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1690年
美国最初只是一片土地，后来才成为一个国家。远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前，人们就已经对这片土地开始了想象。最初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有何梦想和雄心，如今已无从猜测，但可以知道的是，早期移民或徒步穿越白令海峡，或乘船而来，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踏上北美洲的大陆。不管他们最初的打算是什么，定居在此或是开辟贸易航线，寻找新家园或是仅仅寻找可以带回家乡的新资源，这个新世界对他们而言都充满诱惑。然而，真正在这里永久定居的只有印第安人部落，其他的早期移民尝试多以失败告终。甚至是维京人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入侵也未给这里的土著居民带来多少麻烦：那些维京人虽然在格陵兰岛强行定居，但没过多久就被印第安人赶走，这段短暂的历史也没多久便被土著部落所遗忘，同样，很快也被全世界都抛在了脑后。
正是在这种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各个部落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众多的美洲土著语言部族和种族群体。19世纪民俗学研究者杰里迈亚·柯廷（Jeremiah Curtin）指出，这个时期的美洲原住民族群本质上都是基于宗教信仰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原始社会。正如柯廷所说：
一个民族通过信仰将民族与众神相联系，通过血缘将个体与个体相联系，这两种社会联系是我们所知的原始人类最牢固的联系，也是史前时期仅有的社会联系类型。美洲大陆被发现之时，即使发展程度最高的印第安人群体也仍然处于这种原始社会阶段。
杰里迈亚·柯廷《早期美洲的创造之谜》，1898年
事实上，柯廷对美洲土著社会联系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描述15世纪的欧洲：当时，此起彼伏的宗教动荡和政治动乱也在不断地形成、割断类似的社会联系。但柯廷的这种观点是与如今的主流观点唱反调的，不管是提出“原始人类”概念，还是断言美洲只是等待欧洲“发现”的大陆，柯廷的观点都与现代学者对美洲历史的理解格格不入。
在与欧洲民族接触之前，美洲各土著部落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时实际的人口规模现在仍有争议，但大致限定在1000万—7500万，其中200万—1000万人生活在今美利坚合众国地区。相比之下，当时欧洲和非洲的人口规模分别为7000万和5000万。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商旅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战争，但由于美洲大陆地域广阔，定居各处的部落都得以发展繁荣各自的文化与族群。西海岸的一些农耕部落已建立起稳定并且也具有竞争性的政治社会，定居在今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地区的霍普韦尔部落（Hopewell）精于金工，而居住在密西西比和密苏里洪泛平原上的卡霍基亚部落（Cahokia）则是最为复杂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这些部落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和当时的欧洲社会一样，他们也面临着冲突与竞争，不得不做出改变，去顺应变化的农作模式和日益扩大的贸易网络。事实上，美洲土著部落与之后入侵美洲的欧洲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迁徙模式上，也体现在两种文化的神话故事里，并且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比差异性还要突出。
美洲土著有许多种创世神话，但本质上讲的都是一个相似的故事：世界的源与变、魔法巫术的变形、人类的诞生和人类融入世界的转变。欧洲关于美洲起源的神话与这些故事并无大异，只不过少了些法术招魂、神人同形同性的元素。欧洲白人移民美洲的故事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关于土地的故事，他们不仅声称美洲土地为自己所有，还将这种所有权与土地的精神联系起来。这种土地的精神到后来也有许多名称：自由、平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对于当时最早的那批欧洲移民而言，想将这片土地变为殖民地，第一步就是要去了解这片土地，了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而由此开始的殖民过程最终却会让这些美洲土著部落流离失所、几遭毁灭。在这里，欧洲移民仿照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法律、政治、宗教及社会结构，基于旧世界的价值体系构建起殖民文化。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殖民文化不仅从英国皇室的管辖中独立出来，还逐渐发展成为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文化。
一切都始于1492年热那亚水手哥伦布（Columbus）抵达西印度群岛的那一刻。哥伦布的这次航行得益于当时的欧洲强国葡萄牙精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和当时的美洲土著部落一样，15世纪西班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往来。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促使西班牙频繁进行航海活动，但在其航海探险的兴趣背后，还有更大的野心：即获取香料、茶叶、丝绸，尤其是国际贸易的重中之重——黄金。当时这些商品多走陆运，香料、茶叶和丝绸一类从中国经中东地区运往地中海地区，黄金则是从撒哈拉地区途经非洲北段运到欧洲。这类贸易主要掌控在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手里，而葡萄牙人希望能够避开这些中间商，直接获得商品。在此过程中，葡萄牙开始了奴隶贸易，这后来也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社会层面的一个典型特征。当时的欧洲世界不仅开始习惯于喝茶，还开始喜欢在茶里加糖，作为蔗糖生产者的奴隶就变得和蔗糖这种奢侈品一样有利可图，葡萄牙从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蔗糖种植园中获利颇丰，便是例证。总之，葡萄牙在蔗糖贸易上取得了成功，在非洲南部海岸开辟了航海线路，在非洲大陆西海岸建立了贸易站。看到这些活动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其近邻西班牙便想要从中分一杯羹。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派出哥伦布前去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西路航线。
相比同时代的其他航海家，哥伦布显然低估了环球航程的距离，因此，当他很快抵达巴哈马群岛时，就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东印度群岛。出于这种误信，他将当地居民误称为“印度人”（Indians）。这些“印度人”如何看待哥伦布已经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哥伦布的抵达为欧洲拉开了一道序幕：欧洲强国对美洲的探索、占有和征服将在此一一上演。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相遇——也就是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几乎完全只为前者带来了好处。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开始，一切就显而易见：欧洲强国认为美洲是供他们掠取的。事实上，西班牙与葡萄牙为哥伦布的这一发现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出面干涉。在1494年西、葡两国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中，教皇作保规定了一条分界线，用于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将视线移向巴西，而西班牙则着眼于南美其他地区及加勒比海地区。
一开始，殖民似乎不大可能成功。哥伦布最初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建立殖民地，就以失败告终。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同年，西班牙探险家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设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了一个西班牙贸易基地。同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多次沿海航行之后，意识到哥伦布偶然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出欧洲人的想象。然而，直到1519—1520年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环航地球之后，欧洲才对世界的范围有了完整了解，对世界人口的多样性也有了一些认识。
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反应大部分是基于想象的，这种想象甚至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他们几乎无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这些民族达成妥协——这又刚好是想象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后果并不应该过分夸大，也不能将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归结于欧洲出于贪婪而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的人口剧减。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的总人口估计尚有30万—100万，却在之后的短短50年间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墨西哥人口也锐减了90%。几乎没有医学证据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别容易感染欧洲菌株。事实上，即使在对这种疾病免疫的群体中，天花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与1520年阿兹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几乎一样。
16世纪的美洲土著部落面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这些疾病，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带来这些疾病的人。从欧洲与美洲的第一次接触之后，来自欧洲的暴力与病毒就相继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欧洲虽没有一直遭受暴力冲突或传染病的困扰，但对这两者也不陌生。16世纪的欧洲本就充满了暴力，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更是让暴力升级：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自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欧洲的暴力伴随着对黄金和权势的贪婪跨过大西洋，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竞争与冲突对于美洲土著部落而言本不陌生，但欧洲几大强国在所谓“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爆发的竞争力还是击垮了他们。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英国和法国为之鼓舞，但两国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威胁，进而开始试图在欧洲和美洲挑战西班牙霸权。
英国尤其热衷于削弱西班牙的霸权，为此，于1497年派遣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去了纽芬兰。这次航行推动了欧洲渔业的发展，但英国却缺少必要的资源继续推进卡博托的探险。再往南，西班牙则是在垂涎于想象中美洲所能创造的更大财富。他们发现了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宗教的名义来掩饰自己赤裸裸的贪婪。于是，西班牙征服者们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效仿11、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向新世界进发。他们带着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一路突进，对遇到的美洲土著部落进行传教，或者不如说是镇压。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西班牙探险家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 n Cortés）。他于1519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现阿兹特克部落，在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的帮助下，他带领军队战胜阿兹特克人，并摧毁其主要城市特诺奇谛特兰（Tenochtitlán）。短短几年后，居住在今秘鲁地区的印加部落（Incas）也没能躲过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o）带来的灭顶之灾。
阿兹特克部落里有些野蛮传统让西班牙人大为震惊，但西班牙对美洲土著城市的摧毁，以及对当地部落实行劫掠屠杀的凶残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兹特克人。尽管如此，“后哥伦布时期”的本质特点却不是残杀，而是欧洲对新世界在文化上缓慢但强势的侵蚀，这种文化侵蚀也一直贯穿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后来进一步开拓美洲的全过程中。从最早的欧洲探险时期开始，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一种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从宗教的角度讲，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有何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是16—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整体特点。
要探究欧洲对后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欧洲自身的一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刷业的崛起。印刷业被很多学者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石之一，15世纪开始兴起的印刷术不仅带来了书籍和木版画的兴盛，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拥有了地图。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早期印刷业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但当欧洲的视线投向大西洋对岸之时，图像传播便与文字传播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印刷品里的图像帮助他们先期适应了彼岸的环境。在人类的一般活动中，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探险时期，一份地图往往更能反映出编绘团体的目的，而非编绘对象的实情。人类社会早期绘制的地图多服务于军事，当时欧洲编绘的美洲地图几乎就是一张藏宝图。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于1544年编绘的世界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银矿的航海路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但对于北部地区的绘制却相当模糊——而正是在这片北方土地上，日后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见图1）。
从早期的美洲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欧洲当时地理知识的范围与局限，也能看出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阿格内塞1544年绘制的地图显示，16世纪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则被描述为一片财富与危险并存的土地。早期地图里的这些附加信息都倾向于制造轰动效应。哥伦布航海之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也有关于新世界的插图，其中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绘都不讨人喜欢，给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蒙上噩梦般的阴影。这一时期的很多插图都出自荷兰裔雕刻师特奥尔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父子之手，他们在1590—1618年绘制了多卷版画图集，为关于欧洲美洲接触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创作了许多版画，其中就包括让·德·莱里（J. de Léry）的《让·德·莱里巴西大陆之旅（1556—1558）》（Le Voyage au Brézil de Jean de Léry 1556—1558，1578年）。德·莱里是一位法国新教牧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跟随一支探险队去了巴西，而后在图皮南巴人的部落附近定居下来。德·莱里亲眼目睹了那里的部落生活，尤其是看到图皮南巴人如何“将一些敌人杀死、分解、烤熟并吃掉”，感到万分震惊。这些描述配上布里的版画，可能也让当时的读者震惊不已。
在描述新世界里的土著部落时，德·莱里的文字和德·布里的图像并不都是令人不安的，也会经常侧重呈现一些和平的生活景象。但涉及欧洲美洲接触的内容时，德·布里呈现的往往都是些残忍的场景，尤其是那些反映西班牙人残暴行径的版画。在他的版画中，西班牙殖民者和他后来描绘的图皮南巴人形象极为相像。他曾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毁灭述略》（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1542年）创作版画（见图2），从书名就已经可以想见书中描述的内容。德·布里为这本书绘制的插图并非凭空想象，而是至少部分忠实地反映了书中关于欧洲如何探索新世界的文字描述。
德拉斯·卡萨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会（Dominican）牧师，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古巴的暴行，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自内心地控诉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部落施以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径。德拉斯·卡萨斯极为反对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应当得到认可与平等对待，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却仅仅是换一种剥削对象：用非洲黑奴来代替印第安人劳动。他自己在晚年也对此懊悔不已。
图1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绘制的世界地图（1544年）。
图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述的《西印度毁灭述略》（1542年、1552年）。
英国内外的扩张
尽管德拉斯·卡萨斯在书中着重笔墨渲染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残忍行径，但相比欧洲殖民美洲早期其他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做法并不算格外残暴。那些想和西班牙争夺美洲控制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优于西班牙：在欧洲内外，它们为了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同样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优越感可言。对于美洲土著来说不幸的是，16世纪末期的英国对于殖民扩张的态度主要受一个新教徒团体影响。这是英格兰西部诸郡一个家族式新教徒团体，其中包括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其同父异母的哥哥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及其表亲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他们主张英国应当进行侵略性扩张，不该容忍其他文化。这种主张基于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的——通过阅读当时的出版物形成的对于美洲的认识以及对于西班牙殖民美洲的了解，例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彼得·马特（Peter Martyr Anghiera）的《新大陆》（De Orbe Novo）。该书从1511年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卷《八十年》（Eight Decades），1530年出版，1555年由英国人理查德·伊登选译为《近几十年来的西印度新世界》（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然而，他们还没开始盘算在大西洋对岸开启征服之旅，就被更近的一片土地——爱尔兰，吸引了注意力。
在当时的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亨利八世早逝所引发的皇室动荡更是让冲突愈演愈烈。由于爱尔兰信奉天主教，这种冲突也蔓延到了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英国人将爱尔兰人视为危险的陌生“他者”，效仿三千多英里之外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民族的残忍手段，对爱尔兰人进行了残酷迫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对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构成潜在威胁，也一直是西班牙和英国权力斗争中的一枚卒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年继承英国王位后，加大力度让爱尔兰归于英国皇室治下。这一举措本不一定会影响英国后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但伊丽莎白派往大西洋对岸扩张势力的那批人马，却正是16世纪六七十年代派到爱尔兰的原班人马。
在吉尔伯特、雷利和格伦维尔这些新教徒看来，爱尔兰人这些盖尔人的后代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对王权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权也非常残暴；因而，征服爱尔兰岛不仅是一个正确举措，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残忍的手段也是正当的。据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描述，吉尔伯特采用将爱尔兰反叛分子斩首的手段，并且规定砍下的头颅“必须摆在通向他住所的道路两边，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随便走进他的住所，如果非进不可，那就必须走过一条摆满头颅的大路”。吉尔伯特以这种方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1]对爱尔兰和美洲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英国将西班牙对待美洲土著部落的暴虐之举看在眼里，在镇压爱尔兰时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手段，而镇压爱尔兰的经验又使得他们日后在美洲面对土著部落时愈发肆无忌惮。不管是在镇压爱尔兰还是在殖民美洲时，他们都认为当地居民的文化是劣等文化，为了让这些土著“开化”就得使用极端手段。这也为后来开了先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些新教徒白人一再边缘化新世界里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此来划清优劣界限，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
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王室处于动荡之中，镇压爱尔兰也消耗掉了本可以在远方大干一场的资源。吉尔伯特在爱尔兰肆行暴虐的时候，也阅读了来自新世界的出版物，尤其研读了法国海军军官、航海家让·里博（Jean Ribault）的《佛罗里达最新发现实录》（The Whole and True Discovereye of Terra Florida，1563年）。里博在书中强调指出，大西洋彼岸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财富等待发掘。他曾于1562年带领探险队远航至美洲东南部，试图在那里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立定居点。但殖民者的内讧、与土著部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冲突，以及过于严苛的纪律管理都让他的初次尝试遭挫，而这些挫折英国殖民者后来也遇到了。起初，里博在南卡罗来纳邻近海岸的帕里斯岛上建立了定居点，但在他返回法国补充供给期间，定居点陷入困境，很快解体，首批定居者里有许多人都回到了法国。直到几年后，里博才成功地在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卡罗琳堡建立起殖民地，但他也在1565年被重新占领佛罗里达地区的西班牙人杀害。尽管如此，里博的经历仍然让英国对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产生越发浓厚的兴趣。事实上，里博也曾和潜在的英国支持者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本人探讨过。显然，里博的这本书激起了吉尔伯特的兴趣。于是，1578年，吉尔伯特获得特许，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处不受基督教管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1583年，他终于组织了一支探险队远赴纽芬兰，却在返航的路上葬身大海。对于爱尔兰人来说，上帝总算是行使了一点正义。
吉尔伯特这次探险之行的其中一个投资者是1580年刚刚封爵的沃尔特·雷利爵士，既然吉尔伯特未能从新世界成功归来，雷利便顺理成章地接替他获得了特许，可以在美洲的任何地方建立领地。在当时的官文里，他被获准假期，以殖民为目的去“搜寻、发现、调查、考察那些遥远、野蛮、未开化的土地、区域和边疆，前提是这些地方不属于任何基督君主、没有任何基督教徒居住”[2]。1584年，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和菲利普·阿马达斯（Philip Amadas）奉命前往美洲先期考察，他们到达了今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罗阿诺克岛。同年秋天，他们返回英国，带回两个土著人和一袋珍珠。根据巴洛的报告，美洲不仅适合定居，而且人民友善、物产富饶。“那里的土壤是全世界最丰饶、最芳香、最肥沃、最健康的”，巴洛在报告中写道，而且那里的岛屿拥有“许多漂亮的森林，林间有许多的野鹿、野兔和其他野禽，即使在炎热的仲夏也能见到很多，让人难以置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的物产丰饶，”他指出，“我自己也曾见过欧洲最富饶的地方，但与美洲比起来实在差太多了，简直无法形容。”当地的土著也很热情好客，每天都给考察队提供“肥壮的雄鹿、野兔、鱼，都是顶级的野味”，还有“各种各样非常棒的蔬果，甜瓜、胡桃、黄瓜、葫芦、豌豆、各式根茎作物”。这片乐土上庄稼生长的速度也让欧洲人赞叹不已：他们种下一些带去的豌豆，震惊地发现这些豌豆在短短十天里就长到了14英寸高。很显然，这片土地有着无限的可能。
巴洛虽然热衷于详尽地描述在美洲见到的自然风貌和当地土著，但也还是在报告中写到了一些不祥的方面。虽然这些土著在来访者面前表现得和平安宁，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欧洲探险队之所以没能见到这个岛上的国王维吉纳，正是因为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还在休养。巴洛承认，他们的东道主“一直在和邻近的部落打一场可怕的战争”。他还提到，当地土著对于“我们的短柄小斧、长斧和刀”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些人“愿意用一切东西来和我们交换武器，但我们不会给出任何一件”。[3]
指望英国人放弃任何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至少在雷利眼里，罗阿诺克岛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其富足的自然资源，而完全在于其地理位置：该岛毗邻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它为英国的船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停靠基地，直接可以威胁到西班牙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这才是雷利的主要目的。早在巴洛和阿马达斯返回英国之前，雷利就委托他的朋友、牛津毕业的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撰写了一篇在当时从未公开的短文，以此说服伊丽莎白一世支持雷利对新世界的殖民计划。两年前，与探索美洲相关的书籍开始大热之时，哈克卢特就曾写过《发现美洲的几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 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1582年）。如今，在雷利的鼓励下，他又写了《论西方之探索》（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veries，1584年），为英国殖民美洲进行辩护。
当时的英国面临着贫困和人口过剩带来的困境，哈克卢特的论述很能引起女王的共鸣。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20年的230万到1603年的375万，再到1690年的520万，但经济并没有跟上这种增速。就在哈克卢特写下这篇论述的时候，人口剧增带来的副作用已经相当明显。哈克卢特指出，“我们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多到“人们几乎没法比邻而居：非但如此，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互相吃掉对方”。在他看来，人口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使得一部分人要么是威胁到社会秩序，要么至少是成了“英联邦的累赘”。这些社会弃儿倾向于“偷窃、做贼、做出各种淫荡下流之举，让英国所有的监狱每天都烦恼不堪”，他们注定了要么“饿死”，要么“可悲地被绞死”。哈克卢特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部分过剩人口用来在美洲建立并且维持英国的殖民地。这个论断在日后也会成为英国为自己殖民美洲提供的理由。在哈克卢特看来，许多技术和贸易都存在过剩情况，殖民美洲将会让各类工匠、农夫、水手、商人、士兵、上尉、医生、律师、神学家、宇宙学家、水文工作者、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老人、瘸子、妇女和小孩都有事可做。殖民地能让这些人通过自己诚实、简单的劳动，不再成为别人的负累。
哈克卢特的名单里没有传教士，这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他在描述殖民可以带来的好处时，最先强调的就是殖民可以帮助“传播基督教新教信条，使得信奉新教的贵族可以团结在最高首领，也就是女王陛下的麾下”。简言之，殖民能够促进新教的传播。在此过程中，殖民会传播自由，将土著部落从异教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也从西班牙的“傲慢与专横”中解救出来。哈克卢特指出，“西班牙的暴徒如此众多，如此凶残”，“荒谬地屠戮那些温顺、谦逊、友善、温和的人民，摧毁那些城镇、省份和国度，这是西印度地区最亵渎神灵的举动”，因此如果由“英国女王这样一位仁慈的君主”来统治美洲，传播“博爱、礼仪与自由”，那么土著部落当然会奋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然而，哈克卢特主要关注的还是殖民能为英国迅速带来的物质利益。他指出，殖民美洲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帮助英国获得“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商品”，“为我们衰退的贸易提供补给”，为“大量闲散人员”提供工作。更重要的是，殖民美洲还能“有力制约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有利于“扩大、维持、保护英国海军，尤其是体现我们国家实力的伟大舰队”。由于担心这些不足以说服女王，他还特别强调道，英国不能再“搁置殖民计划”了，因为就算女王不去殖民美洲，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英国的荣耀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4]
幸运的是，巴洛提交的报告中，不管是关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关于那些不太和平但还算顺从的当地土著的描述，和雷利通过哈克卢特传达给女王的内容都没有明显的矛盾。因此，女王给了雷利一定的赞助，拨给他一艘名为“泰格号”（the Tyger）的战列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雷利的整个行动定下了基调：这是一项军事行动。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16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局趋于稳定，但都铎王朝也还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以拨给殖民美洲的行动。如果不是指望在海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没有哪艘英国船会冒险开往外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理应将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从西班牙魔爪之下拯救出来的罗阿诺克远征之行，从一开始就落在曾在爱尔兰殖民地肆行暴虐过的那群人的掌控中。像理查德·格伦维尔、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以及拉尔夫·莱恩（Ralph Lane）这样的人当然拥有威胁西班牙所需的军事技能，但却缺少必要的外交手腕来帮助他们和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打交道、在其附近定居。1585年4月，“泰格号”向罗阿诺克岛出发，和这些军人同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水手、士兵和移民，其中包括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以及前一年跟随巴洛和阿马达斯回到英国的两名当地土著：旺奇斯和曼泰奥。
这支探险队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帆风顺，但刚到罗阿诺克岛就出了问题：“泰格号”意外搁浅，为新殖民地准备的供给品遭毁。尽管如此，莱恩还是带领人们建起居住点殖民地，筑起堡垒。莱恩最初的几份报告都充满乐观，维吉纳的子民和以前一样热情好客，慷慨地提供了食物和必需品。起初，“泰格号”船上供给品的损失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幸，但在长期看来，这是否引发了后来更多的问题则无从评价。是否是这次行动的军事性质注定了这些移民完全不能独立生活，也很难评判。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最初的殖民者和后来的殖民者一样，都没有尝试去实现自给自足，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当地居民自愿和慷慨的赠予。当这些东道主的慷慨赠予不能满足殖民者的需要时，他们就开始借助暴力保障自己的生存。
在罗阿诺克岛上，殖民者杀鸡取卵式的暴力最终给他们自掘了坟墓。莱恩谋杀了国王维吉纳，随后返回英国。此时，前一年离开的格伦维尔正在返岛途中，当他到达罗阿诺克岛后，发现莱恩和其他殖民者都毫无影踪。格伦维尔留下一小部分人驻守堡垒，带着其他人去了海上，想要劫持更多的西班牙船只。1587年7月，艺术家约翰·怀特携家人在当地土著曼泰奥的陪同下抵达罗阿诺克岛，同行的还有一百多个有意向在此定居的人。怀特将他们留在岛上，跟随舰船返回英国补充供给，恰好赶上1588年的英国都铎海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海战，他的舰船被征用出战。等他1590年终于回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发现那里的殖民地已遭废弃，所有的殖民者，包括他的女儿和外孙女，都不知去向。唯一留下的就是刻在一棵树上的“Croatoan”字样。这可能是指克罗托安（Croatoan）部落，但殖民者到底是得到了他们的救助还是遭到了他们的杀害，成了未解之谜。对于英国人来说，罗阿诺克岛上“消失的殖民地”最终命运怎样，无从得知。
这个不幸的开端对于英国未来的殖民行动而言并不是个好兆头，但英国人对穿越大西洋去寻求机遇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与日俱增。雷利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弗吉尼亚”，从此它真正在英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里有了一席之地。这片土地不再是未知之地，而是成了地图上一个确知的地点，在英国人的想象之中，更是潜在的财富来源。在英国人心中，和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描述一样，这片土地是“新发现的土地”（New Found Land），既然被“发现”，就不会被遗忘。哈里奥特在1588年首次出版了《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两年后又由怀特绘制插图，德·布里配上版画，再由哈克卢特译成英语。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概括了当时英国对新世界的理解。比起之前的各类报告和宣传性文章，它更慎重地评估了美洲的土地与人口，甚至也承认了罗亚诺克探险之行的失败，但同时又鼓励英国继续探索殖民美洲的新可能（图3）。
这份报告对各类探索殖民美洲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很多新世界“归来者散播的诽谤性质的可耻言论”，哈里奥特也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期望值管理的问题：
有些人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一直住在城镇里，这种人（我也许会说）是从来没有见过世界的。只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英国城市，没有漂亮房子，没有他们自己以前吃惯的佳肴，也没有羽毛铺就的软床，他们就觉得美洲的生活苦不堪言，从而写出这样的报告来。
哈里奥特强调，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凄惨之地，反而是自然资源丰饶之地，对商人与移民来说都颇为合适。他以奢侈品为例展开论述，指出弗吉尼亚的蚕“和我们这里的普通胡桃一样大”，只需种下桑树，就可以发展产值高、利润也高的蚕桑业。发展正是哈里奥特的核心论点：那里的物产丰饶，不管是木材、矿石、皮毛、水果还是粮食作物，都只需英国人去稍事简单劳作即可获得，相当经济可行。哈里奥特的这番论证对于英国人来说不仅有着利润上的诱惑，也为他们日后篡夺那些土著民族的土地提供了辩护依据。哈里奥特又将话题转向弗吉尼亚的当地居民，指出“与我们相比，他们是一个可怜的种族，因为缺乏技术和判断力，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了解，也不会使用，明明眼前有更具价值的东西，却只看重那些在我们眼中微不足道的东西”。尽管如此，哈里奥特也认为他们“非常心灵手巧，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掌握工艺、科学和艺术，但在他们自己从事的事情上仍然展现出了卓越才智”。他认为，向当地居民指出他们非英式生活方式的错误不会太难，一旦他们明白“我们掌握的知识与工艺、处理事情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他们”，“他们就愈发可能想要得到我们的友谊与爱，更尊重我们，愿意取悦、服从我们”。[5]简言之，在文化和宗教上让当地土著遵从欧洲的社会规范，似乎确有可能。
图3 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88年、1590年出版于伦敦）标题页。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怀特为哈里奥特这本书绘制的插图也强化了书中的文字论证。他画的美洲阿尔贡金人在历来所有的美洲原居民图像中可能是最写实、最具表现力的。不过，在那些有兴趣了解土著人生活背景的读者眼中，怀特为这本书绘制的第一幅插图可能更容易引起强烈共鸣（图4）。在16世纪晚期，哈克卢特和哈里奥特等人向欧洲呈现的美洲是一个新世界里的伊甸园。有些人确实相信伊甸园的存在，例如哥伦布就一直相信新伊甸园在圭亚那（今委内瑞拉境内）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几乎是在哥伦布航海的整整100年后，雷利也向同一个方向出发，只不过他要寻找的是利润，而不是天堂——是黄金国，而不是伊甸园。尽管如此，殖民地诱惑一直都在那里，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它又给了人类第二次机会，在这个想象中的伊甸园重新开始。他的这本《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从喻义上说来，就是一本《创世记》。不过，在怀特的插图中，夏娃的手已经放在了苹果上。如果说弗吉尼亚是一个新伊甸园，那么这个伊甸园中最初的居住者即将面临遭到驱逐的噩运。
到了16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都铎王朝已经充分实现稳定，开始考虑加大对海外贸易与探索的投入力度。新型合股公司的出现也为筹集资金进行海外探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为寻找去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而创立于1553年的莫斯科公司是首例特许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该公司获得特许执照，可以通过销售可转让的股票为其海上航行筹资。1606年，伊丽莎白去世三年后，伦敦公司成立，并于1609年更名为弗吉尼亚公司。正是弗吉尼亚公司这样的特许合股公司展开了对新世界的未来探索。那时，雷利已将自己对弗吉尼亚的所有权卖给伦敦当时的头号富商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后者和哈克卢特一起再次向弗吉尼亚发起了探险。不过，这一次的殖民计划和之前的已经大不一样。罗阿诺克岛的经历消减了他们从美洲大赚一笔的欲望，时局的改变也给他们的谋利手段带来更多限制：詹姆斯一世（James I）登上英国和苏格兰的王位后，英国不能再与西班牙公开敌对，也不能再在大西洋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想要谋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关于弗吉尼亚的出版物中详细介绍过的美洲植物、作物、矿石以及美洲土地本身了。
图4 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书中第一张插图。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因此，弗吉尼亚公司希望能够说服移民将各自的财力资源和劳力资源汇集起来，共同实现对弗吉尼亚的殖民。“冒险家”可以通过购买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份来获得免费船票，也可以通过自行购买船票来直接获得股份。根据公司的长期规划，由此获得的利润可为以后的移民提供资金。不管是无业人员还是技术劳工，都可以通过与弗吉尼亚公司签订契约加入移民，为公司工作满七年后，就可以在新世界里自由打拼。对于美洲的土著部落，弗吉尼亚公司从一开始就对与他们接触持谨慎态度，但又满怀野心地想让这些人皈依基督教新教。弗吉尼亚公司的创办者强调，该公司关注的不只是利润，还有灵魂。但在其下达给负责此次探险的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船长的指令里，写的却是“唯有发现大量黄金，对南海有确切了解，或者发现沃尔特·雷利爵士当时派出的探险队失踪队员，方可返回”。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为这次探险贴上道德标签，粉饰公司的真实意图。“创办本公司的目的，”他们强调道，“并不只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6]至少在他们宣传的愿景里，投资者、印第安人以及英国的穷人都将是这次新世界探险的受益者。
正是带着这种远大期望，104名男人和男孩在纽波特船长的带领下，乘坐苏珊·康斯坦特号（Susan Constant）、神佑号（Godspeed）和发现号（Discovery）前往美洲，于1607年4月抵达切萨皮克湾的南部海角。但他们在那里没能呆上多久，勘察海岸的时候就被当地人赶回船上。不过，哈克卢特给这些人下达了为殖民地选址的指令，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找到了合适的地点。那是离海60英里远的一条河边，他们给这条河取名詹姆斯河（James River），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詹姆斯敦（Jamestown）。詹姆斯敦殖民地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酋长波瓦坦（Powhatan）统治下的当地阿尔贡金部落对殖民者的到来自然是疑心重重，有时也咄咄逼人，但这还不是詹姆斯敦殖民地遇到的最大威胁。在最初的几年里，殖民地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饥饿。而此前，不管是在巴洛、哈克卢特和哈里奥特的报告和论述中，还是在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新不列颠》（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1609年）之类的宣传文件里，都一直在反复强调美洲的物产丰饶——饥饿是他们最预料不到的情况。
约翰逊在书中许诺，美洲将会是一个“各方面都值得称赞、充满希望”的“人间天堂”，那里有着“最芳香的空气、最健康的气候，比英国温暖得多，非常适合我们的习性”。他承认那里也的确存在“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这些人“没有法律，只依靠本性行事”，但也向读者保证这些人“通常都是非常亲切而温和的”，也很乐意“得到改善，接纳更好的生活条件”。约翰逊还特别强调了之前的探险队带回的信息，指出“那片土地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丰饶的物产，盛产鱼类和贝类，有无数的陆禽、水禽，还有野鹿、牡鹿、兔子、野兔，以及许多适合佐餐的水果、根茎”。此外，那里还有“山谷和平原，其间流淌着甘甜的泉水，像是大自然的血脉”。[7]生活在这样的富饶之地，还有可能缺什么呢？
缺什么的答案相当简单，虽然其原因令人费解。英国殖民者来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一来是想要为自己谋得利益，二来可能也想视传教的情况去帮助愚昧的当地土著，但事实上，弗吉尼亚给了英国殖民者一个下马威，一切都偏离了原有的计划：当地居民毫不友善，作物种植也没有效益。不过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这位由詹姆斯国王任命的殖民督导还是努力阻止了饥荒的发生。他不仅确保詹姆斯敦殖民地平安度过了最开始几年的险境，还为美国谱写了一段不朽的建国传说：他曾被波瓦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救下，后者（英国人称之为丽贝卡）后来嫁给了詹姆斯敦的一位移民约翰·罗尔夫，这是美国多种族、混血儿社会性质形成的一个最早标志。史密斯既能迫使殖民者工作，也能与波瓦坦部落联盟协商，争取额外的供给。但1609年秋天他离开詹姆斯敦之后，形势就急转而下。到了1609—1610年的冬天，也就是所谓的“大饥荒期”，殖民地人口从史密斯离开时的500人骤降为60人。
史密斯自己在后来记述殖民史上这个可怕时期的时候，对于造成悲剧的原因是清楚了解的。在《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摩群岛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1624年）一书中，他讲到英国移民在美洲的情况时，大多照搬了哈里奥特之前的描述，而詹姆斯敦这些早期移民的所作所为也的确与哈里奥特当时的观察相去不远。史密斯此前还曾谴责过阿尔贡金人“拥有这么肥沃的土地，却耕作得如此糟糕”，后来却发现英国殖民者在作物种植方面也是半斤八两，而再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证明了他们压根不会靠土地生活。据当时一位幸存的殖民者讲述，史密斯离开之后，困扰詹姆斯敦的问题来源于殖民者自己。他们发现粮食吃光，就开始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有些“更悲惨的人”甚至孤注一掷，挖出一具当地土著的尸体来吃。还有一个殖民者谋杀了自己的妻子，“碎尸后偷偷吃掉了一部分，人们发现后将他处死，他也活该被处死”。“她是被烤着、煮着还是碳烤着吃的，我不清楚，”作者评论道，“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碎烧妻子这道菜。”他指出1609—1610年的这些事件几乎“邪恶得让人不敢描述，罕见得让人无法相信”，但其实是由于“缺少天佑、勤勉和管理，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美洲自身的土地贫瘠或缺陷”。[8]
波瓦坦部落联盟的帮助以及1610年、1611年英国运来的补给品都确保了这样的惨剧不会再在詹姆斯敦重演，但殖民地仍然需要努力挣扎才能走向繁荣。殖民地的首任总督德·拉·沃尔勋爵（Lord De la Warr）和副总督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颁布了《殖民地教会、道德和军事管理法》（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对殖民者开始强制实行军纪管理。管理法中对各种轻重罪行，小到偷一根玉米穗，大到亵渎神明，都做出处以死刑的规定。殖民者内部的关系既已如此紧张，其与波瓦坦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在1610年之后急转直下，也就不足为奇。在许多方面，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故事和西班牙殖民“黑色传说”之间有的都不只是一时的相似。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大自然的许诺之地，反而是一个能够夺人性命的地方。在皮萨切克上演的是与哥伦布大交流完全相反的一幕，在这次小规模交流中，遭殃的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殖民者。疾病和时常挑衅的当地土著共同让弗吉尼亚公司的计划泡了汤，挫败了他们想要在新世界建立起永久殖民地，或者说一批相互扶持的殖民地的企图。尽管史密斯等人认为殖民者遇到的这些困境和“美洲地区的缺陷”毫不相干，但这些困难的确也是环境造成的。弗吉尼亚公司给1606年第一批殖民者下达的指示里曾提到过他们不应该“在低洼或潮湿的地方种植作物”，但詹姆斯敦的地址还是选在了一个有害健康的地方，到了夏季更是变得愈加有致命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高死亡率以及无法从这个曾经的应许之地获得任何食物与财富的困境并不意味着英国早期美洲梦的结束。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尽管詹姆斯敦给出了和罗阿诺克截然相反的证据，16、17世纪的英国主流观点仍然是：新世界里的自然资源就算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开发，也还开发得远远不够。简言之，正如哈里奥特建议的那样，英国殖民者应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英国的这种殖民信念，在托马斯·莫尔为人广泛阅读的著作《乌托邦》中就已经有了预示。莫尔根据“大航海时代”初期阿梅里戈·韦斯普奇的海上探险，写了《乌托邦》。他和哈克卢特一样，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贫困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问题表示担忧。在莫尔虚构的有些令人生畏的乌托邦岛上，将过剩的人口转移到某些遥远的内陆殖民地去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殖民地由乌托邦人治理，”莫尔告诉读者，“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双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给双方都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当地人不遵守乌托邦法律，乌托邦人就会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在莫尔的半虚构世界里，反对这种驱逐将会导致冲突。他笔下的乌托邦人“认为如果某个民族放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发起战争就是完全正当的”。[9]
将近两百年后，在18世纪来临之际，英国知识分子仍在思考这些道德和实践难题。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探讨所有权和财产的性质时，提出“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他指出，劳动赋予土地价值、确立土地的产权。没有劳动，美洲的土地就一文不值；如果不以欧洲标准加以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土地。“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他观察指出，“这些部落土地富足，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然而，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对于在新世界付出劳动毫无兴趣，更不用说与土著部落共同创造一个多种族、舒适安逸的乌托邦社会。在他们的想象中，新世界和当地土著近似处于未开化状态，因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美洲的出现就是对美洲所有权的声明。在哥伦布等探险家以及格伦维尔等有意定居者的新世界探险之后，17世纪初期的美洲已不再是未知之地。不过在英国人的想象里，这个已经有人居住的环境还是被当成了一张空白的画布，上面投射着欧洲的诸多期望与抱负。
17世纪早期，英国对美洲的无限遐想带着明显的性别色彩，从其命名上就可窥见一斑。尤其是弗吉尼亚（Virginia），由雷利为歌颂“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伊丽莎白一世而命名，这片土地不只被描述为伊甸园或处女地，更是常常直接被比喻为处女。雷利对圭亚那有一句描述很出名，他称圭亚那“是一个还有着处女膜的国家，她从未被洗劫过，不曾有过半点改变或变革”。这种女性化的描述不只存在于雷利笔下，也不只局限于美洲南部。不管是在早期的描述性文献、还是在后期的宣传性文章中，都出现过类似的表达，形容弗吉尼亚的魅力时必会提及这类字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殖民修辞：新世界不仅是一片等待男性探险家和冒险家去征服的土地，还是一块潜在的孕育着物质可能、有着繁育能力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界是英国移植的胚胎，是英国梦的继承者。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哈克卢特将弗吉尼亚比作雷利的“新娘”，告诉他这位新娘将会“很快繁衍出大量的新后代，让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欣喜不已，也让那些轻率鲁莽地指责她不孕的人羞愧难当”[10]。受到都铎王朝时期对繁殖力的迷恋的影响，这种描述新世界的语言可能也许不足为奇，但其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最早的美洲探险开始，尤其是17世纪初英国开始试图殖民美洲以来，殖民带来的可能无疑俘获了不只是英国，也还有欧洲的想象。在各类出版物、印刷品和表演中，关于新世界和当地居民的想象的描绘互相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源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对于先天遗传与后天培养、社会关系和宗教问题的百家争鸣。从蒙田（Montaigne）的《论食人部落》（On Cannibals，1580年），到莎士比亚《暴风雨》（The Tempest，1611年）中“美丽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的台词，再到弥尔顿（Milton）《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年）中“最近哥伦布发现的美洲野人，也这样/用羽毛的腰带围腰，让身体的其他部分裸露在外/野处于岛上的林中，多树林的岸边”的诗句，关于殖民新世界的众多话题一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探讨。不过，在英国人测绘美洲地形图的过程中，他们的目的却发生了改变。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推广者意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不能在美洲这个美丽新世界与英国之间划出一条太过分明的界限。将美洲陌生化的确能够营造异域风情，可能也更具吸引力，但弗吉尼亚公司意识到，未来移民与投资者不同，他们更感兴趣的也许是那个陌生环境是否容易转换为熟悉的环境。因此，宣传资料里开始暗示，只要稍下工夫，这个新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旧世界的改良版，如果再多加点努力，这些“赤身裸体的野蛮”居民也能驯化成英国人。
新世界的早期报告里，一直将美洲描述为既有异域特质又可待本土化的地方，其原因显而易见：就像一个人无法向别人描述他们没有见过的颜色，在向英国人描述美洲的时候，也必须以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参照。那里的自然资源虽然更为富饶多样，但也是一个英国人可以认知的自然环境。哈里奥特在详细描述了许多陌生的香草和植物之后，就向读者保证弗吉尼亚也有“和我们英国几乎差不多的韭菜”。德·布里为怀特绘制的阿尔贡金人（图5）制作版画时，也将他们与苏格兰地区的先住民皮克特人的图像（图6）放在一起，以“表明大不列颠过去的居民就和弗吉尼亚的土著一样野蛮”。换言之，美洲的今天，本质上是英国的过去。美洲的原居民虽然怪异，但也是平常人类，并非无可救药。
罗伯特·约翰逊跟随哈里奥特的脚步，也写了一本鼓动人们移民美洲的书。他给这本关于美洲的书取名《新不列颠》，原因可想而知。约翰逊在书中指出，美洲与英国仅仅是地貌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将弗吉尼亚描述为一个扩大版的英国，有着“漂亮的橡树、榆树、山毛榉、桦树、云山、胡桃木、雪松和冷山，郁郁葱葱”[11]。这里正是伐木、圈地之前的英国。美洲在实质上就是一个乘着想象之船跨越了大西洋的“想象中的英国”。
图5 《一名弗吉尼亚部落首领》。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书中第41页：“弗吉尼亚部落首领的打扮如图中所示。他们将长发编成辫子束在耳下……”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图6 皮克特人，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第68—69页：“皮克特人是大不列颠英格兰地区从前的本土居民，他们穿着兽皮，如图中所示在身上绘满图案。他们的头发齐肩，露出额头。”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当新世界从潜在的利润源转变为可能的定居地，一切都随之改变。英国人最初只是观察着美洲的土地和居民，现在转而开始将自己嵌入那个环境，将自己的野心、抱负和想象与美洲的实情相结合。但是，罗阿诺克岛和詹姆斯敦早期的经历都表明这绝非易事。“大饥荒期”之后的十年里，弗吉尼亚公司巩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詹姆斯敦殖民地。它开始推行“人头权”政策，通过将土地和公司财股分给移民来留住他们。1616年之前到达弗吉尼亚的每人获得100英亩（约合600亩）的土地，之后到达的则每人获得50英亩（约合300亩），持有公司股份的人还会获得额外的土地。殖民地严苛的军事管理法在1618年后换成了一个更接近英国普通法的管理体系。1619年上任的弗吉尼亚公司财务主管埃德温·桑兹爵士（Sir Edwin Sandys）也带着大批新移民涌入弗吉尼亚，而其中许多移民都是从英国各个教区的贫民院里强行拽来的。终于，新世界的许诺里至少有部分似乎就要实现了。对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的旧世界而言，新世界将会是一个安全阀。但此过程中，新世界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型社会压力。
将土地拨给移民看似相当简单，但事实绝非如此。这些土地早已有人占用，新移民不太相信他们有合法权利获得这些土地。1609年，就在约翰逊出版《新不列颠》的那年，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也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冲向弗吉尼亚》（A Good Speed to Virginia）。在宣传册里，格雷质疑“我们有什么权利或依据闯到那些野人的土地上，拿走他们合法的继承，在他们的地盘上安顿下来，而不被他们诽谤或挑衅”。约翰逊没有完全避开英国人将如何“让自己有正当理由撵走那些印第安人，侵犯他们的权利与财产”这个问题，他反驳了对于移民者为了“个人利益”移民美洲的控诉，指出“发展上帝的国度，破除野蛮民族的迷信，让他们看到宗教之光”是必要的。[12]自从哈克卢特提出这个观点以来，让美洲土著皈依基督教新教就成了英国殖民美洲的理由，一直在各类关于新世界的论述中反复出现。1583年，另一位伊丽莎白时期的冒险家、格伦维尔和吉尔伯特的同盟者乔治·佩卡姆（George Peckham）出版了《新找到的土地的晚期发现的真实报告》（A True Reporte of the Late Discoveries of Newfound Land）。在这份报告中，佩卡姆极力维护英国声称的美洲所有权，指出新世界正面临着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竞争，特别需要英国的解救，它“正在祈祷我们的救援与帮助”。但大约30年后，切萨皮克的实际情况却是：就算存在援助，也不是外来者给予当地土著援助，而是恰恰相反。这可能也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
到了17世纪20年代，殖民的目的已经愈发清晰：给当地土著带去基督教福音的目的退居次位，首要目的是掠夺他们的土地以及他们的文化。弗吉尼亚公司给托马斯·盖茨下达指令，让他捕获一些当地小孩，确保他们“说你们的语言，以你们的生活方式长大”，但任务执行失败。第二年，他们又建议德·拉·沃尔勋爵送“三四个当地小孩到英国”，让这些小孩接受英式教育。[13]弗吉尼亚公司对待美洲土著的这种手段一直沿用到20世纪。他们此举起初有何意图已无从知晓，但的确透露出当时的殖民者对待波瓦坦部落联盟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波瓦坦去世后，他的弟弟欧佩坎诺（Opechancanough）继位掌权。殖民者与欧佩坎诺达成和解，将当地居民的整个家庭都带到英国殖民地。这种做法看似和解，真正意图却是想让印第安人渐渐隐形。这也预示着麻烦的到来。
史密斯并不相信当地人会和外来者轻易融合成为一个多种族的美丽新社会。那些继任的詹姆斯敦殖民地管理者也不像史密斯那样着迷于各种美洲土著文化，他们不但不欣赏这些当地文化，反而愈发认为这些文化很可疑。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后，开始试图兑现雷利、哈克卢特、哈里奥特和约翰逊提出的承诺——在新世界创造一个新英国，让这片土地英国化，让当地人民遵守英国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体制。这并不是弗吉尼亚公司创办人最初的打算，但殖民的现实情况与想象中大相径庭，造成了许多改变。如何确保詹姆斯敦殖民地继续生存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弗吉尼亚公司的掌控，也与转移英国贫困人口毫无干系。
归根结底，最后让詹姆斯敦得以生存的是17世纪的两种贵重商品：烟草和奴隶。这两样商品都不在弗吉尼亚公司最初的计划里。在许多年里，烟草的种植也一直遭到管制，并没有其他作物种得多。但这场与“罪恶之种”的早期斗争注定失败，因为烟草能卖的价格实在太高，完全可以满足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求。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首次运送了约90名“年轻、漂亮、接受过公正教育的年轻姑娘”到弗吉尼亚给殖民者做妻子。他们希望“妻子、孩子和家庭”也许会让弗吉尼亚的男人们“更加安定，减少流动”。弗吉尼亚公司担心，家庭纽带的缺失不仅会使殖民地必须靠源源不断的新来者帮忙维持种植园，还会让不少人仅仅到那里“赚到一笔就返回英国”[14]。这次速配行动的受益者以烟草支付了他们妻子的船费。但烟草的种植需要土地，也需要劳动力，而殖民地还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当年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困境的长期对策：1619年，一位荷兰商人将第一批非洲黑奴带到切萨皮克，从此，为美洲最初的移民，也为他们满怀野心来到的这片土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世界。
注释：
[1]Thomas Churchyard, A Generall rehearsal of warres andjoined to the same some tragedies and epitaphs (London, 1597), quoted in Canny, “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582 (see Further Reading).
[2]The patent granted to Ralegh in 1584 is included in Arthur Barlow, The First Voyage to Roanoke, 1584: The First Voyage Made to the Coasts of America, with Two Barks, wherein Were Captains M. Philip Amadas and M. Arthur Barlowe, Who Discovered Part of the Countrey Now Called Virginia, anno 1584. Written by One of the Said Captaines, and Sent to Sir Walter Ralegh, Knight, at Whose Charge and Direction, the Said Voyage Was Set Forth (Boston, 1898) 12-17.
[3]Barlow, First Voyage to Roanoke, 1584, 3, 7, 5.
[4]Hakluyt's Discourse can be read in full in Richard Hakluyt, The Voyag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o America (Edinburgh, 1889) Vol. II, 175-276.
[5]Thomas Hariot,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of the Commodities and of the Nature and Manners of the Naturall Inhabitants:Discouered by the English Colony There Seated by Sir Richard Greinuile Knight In the yeere 1585 . . . Illustrations by John White. Translated out of Latin into English by Richard Hackluyt (New York: J. Sabin ＆ Sons, 1871) 6-7, 25.
[6]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 The Court Book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527
[7]Robert Johnson's 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 (1609), American Colonial Tracts Monthly, No. 6 (Rochester, NY:George P. Humphrey, 1897) 6, 10.
[8]Smith,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 . . in Travel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Edinburgh: John Grant, 1910) Part I, 378, 360; descriptions of Virginia after Smith left in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aptain John Smith (New York; H.Dayton, 1859) 185-187.
[9]Thomas More, Utopia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86) 79-80.
[10]Hakluyt quoted in A.L. Rowse,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 (New York;Harpers, 1959) 51.
[11]Johnson, Nova Britannia, 10.
[12]Johnson, Nova Britannia, 11.
[13]Instructions quoted in Alden T. Vaughan,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 American Indians in Britain, 1500-1776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 see also 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I, 13-15.
[14]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 The Court Book, Part A, 256, 269, 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