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每人所吃的面包，
都用蒸汽机和涡轮机烘烤；
也许有朝一日，面包
将由机器塞进我们嘴里。
特劳泰诺有两个教堂墓地，
一是穷人的，一是富人的；
即使在阴曹地府里，
穷鬼与富鬼也分成贵贱高低。
——《特劳泰诺周报》（Trautenau Wochenblatt ）上的一首诗，1869年[1]
从前如果有人把富有手艺的工匠叫作工人，他会跟你反目……如今人们告诉工匠，工人是国内最高职衔，于是，工匠都说他们要做工人。
——梅爵士，1848年[2]
贫穷问题就像死亡、疾病、严冬以及其他自然现象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结束贫困。
——萨克雷，1848年[3]
1
如果说“新移民来到了工业和技术世界”，或说“工业和技术世界的新一代诞生了”，这话显然都是对的，但都无法生动描绘出工业和技术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首先，这个世界与其说是由工厂、工厂主、无产阶级组成的世界，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工业的巨大进步改造过的世界。工业遍地开花，城市拔地而起，变化翻天覆地。然而变化无论如何巨大，其本身都不足以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影响的尺度。1866年，波希米亚纺织中心赖兴贝格［Reichenberg，今利贝雷茨（Liberec）］的产量，有一半是手工业工人用手摇出来的。当然，如今大部分产品都是从几个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从工业组织上来看，赖兴贝格显然不如兰开夏先进。兰开夏最后一批使用手摇纺织机的工匠，已于19世纪50年代转至其他部门就业了。但我们如否认赖兴贝格的纺织业是工业，这便有失偏颇。捷克蔗糖业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蓬勃发展，在其巅峰时期，全国蔗糖厂里雇用了4万人。这个数字貌不惊人，但从甘蔗田面积的扩大便可看出新兴蔗糖工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1853—1854年到1872—1873年间，波希米亚农村的蔗田面积增加了20多倍（从4800公顷增加到12.38万公顷）。[4] 从1848—1854年，英国乘坐火车的人数几乎增加一倍——从大约5800万人次增加到大约1.08亿人次——同时铁路公司货运收入也几乎增加了两倍半。这个数字比工业产品或公务旅行的准确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
再者，我们可以断言，工业工作本身特有的组织结构以及都市化——急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可说是新生活最戏剧化的形式。说它新，是因为当时仍有某些地方性职业和城镇继续存在，掩盖了它的深远影响。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1887年），德国教授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划分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区别，这对孪生兄弟如今已成为每位社会学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词。滕尼斯的划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划分（即后来习惯上称之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划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将社会的进步总结为“从身份决定一切到契约决定一切”。问题核心在于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农民社团和都市化社会之间的区别为基础，而是以老式城镇和资本主义城市之间的区别为基础，他称资本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商业的城镇，由于商贸控制了生产劳动，因此也可说是工厂的城镇”。[5] 这个工厂城市的新奇环境及其结构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除铁路外，城市是工业世界最突出、最明显的外部象征。都市化的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神速。19世纪上半叶，只有英国的都市化年增长率高于0.2。（这代表了这一时期内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之间以年为单位的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水平。）[6] 比利时几乎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间，奥匈帝国、挪威和爱尔兰的都市化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比利时和美国的增长率则在0.3—0.4之间，普鲁士、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0.4—0.5之间，英格兰、威尔士（仍以微弱优势领先）以及萨克森的年增长率更在0.5以上。如果说人口往城市集中是“19世纪最突出的社会现象”[7] ，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种进展还不算很快——直到19世纪末，都市化速度达到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水平的国家还不到12个。然而，自1850年起，所有国家（除苏格兰和荷兰）均达到了这个水平。
这个时期典型的工业城镇，从现代标准来看，也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欧和东欧有些首都（它们都向特大城市发展）也成了主要制造中心——例如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1871年奥尔丹（Oldham）的人口有8.3万人，巴门7.5万人，鲁贝6.5万人。事实上，前工业时期的著名老城市，没有几个能吸引新型产品前去安家落户，因而典型的新工业区，一般说来是先由几个村子共同发展成小城市，几个小城市又进而发展成较大的城市，但它们和20世纪的工业区还是不一样（20世纪的工业区是一大片紧密连在一起的地区），虽然它们的工厂烟囱（经常是耸立在河谷边、铁路旁）、褪了色的单调墙面以及笼罩其上的烟幕，的确也使它们有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城里居民离田野很近，只要步行便可到达。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西部的工业大城，例如科隆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都是靠其四周农村提供食粮，农民每周一次把物品送到市场上卖。[8] 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化的冲击确实造成一种反差强烈的对照：一面是灰暗、单调、拥挤和伤痕般的居民区，一面是色彩绚丽的村庄以及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山峦，就像英国的谢菲尔德（Sheffield），“人声嘈杂，浓烟滚滚，令人厌恶，但其四周却是世上最迷人的乡村景色”。[9]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可以在新工业化地区保持半农半工状态的原因。1900年以前，比利时矿工在农忙期间是不下矿的，他们要到田里照看他们的马铃薯。必要时，他们还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马铃薯罢工”。1859年兰开夏帕迪汉姆（Padiham）纺织工人罢工，原因是他们要翻晒干草。甚至在英格兰北部，城里失业人员夏天也可轻而易举地在附近农场找到工作。不过，这种半农状态很快便告消失。[10]
大城市——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城市也只有20多万人，加上城市周围的小城镇人口也不过50余万［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四大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人口超过100万；6个城市有50多万人口（圣彼得堡、君士坦丁堡、莫斯科、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25个城市有20多万人口。这25个城市中，5个在英国，4个在德国，3个在法国，2个在西班牙，1个在丹麦，1个在匈牙利，1个在荷兰，1个在比利时，1个在俄属波兰，1个在罗马尼亚，1个在葡萄牙。41个城市有10万以上人口，其中9个在美国，8个在德国］[11] ，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尽管市内也许有不少工厂），城市是商业、交通、行政和服务业的中心。许多人加入服务业，而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又使其从业人员的数字进一步膨胀。城市的大多数人的确是工人，工种五花八门，还包括一大批仆人，伦敦几乎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佣人（1851年，令人惊讶的是巴黎佣人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12] 。仆人队伍如此庞大，说明了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的人数一定很多，一定占有相当比重，在伦敦和巴黎都占了20%—23%。
城市发展神速。维也纳的人口从1846年的40多万人增加到1880年的70万人，柏林从37.8万人（1849年）增加到近100万人（1875年），巴黎从100万增加到190万人，伦敦从250万人增加到390万人（1851—1881）。虽然这些数字与海外几个城市如芝加哥、墨尔本相比又相形见绌，但是城市的形状、形象和结构都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有出于政治考虑而加以重新规划和建设的（巴黎和维也纳最为明显），也有因企业追逐利润而造成的。政府和企业都不欢迎城里的穷人，但由于穷人是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政府和企业只能不无遗憾地承认穷人是必不可少的。
对城市规划当局来说，穷人是种危险。由于他们居住集中，闹事的可能性大。城市规划当局希望能拆迁贫民区，修筑马路，或盖高楼，然后把拥挤不堪的居民随便赶到某些卫生条件可能好些，危险程度低些的地方。铁路公司也竭力鼓吹这种做法，它们处心积虑想将铁路铺进城里，最好是穿越贫民窟，因为贫民窟地价便宜，居民提出的抗议亦可充耳不闻。对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来说，穷人是个无钱可赚的市场，是从特种商店和商业区里，从中产阶级的坚固宅邸里以及从郊区开发区里扔出来的垃圾。只要穷人不挤进旧区，不住进比他们有钱一点儿的人放弃的房子，他们就可以搬进新住宅。新住宅或由小投机营造商承建，这些人跟乡下工匠差不了多少；或由专造干瘪狭小的一排排街区房屋的建筑商承建，德文当中有个极其生动的名词可以形容这些房子，即“出租的兵营”（Mietskasernen）：格拉斯哥在1866—1874年间造了不少这类住房，其中三分之二是两室一厅。然而，即使这样简陋的房子，也很快就挤满了人。
人们谈起19世纪中叶的城市，总喜欢用下面这句话概括：“贫民窟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城市发展越快，拥挤情况便越严重。尽管有个粗略的卫生改革规划，但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有些地方的卫生问题没有恶化，死亡率没有增加，但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善。卫生健康状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才开始有了较大、较明显、持续的改善。城市仍在拼命吸收外来人口，也许只有英国例外。作为工业时代资格最老的国家，英国城市此时已很接近自体繁殖，换言之，它已进入不需要靠绵绵不绝的大量移民便能自行发展的阶段。
就算要满足替穷人建造房屋的需要，伦敦建筑设计师的人数也不会在20年里增加一倍（即从1000多一点增加到2000，19世纪30年代建筑设计师总数也许只有不到100人），尽管营造和租赁贫民区房子非常有利可图，因为地价便宜，收入相当可观。[13] 当时没有任何力量企图将资金流向转移到为城市穷人的服务上，因为穷人显然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建筑业和房地产兴盛发达的确切原因，是有钱人要盖房子，正如1848年《建设者》（The Builder ）杂志所说：“世界的这一半不断在寻求合适的家庭住宅，世界的另一半……密切注视着将资金投在这一方面。”[14] 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全世界城市房地产和建筑业第一个飞速发展的、为资产阶级盖房造楼的时代。巴黎的房地产和建筑业历史已反映在小说家左拉（Zola）的作品里。只见房屋在地价昂贵的工地上不断升高，“电梯”或“升降梯”诞生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批摩天大楼也落成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曼哈顿（Manhattan）的建筑业营业额开始高入云霄之际，纽约下东城恐怕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为拥挤的贫民窟，每英亩挤了520人，谁会为他们盖摩天大楼呢？不过，不盖也许还是好事。
说也奇怪，中产阶级队伍越庞大、越兴盛，花在住宅、办公室、百货公司（这一时期极具特色的事物）以及足以炫耀的大楼上的钱越多，工人阶级的获益也就相对越少，除了最最一般的社会开支之外，它们包括马路、下水道等环境卫生、照明以及公共设施。在包括建筑业的所有私营企业当中，唯一（市场和小店除外）以大众为主要诉求的是小酒馆以及从中衍生的剧场、音乐厅。小酒馆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豪华酒馆”。人们进城之后，他们从乡下或前工业小城镇里带来的古老习气，因无法与城市生活取得协调，便难以为继了。
2
大城市的人口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少数，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将在这里发生。大型工业企业尚不很多，按现代标准衡量，这些企业的规模并不非常令人敬畏，当然它们会继续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一家300人的工厂就算是非常大的厂了。直到1871年，英国棉纺厂平均只有180位员工。中等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只雇用85人。[15] 众所周知，重型工业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其规模比起一般企业要大得多，它们不但集中资金（这些资金足可控制整个城市甚至地区），更将极为庞大的劳动大军置于其掌控之下。
铁路公司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企业。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铁路系统达到稳定之前，从苏格兰边境到本宁山脉，从海边到亨伯河（Humber），这中间的每一英尺铁路都是控制在东北铁路公司（Northeast Railway）之下。煤矿大体上属于大型个体企业，虽然偶尔也有规模很小的公司。我们可从不时发生的煤矿伤亡事故中，一窥它们的规模：1860年里斯卡（Risca）事故中有145人丧生；1867年芬代尔（Ferndale，也在南部威尔士）事故中有178人死亡；1875年约克郡（Yorkshire）的一次事故造成140人毙命；在蒙斯（Mons，比利时）事故中110人被埋在矿井里；1877年在苏格兰海布兰泰尔（High Blantyre）事故中共有200人饮恨黄泉。企业兼并日益兴盛，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同行之间与不同行业之间的合纵连横，使它们成为控制千万人生命的企业王国。这种现象自1873年便开始受到关注，因为Gutehoffnunshütte A.G.这家位于鲁尔区内的公司，此时已从单纯的炼铁业发展到采掘铁矿和煤炭——实际生产21.5万吨铁矿和它自己需要的41.5万吨煤的半数——并扩展到交通运输、桥梁、造船和各种机器制造业。[16]
位于埃森（Essen）的克虏伯军工厂，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几乎1.2万人；法国的施奈德（Schneider）公司也以几何级数增长，及至1870年已增至1.25万人，以至于克勒索（Creusot）市有半数居民是在高炉、轧钢、锻造以及工艺加工等部门工作。[17] 重工业并没有造就出像“公司城镇”那么多的工业区，在这类“公司城镇”里，男女老幼的命运都取决于同一个主人的盛衰荣辱和喜怒哀乐，这位主人背后有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支持，政府认为他的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是造福众生的。（186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第414条规定，任何人为达到增加或削减工资目的，而企图或真正造成，或继续维持集体停工，或采取暴力、威胁，或施展阴谋诡计干涉工业自由操作，或干涉劳动，都构成犯罪。有些地方的立法，例如意大利，并不以此为典范，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这部法国法典几乎仍然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态度。）[18]
原因在于，统治企业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公司”权威，而是企业“主人”，不论企业是大是小。甚至连公司也是认同于某一个人物，而非董事会。在多数人的头脑里和现实生活当中，资本主义仍意味着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和管理的企业。然而这种情形为企业结构带来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企业资金的提供和企业管理。
整体而言，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具有特点的企业都是由私人筹措资金——资金是来自自家财产——并利用利润的再投资来扩大规模，这意味着，由于大部分资金已投注在这上面，所以企业为维持当前的运作必须依赖相当数量的贷款。但是对那些规模以及产值不断提升的企业，如铁路、冶金以及其他投资巨大的工业，资金筹措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刚开始进行工业化且缺少大量私人资金的国家。当然有些国家已储备了大量资金，不仅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期盼其他国家前来借贷（从中获得适当的利息）。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可说是空前的，或相对而言——据某些人说——也是绝后的。法国亦然。法国的国外投资恐怕已损害了本国工业，致使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即使在英国和法国，也必须设计一个新的办法来调动这些资金，去引导这些资金流向需要的企业，并将这些资金组织成联合股份，而不是私人筹资的活动。
所以19世纪第三个25年，可说是为工业发展测试资金调动的结果期。除英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调动资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银行。所谓间接就是通过当时很时髦的动产信贷银行，这是一种工业金融公司，它们认为正统银行不很适合为工业筹措资金，银行对此也不感兴趣，于是它们便与银行展开竞争。受到圣西门启发并获拿破仑三世支持的工业先锋佩雷尔兄弟，率先开发了这种金融机构的模式。他们将这类机构扩展到整个欧洲，并与他们的死对头罗斯柴尔德展开竞争。罗斯柴尔德并不喜欢这种构想，但却被迫奉陪，而其他国家则纷纷仿效，尤其是德国——这种一窝蜂模仿的现象在金融资本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财源滚滚的繁荣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动产银行自此风靡一时，直到罗斯柴尔德击败了佩雷尔兄弟后方告结束，其间——又如繁荣时期屡见不鲜的那样——有些人做得太过火，越过了生意上的乐观主义与欺诈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的模糊界线。不过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也纷纷面世。它们异曲同工，目的相似。其中最著名的是投资银行。当然，证券交易所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在这一时期，它主要是经营工业和交通方面的股票。1856年，仅巴黎证券交易所便提供了33家铁路和运河公司、38家矿产公司、22家冶金公司、11家港口和海运公司、7家公共马车和公路运输公司、11家煤气公司和42家各色各样、范围极广、从纺织到马口铁和橡胶应有尽有的工业公司，总价值约550万金法郎，占所有证券交易额的四分之一强。[19]
这类调动资金的新方法，其需要程度究竟有多高？效用又有多大呢？企业家素不喜欢金融家，而具有实力的企业家也尽其可能不跟银行家打交道。里尔的一位当地观察家于1869年写道：“里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它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和商业中心。”[20] 里尔的人们不断将利润投入自己的企业中，他们不玩弄赚来的钱，也希望永远不必去借债。没有一个工业家会将自己置于贷款人的股掌之上。当然企业家也许不得不举债。例如克虏伯在1855—1866年间，便曾因发展太快而导致资金短缺。历史上有个令人信服的模式：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的国家，越依赖大规模调动、引导储蓄流向的新方法。西欧先进国家已有足够的私人财力和资本市场。在中欧，银行以及与银行相似的机构，不得不更有系统地充当起历史的“开拓者”角色。在南欧、东欧以及海外，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一般是加入争取国外援助的工作，为贷款作担保，或（这个可能性更大）设法保证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使投资者认为其利润已有保证。光是利息这项诱因便足以动员投资者掏钱，或令投资者投入经济活动。不管这个理论正确到什么程度，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本书所述时期，银行（或类似机构）所发挥的工业开发者、导演和指挥者的作用，在德国这个伟大的工业化新兵身上，要比在西欧国家大得多。是否银行的本意就是要充当工业的开拓者和导演——就像信贷公司那样——或只是因为它们擅长此道？这个问题就更难说清楚了。答案很可能是当认识到如今确实需要一个更为精密复杂的融资机构，当大企业家已将大型银行纳为其殖民地后，银行才成为精通此道的专家，1870年后的德国便是如此。
金融对企业的政策也许会有某些影响，但对企业的组织影响不大。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困难更多。个人所有或家庭所有的企业，其基本管理模式是家长统治。对19世纪下半叶的企业来说，家长作风的管理是日益行不通了。1868年一本德国手册上说：“最好的指导是口述，是由企业主亲自讲解，所以东西都放在面前，一应俱全，一目了然。业主并应亲做示范，当雇员经常可亲眼看见雇主以身作则，那么雇主的命令也就更有力量了。”[21] 这一金玉良言对小作坊的雇主和农场主人是合适的，对大银行、大商人的办公室或许也有意义，而且对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只要指导还是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条经验也将继续有效。有些人即使当过小作坊（最好是金属制造方面）的工人，受过基本训练，但还是得学会熟练工人应具备的特定技术。克虏伯公司的绝大部分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德国所有机器制造业的技术工人，都是这样在其岗位上培训出来的。只有英国例外。英国雇主可招到现成的、大部分是自学成材的、具有工业经验的技术工人。欧洲大陆许多大企业里的工人跟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几乎是随企业长大，并将继续依赖企业。这种情况的存在与众多大企业所采取的家长管理制不无关系。然而，人们不会期盼铁路、矿山及铁厂的大老板们时时像家长一样照看其工人，而他们当然也不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