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留斯，卡帕多西亚行省议员，包税未足，弃官逃责。罗马古史本无逃官怪事，故无成法可用，不得已竟用缉逃奴格式充数。此系戴克里先国家社会主义之切面，论史者皆以税重，以国言之，此论不易。以议员个人言之，赔税尚不至倾家负债，且税后顺民全无军事责任，一切付佣兵可也，远轻于共和之人财两献。而彼已不能堪，终至共和阑尾之掏钱官员全废，帝国任命之领薪官员代兴（开支再加一笔，税负自然更重）。此中要害，恐不在议员赔钱，而在议员已无实权，不值作此牺牲，否则恺撒、卡提林辈倾家负债，竞选无功，岂非至愚？罗马民政官员临战必任统帅，兵败十不存一，战胜而将帅不反亦过三成。恺撒名言“开船，载恺撒及其幸运”，实言从政卫国（当时二者为一事）即舍命赌幸运。竞选已败，舍内乱外患已无出路；卡死内乱，凯则开边大胜，得战利品为巨富，始得再起。
二人皆以民主派俊秀起家，结局大异，舍幸运外，确无其他解释。共和罗马官员以舍身破财为本分多类此，绝少盘剥本国之可能，政治腐败系政客贿买选民，与东方专制之腐败方向相反。罗马之好开边与此大有关系，唯取敌战利品大掠行省顺民始能翻本发财。瓜分征服地战利品不公易为两党斗争导火线，格拉古革命即由分帕加马财库、迦太基农地起。而同时之东方专制，以剥本国顺民财帛买和于外为常道，一消一长，其效可知。元首夺权，阑尾政客失权力毒汁美味，自不乐为虚职破财补税，否则戴朝议员之奉献极少，足令横死之卡提林地下翻身。罗马末季，文人好谈共和之德正，今世之德衰，即出此背景。彼未及者，即今世之国，已属蛮人佣兵，一同东方专制，与“元老院及罗马人民”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