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准备过程中，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受到较多的重视。应该指出，随着红军的逐渐壮大，苏维埃区域逐渐稳固，红军正规化建设得到更多强调确属顺理成章。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对红军将士提出要求：
第一，我们应该最好的来使用我们现有的武器，射击、刺杀、高射、手榴弹之掷抛、机关枪自动步枪之熟练的使用，火力之配备及协同动作，基本动作之纯熟，警戒的严密，行军、夜间动作、冲锋等等，必须使得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发扬到最高限度，最好的最精确的熟练的使用我们一切现有的武器与技术。第二，我们必须最好的来防御一切敌人的新式武器与夺取他们来武装自己。譬如防空对空射击、防毒、坦克车、装甲浅水兵舰等等，在五次“围剿”中必定将更多更大的采用这种新式武器，我们必须使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了解这些武器作用与效能以及抵抗他的方法，不致于在它突然出现时，给我们以慌乱或重大的损失，并且要夺取这些武器为我们使用。第三，对于指挥员应该是更大的加深战术与战略的研究，要最灵活的运用我们在国内战争中丰富的经验及最新战略与战术的原则。[87]
在苏维埃运动中享有很高声誉的领袖方志敏也提出：“游击主义的残余，什么事都随便、马虎、不认真，以军事为儿戏，这是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工作中最有害的残余。”[88]其实，毛泽东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和正规化建设曾有中肯评价，他认为：“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89]这都正面肯定了一定条件下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红军逐渐正规化的原则，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军指挥部对红军编制作了若干整顿：“缩小部队编制，由七千余减为五千余人、枪由三千八百减为三千五百为一师。充实战斗员，大大减少非战斗员和杂务人员，以适合于山地战和干部能力。”[90]营、连、排、班的编制也予以精简、充实，每连九个步兵班，一个轻机枪班，每班9人。这一整顿原则和国民党军一样，都是精简编制，便于部队运动，适合在山地作战。显然，红军加强正规化建设、提高正规作战的能力并不等于说否定运动战、游击战的方针，而是要求部队更统一、集中，纪律更严明，作战能力有更大的提高。苏区中央局在答复湘赣省委的报告时明确指出：“你们在报告上提到要消失（灭）游击战争的残余，或游击的残余，这是错误的。对游击战争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在革命战争中时时要运用他。”[91]反对的只是“游击主义的残余（不爱惜武器忽视军事技术等）”。[92]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中革军委之所以更多强调正规化，和国民党军的逼迫直接相关。1933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强调：
在从前的时期，为建立并巩固苏区以反抗敌人，旧的游击战争是充分的，因为当时的敌人还没有很好的准备，用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但只是这个策略，决不能破坏敌人强大的力量，决不能防止敌人在我们苏区周围筑起堡垒与交通网。起初，我们军队还缺乏强大而有组织的单位，便使我们在当时难于做正式的战争。但在这数年之间，我们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军备和组织上也大大进步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适当配合，已为可能之事；这个配合作战，更因为敌人之变更策略而成为必需。[93]
周恩来在1934年初也指出：“我们现在已开始进行堡垒战、阵地战、夜间战斗。这是实际战斗的要求使我们走上了这一步，自然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但目前已常常可以看到，遭遇战、运动战很快就转成阵地战……自然，我们要求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但是敌人不会总是那样蠢笨，我们要估计到各种情况中的战斗。”[94]
从国共两军当时的对垒状况看，面对国民党军日渐强盛的进攻，红军在被迫进行的对垒作战中，确实面临着加强部队整顿、训练及提高作战能力的任务，当时有关战报清楚地显示出红军作战能力、素养的欠缺：
在冲锋时及击退敌人而占领其阵地后，和敌反冲锋到来时均未发扬火力。指挥员忘记了运用机关枪，没有指示机枪的射击目标，及阵地机枪在战斗中随便摆在阵地上无人过问，枪口有的还朝着后方（二师）。全师机枪只两枝枪带了水，其余均未带水……部队对随时准备战斗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对于火力的运用是不注意的，战斗中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差到惊人的程度。
战斗中所表现一股作气的自发的勇敢是很好的，开始冲锋是很迅速的、勇敢的，但一遇到敌人较顽强的抵抗时或较有力的火力阻拦时，就在敌前停滞起来了，也不发扬火力也不跃进，大家挤在一堆让敌人最有效的火力射击和遭受敌人的手榴弹的掷炸，死伤枕藉。等到敌人的反冲锋到来，敌人走近我们的人堆附近以集束的炸弹投入我们的人丛间，一个炸弹就能炸着我们几个人。[95]
相对于国民党军的整训，当战争爆发，两军直接对垒时，看得出来，红军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仍然不够。
不可否认，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当时对垒双方的特殊态势，中革军委在坚持运动战总原则同时，对一定程度的防御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客观看，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红军从事一定程度的防御战应为势在必然。1933年上半年，周恩来就曾谈道：“照战术原则说来，在政策上或战术要点上，构筑永久或半永久筑城的要塞，而以极少数兵力编成的要塞军孤立死守，其目的不仅要使野战军行动自如，并且要使野战军利用其限制敌军行动的良机，遂行其企图，并且依此保护广大苏区，使敌人不敢突入，更以之为据点而向外发展，这就我军设备要塞说来是应如此。”[96]10月，中革军委命令：“各作战分区须依照军委密令在战略与战术的必要上立即选择险要地，并完成必要的土围和工事，准备相当粮食与弹药，具体指定相当地方部队据守。”[97]不过，按当时军事领导人的想法，这种防御并不等于死守，李德指出：“防御时应布置积极的防御，以少数兵力及火器守备堡垒，而主力则用来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在某一方面集中主力以行坚决的突击并在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游击战争和防御虽是革命战争必须的方式，但只是辅助的方式，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98]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防御是攻势防御，它不能将苏区周围都修起像万里长城的支撑点来守备，这并不是由于红军数量尚少于敌人，而是因为这种防御是为着配合进攻而防御。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要进行运动的防御，要进行钳制敌人以便于突击和消灭敌人的防御。”[99]当然，在反“围剿”战争的实际进程中，由于红军很快陷于被动防御，周恩来等强调的攻势防御原则并不总能真正执行，消极防御的战斗不乏其例。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体或团体，正如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谈到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100]
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屡战不利，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共开始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列入议事日程，此后中共的作战方针某种程度上就是为这一全局性计划的实施争取时间了，被动防御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作战的主流。期间，红军曾经策动过以“六路防御”对付“六路进攻”，将顽强防御作为阻止国民党军迅速深入苏区的唯一办法。即使考虑到红军战略转移争取时间的需要，这种战略指导仍然显得过于呆板，失却了此前红军机动灵活的特点，这应该和连续失败严重打击中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挥部信心不无关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个人军事专权严重，对发挥指挥员能动性注意不够，经常根据不准确的情报遥制前方战事，更带来了红军作战上的困难。彭德怀后来谈道，当时指挥部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101]。广昌战役前，他已就此坦率提出意见：
在我们历次战役中，感觉着我们战略决心的迟疑。战略战术的机动，还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失掉了许多先机，使应得的胜利，推迟下去，或使某一战役变成流产。而在战术上企图挽救过时的战略动作，结果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下级的机动，变成机械的执行。（对）每一分钟的敌情变化和某地带地形的特点，不能灵活机断专行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这一方面，应拿许多适当例子来发扬指挥员的机动，加强其战术的修养；另一方面，每一次战斗，应给予其总的任务和各个的任务，不宜限制他执行的机动。[102]
彭德怀的意见，可以从当时红军前线指挥员的亲身感受中得到印证。陈伯钧日记记载，在广昌南作战中，军委“判断敌人要南进，必须先攻占鸡公脑（这是照军委发下之地图），所以部署重新变更……这一部署主要是侧重鸡公脑，但实地的鸡公脑与地图上不合……给军团首长一报告，估计敌人不会绕攻鸡公脑，但军委因按错误的地形图指导作战，所以有此决心”。[103]这些，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红军战斗力的发挥。
不过，正是彭德怀，在高虎脑战斗后曾提出过另外一种想法，给我们理解那次战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他谈道：
敌人战术因其不愿意脱离堡垒之故，（一）不愿意行较大的翼侧机动而只以纵深梯列的向正面迅速强攻，因其从我侧翼迂回又必须先向翼侧筑垒，这样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时间，对于我们终是有利的；（二）不愿远离堡垒施行追击，即战场追击亦很少，只要夺取了某个目标后，立即筑垒修路，这样使每进攻一次须得停顿三天、五天，有时半月，因为如此便给了我们在纵深地带上有新的筑阵地的可能，这次战斗敌人攻占不到三个启罗米达的水平距离，共费三天的时间（二次跃进与两天剧战），炮弹约二千发，投弹三百枚，小枪小弹总数十倍于我，死伤兵员约三千，只团长一级的上级军官就有五个，但我们仍在他的前面构筑了新的阵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
守备部队向来是我们用较脆弱的兵团来担任的，而精干的兵团都用于突击的方向，因此将乐、泰宁的失守，东华山的失守，广昌及广昌以北地区诸要点的失守，大寨脑的失守，都使我们突击未成而支点已失，结果突击计划形成泡影，有时可能遭受意外的打击（如东华山）……但太阳嶂、马鞍寨、高虎脑，因为守备队是从基干兵团内发出来的，虽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坚强防御，所以在扼守某些决定胜负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务关系上，应该得到教训，高脚岭与高虎脑也是这个战斗中的具体例子。[104]
客观地看，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并不是毫无道理，当然，如果真按这样一种思路去进行反“围剿”战争，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它只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历史是如此复杂，在历史的此和彼之间，也许还有着更多的曲径幽道。
[1]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5～276页。
[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六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9页。
[3] 博古：《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216页。
[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1933年9月6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4册，日本苍苍社，1983年第2版，第27页。
[5]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漳属游击队信（1932年3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册，第132页。
[6]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密令（密字第一号）（1933年8月28日）》。
[7] 周恩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紧急任务》，《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8] 项英：《对闽浙赣工作的指示（1933年8月26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第126页。
[9]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653～654页。
[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3页。
[11]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原载《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苏区中央局《斗争》第23期转载，1933年8月22日。
[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09页。
[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79页。
[14]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3页。
[15]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
[16] 陈毅：《几个支点守备队的教训》，《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17] 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31页。
[18] 《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15页。
[19] 博古：《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秦邦宪（博古）文集》，第211页。
[20] 项英：《挺进游击队的任务（1933年11月6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51页。
[21] 《中共粤赣省委政治决议案》，《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6）》，中央档案馆编印，1984，第26页。
[22] 《1934年1月5日总政治部训令，关于游击队工作》，《斗争》第42期，1934年1月20日。
[23]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1934年4月24日）》，《斗争》第58期，1934年5月5日。
[24] 《五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8期，1934年5月5日。
[25]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62页。
[26] 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莫斯科，1934，出版者不详，第21页。
[27] 《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函（1934年8月3日）》，转见周国全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第255～256页。
[28] 《赣粤闽湘鄂红匪实力调查表》，《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章，第7页。
[29] 《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193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26页。
[30] 林彪：《短促突击论》，《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
[31]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0页。
[32] 林彪：《短促突击论》，《革命与战争》第6期，1934年7月。
[33]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0页。
[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74页。
[35]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94页。
[36] 《彭滕关于我军首先解决信河流域赵部的建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3页。
[37] 萧克：《回忆湘赣红军》，《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993页。
[38] 《刘畴西聂洪钧致朱德电（1934年4月20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710页。
[39] 《彭滕关于七日战况和改变行动的报告（1933年11月7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9页。
[40] 《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94页。
[4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页。
[4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219页。
[43]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7页。
[44]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
[45]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也曾表示：“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对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欺骗日益破产中，将坚决地粉碎六次‘围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道路，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印，1957，第252页）固然，不能把毛泽东这一讲话和其内心真实想法完全等同，这其中很可能有服从纪律的成分，但要断定他当时就有明确的失败认识，也未必符合事实，更多的可能是其积数年反“围剿”战争经验形成的敏感和嗅觉。
[46]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1964，第215页。
[47]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