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匮乏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难题同时，更造成财政严重紧张。苏维埃初期，在苏区内乃至赤白边境地区打土豪，既是红军的政治任务，也为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便捷渠道，红军常有“筹款部队专门负筹款责任”。[152]经由此，中央苏区财政状况一度相当不错，甚至可以给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财政支持。193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谈到中共情况时说：“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10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1.5万墨西哥元的黄金。”[153]1932年1月，赣东北苏区在自身财政已遇到困难时，仍响应中共中央“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先后给中共中央送去纯金条350两。[154]不过，这种非常态的收入毕竟不具可持续性，虽然打土豪一直是苏区收入中的重要部分，1934年江西省苏维埃还报告：“今年一月份以来，四十天内，全中央区筹款二十五万元。”[155]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压迫，打土豪越来越困难，其在苏区财政中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红军壮大时期，攻打财富集中的城市是苏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32年5月，周恩来等在解释攻打漳州的行动时谈道：
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在朋外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156]
李德在1933年初的报告中则提到红军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钱款被运出”。他解释道：“中央军团甚至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专门指示，进行这种实际上的游击行动。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157]然而，随着国民党军战线紧密，实力厚增，这一方法到苏区时代后期事实上不再可行。
通过打击对立面以得到财政支持做法难以为继后，为保持政权的顺利运转，财政对民众的依赖不得不日渐增强。1932年，可以获得较为确切资料的几个苏区县的征税状况是：永丰9个区102711人规定的土地税为46396元，[158]人均0.452元。于都全县土地税额为人均77000多元，[159]该县当时人口约数19.1万，人均0.403元。胜利县人口15.33余万，胜利县土地税到当年12月已收款42416元，未收款11233元，另收税谷1300多担，[160]以每担谷5元计，谷价6500元，总计该县税额为60149元，人均0.392元。会昌1932年12月收到当年土地税57691元，占十分之六强。[161]以此计算当年该县土地税额应为95000元左右，除以该县215000余的人口数，人均0.442元。从这几个有相对确切数据的县份看，1932年苏区土地税额大致为人均0.4～0.45元。和苏区之外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比，单纯从田赋看，苏区征收比例并不低，不过，苏区在土地税之外，其他负担较轻，1933年，建宁每月收取营业税、烟酒屠宰税、进出口税共计800元，租款480元，以年计共15360元，[162]按建宁5万人左右人口推算，人均合0.3元。两者相加，就是苏区人民的所有常规负担，由于无须承担各种各样的地方附加和摊派，从总量上看，和国民政府区域人均1元以上的税赋负担比，苏区人民负担有较大减轻。
然而，随着军事紧张、资源消耗加剧，苏区人民在资源紧缺背景下，为支持战争、维护苏区不得不承受更大压力，付出巨大牺牲。这一局面的出现不应简单视作政策错误，而是客观环境使然。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第三期则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300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5元算，总值近500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到200万人左右，人均实际担负两元多，加上其他支出，苏区民众人均负担已超过3元。
另外，苏区民众常常自发或有组织地慰劳军队。湘赣苏区1933年慰劳军队的主要物品包括：鞋15550余双，棉衣798件，草鞋28911双，米1294石，各种菜品15万多斤，猪肉4544斤。[163]宁都1932年7～9月慰劳红军物品包括各种鞋11081双，猪肉183斤，鸡鸭35只，蛋82斤，鱼28斤，果饼18担，花生15担，蔬菜40担。其他还有水果、牙粉、牙刷、纸烟、银洋等。[164]胜利县1932年8月的慰劳品是：布草鞋3200双，布套鞋920双，头牲143斤，鸡蛋5730个，生猪5只，牙粉103包，糕饼557付，梨子四担等。[165]这些慰劳品由于不是定期定量供应，所以难以得出一个具体的供应数据，但长年累月算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随着战争日益紧张和兵员的不断扩大，这样的支出还呈日渐增多的趋势。
客观而言，对于局限固有地区的中央苏区而言，要维持政权的运转和保卫苏区，财政压力不断加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解决这一问题，很难有其他的疏浚渠道，只有依赖群众的帮助，而这必然会加重群众的负担，并反映到群众的情绪中。虽然大部分群众表现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热情，但现实的困难仍然使很多人有心无力。1933年中央苏区的财税收入状况就不理想，江西省苏1934年3月的决议中谈道：“去年税收及各种财政收入不能达到如中央财政计划所规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损失。”[166]安远县龙布区苏的会议记录显示，这里的土地税征收遇到困难。1933年3月，该区就要求各乡应把上一年的各种税收在当月23日前收清，但这一要求显然没有实现。4月20日的区苏会议又规定“土地税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从6月10日该区会议记录看，这一规定仍然没有完成，因为会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税和二期公债票限五天内一律收清算明”。[167]苏区中心地区的瑞金沿江区群众也对缴税抵触，抱怨“旧年缴都不要这样重”，“四乡的党团和代表都带群众到区委区苏要求减少”。[168]
战争紧张是造成苏区财政困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时，就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且资源有限地区而言，承担起拥有十多万军队及庞大机关人员的国家机器，实在也是勉为其难。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级机关十分庞大，对资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每乡苏维埃政府脱产人员3人，城市（县苏所在地）苏维埃19人，区苏维埃19人，县苏维埃25人，省苏维埃90人，但在实际执行中，一般都会突破此一标准。江西省苏1934年3月公布的各级财政部门人员组成是：省财政部24人，县财政部13～16人，区财政部6～8人，仅县一级财政部门人数就达到规定的县苏总人数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财政部门还设立了11个关税征收点，每个点都有工作人员9人，检查队一班8～24人。[169]总计起来，财政部门的编制数远远高于临时中央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而其实际人数又要突破编制数，当时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干部回忆：“1933年，我调县财政部当副部长，县财政部有三十多个人，有正副部长、文书，还有会计科（会计七、八个人），税务科（七、八个人），国产管理科（二人），还有伙夫等。”[170]县财政部门实际人数已高于整个县苏的规定编制。
财政部门只是整个庞大机构的一个缩影。1933年10月，瑞金县苏维埃工作人员达到302人，远远超过编制规定的25人。区苏维埃一般达到40～60人，以瑞金18区计算，取其平均值即可达900人。加上乡苏维埃人员，瑞金政府工作人员总数应在1500人以上。[171]瑞金人口20余万，约相当于苏区总人口的1/14，以此推算，苏区县级及其以下政府机关人员可达6万人。加上其他各级机关，干部数量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1934年3月《红色中华》曾刊文号召展开节省运动，其中说道：“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以八万人计，每月可节省谷子四千五百石。”[172]这里提到的8万人，应是苏区中央对干部数量的概略估计，有相当的可信性。
苏维埃群众组织众多，一些群众组织也有固定编制。如江西省工联会和雇工会固定编制有15人，每月经费165元。[173]湘鄂赣省苏、省委各机关总人数甚至高达3300余人。[174]所以，当时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安远县天心区第四乡“全乡的少先队、儿童团以及什么妇女队等等共四十多人在政府吃饭，弄得该政府忙个不开的办饭主义”。[175]同时，各级机关还有一些具体办事人员，如乡级可设伙夫、交通，区、县更多，这些人的津贴并不低于负责人员。虽然总体看，各级机关人员只给不多的津贴，但由于基数庞大，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除机关人员外，红军、游击队和一般工作人员也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永丰只有十万苏区人口，其脱离生产的地方部队（包括独立团、游击队、模范团、县警卫连）就达933人。[176]
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根据毛泽东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长冈乡全乡1785人，调县以上工作人员34人，如果加上区、乡工作人员，干部人数超过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员一共有94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者226人，总计出外320人，占人口总数的17.9%。才溪乡全乡4928人，调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参加红军者共1040人，占人口总数的21.2%。[177]这样的比例不仅出现在这两个先进区，其他区也大体和其相当。上杭通贤区通贤乡实有劳动力为41人，出外工作人员达到62人，参加红军、做长期夫子和赤少队、模范营者103人，后两者远远多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178]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179]虽然他批评了上述说法，但这种说法相当程度反映着当时的现实。
沉重的负担加剧了苏区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赣东北苏区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收入总数不过75000元，但每月支出达7万～8万元；1931年总亏空大洋66511元、金子1205两，[180]严重入不敷出。紧邻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底一年的收支账是：大宗收入包括土地税58740元，造币厂盈利50207元，金矿局盈利2426元，营业税20707元，纸业合作社798元，罚没款2855元，豪款10768元，杂收786元，富农捐款5977元，各县缴款7688元，加上其他收入总计161939元。支出包括行政费22227元，帮助各县经费2856元，军费191783元，司法费268元，保卫费13112元，教育费275元，津贴费29249元，国营支出845元，临时费357元，加上其他支出共252612元。[181]收支相抵，赤字达9万余元。中央苏区由于机构庞大，军力较强，费用消耗更大。曾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的杨岳彬在投降国民党后谈到1933年度中央苏区的经费使用情况：“截至去年十二月止，每月军事用费（包括匪军伙食及购买药材等）达四十万元以上，各级伪政府经费约十余万元。”[182]杨还没有提到各级党组织的费用。以此推算，1933年苏区维持运转的费用达6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收入状况却不容乐观，早在1930年闽西就出现亏空，该年4～10月收入142000余元，支出182000余元，入不敷出4万元。[183]1932年中央苏区征收的土地税在73.4万元以上。1933年土地税为粮食征收，计22.5万担，按照政府指定粮价5元计算，换算成现金是112.5万元。即使按照市场价格翻番计算，也只有200多万元。维持苏区运转主要必须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规收入，同时发行公债弥补亏空。
在中央苏区遭遇财政困难时，苏俄方面曾力图提供支持。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和苏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一看1928年共产国际的有关电文，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清楚的了解。下面是1928年苏俄援助东亚各国的资金清单：
拨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拨给日本人共产党每月1025美元。
可以拨给朝鲜人每月256美元作为日常开支。
拨给中国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拨给日本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拨给朝鲜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184]
苏俄给中共党人的援助要远远高于日本和朝鲜，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展的程度所决定的，中国是苏俄在东方推动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国革命遭遇困难时，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苏俄更是殚精竭虑。1933年10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询问：“请弄清楚并尽快告知，能否购买几架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飞行员把这些飞机从空中提供给苏区？”同时要求上海中央局尽力为中央苏区购买药品和防毒面具，强调：“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可以拨出专项经费。”[185]10月底，由于中共方面与十九路军接触，十九路军答应居间为中共购买武器弹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致电国际方面，告其“紧急寄出5万元，有购买弹药的可能性”；随后又告以：“购买药品，先急需3万元。”[186]
苏俄和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经费，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中可见一斑。1933年8、9月份，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经手转交中共的经费包括：24.56万法郎、6.1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187]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1933年11月，埃韦特报告其收到的一笔款项甚至达到“300万墨西哥元”。[188]由于此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常常向国际叫穷，并声称：“你们寄来的款项，很大比例被我们花掉了。”国际方面也得到消息：“由于无法转给苏区，斯拉文（李竹声——引注）那里存了很多钱。在上海，钱转来转去保存。”[189]共产国际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督促上海方面尽力利用钱款为中央苏区提供帮助。1934年5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
通过您收到了来自江西中央关于购买药品、食盐和用于生产子弹的原料的电报。您给他们转寄了我们寄去的用于采购的所有款项吗？如果没有，请马上告知还有多少钱。每月您能无特别风险地给中央转寄出多少。为了利用采购和向江西提供物资的机会，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话在澳门设点，并从那里经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联系路线……应该成立一个公司，从事贩卖四川鸦片生意和从四川向江西盗卖白银。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购买江西红军所必需的东西提供极重要的资金援助。[190]
6月，共产国际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指示：“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中介公司？请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191]
中央苏区撤离计划基本确定后，财政需求更加迫切，7月底，上海方面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重复一遍，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192]从电报透露的数据看，共产国际的支持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量，可要将钱和物资寄达中央苏区并不容易，尤其是后者更难完成。9月初，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武器、弹药和药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机构”，[193]但由于红军很快撤离，计划根本未及实施。10月14日，当红军已经开始撤离时，王明还在询问“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194]看来，远水终究难救近火，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在中央苏区，起到的作用终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