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版图，实不如汉。清为多元-共主-君合国，关外各邦地位高于华夏，统治华夏而不为华夏统治。目前“新清史”实际涵义在此，多用曲笔而已。
帝国疆域扩大，实为光绪以后“内亚帝国主义”“印第安战争”产物。故而内亚各邦之视日本，往往如国府之视富兰克林·罗斯福。
由汉至明，不计安南朝鲜，版图基本稳定。唐辽金元清同为多元-共主-君合国，郡县汉地盈缩极其有限。真正变化在于：儒化—社会同质化—政体扁平化—集权化日益加深。
封建本为部落简陋之习，优势即在青春（野蛮）；专制本为晚期文明姑息之制，弱点即在文明（烂熟）。老少之异，并非制度之别，可以人为改变。日耳曼蛮族发展成熟为希腊罗马甚易，托勒密埃及返老还童为希腊罗马甚难。
斯宾格勒周期：原始民族—封建青春期（西周、中世纪、荷马时代）—启蒙鼎盛期（春秋、近代欧洲、伯里克利时代）—帝国衰朽期（秦汉、罗马帝国、世界大战后）—费拉民族（埃及与东方专制国家，等待征服者和文明解体）。
克隆，抑或克累得
传承之术，不外二者。以忠于原版计，自当取克隆；为抗乱耐劫计，克累得[2]居优；略外扰而计繁殖能力，二者相去无几。进化，以度劫为胜，不知优劣，是以克隆种群扫地几尽，舍若干昆虫外，仅存人造果类薯蓣之属，其品种天然退化性，育种家亦无如之何。
梵文之衍生、拉丁之破碎，语言之克累得也。华语则克隆之孤臣孽子，虽韩、日、满、蒙旧字亦不就其范围。方言蔓衍，变异无端，一统者易困，继统者多亡，自然之理。《国史大纲》断-岐、续-统别中西，不易之论。衰周齐楚不通译，百家尚在，秦汉文字一而学统定，其间若有契合。此后华以同质胜，欧以异质胜，合者弱而聩，分者强而慧，正应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列国自奋，爱其士而强其民，谋于外也；天下一统，愚其士而弱其民，谋于内也。自由不赖多国体系（政治学之克累得？）而能久存者，古今中西未有。虽罗马一统，亦亡其共和而用东方神皇。吉本叹息：“微北蛮，吾子孙其退化为侏儒乎？”麦考莱曰：“微封建黑暗，顺戴克里先专制一统之制，吾欧其将为中国乎？”所忧正与孔子相反。
近乎孔门者，前有拉丁教士，后有拉丁人文学者。想使大格列高利、伊拉斯谟斯诸贤得行其志，必废封建、破等级，有教无类，拔寒门向学者为官僚以代贵族。于是西欧当有罗马后朝之一统，以古典（基督教）经、（哲人）子典籍取士任官，寒人蛮鄙皆以诵拉丁效罗马为荣身耀乡不二法门。政治克隆术得志，近代世界胎死腹中。豆瓣诸公必为艾南英之续。
当代之克隆术，莫大于国族运动、国语运动，皆方言之天敌。然则行于欧洲，以拼音文字本色，反激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国族国语大兴于十九世纪，芬兰、波希米亚、爱沙尼亚诸方言复活而有文艺勃兴，非偶然也。二十世纪，小族复兴、中欧破碎，皆其顺流之势。其风方劲，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加泰隆、布列塔尼方言再造文化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大国语大国族运动，成效最著者反在远东效颦者。中日韩皆以同质性高、文化创造力疲软闻，然内部比较，华之领先日韩，亦无可疑。
以是观之，繁简之别，不在其美感、文野，而在其同质性。旧体有字无音，不能尽去方言也明，为克累得留一线之机，须知历代诗词文极而弊，皆赖返本以求方言民谣活水而复振，其道无异土豆苹果不取野种杂交，不数代则退化为枳。新体之身兼音字，自命普及文化，实则先否认地方文化有文化资格而后灭度之，实秦火灭度十五国风而官书隶字以吏为师之扩大深化版。问题不在字形，而在官书国语一统普及主义有大碍于华文化基因多样性，必增加其退化机会而削弱其抗病幸存能力。
政治大一统之所利，即文化繁衍力之所患。英语布于万邦、法语不出魁北克，即出此道。人工花园扶持，速其亡也。北美独立，英帝国之大患，英语之大幸。华文化之幸，亦在太宗无力亡韩成祖、未能吞越，其大不幸乃在楚齐特色文化终亡于秦汉。闽语变异，大华国族主义之不幸，华夏世界之幸；吴语垂绝，国语国族之成就，华夏文化之自戕。
物无两大，事无两全，众善不并立，唯有勇有识者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