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只是刚刚迎来了黎明。不要脱下军装，继续奋勇向前。为了正义的和平，为了人民心中渴望的繁荣，将你的目光投向那些尚待征服的生命中的伟绩，并战胜人类的所有战争与错误。
伍德罗·威尔逊，葛底斯堡演讲，1913年7月4日
1901年9月6日，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在纽约被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枪杀，于1901年9月14日去世，这一事件以最悲惨的方式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几乎就在整整20年前，1881年9月16日，另一位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也死在了暗杀者的子弹下。自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遭受暗杀以来，在那一代被内战所影响的领导者中，麦金利是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被暗杀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都是内战中联邦军的老兵，实际上从1868年开始，每一个当选的总统都是如此。加菲尔德的内战经历尤其突出。在1863年底进入政坛之前，他已经被提拔到少将军衔。相比之下，麦金利是继林肯之后第一位在内战中未曾当过将官的共和党总统，但是他的政治生活在那场战争中就已经开始了。年仅18岁时，麦金利就加入了俄亥俄州志愿步兵团，战争结束时，已经受封为荣誉少校。
麦金利的内战生涯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和最终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次选举中，他的对手是人民党/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布赖恩年仅36岁，是美国历史上主要党派的所有总统候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年轻恰恰是他的短板。1896年，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税和货币稳定。美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将自己的信任托付给年轻的一代。在竞选过程中，一幅著名的漫画描绘了麦金利穿着内战军装的模样，而在这幅漫画的另一边，布赖恩还躺在摇篮里（图42）。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相较于一位仅仅充满野心的年轻人，把国家事务交给一个在战争熔炉中锻造过的人显然更为妥当。
实际上，1896年的总统选举在很多方面都唤起了内战的回忆，一些之前在联邦军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的丹·西克尔斯（Dan Sickles），以及后来领导过自由民局的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Oliver Otis Howard），都是麦金利的支持者。西克尔斯和霍华德都是伤残退伍军人（前者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后者则在前一年的半岛会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他们有力地提醒了人们去关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1893年美国经济衰落的背景下，麦金利的竞选阵营唤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在内战冲突中那些艰难境况的回忆，并强调美国的经济稳定乃至社会稳定都要依靠“健全的货币政策”（sound money）。他们辩称只有美国保持商业导向的金本位制，这一目标才可以达成。相反，布赖恩的竞选阵营则提倡采纳银本位制。自从美国于1859年在内达华州发现了“卡姆斯托克矿脉”之后，美国的银产量便十分丰富了。他们认为银本位制将会增加货币供应，同时减轻联邦和邦联双方内战遗孤、退伍军人等群体的经济压力。在总统选举的过程中，这些人经常会成为很多政治漫画的主人公。
图42 《致命的对比》（W.A.罗杰斯）。这幅漫画刊载于1896年8月29日《哈泼斯周刊》的封面。麦金利与布赖恩在1896年和1900年的总统选举中交手过两次，并且都是以麦金利获胜告终。除此之外，两人在1900年大选的选票差距甚至比1896年更大。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7504）。
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这场有关货币的讨论显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过，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也体现出美国在货币稳定和国家精神稳定层面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绝不仅仅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党派政治的分野。民主党中包括了一些“金制投机者”，同时也存在潜在第三方：人民党。人民党起源于1876年的农民联盟，他们的核心选民集中在美国农村地区，这些人受到农作物价格下降的严重打击；在美国工业和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又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除此之外，1870年以来的移民潮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在1896年总统竞选时，最重要的标准已远远不仅是金融问题。这场选举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不止政治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使得政治领域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18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在态度和形象方面既富有感情，又激烈澎湃，这一点在民主党阵营中尤其突出。就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人民党的政治纲领、提名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和保留两党制政治体系这些问题上，民主党人的意见和以往一样大相径庭。人民党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也并不统一。所谓的“联合论者”支持加入民主党的决策，然而更激进的人民党则更倾向于凭借自身力量扩大其政治势力。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会议期间，很快就可以明显看出联合论者的主张更可能是最后的结果。这本身代表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一种区域性转变。西部的经济腾飞和南部的政治复苏加起来构成了民主党提名会议上的“芝加哥纲领”，无疑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以及东部城市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布赖恩明显代表了西部的声音，为“那些面对所有荒野的危险、让沙漠如同玫瑰一样绽放的坚强的拓荒者”发声。[1]不过，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欢迎在民主党的纲领上加上人民党的条目。对于一些人来讲，布赖恩本人和他信奉的理想都太过激进（见图43）。《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主笔人之一、前密苏里民主党参议员J.B.亨德森（J. B. Henderson）就谴责芝加哥纲领，认为这代表了“各州抵制联邦权威这一旧信条”的复兴。亨德森宣称，如果事实证明各州自己的权利和脱离联邦的自由是一对双生的幽灵，民主党就应该“效仿1861年那些人的做法。我们当时只要求保留华盛顿等人制定的宪法。我们现在要保护它……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间所做的一样。”[2]
这些人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颇具资历，但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帮助反对布赖恩的民主党人取得胜利。在借助过去唤醒今人的问题上，建国国父们显然要胜过内战时期的这一代领导人。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布赖恩的竞选策略。他高举杰斐逊提出的农业美国梦（如果算不上是田园牧歌式美国梦的话），强调支持美国农民的重要性。布赖恩批评了金制标准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辩称“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人类的事业”。他将这场标准之战描述为“兄弟相残、父子相争”、“没人再会顾及爱、相熟、交往这些最温暖的纽带”，并承认其中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布赖恩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卷土重来的“州际战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闲置资本及其拥有者”与“苦难大众”之间的战争。布赖恩借用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一书中的祷词表达了对于金制投机者的蔑视，并在当时的选民中引起共鸣：“我们不该把带刺的王冠戴上劳动人民的额头，也不该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布赖恩慷慨激昂的“黄金十字架”演讲让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他的失败意味着人民党作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力量寿终正寝，同时，共和党则开始了对美国长达16年的统治。不过，虽然布赖恩并没有获胜，但对于美国政治、整个总统竞选活动，以及公众对于政治程序的理解来讲，布赖恩的提名和麦金利的竞选活动都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
图43 《历史总会重演》（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6年）。这幅漫画刊载于1896年10月28日的《顽童》杂志。其中描绘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漫画形象，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谴责联邦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粗暴的干涉，这是一种违宪行为。”这张纸的下面有一群人，其中包括本·蒂尔曼、约翰·奥尔特盖尔德和尤金·德布斯。在他们中间升起了一面写着“混乱”和“暴政”的旗帜。被称为“干草叉”的本·蒂尔曼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1890—1894年），他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手中夺了回来，还帮助在那里建立起白人政治霸权。约翰·奥尔特盖尔德是伊利诺伊州州长和一名左翼民主党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会议上，布赖恩之所以能被提名，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奥尔特盖尔德。尤金·德布斯是美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和联盟领袖。作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国际劳工联盟的发起人，他以独立身份参加了1900年的选举和1920年之前的大多数选举。在图片右侧，邦联总统杰斐逊在亚伯拉罕·林肯以及联邦部队面前拿着一张相似的纸，并以此强调布赖恩即使没有分裂美国，也对美国造成了破坏。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4361）。
在1896年麦金利的竞选活动中，调动媒体的规模与之前几十年的总统选举不可同日而语，这也为未来美国的总统选举活动定下了基调。布赖恩的影响依赖于他与选民的人际接触，但麦金利主要依靠的是非人际方式。在1896年选举中，布赖恩作为一名门外汉，只能亲自走遍全国各个角落，将他的信息直接传达给选民。相反，麦金利的竞选活动是由俄亥俄州企业家、政治狂热分子马克·汉纳（Mark Hanna）筹集和组织的，这使得候选人自己与代表他进行的疯狂筹款和宣传活动保持了较远的距离。汉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实际上，他为麦金利建造了一台竞选机器，对于这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宣传方式，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名言来讲，“就好像他是一粒专利药”[3]。要想让这粒专利药发挥作用，则需要动用各种媒体的力量，其中包括报纸、期刊，以及一种至关重要的新媒体——电影。
《家中的麦金利》（McKinley at Home）于1896年10月在纽约首映。这是一部不到一分钟的短片，记录了这位未来的总统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阅读电报的情景。这部无声的短片有着重大的意义，是如今那些已经对电视太过熟悉，更加习惯使用推特、脸书、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选民很难想象的。一份纽约报纸评论道，这部短片“非常自然”，“只有那些预先知情的观众才会知道自己观看的是投影的画面，而不是真实的总统”[4]。投影和实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为这部电影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究其本质，在这场首次使用电影的总统竞选活动中，麦金利的形象——以及他最终的胜利——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被传递给更多的选民。[5]除此之外，选举团队对于媒体的控制也更紧，只选择性地发布部分候选人声明。可以说，1896年总统选举切切实实开创了一个声音（原声播放）和影像的新纪元。虽然两者之间还没有相互联通，但它们共同产生的影响绝不应该被低估。
不过，不管是麦金利在家中拍摄的电影，还是他在1897年就职典礼上的影像记录，都不是最早放映的电影。早在1894年，美国城市观众就有机会见证了这一未来将拥有几百万产值的行业，不过这并不是说这种新传播媒介的最初产品一定就是特别针对美国人制作的。即使在电影还处于最初的实验性发展阶段时，其商业潜力和潜在成本就使它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市场。和欧洲不同，美国本土市场足够支撑起这个国家初期的电影工业，但因为种族和语言的多元化，美国电影工业被鼓励——实际上也是需要——采用一种国际化策略。因此，早期在剧场中放映的美国电影展示了杂技演员、舞蹈家和拳击手这样的荧幕形象，同时还有被称为“水牛比尔”（Buffalo）的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神枪手和女明星安妮·奥克莉（Annie Oakley）和疯马这样的人物。这些形象和人物既在文化上独属于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又具有国际性的感染力。
不过，美国观众欣赏的第一部电影的确唤起了至关重要的国家主义共鸣。在《家中的麦金利》上映之前的几个月，维太放映机公司就制作了一部名为《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的电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麦金利的总统选举而言，这部影片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这部电影在1896年4月首映，电影讲述了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地区之间纷争中，英国趁机入侵美国，美国人奋力抗击，维护了其在西半球的权威。
这场边境冲突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宣扬那些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危险中的教义。美国的建国幸运地享有了天时地利之便，欧洲爆发的冲突加上美国相对遥远的地理位置，意味着除去1812年战争之外，这个新共和国并没有遭受到欧洲的摆布，抑或是对其主权的挑战。不过，在182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17—1825年）还是试图去打消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任何疑问，并宣称“作为一项原则……美洲大陆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身份，因此不再是欧洲列强未来殖民化的目标”[6]。
这部电影宣扬了门罗著名的、有些缺乏法律效力的信条。它刻画了阻击英国“约翰牛”侵犯美国自封的势力范围过程中，美国展现出的“山姆大叔”这一传统形象，以此来愉悦观众。观众的认可不仅意味着反英主义——无疑，这其中的确有可观的反英主义色彩——更体现出很多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一片新的地平线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逐渐显露。美国在银屏或者早期那些闪烁不定的屏幕上推销着自己，这给它带来了一丝全球性未来的曙光，也带来了国际影响力的希望。这种影响力不仅会带给美国权力，还会带给美国利益——简而言之，它召唤的是一种精神市场，也就是一种在理念和物质上推销“山巅之城”的殖民愿景。
门罗的主张已经清楚指出，美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里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关心如何推销这座“山巅之城”，而是关心如何保护它。华盛顿在1796年的卸任演讲中警告美国人要避免与欧洲的纠葛，这一警告自从那个世纪以来便成为一种信条。不过，这一信条从未真正得到过检验，也就很快褪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扩张主义。或者有人会说是侵略性的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正在遭受金融危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海外市场。从这个方面讲，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有时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像美国这样在野心和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美国最初的先行者们是为宗教和利益所驱使，才来到美国。
一个移民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国际事务，这本身当然是有些荒谬的。既然世界各地的人们决定来到美国，美国也必然要和与自己相邻的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产生联系，不仅如此，它还要和遥远的欧洲和非洲世界接触：既有的贸易关系和涌入美国的移民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原则上宣扬隔离主义，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确切地讲，正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才在19世纪末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念头。绝不是美国因为实现了征服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1890年拓荒潮的“结束”暗示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然后就直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海外。
这种严整的论证是由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等人提出的。马汉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在1890年完成了《海上权力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一书。正如马汉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在陆地上建立权威，而出于利益、防御和权力的考量，现在是时候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海洋了。他认为太长时间以来，美国工业都只注重国内市场，这一做法“假定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并且“被密封在了保守主义的信封中”。因此，这些工业现在类似于“一艘披上重重盔甲的装甲舰，但是马达落后、没有枪支，防御方面密不透风，但进攻上又孱弱无比”。不过，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性格并不符合这种迟缓懒惰的态度”，他预计“当美国企业理解了海外利润的机遇，它们将会打通一条通往那里的航线”。
马汉无疑热衷于用海军打比方。他甚至更热衷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企业也许会建立一个美帝国，这个帝国与那些欧洲国家的企业抗衡——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马汉的观点大受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正在被“瓜分非洲”的战争所拖累，虽然美国人很少认为自己应该介入到欧洲的混乱之中，但大多数人都对扩张的机遇充满期待。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其他一些人，马汉的主张也相对完善。从职业和志趣的角度，马汉都倾向于相信美国应该扩张自己的海洋力量，因为他察觉到了“世界整体局势的不安”，担心这种不安在长期意义上会给美国造成麻烦。他指出，如同之前一样，美国的安全依靠的是“自然的优势”，而不是“智慧的准备”，因此，他警告说：“很可惜，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获得与它利益相称的影响力。”[7]
对于牧师乔赛亚·斯特朗等人来讲，他们建立帝国的冲动，与他们对于移民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是相辅相成的。在美国内部，保障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支配地位——即“对这片土地的道德征服”——引领他们萌生了这种多少有几分野心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主张，最好的方式是在美国之外也进行反复的灌输。实际上，就像有一些总统——的确是世界上很多领袖——经常会通过聚焦国外事务来转移国内混乱一样，这一时期的一些美国改革者也提出了一个现代的、更加广阔的昭昭天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改革议程寻求辩护，并希望相比西部的土著人和扩张城市中的新移民来说，其他国家和人民更能接受其训教。从更大程度上讲，他们是一项事业的斗士，这项事业就是美国。
冲突的理念锻炼了他们的传道工作。在斯特朗的著作《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导言中，公理会牧师奥斯汀·费尔普斯（Austin Phelps）宣称：“要想拯救我们整个国家，就需要通过最严格的训练获得特定的军事品格。”费尔普斯心中的军事品格就是美国内战中所展现的那些。“宾夕法尼亚州的战役对于内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就像是葛底斯堡战役对于宾夕法尼亚战争的意义，阿灵顿山一役对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一样，也正像是当前的机遇对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文明的意义。”当然，斯特朗的书中专注探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场战役。他强调说，美国人正处于“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并且是建立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他是指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正如斯特朗所看到的，美国已经走在了“国家的道路上”，因此注定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家园，也会成为他的权力最重要的栖身之地、他的生活和势力的中心”。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将从美国向外扩张，这无疑将使世界上的“下等人民”受益。他总结道，就像17世纪的祖先一样，“美国不是为了自己而奋斗，而是为了世界而奋斗”[8]。
1898年，这种以国家之名——实际上，也以世界之名——将军事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视角不只是斯特朗和马汉这些才智之士在思想上的汇流。此时正值美国介入古巴的独立事业时期。古巴是门罗主义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是西班牙众多殖民地里有待转手的一个。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也都在西班牙的司法管辖之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巴才是麦金利在第一任期内面临的最主要争端的催化剂。介入争端固然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但解放古巴的战争使美国真正开始进入到国际实力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
很多当时的报纸，诸如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新闻报》都报道了西班牙的暴行。对于毗邻的殖民地人民遭受如此压迫，美国人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在麦金利竞选总统那年达到了顶峰。不过，总统最开始并不愿意让美国介入到这场冲突中。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态度是被那些所谓的黄色报刊，尤其是两大媒体巨头之间销量战所怂恿的（图44）。1898年初，一次微小的外交过失——一封西班牙首相写给华盛顿批评麦金利的信件被报纸发表了——导致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突然爆炸，超过260名船员因此丧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传言普遍相信这是一次西班牙人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铭记缅因号！让西班牙人见鬼去吧！”这样的呼喊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同年春末，美国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
虽然美国人喊出“铭记缅因号”的口号，虽然他们在纽约的哥伦布圆环中为缅因号战舰树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但也许在今天，少有美国人会认为美西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和国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更少人会认为接下来同菲律宾的战争（1899—1903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过，两场战争在一些层面上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最初仅仅想要解放古巴的尝试，最终却成为其控制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一种手段。这里面包括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以及和西班牙毫无关联的夏威夷。美国之前已经和夏威夷人达成协议，在珍珠港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在1898年正式将其吞并，因为这个小岛对于美国和中国、日本之间的商贸活动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美国获得这个现成的帝国的一揽子交易里，主导因素是对于贸易而非领土的渴求。当美国决定挑战西班牙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在意的是商业而不是殖民。
图44 《黄孩子的大号铅字战争》（利昂·巴里特）。这幅1898年6月29日的漫画让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都打扮成了“黄孩子”。“黄孩子”是广受欢迎的连环画《霍根小巷》的主人公。这个连环画最早出现在《世界报》上，但是当它的作者理查德·奥特考特在1896年被挖到《纽约新闻报》工作后，“黄孩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后一份报纸上。他来自贫民窟、穿着长睡衣，睡衣上写着他说的话。借用黄孩子连环画的形象，《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被贬损为“黄色报刊”或“黄色新闻”，这种贬损在暗示——准确来讲——两份报纸都很少“让事实去讲故事”。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将两个要素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其一是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中，可以激发读者对于犯罪、腐败和社会普遍衰败的恐惧；其二是非常强烈甚至极端的爱国情绪。这种“新闻”报道的策略在今天很多欧洲国家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在当时，这代表了美国印刷资本主义一个新的转向。从这幅漫画可以看出，在古巴问题上，两份报纸的态度都是强烈反对西班牙、支持美国介入的。讽刺的是，这幅漫画出现之时，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间的销量战已经平息，但是，这两份报纸都在灌输的军事热情却已经引发了公开冲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3800）。
因此，美国并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幸运的是，西班牙的准备甚至更不充分。持续4个月的美西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但这并不会妨碍媒体将这场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军事优势，尤其是出众的海军力量。当大荧幕上反复播放美国军队挺进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画面时，美国观众为海战的画面欢呼不已（见图45）。那些对于扩张行为是非曲直的疑虑，以及那些重拾门罗主义的打算，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此时，大多数美国人（虽然并不是全部）都支持美国新的殖民野心。
最初，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人民也同样充满热情，那些国家的居民相信只要推翻旧的殖民统治，就可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不过，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样的机遇根本不是为当地人准备的，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尤其明显。因此，针对美国的武装反抗渐渐增多。由此导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903年，不仅造成超过10万名菲律宾人和4000多名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在一些人看来也摧毁了美国的价值观。开始有声音警告美国应该回到它最初所宣称的使命中，避免反帝国主义者联盟（1899年成立）所称的背叛“美国自由，寻求反美目的”。它坚称“美国的影响应该”是“道德、商业和社会方面的”，但美国掌控菲律宾的决定对这种影响产生了威胁。[9]
反帝国主义者联盟认为，更糟糕的是，麦金利政府试图“熄灭这些岛屿的1776年精神”（菲律宾仿效美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并“使用西班牙的方式来扩张美国主权”。它强调说，美国不应该将它自身已经推翻的殖民统治再一次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的道德责任。它警告说，帝国主义“对自由充满敌意、热衷于军国主义，而远离军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感到荣耀之事”。不过，在最后一点上，反帝国主义者联盟的观点似乎与20世纪初的美国现实相左，美国土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提醒。毕竟，无论是出于何种道德需要的目的，“1776年精神”在之后数年里一直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与之相仿，这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甚广的精神已经将战争和道德相融为一。到了19世纪末，虽然内战军队早已消散，但他们的影响仍旧存在。
图45 《莱曼·豪在电影行业创造的新奇迹》（纽约：库里耶印刷公司，约1898年）。这张海报宣传了一家剧院将要上演一部关于美西战争海战的电影，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镜头记录下海战的真正场景，而是一种原景重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利用电影工作室中的模型对这场海战进行的模拟。19世纪末的观众已经很熟悉这种电影，以及这种历史事件的“舞台”呈现——它已经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这种做法非常普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欺骗。本质上讲，观众试图想要从这种娱乐中证实信息，而不是追求逼真的效果；这些作品的目的和效果都指向爱国主义，同时也是20—21世纪常见的、从美国视角拍摄的大量战争电影的先驱。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942）。
对于参与过内战的一代人，或者那些在内战的回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像当时的国务卿和前亚伯拉罕·林肯私人秘书约翰·海（John Hay）描述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也许看起来只是一场“辉煌的小战争”，即使有些人认为它的影响甚广，从某些角度看，也不完全是辉煌壮阔的。美西战争第一次见证了内战中曾经的敌人并肩作战，而不是兵戎相见。在1896年，阶级冲突对于民主党来讲尤其是一股分裂力量，而内战的阴影只是提醒着美国人不要忘记旧伤疤。不过，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些伤口便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冲突背景下愈合了。这场冲突在一种更加野心勃勃的美国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将从前的敌人团结在了一起。
不过，这种国家主义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吞并海外帝国至少不是它唯一的动力。内战一代已经将一种复杂的遗产传承给了它的国家，而这并不仅仅是指内战老兵自1868年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行政领导力量。这场冲突在文化影响和仪式上都造成了影响，并且在南北双方各类退伍老兵组织，尤其是联邦的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简称GAR）的支持下，其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典礼。当新一代美国人学习每日背诵效忠誓词，并向一面意义远在划定国土边界之上的旗帜敬礼时，它就回荡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教室中。简言之，它象征了一种国家使命和一种军事遗产。
前联邦士兵，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95年向新一代年轻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他所谓的“士兵的信仰”。霍姆斯指出，到了19世纪末，战争已然“过时”，如今“世界渴望的”是“商业利益”。不过，霍姆斯本人对于一个也许让“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感到“生活舒适，不经历任何麻烦和危险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国家的爱”基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老妇人的故事”。霍姆斯带着极大的轻蔑批评现代人“对于各种痛苦的逃避”，还严肃地建议他的听众们“不要为舒适的生活祈祷，而要为战斗祈祷；在对于公民生活的怀疑之上要保持士兵的信仰”[10]。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这一点来看，霍姆斯的这种祈祷已经得到了回应。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很多他的听众和这些听众的国家，都将有理由思考士兵的信仰的完整意义，以及美国进入到20世纪之后所要面临的商业与战争之间的崎岖之路。
新国家主义
“对英雄主义的信仰诞生于英雄主义之中。”霍姆斯曾如此宣称。这些话对于一个人来讲尤其能产生共鸣——西奥多·罗斯福。当麦金利被暗杀时，总统的权力突然降临到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头上。不过罗斯福从不缺乏权威，他整个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1901年，42岁的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已经奠定了自己实干家的名望。这一名望主要来自于1898年，罗斯福率领军队攻占了古巴圣地亚哥附近的圣胡安山。不过，罗斯福和他的“莽骑兵”，也就是他召集的志愿骑兵队，并不是唯一在这场战役中扬名的部队。非裔美国人军队在美军的那场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在欧洲战场总指挥的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中尉强调了这一事实：“白人部队和黑人部队，正规军和莽骑兵，他们代表了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并肩作战，”潘兴赞叹道，“毫不在意种族或肤色，也不在意指挥官是否是前南方联盟的军官，他们只关注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职责。”[11]
潘兴对于他指挥的军队可以摒弃种族差异感到十分自豪，但这并不意味他可以一直维持这种局面。罗斯福同样也不能。两者都在与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中产生的种族分裂苦苦斗争。在理论上，他们都渴望这种公民国家主义，但在实践上又经常否定它。从圣胡安山山顶传来的故事主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国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并且这里所谓的英雄就是罗斯福。实际上，在罗斯福的形象塑造中，融合了美国国家主义中大量相互矛盾的方面与一些杜撰的神话。罗斯福看起来就是美国梦的代言人；他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出身富裕，但却是在疆场上铸就个人命运的典范。
罗斯福在一些著作中回忆了自己在当时的达科他领地中的放牧经历。其中一本是出版于1888年的《牧场生活与狩猎之路》（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这本书的插图作者是罗斯福的朋友、西部狂热者、著名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在这本书中，罗斯福通过精心选择的引语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情感穿透力：其中一些句子引自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歌《索尔》，这首诗将“男人至高的精神”描绘为“没有精神感到被浪费/没有一块肌肉在奋斗中停歇下来，也没有一根肌腱松垮无力”[12]。这些诗句不仅体现了罗斯福个人的生活哲学，也体现了他对于西部机遇的态度，还体现了1901年他成为总统之后，对于这个国家的核心愿景。
罗斯福还推崇他所谓的“奋斗不息的人生”。1899年，他以此为题在芝加哥发表了一次演说，自此之后，这一口号永远和他联系在了一起。他的观点和霍姆斯颇为相似，都认为美国人应该高举的“并不是贪图安逸的人生哲学，而是奋斗不息的道理，也就是过一种辛勤努力、忙碌奋斗的生活……”他强调道：“懒惰安逸的生活对国家与个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罗斯福看来，一个“健康的国家”中需要其公民过一种“洁净、充满活力且健康的生活”，并教育他们的子女“不要逃避困难，而要战胜困难；不要寻求安逸，而是知道如何在艰险与跋涉中寻求胜利”[13]。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个人都曾表达过这种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式的好战品德，但却很少会像20世纪初的美国那样表达得如此彻底。通过推广这种“奋斗不息的生活”，罗斯福表达并强调了一种业已在美国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中确立下来的改革愿望。
考虑到罗斯福本人的职业历程从海军开始（他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1812年战争），在罗斯福的演讲中听到马汉对于美国海军和国家权力的观点，或者在罗斯福的哲学中发现斯特朗所提倡的盎格鲁—撒克逊典范，也就都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当罗斯福在1900年介绍两人相识的时候，他促使两人达成了共识。斯特朗于1900年出版著作《扩张：在新世界的条件下》（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 Conditions），充分感谢了马汉对这本书所做的贡献。但他为美国国内议题和新的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案却并非仅仅受到马汉的影响；而是也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并且很多人都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
《扩张》一书希望可以将处于世纪之交的美国唤醒。这本书认为美西战争已经赋予美国“一种新的秉性、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一种新的对命运的理解”，并以此将各代人和不同的议题彼此相连。对于很多参与过美国内战的人，以及那些像罗斯福一样虽然没有赶上那场战争，但也试图证明自己丝毫不缺乏尚武精神的人，这种观点都是很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社会改革者和士兵等人来说也颇具吸引力，因为它假定这对于美国是一场本质上“没有尽头的战争”。双方不仅都会认同作者所说的“一个国家只有在上帝伟大的战争砧石上经受千锤百炼，方可更加强大兴盛”[14]，也都可以将这一主张融入他们自己的参照系中。同时，从斯特朗对于新世界形势的论述中，他们都可以觉察到自己有机会为这个国家而战，保护它免受国内外的威胁——这里的“战争”既指实际的战争，也是一种修辞。
事实证明，对于潜在的国外敌对势力，诸如斯特朗这样的美国改革家考虑得十分周全。到了世纪之交，他们担忧的不只是人，还有细菌。正如斯特朗于1900年所说的，外来传染病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对于疾病的恐惧，如同对于移民将减损民主价值的恐惧一样，是主导20世纪初美国国内外防御心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斯特朗认为这种威胁来自于“不卫生的……蛮族和部分开化的种族”，这群人中充满了疾病和无知，所以“文明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世界，必须要对这些人加以控制”（图46）。斯特朗的主张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传教外交”（missionary diplomacy）[15]。不过，美国并不是那个时期唯一实行这种外交政策的国家，也不是唯一认为自己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它也许没有那么快地顺着这种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论断。美国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很快就会到来。
当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建议美国“承担起白人的重担/童真的年代已经远去”，并提醒它“来吧，寻找你的男人气概/度过那些忘恩的岁月/忍耐严寒，获得代价高昂的智慧/你终将得到同辈们的公允评判”时，他非常明白他的读者来自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基普林的视角也许受到了英国的帝国边境的影响，但是这首诗的副标题“美国和菲律宾群岛”已经清楚表明，他明白这些诗句在美国——这样一个即使深陷种族问题无法自拔，却还在试图开拓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为了达到这个永远难以捉摸的目的，将它仍旧支离破碎的武装力量派到海外的国家——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共鸣。其他一些人对于美国是否能够建立帝国，或者可以产生任何影响持嘲讽态度。其中，基普林的同胞、政治家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写了一首讽刺基普林的诗歌，名为《棕种人的重担》，其中最后一段如此写道：“堆积起棕种人的负担/通过这个世界宣称/你们是自由的代理人/再没有合算的把戏！/并且，你们口中自己的历史/它是否应该被丢弃？/反驳那种独立/只对白人有利。”[16]
图46 《开始上课》（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9年）。这幅漫画刊登在1899年1月25日的《顽童》杂志上，它表达了一些围绕美国新的帝国征程的担忧，以及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教育非白人的前景。在这幅漫画中，教师长着一副“山姆大叔”的模样，前排的四个小孩代表了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后排的学生更加刻苦勤奋，他们手里拿着印有各州州名的书本。坐在门边的是一位美国土著，他把书本拿反了。另一位中国小孩在门口徘徊。在山姆大叔后面，一位非裔美国人擦着窗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2-1025）。
罗斯福对于拉布谢尔的批评作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就基普林而言，他认为《白人的重担》并不算一首好诗，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当然试图在国内外寻求新的机遇。例如，1903年，美国得到了期许已久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建设工程在次年开始动工），这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和贸易机会。为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美国和哥伦比亚展开了数轮谈判，其间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冲突——派出纳什维尔号军舰支持巴拿马的独立事业。这一系列行为将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带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炮舰外交。乍一看，这与传教外交截然不同。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殖民时代以来一直的那样，也像罗斯福本人那样，武力和道德相互加强，获得了强大的效果。
作为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中的头一位（另两位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为美国设计的发展方案既是创新的，也是保守的。那些他所热衷的计划，不管是巴拿马运河、环保节能问题还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美国主义”这一理念。在罗斯福于1894年谈到“真正的美国主义”这一观点之后，“美国主义”成为又一个经常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多政客和发言人都会反复回归的主题。在20世纪之初，如同罗斯福所做的一样，“真正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最常在移民的背景下被提出，尤其是针对美国这样一个深陷矛盾之中的国家。美国的矛盾体现在它既疲于应对经济、种族和政治的平等之梦，又要面对大面积的工业落后和城市贫困的严酷现实；既要履行全球责任，又要解决国内动荡。这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在移民中培养一种切实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要首先确定这种爱国主义的含义。
对于罗斯福来说，美国主义既是一个公共性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对立的命题。它混合了多条线索。“新近移民的美国化”，以及确保“所有学校中教授的是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只是其中一条。究其本质，美国主义的含义正如罗斯福呼应林肯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有关精神、信仰和目的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教义和出生地的问题。”他并没有什么时间来应对那些坚持自己欧洲身份的人，那些人“愚蠢得难以置信，简直不值一提，竟然回过身去膜拜那些我们祖先早已放弃的异端神灵”。在罗斯福看来，模仿并不是最真诚的奉承，而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当美国“极力用传统欧洲的形式来塑造自己时，”他说道，“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与一个“过度文明、过度敏感、过度精致”的欧洲文化不同，美国主义强调“刚毅的性格和男子汉气概”。罗斯福对此十分青睐，并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去体现这种气质。总而言之，美国主义意味着“向所有逐渐崛起的邪恶发起残酷的战争”。[17]
如同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所表达的那样，进步主义在前景上是绝对乐观的，但其前提——首先要存在诸多需要与之战斗的邪恶——本质上则是悲观的。它大概分为两个主要阵营：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聚焦于提升美国最贫困阶级的生活，将主要矛头对准所谓的城市环境中的邪恶：住房和健康的不平等、童工法律、有组织的和其他形式的犯罪、卖淫和戒酒，这些仅仅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问题。保守主义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策略，在过剩的工业时代和有机社会的必要性之间、在消费者和资本家之间、在国家和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寻求平衡。它更多聚焦于联邦层面，通过“反托拉斯”来扩张中央政府在铁路定价和税收等方面以及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等立法方面的权力。其成就包括建立了劳工部和联邦儿童局，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雇员和消费者的法律。不过，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改革运动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信仰和恐惧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相伴而行的。
尽管进步主义思想的基石新教福音派传统具有和这个国家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它还是经常被恐惧操纵。美国的改革者和政治家认为到处都是邪恶力量，掏粪记者（muckraking journalists）和黄色报刊（yellow press）则让美国公众时刻感受到危险的存在。那种危险潜伏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中，栖居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酒吧中、在移民和工业化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失衡中、在犯罪和对犯罪的刑罚中，也在那些让共和国的理想枯萎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健康差异和性别差异中。社会剥削已经足够糟糕，但它带给“真正的美国主义”的挑战仍然需要回应。
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将道德提升和物质提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中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创办的霍尔馆。霍尔馆是首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建成于1889年，其灵感来自伦敦的汤因比馆。它的目的主要是减轻芝加哥西区移民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霍尔馆开设了一系列实践项目、社会项目和教育项目，包括托儿所、图书馆、讲座、工作坊和音乐会。这对那些既要应付工作又要照看孩子的妇女而言尤其有用。霍尔馆本身并不是美国化的温床。虽然霍尔馆和很多教育机构一样提供英语课程，但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之前的文化。霍尔馆希望可以增长移民的见闻，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美国文化。
像亚当斯和斯塔尔这样的中产阶级都秉持着同样的传统理念：白人女性应该成为家庭的道德支柱。她们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就已经将精力投入到引领其他人的生活中去，希望借此组建起一个更加稳定但并不一定单一的民族大家庭。不过，亚当斯和斯塔尔设法处理的很多问题都并不是那些在这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的移民群体所特有的，而是美国在转型为资本消费型国家的紧急关头时固有的问题。林肯·斯蒂芬斯1904年的著作《城市的耻辱》全面谴责了政治腐败这一问题。之后也有书籍尤其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906年的《屠场》（The Jungle），指控这种政治腐败不仅危害了国家的道德利益，还危害着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屠场》猛烈地控诉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工作条件和卫生环境，由于详述了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尤其是牛油中可能掺杂了人肉）而畅销一时。
对美国人来讲，屠场的黑幕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力，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2001年《速食国家》（Fast Food Nation）的成功便是又一例证。不过，与辛克莱笔下发育不良的移民工人相比，这些黑幕都会相形见绌。就像19世纪那些令人心有余悸的南方种植园一样，这个世界里居住着一群“底层人民。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常常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想要活下来，则全要仰仗资本家的怜悯。这群资本家和旧时代的奴隶贸易者一样野蛮残忍、不知羞耻”。辛克莱认为这种对比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饲养场与战前南方不同，“这里的奴隶和主人并没有肤色差别”[18]。
或许，想要唤起美国公众的注意，与其带领他们回忆不愉快的曾经，还不如指出被污染的食品正要抵达他们的餐盘。在《屠场》出版当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由此可见，当这个新兴的速食国家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可以有多么快的反应速度。不过，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它应该按照联邦法律决议的方向做出多大改变，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政府干预的前景并不那么光明。事实证明，想要让社会福利项目符合“奋斗不息的人生”这一理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若再考虑到美国的海外负担——不论是白人的负担，还是其他种族的负担——事情就变得更加棘手了。不过，至少在市场层面，美国接受了挑战。新世纪里的一切都被视为是崭新的。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罗斯福的核心政治理念是“新国家主义”。这种理念强调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实现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他称之为“公道政治”（Square Deal）。与此相反，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主义”（New Freedom）概念，强调通过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方式来解决私人权力和利润与公共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简言之，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新口号，唯独缺少的是“改良”一词。
当然，改良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主义者的核心问题，也是改革动力的核心诉求。即使现实并非如此，美国理想也一直都在坚持改善个人和集体生活，并将它视为重中之重。当然，这种理想受到种族、宗教和性别的限制。即使到了1900年之后，这些界限仍旧非常坚固。从这种意义上看，也许除去这段时期唤起的雄心壮志以外，在20世纪初期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908年，罗斯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从他的一贯做派可以想见，他的卸任也气派非凡。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最后几项决定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大西洋舰队的16艘战舰——后来被称为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这次航行于1907年12月开始，1909年2月结束，历时14个月。这次航行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民众则成群结队地为舰队送行，表明美国国内对于这场国家海军势力的公开展示也同样欢迎（图47）。然而，在公海之外，很多国家都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种没有职责的权力、一种没有良知的资本主义，并且这场美国国际影响的爱国展示也遮蔽了美国国内那些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损害的不平等问题。
虽然《屠场》一书广受欢迎，但在文学作品里，不讲人情的资本主义力量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肉食加工业的移民工人。因为市场和现代礼仪的怪异状况，社会上层阶级看起来同样受到了伤害。厄普顿·辛克莱至少指出了被压迫者共同的悲惨遭遇，而诸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这样颇受欢迎的作家则描绘了一个“新的”财富世界，在这里，个人主义很快就会变成社会孤立。在经济层面，这个世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精神层面，它又面临着实际的破产。与斯蒂芬·克兰不同，华顿书中的女主角并不会沦为妓女，而是会遭受社会地位的不断下滑，正如他在1905年出版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一书所描述的那样。当然，华顿对社会的批判也可以在书名中找到线索，他借用《传道书》（7：4）中的话讲道：“智慧人的心，在哀伤之家。愚昧人的心，在欢乐之家。”
图47 《欢迎回家》（威廉·艾伦·罗杰斯，1909年）。这幅极具爱国色彩的漫画登载在1909年2月22日（华盛顿帽子上的日期）的《纽约先驱报》上。它描绘了（从左向右）“山姆大叔”、乔治·华盛顿和西奥多·罗斯福迎接大白舰队在完成环球旅行后驶回位于汉普顿锚地海军造船厂的场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6026）。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情绪有理由趋向欢乐而不是哀伤，这也并不会让美国人变成愚昧者。不过，罗斯福担心国家繁荣或许会让美国人变得健忘、如果不说自满的话。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试图将美国人带回正轨。罗斯福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党——进步党，并在1912年重新竞选美国总统。考虑到1910年时罗斯福在堪萨斯州勾画了“新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其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同时还考虑到他的听众中有很多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故而罗斯福不可避免地在竞选中推崇内战中的“英勇奋斗”。他强调“过去的人们受到了我们的赞美与尊敬，但他们更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榜样”[19]。不过，此时的美国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此时的很多美国公民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并没有直接联系，在美国经历分裂之时，他们的祖先大多远在他方。故而，罗斯福通过重提美国内战来支持一个所谓的“新”国家主义，这种做法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最终，伍德罗·威尔逊击败罗斯福成为新任美国总统。三年后，威尔逊参加了葛底斯堡50周年纪念仪式。这场历时三天的战役（1863年7月1日至3日）如今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因此也是这个国家的转折点。当威尔逊在此次活动中讲话时，发现自己的听众中有很多退役老兵。事实上，威尔逊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参加这项活动，虽然被说服参加，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在当天的演讲上谈论太多过去的事情。和罗斯福一样，威尔逊在演讲中对“德高望重的老兵”所做出的“英勇奉献”表示感激，但他也许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的“时代已近黄昏”。威尔逊强调，美国的征途“还没有结束，我们全然肩负起这一重任。”不过，当他从内战一代的手中接过职责的接力棒时，威尔逊所期待的未来仍是一个“和平协商的时代，没人会听到战争刺耳的号角声”。[20]
不幸的是，对于威尔逊和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这都仅仅是乐观主义的胜利，而远非现实。1913年，美国有理由相信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是正确的：前者断言人类的利益依赖于美国的成功；后者相信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将确保这样一个未来的实现——“人们通过努力，使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享受正义与爱”。两种观点并不一定彼此兼容，但无论如何，在1914年之后，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不同的想法。
欧洲爆发的战争对美国产生了冲击，但并不会使美国立刻产生忧虑。正如罗斯福一直所讲，美国人享受美洲大陆带来的安全，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实现着自己的天命”，为了公正和“公道政治”而战。罗斯福的军事修辞和一系列进步主义的修辞如出一辙，大部分仍旧是一种隐喻。不过，当罗斯福选择使用战争语言来发表竞选演讲时，他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异质性国家中，冲突可以发挥团结的力量。政治分裂、进步主义改革和公共争论都可以找到共同的理由，以国家之名发起战斗的号令。从这种意义上说，士兵的信仰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持久的，最终在实践上又被证明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大白舰队的航行说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么的小，但当罗斯福将美国团结起来，为他的政治事业、归根结底也是美国注定的政治事业奋斗时，欧洲战场看起来仍旧是遥远且安全的。“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光荣地战斗；无惧未来；抛弃个人命运；心中毫无畏惧、眼神明亮清晰；我们站在末日的战场上”，他宣称，“并为上帝而战。”[21]
新自由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在战胜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虽然面对着欧洲的动荡局势，却并没有打算将美国的政坛交锋转变为实际冲突。他宣称“我们与世界和平相处”，还强调欧洲的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更不会波及美国”[22]。威尔逊提倡美国秉持中立立场；但是一个移民国家可以做到怎样的中立呢？这个问题需要解答，却还没有答案。从短期来看，美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进步事业中，希望可以在国内事务的复杂战场上取胜。其中一场战役便是针对女性选举权。罗斯福通过强调“奋斗不息的人生”，让20世纪初的美国充满了男性激情。不过，就在欧洲各国投入到“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那一年，一些美国人至少已经开始争论，20世纪的女性是否也应该获得选举权。
美国的公民国家主义信条一直以来都在种族问题上寻求妥协，但是公民身份的性别含义却经常被淹没在美国更广泛的改革动力之中——从内战之前的废奴运动，到20世纪初期关于移民和真正的美国主义的争论。1848年，首届重要的女权大会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但早在三年之前，著名记者玛格丽特·富勒就已经出版了《19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正如富勒所说，虽然她已经充分意识到“男人思想中对待女人的态度犹如对待奴隶一般”，但她认为“既然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一种外部自由、一种免受他人侵犯的独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也必然应该获得这种权利。[23]”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通过了一份《感情宣言》，强调了富勒所传达的信息。这份声明故意模仿《独立宣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它开篇就讲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接下来，它详细论述了女性遭受到的一系列不公，包括剥夺女性“不可让渡的选举权”，却把这一权利给予那些“最无知、堕落的男性——不论是土著人还是移民”。考虑到“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公民权都被剥夺了”，它总结道，“同时也因为女性切实感到自己被伤害、被压迫、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她们最神圣的权利，我们坚持要求女性即刻获得所有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理应获得的权利和特权。”[24]
对于美国而言，不可让渡之权利这种观念使两性平等的要求更加重要。至少从理论上讲，共和党实验的理念使得将女性排除到政体之外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在实践上，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各州的立法已经确保了女性的财产权。在一些西部州，女性还享有投票权，但仍然没有实现获得完整代表权的主要目标。到威尔逊掌权之时，女性仍然在为获得全国性的选举权而反抗。其中部分问题要追溯到女性权利在更广泛的改革关系中的定位。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一部分要归功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的努力，而这二人的关系最初就是在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60多年之后，女性权利和种族平等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事情，两个问题都被嵌入到更大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国籍的问题之中。这一问题曾因《宪法第四修正案》得到部分解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死灰复燃。
非裔美国运动家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指出：“很难相信在美国，会有任何流淌着非洲血液的人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相比黑人女性，黑人男性反对者对特雷尔的冲击更甚。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方报纸《危机》中，特雷尔写道，女性反对自己获得选举权已经是“够怪异的了”，但在她看来，来自男性的反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荒谬可笑的事情”。她问道：“一个群体因为自身的权利被否定而奋力去保障自己的权利，同时却又去阻止另一群人得到相同的权利，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么？”特雷尔也许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但纵观整个世界，这都算不上多么不寻常，美国人也不例外。
不过，在美国的大背景中，一方面讲，女性选举权的主张被自《感情宣言》以来一直延续的阶级和种族的问题所影响，另一方面讲，它又体现了这些问题。实际上，特雷尔的主张和1848年富勒书中的思想区别不大。特雷尔引用建国者确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一观念，这显现出她和内战之前的改革者一样，区分了两类人：其一是“智慧、善良、有教养”却没有选举权的人；其二是“文盲、堕落、恶毒”却自动享有投票权的人。[25]当然，这种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须符合道德要求的论证，并不独属于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活动家，而是与罗斯福所提出的“奋斗不息的人生”相融一体，巩固了一种相当具有排斥性的公民身份概念，同时也巩固了一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狭义的国家主义。
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观念出现于1917年，也就是美国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战争并不是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但却是一种催化剂。威尔逊曾希望美国可以在参战国之间起到调停作用，也许通过美国的范例，就可以说明“自由，以及解放的精神可以为人和社会，为个体、国家和人类做出何种贡献”。不过在欧洲，交战的双方并不欢迎威尔逊的道德仲裁。威尔逊在1916年连任美国总统一职，似乎证实了美国采取不干预政策，德军和协约国都认为没有必要听美国调停。1914年，威尔逊也确认欧洲的冲突不会触及美国的利益。但最终的事实却表明，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确会波及美国，威尔逊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效力。
德国尤其已经做好了美国参战的准备。它在进行潜艇战时，就明白这可能会把美国拖入到战争之中。1915年，英国卡纳德航运公司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臭名昭著的沉船事件导致128名美国人丧生时，还没有直接动摇美国的中立立场，而潜艇战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正式对德宣战。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向国会宣布“我们接受这种敌对目的的挑战”。他向美国人民解释说，因为只要存在德国这种“有组织的、一直伺机达到不明目的的力量，这个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就不能确保安全。”最终，威尔逊宣称“这个世界必须为民主保持安全。它的和平必须根植于政治自由已经验定的基础之上”（图48）。他还向世界宣称，美国放弃中立立场，“不谋求私利，不征服他人，不称王称霸，不索取赔款，只做牺牲，不求物质赔偿”。他保证道：“我们不过是争取人类各项权利的一名战士。”[26]
当然，战争会中止人类的一些权利，即使只是暂时性的。美国自然也不例外。就在4月2日威尔逊不情愿地担负起交战国重担的四天之后，他正式对德宣战。那时，美国立场的实际价值——而非其道德和政治目的——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4月6日的演讲中，威尔逊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识别、遏制或消灭“外国敌人”的必要性。但是，作为一项必要的战时措施，这给排外法案的颁布制造了机会。而在和平时期，想要颁布这样的法案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和公众示威，当然，在和平时期，这些做法也不会被容许。在这种背景下，德裔美国人自然很快成为怀疑对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遭到攻击。
图48 《自由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约瑟夫·彭内尔，1908年）。联邦政府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发行了自由债券，并宣传这是一笔既爱国又收益颇丰的投资。这幅海报强调美国在一战期间对于协约国的支持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感是一致的。如威尔逊所言，这种历史使命已经发展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这幅宣传自由债券的海报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屠杀画面——自由女神像被烧成瓦砾。它暗示如果这个世界不再安全，这场屠杀便很可能发生，还暗示美国绝不可能在全球冲突的影响中独善其身。这幅海报在当时极具感染力，如果把它放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9·11”事件之中，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染力，不过是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倒是不一定会遭到毁灭，不过，它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自1917年后便在美国流行起来的激进爱国主义相容一体。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8343）。
如今看来，当时有些做法看起来有点可笑，比如在波士顿各个地方都禁止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一种德国泡菜被重新命名为“自由卷心菜”，但这些事情在当时却并非小事。例如，一些美国人满怀激情地报名参加美国保卫同盟（简称APL），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义务警员的团体，旨在帮助政府根除激进分子。这种热情显示出民主的阴暗面，也表明了一种要镇压国内反对派的危险决心。显而易见，这是一片清教徒的家园，在这里，清教主义服务于爱国主义。两者的组合就算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不是什么良性组合，而且还为未来开创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1917年的《反间谍法》和191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这些法律强迫民众形成了一个共同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错位的爱国主义。在大多数事情上，这种共同观念从未被撼动。1918年，美国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兹（Eugene V. Debs）因为质疑美国的战争行为，被判处十年监禁[1921年被威尔逊的继任者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提前释放]。相比之下，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领袖弗兰克·利特尔（Frank Little）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蒙大拿州被一名暴徒以私刑处死。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在这种社会气氛中，这些例子也只是极少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想要明确定义美国主义的强烈欲望在规模和势头上都逐渐壮大，他们排斥那些被认为不配享有美国公民权的人，或是强迫那些人去适应一种更加同质化的美国传统。例如，1917年，即使面对总统的反对，使移民限制联盟长期心神不宁的《识字法案》最终还是被写进了法典之中。
当然，排斥并不是面对冲突的唯一反应。战争也让更多积极的进步主义纲领被迅速写入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女性选举权。《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这项修正案在1918年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送呈参议院时因为来自南方的抗拒而放慢了通过的速度，不过在1919年还是被正式批准，并在次年生效。不过，美国参议院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反对这项法案的。在很多南方州，种族隔离、可疑的人头税以及支持人头税的识字法律仍旧生效。所以尽管在理论上，非裔美国女性在1920年之后获得了投票权，但实际并非如此。
相反，如同之前所有的战争一样，美国的参战决定似乎再一次给非裔美国男性带来机会，让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并以此推动平权事业。如果说20世纪推动扩大参政权的活动家们的言辞听起来与内战之前那些从事相同活动的活动家们十分相似，那么，那些在演讲中向黑人陈述这场战争对于非裔美国人之意义的黑人发言人们也同样如此。两者都相信，或至少希望，在危急之时为国效力将会使他们被这个国家所接受。霍姆斯和罗斯福都不曾料到士兵的信仰会以此面目再次出现。“拥有不被侵犯的投票权、工作权、居住权的美国黑人，”一位作者在《危机》中写道，“将从这场战争中崛起。”[27]不过，非裔美国人仍旧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美国海军完全拒之门外——这与内战中的美国海军明显不同。白人指挥官当然会对黑人军队在这场冲突中的影响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但这种担忧的表达方式是黑人领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此时，已经成为将军的约翰·潘兴不再像1898年那样，允许黑人军队和白人军队在圣胡安山并肩作战。20年后，他发出了一道指令，告知美国的法国同盟军“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以防这种地位被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欧洲人干扰。“美国人在‘种族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不允许任何多余的讨论。”虽然潘兴如此宣称，但如果参考一下美国的人口分布，他多多少少在说谎。潘兴暗示道，法国也许并不了解，“如果不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设立一条不可跨越的沟壑”，非裔美国人将会给“这个共和国中的白人带来堕落的威胁”。因此，他警告法国人不要对非裔美国军队持有任何的“亲密和纵容”。他还强调说，任何的亲密都将会是一种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冒犯”，更甚者，也许会“在美国黑人中激起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白人难以忍受的”。
虽然对法国而言，这也许还是个新鲜事，但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熟悉的故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艾达·韦尔斯等黑人活动家们穷其一生都在为此抗争。“虽然黑人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潘兴解释道，“但美国白人一直将他们视为劣等人，只可能与其维系买卖或服务的关系。白人一直在责难黑人缺乏智慧和判断力，没有公民意识和职业道德，并且有套近乎的倾向。”更有甚者，潘兴转而借助“强奸未遂”的指控作为证据，证明非裔美国人“对美国人来讲是一种持续的威胁，美国人不得不坚决镇压他们”。[28]不论潘兴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仅仅承认在美国军队和政府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这都是颇具挑衅意味的话，非裔美国人领袖很快便做出了回应。
1919年，美国著名非裔知识分子和发言人威廉·杜波依斯（W.E. B. Du Bois）对此表达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杜波依斯在1909年与艾达·韦尔斯等人一同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又在次年创办了《危机》。杜波依斯强调，非裔美国士兵为美国“欣然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可这个“可耻的”国家却仍旧对他们施行杀戮、迫害，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就是我们这些民主的士兵返回的国家，”杜波依斯有些讽刺地指出，“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战的祖国。”“但是，”他提醒读者，“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为之战斗是正确的。”杜波依斯宣称，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更严酷、为时更久、更坚定的战役，要与我们土地上那些来自地狱的力量搏斗”。杜波依斯重复了威尔逊，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进步主义的修辞，但却是从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角度出发。他宣称：“为民主让路！我们在法国挽救了民主，借助伟大的主的力量，我们将在美利坚合众国再次挽救它，或者至少明白我们为何挽救不了它。”[29]
伍德罗·威尔逊和潘兴也许都会对这种说法感到胆寒，但是没人可以将非裔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愤怒归咎于法国。1917年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和1919年在芝加哥爆发的种族骚乱预示着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将在未来不时发生暴力冲突。其中，芝加哥发生的一场骚乱是因为一名黑人青年跨过了密歇根湖滨的“种族界线”，继而遭到杀害。这并非威尔逊希望看到的，也不是美国和世界所期待的。他曾相信美国也许能亲身示范，为各国的内部安定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指明方向。怀着这样的期待，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之前，他就为战后和解与未来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联盟的建立，提出了颇具理想色彩的“十四点计划”。
不管是威尔逊的祖国美国还是其他重要的协约国成员都没有充分支持威尔逊展望的世界新秩序。不过，协约国至少是接受了成立一个合作性联盟的想法，在1919年一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这个组织得以建立。威尔逊还因为在这一组织中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他最想影响的国家却拒绝了他的努力。美国从没有加入过国际联盟。事实证明，到最后，威尔逊倡导的和平很快被人遗忘了，和平这件事情也很快被遗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和它宣称的一样，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而只是一个世纪的冲突的开端。从军事角度看，美国战后的状况要优于其他国家。它并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满目疮痍，也仅有10万多士兵在一战中身亡。考虑到美国参战的时间并不长，这一损失可谓颇高，不过，和欧洲国家比起来，这样的损失又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根本没想卷入战争的国家来讲，美国已经付出了足够高昂的代价。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造成的不是实质性影响，而主要是心理上的影响以及某些方面的实际影响。可以说，这场战争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勉强融合在了一起。从内战以来，美国的中央政府权力从没有如此强大过，它拥有500万军人，看起来如此团结。出于支持战争的需要，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将大多数工业和商业领域都归于战争工业委员会管理。这就是以战争之名管控的商业。很多改革派将它视为一种战争的积极副产品，很少有人会愤世嫉俗地将以国家效率为借口的工业标准化与借国际主义为名的社会标准化连在一起，虽然两者明显都出于相似的动机。
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深知爱国主义对战时士气的意义，并主动加以引导。在19世纪，宗教和世俗的私人机构负责向美国人解释内战的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则由公共信息委员会（简称CPI）负责进行战时宣传，并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的公共关系专家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称之为“操控共识”，他认为这一概念意味着“劝服和建议的自由，同时也是民主进程的核心”[30]。
事实上，在1917年之后，美国的共识有时候并不是操控的结果，而是强迫所致。但这丝毫没有损害公共信息委员会传达的国家主义信息。实际上，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传播革命的勃兴，或者至少象征传播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的传播革命始于早期殖民地的印刷品；随着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让美国人可以通过电报彼此交流，传播革命快速发展；当铁路跨越大平原时，传播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最终登上了早期电影工业的大荧幕。公共信息委员会仅仅是一种联邦外衣下的旧式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建立在对自由、美国民主和未来的信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威尔逊所期许的源于冲突的自由之上。它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仰、奥利弗·霍姆斯的信仰，也是威廉·杜波依斯的信仰。它是1917年之后定义美国民主的“士兵的信仰”。很快，这个国家就将再一次需要它。
注释：
[1]Official Proceeding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Held in Chicago, Illinois, July 7, 8, 9, 10, and 11, 1896 (Logansport, Indiana, 1896) 226-234, 230.
[2]J.B. Henderson speech, Wilmington, Delaware, October 19, 1896, quoted St.Louis Post-Dispatch, October 30, 1896.
[3]Roosevelt quoted in H. W. Brands, The Reckless Decade: America in the 1890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258.
[4]New York Mail and Express quoted in Jonathan Auerbach, “McKinley at Home:How Early American Cinema Made News, ”American Quarterly, 51, 4 (December 1999) 797-832, 806.
[5]McKinley's first inauguration can be viewed via YouTube,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4uOmSEw5-U.
[6]James Monroe,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Senate, December 2, 1823, Annals of Congress, 18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3-14.
[7]Alfred Thayer Mahan, “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ward, ”The Atlantic Monthly, 66: 398 (December, 1890) 816-834, 817, 819.
[8]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The American Home Mission Society, 1885) v, 218, 165, 177, 218.
[9]“Platform of the 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in Frederick Bancroft (ed.), Speeches,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Carl Schurz, Vol. 6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13) 77; Erving Winslow, 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Apologia Pro Vita Sua (Bosto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1908) 14.
[10]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Soldier's Faith: An Address Delivered on Memorial Day, May 30, 1895, Harvard University, ”in Richard A. Posner (ed.),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87-88, 92.
[11]Pershing quoted in Gary Gerstle, American Crucib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5.
[12]Theodore Roosevelt, 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 (1888. Reprint. New York:The Century Company, 1911) 2.
[13]Theodore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 ”in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Essays and Addresses (New York: Cosimo, 2006) 1, 3.
[14]Josiah Strong, 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Conditions (New York: Baker and Taylor Co., 1900) 18-19.
[15]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 (New York: Harpers, 1954).
[16]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McClure's Magazine, February 12, 1899;“The Brown Man's Burden”first appeared inTruth and was later reprinted in the Literary Digest, February 25, 1899.
[17]Theodore Roosevelt, “True Americanism, ”The Forum Magazine (April, 1894),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om/trspeeches.html (June 20, 2010).
[18]Schlosser's Fast Food Nation originally appeared as a series in Rolling Stone in 1999. 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 (1906.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4) 129.
[19]Theodore Roosevelt, “The New Nationalism, ”Osawatomie, Kansas, August 31, 1910,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om/trspeeches.html (June 20, 2010).
[20]Woodrow Wilson, “Address at Gettysburg, July 4, 1913,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5370 (June 20, 2010).
[21]Theodore Roosevelt, “Case Against the Reactionaries, ”Chicago, June 17, 1912.
[22]Woodrow Wilson, Second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14.
[23]S. Margaret Fuller,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 London: George Slater, 1850) 27, 21.
[24]Elizabeth Cady Stanton, A 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Vol. 1 (Rochester: Fowler and Wells, 1889) 70-71.
[25]Mary Church Terrell, “The Justice of Woman Suffrage, ”The Crisis, September 1912, quoted in Marjorie Spruill Wheeler (ed.), Votes for Women: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Tennessee, the South, and the Nation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5) 152, 154.
[26]26 Woodrow Wilso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27]The Crisis, June 1918, 60.
[28][To the] FrenchMilitaryMission. stationed with the American Army. August 7, 1918, published as“A French Directive, ”The Crisis, XVIII (May, 1919) 16-18, available at: https://www.yale.edu/glc/archive/1135.htm (June 22, 2010).
[29]W.E.B. Du Bois, “Returning Soldiers, ”The Crisis, May 1919, 13, available at: https://www.yale.edu/glc/archive/1127.htm (June 22, 2010).
[30]Edward L. Bernays,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50 (March 1947): 113-120, quotation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