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在国民党方面积极部署第五次“围剿”，准备向苏区发动新的进攻时，中共方面也在全力准备反“围剿”战争。对于国民党军新一轮进攻的严重性，应该说，中共方面有着充分的估计。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就展开新一轮反“围剿”作出决议，表达了粉碎“围剿”的信心，认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新的有利变动，国民党及其他各派军阀在政治上与军事上不断削弱，国民党统治急剧崩溃，“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通观决议，其中确有当时习见的高调成分，但对于年轻的中共党人而言，这样的高调常常只是不愿示弱的一种表现，如果以为中共就是以此来确定其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则未免低估了其能力和水准。就在这一决议中，中共中央在乐观预测总体形势同时，也严肃指出：“阶级敌人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围剿’，是在疯狂的准备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要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苏维埃的出路，那我们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1]7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内部报告中说得更直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我认为，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2]
与中共中央发出决议同日，博古在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和中共中央文件一样，博古在估计“我们有着一切的条件取得这次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与确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同时，又强调指出：
在这个剧烈的战斗中间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发展的困难，假若我们不能继续我们一切的努力，紧急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来为着争取苏维埃的出路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为克服我们发展中的困难而斗争，那我们便不能胜利。[3]
随后，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出的致世界劳苦民众宣言更明确宣示：“现在，这个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4]虽然，人们也许会指责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共中央没有及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但客观而言，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身处战场的中共中央不可能不把打破当前“围剿”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民族生存危机前思考方向逐渐发生变化而身处战地的中共中央却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
在对形势作出严重判断的基础上，如何应付国民党新一轮的“围剿”，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
数年的苏区发展过程中，中共已经创造出一整套的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每一个成功发展的苏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战略战术的总结，中央苏区军事与政治的结合尤其成功。如当时有人所总结的：
在游击斗争中，在群众工作上，必须采取毛泽东深入群众的斗争；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在军事上采取彭德怀的方式，游击队神出鬼没的袭击敌人，骚动敌人，分散敌人的目标，使其不知我们的踪迹，不易对付我们，在敌人注意我们游击队行动中，更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与深入。[5]
这一套在实践中得到提炼的军事、政治的成功经验，对中共展开反“围剿”战争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对此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8月28日，中革军委下达密电，规定各省军区和军分区的区域和任务，要求各军区及所属部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进行机动的游击的战斗，以钳制麻醉疲惫迷惑敌方和瓦解当前之敌”。[6]29日，周恩来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作《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紧急任务》的报告，这是红军进行新一轮反“围剿”战争准备的主要文件。报告提出反“围剿”作战的主要方针：（一）猛烈地扩大和巩固红军，加强部队尤其是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发展党员，建立十人团以反逃亡。（二）加紧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不仅要加紧练习打靶、投弹和白刃战等技术，而且要努力学习防空防毒、阵地战、堡垒战和使用新武器等技术，了解掌握一切战术原则和战斗动作，“不应忘记”游击战术。（三）有计划地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战线与游击战线，开展游击队的游击战争，破坏国民党军的战争准备和供给。（四）各部队应在整个战略的意图下执行战斗任务，同时，“要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要特别提倡活泼机动的运用战略战术，而不需要呆板的服从命令”。（五）加强对白区白军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克服“敌人堡垒是无法打的”、“敌人封锁中的一切困难是无法克服的”等悲观失望情绪，同时反对胜利冲昏头脑的思想，“保证红军中思想的一致”。[7]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都贯串着运动战的思想。1933年8月，项英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8]10月，中共中央致函闽浙赣省委，严厉批评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指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9]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军事方针时明确谈道：
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10]
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发表文章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而敌人则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作战……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11]1933年8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刊发该文。9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12]“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翼侧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13]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14]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15]“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6]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道：“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别多。”[17]
游击战在各级、各地的有关指示中多次被提及。早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四方面军信中指出“极大的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18]中共领导人博古在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也不忘强调：
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目的的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面发动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不定更要比现在大得多。[19]
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20]同月，中共粤赣省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强调在粤赣省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同时批评各地不重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分兵把口还是普遍的存在着（在寻安信）。因此，更不能抓紧许多便利的条件，灵活的、广泛的在敌人侧后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21]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22]4月，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各级党和苏维埃，“我们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23]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表的社论也指出：“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24]
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道，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25]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26]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27]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出动兵力较第四次“围剿”几乎翻了一番，直接参战兵力达到5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红军总兵力增加不多，仅10万余人，[28]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29]。人数、武器装备和补给的绝对优势，使国民党军事实上可以主控战场。因此，当他们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30]时，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道：“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而且，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32]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然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33]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电报中就已经谈道：“总的说来，我们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苏区还是太小了。”[34]所谓苏区太小了，当然不是说他们会无视相比前几次反“围剿”，苏区正在壮大的事实，而是基于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判断，即共产国际代表所说的：
我们的地区太小，不能遵循将敌人较大部队拖入陷阱的战术。我们应尽可能地进行大的战斗，或者在我们地区外围，或者在敌占区。由于敌人切割了我们的地区，控制着交通线和重要城市，我们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将防御工事和基地向纵深推进。况且，如果敌人暂时占领我们的地区，他们在离开时会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质方面，这会削弱我们作战的能力，而在道义方面，我们离开团结一致的苏区，使之完全失去防御能力，就会损害农民对我们的信任。[35]
另外，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滕代远明确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36]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37]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红军很难觅到战机，运动战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38]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39]可见，当时红军坚持其一贯的运动战原则确实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难。远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其军事顾问已经对困难予以充分注意，他们对困难的高度估计甚至导致其对国际方面的指示也并不认同，直指其会“助长错误的倾向”。[40]
应该说，共产国际代表的认识并非无所根据，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如前所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就提出红军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对手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可能的变化：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41]
所以，毛泽东后来曾提出，福建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42]而对反“围剿”中期由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提出的进军湖南计划[43]也予以肯定，强调：“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44]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方针是相吻合的。但是，对于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作出这种非常规的抉择，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意味着需要承担严峻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压力，不是已经看到结果而又无须承担责任的我辈所可想象的。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对方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在毛泽东看来，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45]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46]
当毛泽东肯定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限于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毛泽东所说的“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事实上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谈到的：“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47]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代表就是“短促突击”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