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绰号“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就为戏剧性的海洋发现航行创造了条件，这些航行为欧洲人打开了全球可居住地区的大门。他所做的就是把能够得到的最好理论知识与水手和造船技巧的传统规则联系起来，以便扩大他的船只适航的范围。亨利王子希望绕过非洲，与半神话传说中的基督教徒“教士约翰”联合起来，从侧翼包围并最终制服伊斯兰教王国。来自奴隶贸易和其他非洲沿岸掠夺而来的商品利润有助于支持这个事业，但是这不是关键的动机。
导航仍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满意的航行计时器发明（1760年）为止，精确确定地球经度（东—西）的方法还未知。纬度（南—北）可以通过找到正午太阳与地平线之间的角度而测量出来。由于拥有一年中每天已知纬度的太阳误差表，所以赤道南北30英里之内一名海船船长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即使利用比较简陋的观察仪器。诀窍在于编制准确的表格。亨利王子把这个任务交给一批特选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过长期计算，他们为葡萄牙的航海船长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通过推测向东或向西航行的距离，探险家能够绘制非洲沿岸的航海图，使后来的航海家能够在深海中航行更远的距离，而且船只按照精确纬度朝着预定的着陆点航行。例如，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不见陆地的情况下航行了97天，但是仍然准确地航行到了好望角，尽管自从9年前巴托罗缪·迪亚斯首次到过后，再也没有欧洲人光顾过好望角。
达·伽马的方法与早期所有欧洲海洋航行水手使用的方法相同。他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这次是好望角，因为迪亚斯在探险航行中已经测量并记录了它。通过向大西洋深处航行，那里没有来自鱼群的危险，但多风且风力更强大，达·伽马安全地到达他意向中的着陆点的纬度，比他沿着海岸航行快捷得多。然后，他调转船头向东，直到预想的海岸出现于视线之中。只要船长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通过离开海岸向北或向南航行到适当之处，然后调转船头，沿着适当的纬度线向东或向西航行，直到看见陆地，准确地导入港口，他就非常容易找到目的地。
欧洲的造船业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进步。葡萄牙占据了领先地位，增加了桅杆数量，至少较大的中央桅杆上安装了不止一片船帆。这使水手能够调整船帆，以适应不同的风向和海浪，使船只更灵活机动，更适于航海。反过来，这促进了更大型船只的建造；但是大型的船只要求更结实的船体。因此，到1500年，强大的龙骨、厚重的船肋材料、双层橡木船板，使欧洲船只能够承受船载大炮的沉重后坐力。船体结构较轻的船只，如那些更适于在印度洋等比较平静水域航行的船只，就不能在船身动摇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射击。
欧洲造船业的这些发展使海上作战的通常方式完全过时了。在抵抗200码之遥发射炮弹就能击毁敌舰，也能够灵活机动置敌船于炮弹射程范围之内的船只时，船体撞击并登上甲板搏斗这种早期的标准战术很少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当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麦哲伦和许多名声不大但胆子不小的船长为欧洲航海开辟全球海洋时，与其他地区建造的、适于风暴较小水域航行的船只相比，他们为了北大西洋水域航行而建造的船只占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中国和日本的平底帆船是唯一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通常没有可与欧洲船只相媲美的重炮。远东相对缺少铸造大炮的金属，而比较粗陋但规模大得多的冶金业，使欧洲人能够比远东造船者通常能承担更昂贵的装备。
这些技术因素有助于解释欧洲人最初沿着海路扩张之迅速。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首次绕过好望角往返印度的航行。10年后，葡萄牙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打败了人数占优的穆斯林舰队，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他们还立即在果阿（1510年）、马六甲（1511年）和霍尔木兹（1515年）等战略要塞建立了海军基地。1511～1512年，葡萄牙发动了对“香料群岛”的远征，1513年一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东。32年后，葡萄牙打开了对日本传教和贸易的大门（1545年），1557年，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澳门建立起来。葡萄牙在这里的扩张把它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帝国远远甩在后面，西班牙则于1571年经过墨西哥占据了菲律宾。
至于亚洲文明，1500年欧洲占据的海上优势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不同。例如，从中华帝国政府角度来看，海上贸易是否落入任何新的蛮夷之手，这无关紧要。对北京来说，东南亚的穆斯林、日本的倭寇和“鹰钩鼻子”欧洲“南海蛮夷”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统治者很少关心商业事务，第乌（1509年）惨败后，他们也没有团结起来反对葡萄牙人。而穆斯林的贸易船只仅仅是逃避葡萄牙人巡逻船只的追缉，由于远离母国，所以葡萄牙人的巡逻力量一直是不足的。轻快的小型船只很快几乎又能像以前一样从事贸易。对穆斯林商人和船主来说，偶尔被葡萄牙捕获船只仅仅是不便而已。
但是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来说，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墨西哥（1519～1521年）和秘鲁（1531～1535年），带来了急剧而无可挽救的灾难。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完全崩溃为建立一个领土广袤的帝国铺平了道路，这个帝国由西班牙人统治，它既虔诚地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又专注地出口来自美洲矿山的白银和黄金。美洲印第安人非常温顺地屈服于西班牙的统治。以前的宗教和文化理想只幸存于西班牙势力和基督教传教士无法渗透的村社、热带雨林偏远地区、山区和沙漠。因此，语言是西班牙语，宗教是天主教，但建立在成千上万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美洲印第安人基础上的一种新社会在新大陆出现了。
欧洲新兴海上优势在旧大陆没有可以相比的后果。但是，世界海洋大门为欧洲船只打开，产生了影响了每一个文明社会的三大后果，也使许多蛮族和原始民族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大后果是：（1）来自美洲的大量金银引起的价格革命，（2）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和（3）疾病的传播。每种后果都值得稍加详细阐述。
价格革命
价格革命首先而且最急剧地影响了西班牙，但是稍微滞后一点儿并且以几乎没有削弱的力量影响欧洲其他地区。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也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遥远的中国也受到影响，墨西哥白银为中国提供了比以前充足得多的铸币原料。至于对印度的影响，我们一无所知。价格革命对土耳其和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暂时空白，可能它们不如在欧洲那么重要，欧洲首先而且最强烈地受到影响，因为金银首先到达欧洲——特别是西班牙——的港口。缜密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涨了四倍多。欧洲其他地区价格上涨虽然缓和一些，但是各地的变化也足以深刻地打乱传统的经济关系。依靠固定收入的人遭受了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损失，而那些投身商业的人常常发家致富了，因为他们的商品价格一直上涨。
在一个如欧洲1500～1600年发生的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由传统社会-经济关系确立的日常生活的确定性都被打碎了。政府普遍感到习惯性的财源已经入不敷出了，被迫寻找新的手段筹集收入。即使最寒酸的手工业者或在市场上出售几个鸡蛋的贫穷农民都感受到价格革命的压力。当然没有人明白白银输入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各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时，有的走向繁荣，有的被剥夺了，每个人——富人或穷人——都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大多数人断定，比以前更大的贪婪和更多的邪恶将会在世界上肆虐。这种看法使宗教和政治争端达到最剧烈的程度，从而使这个时代成为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动荡时期。
美洲农作物
从植物学上看，美洲的作物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熟悉的作物。其中有些作物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农民以前所知作物的极其有价值的补充。例如，美洲作物玉米迅速传播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在中国，马铃薯的重要性远不如植物学上与它无关的甘薯，甘薯大量种植在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坡和以前的荒地上。在欧洲，这种关系正好相反，因为更寒冷的气候适合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作物，而欧洲夏季的温度还不足以使甘薯成熟。
吸收美洲农作物，增加了当地食物供应，通常导致人口相应增长。这在中国南方肯定出现了。美洲作物也使得非洲人口急剧倍增，特别是西非，那里是17、18世纪在新大陆劳作的数百万奴隶的来源。
美洲农作物传播的详细情况还没有被很好地研究过，新作物的重大影响很可能是1650年之后而不是之前出现。欧洲肯定是这样，目不识丁的被传统束缚的农民花费了一定时间才发现新作物的优势，学会种植新作物的方法。
疾病的传播
疾病的传播无须人类的主动性，而是不顾人类的主观意图，在人类当时根本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的确，所有细节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引起瘟疫肆虐的记载，无论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还是在欧洲一些城市中，都是不精确的，以致做出确切的医学诊断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说，当船只开始定期往来于海洋时，它们显然装载着货物和细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欧洲船只就把大量非洲疾病转移到新大陆，很可能包括诸如黄热病和疟疾，这些通过老鼠传播的病菌使中南美洲许多地区几乎人烟灭绝。此外，长期流行于欧洲人中的疾病，当它们散布到没有遗传或获得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时是灾难性的，如天花、麻疹或斑疹伤寒等。也许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把梅毒传播给了旧大陆，虽然梅毒的发源地是否是美洲还不能确定。
撇开这些被忽略的情况，我们可以认识航海船只携带的疾病细菌传播的总体后果。首先，以前孤立的人口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据估计，1500年最终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美洲各地人口大约为5000万，到1650年，下降为大约4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包括了西班牙的移民！同样急剧的人口减少也发生在太平洋群岛和其他地方，只要新疾病接触当地稠密、以前孤立的地区的没有免疫力的人群身上。
但是，文明地区的人口已经长期遭受各种传染病的侵袭。的确——也许除了梅毒之外——在旧大陆的文明社会人口中，似乎没有重大的新疾病找到了大量受害者在等着它的侵袭。相反，以前所知道的流行病逐渐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因此，到1700年，地方性瘟疫不再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起什么重要作用了。文明社会的人口在现代之所以急剧增长，很可能就与疾病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变化有关。现有统计资料显然表明，1600～1750年，欧洲、中国、印度、中东至少部分地区，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到那个时候，海洋航行带来的流行病后果才被感觉到，美洲作物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另一方面，即使在欧洲，1800年前现代科学的医学对人口的影响很小，在中国或印度，影响就更小了，对现代早期阶段的人口增长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显然，通过海洋传播的新疾病的后果非常有利于欧洲人。他们故乡的人口没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很快就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在美洲和其他遥远的地区，疾病的突然侵袭削弱了当地对欧洲统治的抵抗。即使在旧大陆，中亚地区最后一个成功地抵抗过文明社会军队的游牧民族联盟的瓦解（1757年）也不是枪炮的作用，而是天花的作用。
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发明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在使欧洲在反对世界其他地区敌对文化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欧洲地理大发现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正如他们封建时代的祖先，骑士战争技术赋予西欧人短暂的陆上军事优势一样，早期近代的海上优势也向欧洲水手传递了一种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认为能够用天真而自信的好奇心审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渴望了解和发现，随时准备从其他民族的工具箱里借鉴任何喜欢的东西。以他们扩大了的世界知识和天才为基础，欧洲技术发明和天赋的迸发是必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结果。
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以类似欧洲那样的冒险精神，对海洋航行开辟的新可能性做出反应。把玩外来新奇玩意儿的现象的确出现了，特别是在远东，但是任何敌视古老的现存传统、滋扰中国官吏心灵的东西都不能长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反应甚至更加消极。与古代真理相悖的任何东西都被简单粗暴地排斥和否定，或者压根儿就被无视。
欧洲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震撼完全动摇了欧洲社会的根基，破坏了欧洲文明的中世纪结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及其之后的探险活动，并不是欧洲转型的唯一原因。欧洲文明内部长期且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至少像来自外部的任何事物一样，也做出了贡献。因此，考察这些内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