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入汉，永平证果，佛门学术莫盛于六朝。康乐（谢灵运）译经，二帝舍身。入唐稍衰，玄奘、武后之辑录颇类不韦春秋，钩辑百道，意存调和，无复新锐悼厉之气。禅宗盛而佛学荒，自天水（赵宋一朝）伪作楞严，后继无人，宗风惨淡。梁任公首发：唐以后和尚不做学问。后学众议佥同，胡适归罪于禅宗简化论。
此间头绪纷繁，可补者二。
其一，弘法时代恰与门阀政治重合。此间寒门俊秀上达之路，非假军功如刘寄奴，必入禅林同陈玄奘。西欧封建、日本武家亦有同类现象。政重门第，教法平等，福泽谕吉幼欲为僧正，亦以此故，幸明治变法为彼开道。教会力量来源之一，即为充当贫民守护人。废封建，则教门乏才。社会平等与政治立宪同进，即日欧社会同构性之证；华则类绝对主义“专制乃平等最大友人”[127]。封建贵族亡于秦汉，儒学门阀衰于隋唐，皆以强君尊主为果。天水儒盛释衰，非仅理学揉合佛理之功，亦有门第废、科举兴、印刷术普及、寒人仕路大开（书中自有黄金屋）、佛门受竞争性抑制之背景。禅宗学术求简，自耕求食，反证智士不入淄流[128]，平民供养乏力，且夫无取于精微玄理（对观六朝帝王名臣以谈空说玄竞名）。舍以剃度为政治避难外，僧团社会构成日益劣质化，多为才弱难入科举、贫极不足自养者啖饭处。明例以游卒、游僧、游民并列，视同隐患；清人因之。寺僧有术者无过赋诗求名，充士夫清客，不复精进学理；庸常者以民家红白求饱；野僧无依者的确无异流氓无产者。
其二，以政制论。入关前及未入关之蒙、藏、满各部皆未逸出贵族政治范围，健斗无文，僧人即社会唯一文人团体，以佛法平等吸取全社会智力资源，其道甚便，且地位之尊、团体之密，汉土儒生从未企及，唯中世纪初元略近之。有清一代，满蒙王公、儒臣帝师无不跪拜称臣，诸帝唯于达赖呼上师、称弟子、受摩顶，达赖仅合掌受之，诵经祈福而已。黄教持戒之严、论辩之精亦远在同代汉僧之上，著译数量虽不及六朝隋唐，实足以羞杀宋明禅僧。宗风各异，不便论质，鉴于黄教僧俗人口之少，有此纪录实堪叹服。教门—民族—社会—政制错杂殊甚，颇与文化时间表相因。
光绪末，北廷化失败为力量，渐有化宗藩体系为主权领土（以此必削旧藩之权，蒙藏首当其冲）、化天下国家为民族国家（触发满蒙统治核心政治自杀）之意。太后遣罗西木桑[129]喻达赖十三世叩见大皇帝，为彰大清国主权张本。达赖十三世峻拒之，由是政教失和，转恩为仇。达赖通英拒北，孝钦（慈禧）令川军入藏。达赖走印度。辛亥军兴，川军假道还乡，达赖复位。蒙藏以“宗藩系于帝室，帝逊则无藩”之封建法统，否认民国。边事自此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