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门第源于汉末儒学世家。
袁太傅（袁隗）天下宗师，四世三公；刘景升党锢之遗，传薪郑马；司马公河内名族，顾雍、陆抗百年卿相。此辈勾画士族政治抛物线上升段。
独曹公以刑余遗孽，“忽然爱国”[36]，厉行名法，竟移汉鼎。此事非同寻常，易代易君不易政。“求贤三诏”侮弄儒道，意在开寒人仕途，杀名士气焰，以致恶名流于身后（可谓掌话语权士人阶级报复）。献帝朝，政事颇具双轨性质。曹公虽有班底（以黄巾遗孽青州兵为主力，亦属政治负资产），未能操控朝局；杨彪领袖文臣、孔融自命清流，皆一时士大夫之望。曹公初行党狱，孔融声言“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竟消巨案[37]，足见彼隐然以旧臣士族代言人自居，而曹公亦默认维持汉室正统门面，非彼辈不可。唯其如此，天下初定，孔融、杨修竟无死所。世子丕继位，青州兵擂鼓而东。世子至欲尽逐朝士，专用沛谯。形势之紧张，似乎并未随时日消弭。
公达（荀攸）薄萧曹（萧何和曹参）不为而殉汉，暗示士大夫敌视曹氏名法逆流之深。典午（司马）得国，侥幸殊甚，其势孤危，王统易绝，理故宜然。彼不直儒学世家垄断政柄，而不能于荐举（门阀种子）之外另开新路。逆流难久，自在意料之中。终曹公之生，阉宦-党人旧恨未消。景升名列清流八及、本初（袁绍）兄弟承袁安遗德，原系儒士天然领袖。陈孔璋（陈琳）[38]辱曹公阉奴义儿，非仅文人恶口，实欲唤醒清流党人阶级意志，动摇许都文臣效忠意志。曹公所谓“纵余失德何预先人”[39]，实为强词。彼何尝不知汉室中衰起于党锢案，政争家世息息相关。
士族抛物线下降段起于隋行科举，余波及于残唐。此类“长时段历史运动”固非二三奇才力能回天。
印刷术与科举同龄，亦非偶然。学统由来关政统。秦火之余，人亡学废。张霸割裂《尚书》之《百两篇》[40]足立官学，“遗子一经”[41]之说、白虎通义、洛邑石经，无不暗示薪传艰困，故家传一经（袁氏、六朝王氏青箱学之属）足以创造政治豪门。印刷术若不普及，任何选官之法必不出世家范围，故唐兴科第，终不能夺门第之余焰。寒门大兴，尚待冯瀛王印五经。宋明士人皆出寒人（范曾二文正[42]模式），其势孤弱。时君日尊，儒臣益卑。社会之进步恰为政治退化主因，历史之复杂性远非社会进化论所能概括。西欧绝对主义削除贵族而自亡，为民主所驱除；而东土三角斗争[43]永远以君民合作，不断削弱中间阶级为结局。同因异果，历史之有机化学尚在蒙昧时代，愿史家毋轻言“历史进步必然性”。
当涂（曹魏）有大德于天下，创业维艰；典午无寸功于大朝，篡国甚易。无他。曹公逆势而孤危，不容分寸参差；仲达（司马懿）平流而安固，何妨侥幸智取。唯时移世易，彼时之顺流，恰成后世之逆流。
“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赵家庄里蔡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