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请自满蒙始。
满蒙拓殖，属于“内亚次级殖民主义”[135]问题，依托东清铁路，以“满洲国”时代为拓殖高峰。满蒙日益窘困，求庇于日本，乃造成日中战争之直接原因，一如国府求庇于美国，乃造成日美战争之直接原因。“满洲国”立制，以复辟民初“五族共和”（国民革命斗争对象）为辞，以平衡汉民优势为国本，然不能阻止直鲁流民用脚投票及其沙丁鱼淹没战术。拓殖退潮，始于太平洋战争-关东经济管制及经济衰退。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元之上都辽阳河套，农业人口繁盛，见于西方及伊斯兰记载，其中必有大量汉民。明兴，亚述式大流放横扫全国。[136]凤阳花鼓、洪洞槐树之对应物有二：迁口外居民以实内地；强制内地胡人改汉名，联姻汉民。顾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汉姓之杂糅。明初武臣为胡人改汉名者畸多，不逊于唐。无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时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辽金口外居民有延续性，中原内战不断驱民出塞。辽亡，郡县北界已逾民国以前任何时代。此类居民后裔若非为蒙古所杀，势必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内乱出塞者亦以百万计，似乎并未贻北狄重大政治问题，而番将胡兵与唐五代相始终，余波及于杨家将-河东吐谷浑集团。开边问题=雇佣番兵问题；藩镇问题=番兵不能汉化问题；废藩释兵=无胡化即无战斗力问题。[137]
五胡北朝，胡人贵族集团与东京儒化世族共治，演为隋唐政治及战斗力基础。同时，内战不断驱逐失败者出塞，而后无声无息，唯有解为胡化泯灭。
汉魏徙戎保塞，实质在于驯犬御狼，终至狼犬合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内地生育率下降（意义体系崩溃之确凿证据），光武以来积极解除地方武装、推行内地非军事化，依赖雇佣兵乃迟早之事，而胡兵永远构成雇佣兵之最忠诚、淳朴、善战部分。此际，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记录。
战国秦汉期，塞内外文化断层尚不存在。匈奴体制不同于鲜卑突厥，显系战国之余，酷似鲜虞、中山、楼、代[138]之属。相邦（即汉之相国，避高祖讳而改战国旧称）领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当时儒道犹有宪制意义，并非君主个人偏好，实为贵族封建制投影，证明法家—官僚集权制—军国主义发育迟滞。鲜虞、中山于列强竞相废封建、立郡县之际大行儒道，启赵主父（赵武灵王）觊觎之心，即为显例。此时夷夏犬牙交错，尚未一线隔绝。赵王历代联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异族。汉家刻薄寡恩、单于宽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专制之别。匈奴若能于景武之际问鼎咸阳，其效力犹近于封建宪制-多国体系复辟，迨周之薄海、楚之临河、秦之叩关[140]顺流而扩大，非后世胡汉文明战争可比。然武宣杂霸王道、阳儒阴法，历史步入终结；鲜卑代匈奴，即无责任阿米巴组织取代负责任复杂组织，此后不再有路径选择机会。
汉匈战争实质后果，在于塞外政治组织日益退化，过渡文化区一变为断裂带，简陋部落因耐破坏力强，日益取代复杂制度；塞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官僚化国家结合，春秋民兵、战国义务兵日益为雇佣兵取代，胡兵乃雇佣兵逻辑终点。此间没番汉民有记录者，皆联姻胡女而后胡化消失；降人有记录者，皆化为汉家雇佣兵，为五胡先声。属国制实质在于避免汉化，保持其战斗力。
[1] 根据《论语》、《春秋》三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如下。鲁君为周公嫡系，周礼尽在鲁。国人是西周贵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统治阶级身份君临土著，祭诸侯宗社。野人（乡下人和土著）没有统治阶级资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于亳社（殷商-环渤海文化圈的传统祭祀）。国人内部的融合已经相当彻底，殷周后裔对鲁国的认同相去不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君和执政贵族的党派纠纷。野人对鲁国缺乏认同，但鲁国日益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君（含宗室世族）、国人（孔子一类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斗争。鲁定公时代的政变中，执政的党派感到有必要争取各阶级的正式盟约。这种形势非常接近约翰王时代的西欧封建：各等级的势力均衡产生了某种混合政体的萌芽。
[2] 齐景公。尽管司马迁将齐国和莱夷的战争追溯到太公望时代，但主流历史学家认为齐国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有效统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当然，这是以牺牲土著为代价的。齐景公的大臣命令莱夷向鲁国君臣献礼，孔子认为这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齐国人的动机显然是把俘虏或归附的莱夷当作战利品，向邻国炫耀胜利。
[3]利特尔·哈特在《战略论》当中提出的概念，涵盖了军事以外的经济、人口和地缘布局，强调“势”强于“力”，良好的战略布局能够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
[5]朝歌。卫国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纣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统和首都。
[6]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成瘾，人称“鹤将军”，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兵败被杀。卫国经此变故，由大国变为小国。
[7] 清人沈曾植《还家杂诗》。
[8]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并称。
[9]《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因此，从“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10] 齐桓晋文的“会盟”发挥了国际联盟的作用。华夏系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后裔）通过会盟将自己和非华夏邦国、部族（包括日益强大的楚国）区别开来，视后者为野蛮人。会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周室衰微后，借助诸侯联盟的力量挽救华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传·闵公二年》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经·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12] 项羽封鲁，号鲁公。战国末期鲁亡于楚。
[1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此外，宗族兼任军事单位是殷商末年的传统。一族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叛变或归附都是以全族为单位的。周公收编殷民，并不改变族内结构。祭祀同时兼任军事训练或演习。年轻贵族只有在祭祀时表现优异的射箭或驾车技术，成年后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14]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承担相当于手工业者的任务（包括极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制造业），他们的叛变或归附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王子带事件证明，他们的敌意足以颠覆正统君主。因此，怀柔这个阶级是政绩的体现。招徕外邦移民，证明本国政治清明，同时增加了本国的人口、技术和战斗力。盟主不仅要强大，而且需要有道义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应该出兵保护或帮助残民复国。齐桓公对卫国、燕国就是这样做的。亡国就是宗社香烟断绝，复国就是断绝的宗社后继有人。
[15] 这是宋襄公在泓之战当中提出的骑士原则，源出《司马法》（西周贵族战争的荣誉法典），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在于追求荣誉（相当于足球队球风好比成绩好重要），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年纪大的敌人即使俘虏了也要立即释放，敌人受了一次伤就不能打第二次。这样的打法才体面，不择手段追求胜利是体面人所不齿的。然而，宋襄公的敌人采取了只顾利益不顾荣誉的战法。《司马法》最终失传，只剩下其他文献间接保存的片段。只讲利益的《孙子兵法》取而代之，战国取代了春秋。
[16]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他是前任赵王张耳的儿子，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刘邦访问赵国，对赵王无礼。赵国宰相贯高及其班底认为这是侮辱赵国，要求国王为国家荣誉而报复。张敖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
[17] “全民总体战”就是全体男性从军的毁灭性战争，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国时期才出现。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只由少数贵族负责，与平民无关。
[18]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是贵族和专业人员的战争，大多数国民不参战。法国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是全民战争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国（周政）和专制、统一的中国（秦政）不能两立，其间多次反复。虽然秦始皇的胜利使后者占了上风，但周政派并没有彻底灭亡。汉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复周。东方诸侯出于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图复辟列国并立的局面。他们并不像汉代以后的儒生和藩王那样，反对朝廷只是为了自己做大官和当皇帝：不改变体制，只想改变当权者。
[20] 轨辙，就是轨道、车辙的意思。古代的马车轮子相当于现代的火车轮子，如果轮子和轨辙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统一车轮。
[21] 卫国是殷商的故国（朝歌），卫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级亲王。春秋时代的卫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把丰富的遗产留给了秦汉大一统帝国。钱氏吴越政权在杭、越大兴水利，促进贸易，奠定了两浙繁荣的基石，把遗产留给了宋朝。
[22] 参见《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4] 曹操：《蒿里行》。
[25] 曹操：《蒿里行》。
[26] 韩侯少无赖，以带剑受胯下之辱。盖俗见以带剑尚荣皆贵族事，带剑而畏死者可耻之尤。
[27] 冯谖对孟尝君的主要不满是：主人给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让他在社会上维持体面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愿意给主人作出重大贡献。
[28] 苏秦在齐国，答应让齐国的外交政策配合张仪在秦国和魏国的外交政策。这段故事可能是《战国策》作者的虚构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游士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忠于他们的东道主。从秦国对待游士的法律来看，他们的东道主对游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济会被认为是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国团体，19世纪欧洲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流言指控他们打入政府高阶层，从事国际性颠覆活动，主要是密谋反对各国的君主制政权。杰斐逊和罗斯福都曾遭到这种攻击。
[29] 战国晚期诸子从开明自信转向悲观怀疑，从孟子和荀子的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民本和仁政最终会胜利。荀子则相信人性本恶，集权和吏治不可避免，其学说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残酷的韩非子学说。这些理论不是抽象的哲学人性论（古代中国没有脱离政治的抽象哲学），而是诸子在当时现实政治中的切身体会。在战国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中，齐宣王、魏文侯这样的开明君主销声匿迹了。，吕不韦和黄歇这样冷酷功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取而代之。韩非子冷静而无情地宣布：竞争道德和贤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属于赤裸裸的暴力斗争。
[30] “皮洛士式胜利”是指得不偿失的胜利。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南意大利打败了罗马人，但军队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因此表示再也经不起一次这样的胜利。
[31]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32]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谴责苏联体制、鼓吹苏联改革必要性的著作。
[33] 这是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段子。他们在卡洛斯国王实行民主后，失去了攻击对象（佛朗哥将军）和同仇敌忾的感觉，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竞技式战争，以追求荣誉而非胜利为目的。
[35] 白起的长平之战取代了宋襄公的仁义大旗。春秋的贵族战争强调风度和礼仪，目标在于争取最大声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将对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亲）斩尽杀绝，因此孔子赞美的齐桓公、晋文公愿意以骑士风度保护弱小国家。战国的群众性战争只讲实力，胜利者会消灭失败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严重破坏了秦国的声誉，但舆论谴责丝毫阻止不了秦国的铁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论变成尖刻的讽刺。
[36] 香港报刊对自由党及其同路人（香港的亲企业家势力）的嘲笑。这些人在殖民时代是积极的亲英派，反对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后突然变成积极的建制派，同样反对泛民主派。这种说法暗示他们不过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像老左派始终亲北京、泛民主派对伦敦和北京同样要求扩大民主。
[37] 《后汉书·杨彪传》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据理力争，后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御览》引《魏书》：“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42] 范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国藩）。
[43] 指王权、贵族与国民之间的三角斗争。
[44] 《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45] 表面上是哲学问题，骨子里是政治问题，详见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焦点是，现在的执政者能不能自称“不知道”而逃避历史的责任？揭露真相，应该导致和解还是清算？
[47] 马棰是南朝名士对北府军人的蔑视性代称。刘裕政权象征着流民军人集团对士大夫门第的胜利，后者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他们不肯像陶渊明一样索性归隐田园，只能自嘲马棰下富贵（侍候大老粗）。参见萧华荣《簪缨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马氏。《晋书·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49] 《晋书·顾荣传》载，陈敏“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假荣右将军、丹杨内史”，后“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
[50]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51] 王导的特长就是在官场内部和侨、吴士大夫之间打圆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毫无原则。赞成他的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不断调解，矛盾重重的东晋政权很可能从内部崩溃。侨人士大夫没有武装，但有文化。他们能通过乡里清议（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舆论）剥夺反对者的任官资格，因此清议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谴责，而是有极大的政治分量。只有极少数军事强人（包括刘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团，宣布准许乡里清议排斥的人士咸与维新。
[52] 谢朏（441-506年），字敬冲，陈郡谢氏子弟，拒绝卷入萧道成的篡位计划。
[53] 玉通，号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认为陈朝的灭亡和建邺的平毁（隋文帝为防止南朝复活而采取的破坏性措施）是礼乐正统的中断。
[54] 贤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为贤能的标准。儒家几乎做到这一点，但教育又产生了学阀世家，使家教变成另一种阶级分化的源头。清议监督政治是汉儒的梦想，但必须依靠掌握文化资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执行。礼乐价值是儒学家族干政的道义依据，只有他们能充当礼乐的裁断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舆论的政治）只有依赖家教家学来传承。琅琊王氏称礼学为“青箱学”，视为传家之宝。礼学是大家族维持秩序的规范，在小家庭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礼学的兴盛源于门第的投入，在此期间朝廷对学术的支持急剧减少。大家族又称“唐式家族”，这是相对于秦汉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门第其实是魏晋的产物，只是魏晋六朝的自然延续。通常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大家族社会，在秦汉时期尚不存在，产生于东汉以后儒家的长期培养。“差序格局”意味着个人只对家族共同体有义务，对外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义务。大家族不同于小家庭的特点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风险能力。东汉和罗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蛮族阑入为特征，都以蛮族入侵为结局。大家族主义和绝后恐惧文化是对这种危险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机。
[55]北魏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正光五年（524）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叛乱。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阳，“五胡乱华”的时代开始。
[57] 永嘉蛮族入侵类似日耳曼蛮族入侵，开启了隋唐以后的近世。
[58] 江统，著《徒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旗人迁徒出境，以防微杜渐，阻止叛乱。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五胡乱华”，后人评之有“先见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氏之乱，屠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
[60]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头禅。
[61] 参见《韩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63] 台湾报刊常用的术语：尽可能求同存异，争取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中间路线。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桥聚之地，民风劲悍，故曰“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谢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关洛，置大本营于彭城（战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复制曹公父子邺城（魏国）-许都（汉朝）模式，卒篡晋室。至今刘氏仍以彭城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团也。
齐高起家淮右，以青齐流民为骨干。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齐二州于广固历阳，尽诛鲜卑王族，起青齐大姓为长吏。明帝朝，建邺、寻阳争立，北朝入寇，虏青齐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齐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萧氏以其渠帅健者为选锋，卒成王业。流民帅=边防军，此东晋用郭默、蔡豹以来之成例。三吴财赋之区，其民柔懦不堪战，素畏流民之轻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苏（青州）以来，称兵内向者相望于道。齐高之齐，淮右青齐集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