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第二十章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1500～1648年）

当中国、印度和中东发现只需虚与委蛇地应付出现于他们海岸的欧洲人时，俄罗斯和美洲的人口已经深深地与西欧纠缠在一起了。瘫痪性的崩溃降临于美洲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由殖民者强加于美洲大陆的新组织制度直接来源于西班牙。俄罗斯的组织制度更加顽固，当全副武装的外国人第一次到达时，它们没有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制度那样土崩瓦解。但是俄罗斯也发现，从抵制草原的传统压力转向抵制来自西欧的新挑战是困难的。教会和国家的疲惫不堪就是这种转变困难的标志，这种转变与西欧刚刚从中世纪破茧而出同样影响深远。

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直到1480年，俄罗斯大部分土地仍然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下，金帐汗国的都城是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分裂而成的四大汗国之一。但是到15世纪，金帐汗国的大汗及其武士讲突厥语了，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通常被称为“鞑靼人”。在享受最高宗主权的俄罗斯土地上，大汗把征税权委任给莫斯科大公，而后者并不一直认为有必要转交所有税款给大汗。所以当伊凡三世正式宣布解除对大汗的效忠并自称“沙皇”（1480年）时，这个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大汗对此无能为力。军事优势不再完全依靠草原骑兵。如果没有持久的围攻，克里姆林宫就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大本营，保护着莫斯科的安全。莫斯科防御大炮的每次射击都宣布草原游牧民族的优势即将终结。

但是，人们不能夸大新型战争技术能够有效地应用于战场的速度。例如，大约在1571年，一支规模异常庞大的鞑靼军队就焚毁了莫斯科郊区。虽然当时步兵已经变成了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但问题是如何把桀骜不驯的抢劫者组织到战场作战。直到边界修筑了连成一线的要塞，由速度与鞑靼人一样快但装备更精良的骑兵（“哥萨克”）驻守，草原民族的侵袭才最终被完全遏制了。这是1648年后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无法满意地抵御前线来无影去无踪的侵略者时，关键的事实仍然是：大约从1500年起，骑马射箭再也不能战胜装备精良的步兵了。俄罗斯的商业和农耕社会能够并且的确为步兵配备了当时的武器主宰——大炮，而长期享有对农耕社会压倒性军事优势的草原游牧社会拒绝放弃战马、拒绝利用新兴的火药技术。由此造成的力量平衡的急剧变化不久就显示出来。1525年，“恐怖的”伊凡四世攻占了喀山。4年之后，他的士兵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完成了对伏尔加河下游的征服。大量领土因此被置于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之下，通过河流和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与波斯的联系也开通了。俄罗斯的南面仍然遭受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势力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联盟和商业往来。在文明世界持步枪的步兵面前，完全独立的游牧帝国再也无法立足了。

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先驱跨越乌拉尔山，推翻了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到1587年，建立了对鄂毕河中游的统治。跨越乌拉尔山后，长期作为内河航行水手（冬天则是雪橇驾驭者）的技巧使俄罗斯冒险家能够穿越西伯利亚地区彼此分离的河流上便捷的水陆联运点。所以1638年，俄罗斯第一支探险队达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当地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人数很少，政治上也很虚弱，居住在环境严酷、把西伯利亚沼泽地与森林地分离的地方。因此，当俄罗斯人要求他们交纳毛皮作为纳贡物时，他们发挥狩猎和诱捕猎物的技巧，为新主人工作，很快就为俄罗斯人提供了欧洲和中国急需的商品。事实上，来自毛皮出口的收入对俄罗斯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俄罗斯能够大规模进口欧洲的武器和其他手工制品。

但是，草原游牧民族长期军事优势造成的压力的消除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缴纳贡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当遥远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征税人，那么俄罗斯人民就认为必须服从、臣服大公。但是，鞑靼人的威胁消失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或乌克兰等地区移民是替代纳税的切实可行之法；许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确逃进了荒野。乌克兰和顿河下游松散的哥萨克共同体就以这种方式招募成员。更东部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个别定居者和先驱甚至脱离纪律松散的哥萨克生活，发展出单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类似于北美边疆地区的家庭。

这种脱离哥萨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罗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区。人力损失由中央政府承担，只要足够的农民和市民在后面纳税即可。不满的贵族（波雅尔）阶层的处境远非危险。在近邻波兰—立陶宛，大贵族享有实际上独立于国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权的事实时刻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轻松惬意啊！对西欧天主教邻居宗教的厌恶也许是阻止大众转向忠诚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视叛逆为重罪。伊凡四世由于企图血腥镇压反对他的统治的波雅尔，因而得绰号“恐怖的伊凡”。事实上，他的确杀戮了许多旧贵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兰—立陶宛模式的贵族共和国。在俄罗斯“危机时期”（1604～1613年）变得更加明显：旧波雅尔家族政治合法性彻底崩溃，但又不能以贵族自由的名义、按照波兰模式取得和保持权力。相反，通过共同同意，贵族阶层很快就被恢复了。

西欧的影响——政局动荡

莫斯科公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外国威胁的出现，不过这次不是来自草原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西欧的压力包括两个方面：军事—政治和宗教—文化。军事上，虽然付出了艰辛努力，但伊凡四世已经发现不可避免丧失国土于瑞典和波兰。伊凡发动立窝尼亚战争（1557～1582年），迫切希望把他刚刚赢得的里海沿岸作为打开波罗的海的门户。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战争使莫斯科公国吃紧，以失败告终。一代人之后，在“危机时期”，当篡位者统治国家、内部分裂在俄罗斯土地上蔓延时，波兰—立陶宛开始进攻了。1608年，一支波兰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城，建立了傀儡政权。但是俄罗斯各阶层很快便酝酿了赶走外国人的情绪。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政局动荡也削弱了其入侵俄罗斯的力量。1613年，入侵者撤退了，莫斯科大教长宣布他儿子米歇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保持俄罗斯皇位直到1917年。

只要俄罗斯的技术和财富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专制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分兵于德意志、波兰关注那场战争的结果，这些都有助于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思熟虑且努力弥补这种差距并赶超西欧的措施，都需要诉诸武力。这本身就表明了俄罗斯与西欧组织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伊凡四世的特务组织通过参与纵酒狂欢和犯罪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虽然他分封的“服役贵族”也履行西欧官员和军官对君主履行的同样职责。此外，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农奴正在被固定为小农阶层，而当时西欧土地上的农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一起）正在开始既遭受更多个人自由的痛苦，同时也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独立。

这种发展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俄罗斯，沙皇缺乏足够的现金收入用于支付官吏俸禄和军队的军饷。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来回报他的臣仆。但是没有农民耕种的土地是没有用处的。为了防止农民逃亡，因此，通过立法授权地主追捕逃亡农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当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统化时，一个理论上非常严苛的法律结构就强加于俄罗斯社会了，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从事世袭的职业。但俄罗斯社会现实从未符合这种法律条文的规定。逃亡农奴仍然成功地到达边疆地区，因此，把俄罗斯社会和定居点的边缘推进到亚洲和乌克兰。那些碰巧被某些权势人物看上的人则可能从卑微的出身晋升到官僚系统的上层，但这种情况一直是例外。

西欧的影响——文化变化

与西欧接触给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生活带来的令人厌恶的后果几乎与这些军事—政治磨难一样棘手。俄罗斯迫切需要激发民族使命感，以便能够抵御和削弱西欧显而易见的财富和技术优势。

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东正教的最后堡垒。但是1565年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耶稣会传教士在波兰建立分会，迅速战胜了那里的新教徒，并致力于把东正教徒重新皈依罗马教皇管辖之下。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兼并了俄罗斯西部大片领土，迫使那里的居民承认基辅的宗教管辖权。因此，1596年，当基辅大主教及其属下大多数主教接受罗马教皇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时，莫斯科感到强烈震惊。乌克兰的或“东仪天主教”的教会被允许仍然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礼拜仪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缓和东正教的沮丧感。

但是有效地反驳耶稣会为罗马天主教教义辩护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俄罗斯各地教会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传抄者和翻译者的错讹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经典内容，即有关圣餐礼仪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没有不友好的批评者把这种异常情况提请他们密切关注，那么俄罗斯教会人员就会发现，坚持传统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一旦耶稣会学者指责这种异常的话，那么东正教俄罗斯自称独占基督教正统将如何自圆其说呢？更为糟糕的是，在事实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混乱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圣经典段落如何被承认？传统的学术和俄罗斯教会的虔诚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俄罗斯人能退回到一个确凿的事实：希腊语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稣会能够代表的拉丁基督教传统更加真实可靠。但是，修改俄罗斯的宗教祈祷书以便使它们与希腊模式相符，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错讹的不打自招，而这又是俄罗斯教会无法承受的。他们觉得，灵魂得救本身依赖正确的仪式。错讹，哪怕对最微小的错讹，都将使整个东正教教义处于危险境地。

当然，宗教学术和宣传并不是1500～1648年西欧文化成就引起俄罗斯注意的唯一外表。伊凡三世开始引进意大利工匠和建筑师，用石头建筑美化莫斯科。当与旧式俄罗斯木质教堂建筑风格交织在一起并带有波斯风格优雅的活力时，意大利式的石头建筑和装饰性图案就产生了著名的圣巴塞尔主教堂，装饰着莫斯科红场。这座宏伟而非常成功的建筑是为庆祝伊凡四世1556年战胜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大汗而修建的。

俄罗斯的宗教绘画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在东正教代言人不能找到有效回击罗马天主教批评的几十年里，艺术家利用意大利和拜占庭画家的技巧，表达一种维持俄罗斯东正教神秘的虔诚。直到1648年，这种情绪使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保持了精神独立，尽管经常接触早期近代文化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欧洲地区。

西班牙美洲

与依靠更加脆弱的文化传统而不得不面对同样挑战的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震撼相比，由于地理上接近西欧，“神圣的俄罗斯”的创伤经历要轻松得多。事实上，美洲没有为保持哥伦布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有组织的、持久的斗争。相反，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领导地位的灾难性坍塌使人数很少的西班牙人能够取代被消灭了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祭司和武士部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和秘鲁所有重要居民点都至少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只要哪里能够调集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建筑技术，哪里就会兴建起巴洛克式的基督教堂。在局部装饰方面，它们有时显露了不太熟悉欧洲原风格的印第安艺术家的手法；其他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

在城镇里，法律形式和关系很快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模式重塑。矿山也被迅速地按照欧洲技术水平组织开采，其生产的白银大量流出，打乱了世界价格体系。但是起初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如从前一样。与已经被消灭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曾经所做的一样，拥有自身宗教和法律的新主人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简单的关系很快就被疾病严重侵袭村庄劳动力的事实所颠覆（参见第278页）。随着人口开始下降，古老的自给自足农业崩溃了，因为西班牙殖民者急需继续供养城镇和在矿山劳动的农村劳动力。西班牙法律固然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在马德里制定的官方政策也相当彻底地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当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劳动力时，他们就得到了，通常通过迫使印第安人负债，然后完全合法地强迫欠债的人劳动。这种债务是世袭的；欠债的印第安人被置于西班牙殖民者的监督下劳动，完成西班牙人所需要的任何工作。

经过最初的黄金渴望狂潮后，西班牙殖民者稍微平息下来，沿着西班牙领土的边界，基督教传教士接替了先驱者的角色。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其他修道团体都积极地展开活动，既为拯救灵魂，也通过传授印第安人欧洲的有用技艺而使他们的工作显得文明化。例如，巴拉圭兴起了一个活跃的传教协会，耶稣会教士在那里实施真正仁慈的专制主义，在部落中建立了一个大型而繁荣的印第安社区，此前这些部落是相当原始的。通过出口印第安人的劳动产品到欧洲市场，熟练的管理使传教活动可以支付自身花费。不久，耶稣会实际上能够从他们的企业中获取大量利润。

其他欧洲殖民地

耶稣会在一种传教协会结构内把土著居民的行为转化为按照理性经济办事的努力，是家长式作风和保护政策之间的有趣中介，这种保护政策是西班牙当局针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村庄、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以及加勒比群岛一些地区残酷的非理性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而正式制定的。在这些地区，印第安土著人口非常迅速地死亡。因此劳动力需求只能通过从西非进口的奴隶弥补。1562～1563年，一个名叫约翰·霍金斯的英国人首次把运奴船开进了西班牙控制的海域；但是直到甘蔗种植牢固地建立（约1630年后），黑奴制和农业种植园才开始变得极其重要。此后，这种利用非洲黑奴劳动的野蛮开发美洲土地的方式迅速大规模地进行，导致新大陆来自非洲的移民几乎与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多。

新大陆奴隶制经济企业主要是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而不是西班牙的。随着他们来到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将面临比西班牙殖民者更野蛮的入侵者。传教士对皈依者身体和灵魂的关注一直是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剥削美洲印第安臣民的一个真实因素。而没有类似因素节制葡萄牙、英国、荷兰的殖民者和商人的行为。像西班牙殖民征服者一样，法国人企图组织对美洲的传教活动，以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很快受到欧洲文明不良后果的影响。但成效甚微，因为与巴拉圭的情况不同，巴拉圭的耶稣会维持了一种精神免疫，只有合法权威才能进出他们的领地，以控制精神的而不是生物的污染，而加拿大的传教活动不能抵御天花和类似的毁灭性瘟疫。因此，与英国和荷兰的冷漠几乎相同，法国的善行给北美洲东部沿海早已存在的印第安社会造成了毁灭性后果。在巴西，始建于1530年的葡萄牙殖民地造成了同样的后果。

当然，到1648年，欧洲在北美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仍然位于沿海地区。这两个大陆的广大内陆只受到白人的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也是重要的，例如，高原印第安人文化发展和传播到北美洲的大草原地区。这种游牧、狩猎生活方式的基础是骑马捕猎水牛，当然，马匹是由西班牙征服者首先引入美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