活；鼓励意大利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植物学家，以及支持伊特鲁里亚（Etruscan）的考古研究；改进佛罗伦萨草药园及他建立的比萨植物学院；将美洲地区的药草和东藩的作物引入托斯卡纳；对古董、奖牌及伊特鲁里亚手工艺品的鉴赏力，那么一个诋毁者则无疑会拿伟大的洛伦佐治下的共和国黄金时代，与接下来必然来临的弗朗切斯科大公治下的黑暗时代相对比。
[1] 家族成员表上及后文中为雅各布·萨尔维亚蒂。——译者注
[2] 那不勒斯的总督护送女儿去佛罗伦萨，到达后他和他的随从被安排住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里。从那以后，格林回廊（Green Cloister）上建于十四世纪的会规室就改称为西班牙堂，也成为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侨民教堂。
[3] 大都会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变成了费拉约港（Portoferraio）。据说科西莫和他的建筑师就是在雷奇佐山丘（Colle Reciso）脚下的公爵府（Casa del Duca）监督工程进展的。杰利尼创作的科西莫半身像曾经被摆在斯泰拉堡垒（Forte Stella）的入口，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 市政厅的大型内普丘恩喷泉（Neptune Fountain）就象征着公爵科西莫在海军上的成就。喷泉的设计工作本来是委托给了班迪内利，但是还没有开工他就去世了。经过一轮新的竞争，最终这个工程被交给了阿曼纳蒂。1575年喷泉建设完成，广场现在已更名为德尔格兰杜卡广场（Piazza del Granduca），并在1543年重新铺筑。
[5] 乌菲齐宫是由多个曾经在这里办公的政府机关出资建造的。它们的名字或座右铭也都被刻在了大门的柱廊上。1574年瓦萨里去世之后，建造乌菲齐宫的工作由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和阿方索·帕里吉继续进行。这里曾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中作为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品展览馆之一。美第奇收藏中的很多精品都曾被收藏在乌菲齐宫的一间八角展室里。佐法尼（Zoffany）在1772～1778年在夏洛特女王（Queen Charlotte）的资助下曾经在这里创作了大批画作，其中包括大批知名的英国鉴赏家、外交家和收藏家们的肖像。有一幅画中就画了霍勒斯·曼爵士站在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下面，这个雕塑是仿制希腊原作的罗马时期复制品，它是在蒂沃利的哈德里安（Hadrian）的别墅中发现的，大概是大公科西莫三世时期被带回佛罗伦萨，如今还陈列在这个展室中。佐法尼的其他画作中出现的画中画，比如提香（Titian）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是依照他的意愿从乌菲齐的其他房间或是从皮蒂宫搬来供他作画之用的。
[6] 皮蒂宫始建于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卢卡·皮蒂建造这座宫殿时收到了科西莫两万弗罗林币的资助，作为他对美第奇一派进行政治服务的回报。这座宫殿可能是卢卡·凡切利（Luca Fancelli）设计的。阿曼纳蒂在1562年为公爵科西莫一世和托莱多的埃莱奥诺拉完成了花园改建。后来十七世纪时又由朱利奥·帕里吉和阿方索·帕里吉进行了正面的加宽改建。再后来十八世纪时又由朱塞佩·鲁杰里修建了两个新的侧翼。那时这里被称为大公爵宫（Grand Ducal Palace）。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之后，皮蒂宫归属于萨瓦家族，又由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King Victor Emmanuel Ⅲ）捐献给了国家。现在这里共有五个博物馆。一层的阿尔真蒂博物馆（Museo degli Argenti）中有许多美第奇家族收藏的珍宝。
[7] 波波利花园里面仍然保存有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詹波隆那、凡切利、乔利（Cioli）、彼得罗·塔卡（Pietro Tacca）、卡奇尼和罗莫洛·德尔·塔达（Romolo del Tadda）。圆形阶梯剧场是依罗马模型建造的。为庆祝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婚礼，这里上演了《欢乐的世界马术芭蕾》（Il Mondo Festeggiant）。骑士花园（Giardino del Cavaliere）的位置就是1529年围城期间米开朗琪罗建造堡垒的地方。下面的阳台则是为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德·美第奇（Leopoldo de’Medici）建造的。
[8] 最初的天主圣三桥建于十三世纪。阿曼纳蒂建造的桥上有诸多雕像是为了庆祝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婚礼于1608年制作的，包括乔瓦尼·卡奇尼的《春》和《秋》、彼得罗·弗兰克维拉（Pietro Francavilla）的《夏》和塔代奥·兰迪尼（Taddeo Landini）的《冬》。1944年这座桥被炸毁了，但是战后人们按照原型将其复原，为保证原汁原味，石匠们都是使用与十六世纪时一样的工具进行作业。圣三一教堂的正面是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雇佣布翁塔伦蒂修建的，于1594年完工。
[9] 阿拉卡拉亚桥始建于十三世纪初，后三次被洪水冲毁。1304年，因为来这里庆祝河神节的人数过多，桥身又被压垮。1559年，阿曼纳蒂对这座桥进行了第五次重建。1944年该桥又毁于战火，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桥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造的。
[10] 佣兵敞廊原本被称为执政官长廊（Loggia dei Signori），是十四世纪末由西蒙内·塔伦蒂（Simone Talenti）设计作为有顶棚的公共庆典场地而建造的。它现在的名字来源于公爵科西莫一世的瑞士雇佣兵（Landsknechte），他们的营房就在这附近。公爵科西莫时期，这里变成了开放的雕塑展览场地并一直延续至今。杰利尼的《珀尔修斯》是1554年被摆在这里的。詹波隆那的《强掳萨宾妇女》（Rape of the Sabines）是1583年被摆在这里的，当时本来摆在市政厅前面栏杆内的多纳泰罗的《朱蒂斯和贺棼尼》被摆回了广场。在这两座雕塑的后面是詹波隆那的另一件作品——希腊雕塑《墨涅拉俄斯扶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Menelaus Supporting the Body of Patroclus）的罗马仿品以及皮奥·费迪（Pio Fedi）的《强夺波吕克塞娜》（Rape of Polixena）。最后一排还有六个罗马雕塑，都是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从罗马的美第奇别墅带回来的。
[11] 王室祭堂的建造工作从1605年就开始了，最初是由费尔迪南多一世授意的，他希望能够实现科西莫一世建造巨大的王室祭堂的计划。祭堂的主体结构直到1737年才建成，而圆形屋顶的装饰更是直到1836年才完工。鉴于祭堂直到科西莫三世统治时期才建成，所以大公及其妻子和儿子们的遗体只能暂时安葬在新老圣器收藏室中。彼得拉·杜拉的几代工匠们断断续续地为三位科西莫、两位费尔迪南多和大公弗朗切斯科修缮围绕在四周墙壁上的精致墓碑。祭堂地面上嵌入了16个用大理石、珊瑚、碧玉、玛瑙、珠母贝和青金石雕刻的盾徽，都是大公国属地城市的标志。所有的大公死后都被埋葬在陵墓下面的地下室中。公爵们都是戴着皇冠、握着权杖下葬的。公爵夫人们也都埋葬于此，唯独弗朗切斯科一世的遗孀比安卡·卡佩洛除外。当布翁塔伦蒂询问费尔迪南多一世应当将他的嫂子藏于何处时，一向厌恶她的大公回答说：“随便任何地方，总之她不能和我们葬在一起。”比安卡·卡佩洛的埋葬地点至今无人知晓。
[12] 卡斯泰洛别墅花园的复杂而有创意的建造计划是由贝尔代托·瓦尔基为公爵科西莫一世设计的，并由特里博洛、阿曼纳蒂和布翁塔伦蒂实施。但是最终这一计划并未完全实现。特里博洛、阿曼纳蒂和布翁塔伦蒂的作品至今还在园中，但是詹波隆那的《拧头发的维纳斯》（Fountain of Venus Wringing out her Hair）被移到了彼得拉亚，他制作的岩洞中的动物铜像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