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县议会选举，行成年男性普选制一人一票制全额连计法。五月六日至八日初选，产生选举人团一百三十五人。六月十五日复选，选举人团互选，产生议员三十员。以上两轮选举制度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相同，唯一区别在于不承认积极公民、消极公民差别，以跨越式发展直接与国际最先进经验接轨。倘若雅各宾选举法可以自居激进，天津选举更为大众民主，颇难视为保守改良主义。本届选举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试点，同期试点者尚有警政、司法裁判所，直隶新政常居全国第一。天津新政有八国联军天津临时市政府奠基，成事较易，袁氏不得掠美。然推动地方自治，推动责任内阁制，鼓动废军机，台谏指为神奸，寿阳相君斥为有不臣之心，几危其身，其立场之激进，已居“体制内改革派”之首，不类后来者臆断之“行政改革替代政治改革”。
政治自由、社会放纵、遥远的镜子
陈寅恪“双重道德标准”致“贤者拙者”以双重义务而亡，“巧者”以双重权利而兴，据真人实事而言，绝非泛论。
众人耳熟能详者，莫过胡适“小脚太太”，即片面放弃儒学传统男性家庭特权而承担男性家庭义务，片面奉行立宪民国积极公民义务而放弃基本公民权利。陈独秀、周树人、吴虞、邵振青则反是，行使旧男子家主之权而遗弃发妻，享受杯水主义性自由而不负责任，绝不放弃士大夫特权同时以激进革命收廉价名誉。
民初自由派与激进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气类难合，皆出前者仅爱政治自由，视社会责任感为神圣不可犯；后者以社会革命为重，以政治自由为皮毛。就学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实，后者粗而伪。
“遥远的镜子”以其神秘感，最能发挥心理学“罗夏墨迹”作用。原图无意义，观者判读之异，确能反射观者隐秘内心欲望。章士钊夫妇游英，见其小民愚钝、爱乡、爱家，废然不言革命、妇解。胡适亲历北美，知其清教标准家庭保守、自制、勤俭，忌性自由过于儒者，唯公共责任感为华人万不可及，然则听者寥寥。新生代所爱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实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挟西洋以骇腐儒”而已，其不爱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构架，然则其需索于积极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顺民散沙所乐从），宝爱[3]社会放纵，自投于社会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历史必然性）。
不幸社会之为物，不能或不乐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间社会破坏愈彻底、道德责任感愈低，愈须于霍布斯丛林与全能国家之间选择其一，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弱者受虐于强者非但远过于立宪政体，甚至远过于旧式家长君主制。全能国家管制严酷程度必然与社会解体或社会革命彻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间组织消失后，舍国家、社会二者合一外，实已别无维系动物性生存之术，而尚可望（并非必能）维系者亦仅存动物性生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