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的都是地理坐标中心在外国的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名称。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尚很有限，但已经认识到九州（即中国）虽大，但也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虽大，却不如海洋广大。战国时齐人邹衍的赤县神州外有裨海环之，天下各州亦同样有小海环抱，而世界陆地又有大瀛海环抱的学说，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一）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汉以后，中国舟师和商贾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认识了海洋，也因之建立了坐标中心在中国本土的海洋命名体系，而其中与东南亚—印度洋贸易关系最重为密切的莫过于“南海”。中国海岸的大致轮廓线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东南亚—印度洋海域，必须向南航行。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洋面，并兼指今之东海。汉以后，渐专指中国以南海面。故中国人的“南海”与印度人、西亚人的“南海”是不同的海。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识不够发达的时代，“南海”这个地理概念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指中国以南海域以外，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有“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注：《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云：“南海岁有昆仑舶。”）的记载。这里的“昆仑”即指东南亚、东印度洋诸地。龙朔三年（663），“南海真腊国”延请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药为名请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后长留不返。（注：释道宣：《续高僧传》第2集，卷5《那提三藏传》。）《新唐书》卷222记载，有“盘盘国”位于“南海曲”，即今暹逻湾西岸之马来半岛。唐代人习惯上把海外贸易蕃舶称为“南海舶”，意从南海来也。
值得注意的是，唐及唐以前，中国水手在航海中特别注意辨识江河入海处，以此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例如《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在这短短数十个字中，无一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这里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在叙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线时，提到西天竺“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由此入海。这里的“弥兰”河（新头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在描写今波斯湾内伊拉克、伊朗两国交界处航线时，贾耽又说“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这里的“弗利剌河”口，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处。这些都说明，除了今南中国海南部被称为“涨海”以外，当时的中国水手似乎仅满足于“南海”这个泛指名称，并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体名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航海家积累的海外地理知识日见丰富，方位概念也愈加准确。唐代中国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东南亚）以外，又区分出一个新的概念“西南海”，专指北印度洋。《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师子”国（今之斯里兰卡）“居西南海中”（注：《通典》卷193则云：“师子国……在西海之中。”），这里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陆南部周围海域。
唐末段成式在记述拨拔力国（今非洲东岸之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地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中”（注：《酉阳杂俎》卷4；《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大食西南属海，海中有拨拔力种”。），这里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南海”与“西南海”的异同，则会发现“南海”与“西南海”的概念的观察中心点都在中国本土，而后产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更具方位感。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继续沿用。周去非提到过“西南海上波斯国”。（注：《岭外代答》卷3；《诸蕃志》卷上录此段。）赵汝适在谈及“昆仑层期国”（即今东非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上”。（注：《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蒙古国时宪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汉人刘郁在行。他曾记载到波斯的“失罗子国”（即今之伊朗设拉子城），说“其西南海”中出珠。（注：刘郁：《西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所有这些“西南海”均与唐时一样，指北印度洋诸海。显然史籍中的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国产生的，是中国舟师独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标中心均在中国。
五代、宋是中国海外地理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周去非除了借用穆斯林科学中的以西亚为中心地理命名体系，使用“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以表示西北印度洋和地中海，并沿用唐代产生的“西南海”以重复表示北印度洋以外，还提到了一系列新地理名称，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不同的水域。例如用“东大洋海”的名称指今印尼爪哇以东的大洋，即西太平洋；用“南大洋海”的概念表示三佛齐以南的大洋，即今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水域。今孟加拉湾，在宋代则被称为“细兰海”，得名于“细兰国”，即今之斯里兰卡。而元代以后，又进一步把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南孟加拉湾称为“喃巫哩洋”。这些都是前代未闻之事。
（二）东洋与西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观念。明代张燮所著《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这一记载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依据。“东洋”与“西洋”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清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先从理清明以前史料中有关东洋与西洋的记载着手。
“西洋”的名称初见于五代。据《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福建晋江县图书馆藏；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见第347页。）足见“西洋”的地理概念在宋代一直为人所沿用。
古代中国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开封。开封犹太寺院中曾有四通碑文，其中最早的镌刻于明弘治二年。碑文中说，开封的犹太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宋帝下旨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他们于是在开封定居下来。犹太人因进贡“西洋布”来到宋朝，说明宋代“西洋”的概念已使用很广。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时代还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这个名称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志》文说，“单马令国管小西洋：日啰亭、达剌希、崧古啰、凌牙苏家、沙里、佛啰安、吉兰丹、晏头、丁伽芦、迫嘉、朋亨、口兰丹”；“三佛齐国管小西洋：龙牙山、龙牙门、便塾、榄邦、棚加、不理东、监篦、哑鲁、亭停、不剌、无思忻、深没陀罗、南无里、不斯麻、细兰、没里琶都、宾撮”诸地。所谓“小西洋”很近于《西山杂志》所提到的五代、宋时泉州蒲氏家族所经营的“占城西洋转运使”中所提到的“西洋”，大体上指今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周围海域，略小于明代《东西洋考》中的“西洋”。提到“小西洋”的《大德南海志》成书上距宋亡不过20余年光景，所以“小西洋”很可能也是宋时遗留下来的旧名。
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从现在文献资料看，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元刘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里神道碑铭》提到不阿里的远祖从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后来在那里定居下来。比较《元史·马八儿传》可知，所谓“西洋”国就是位于今印度东南岸海的马八儿国（Ma‘abar）。（注：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载《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不阿里在元世祖时曾任马八儿国宰相，多次接待过元朝过往使臣。由此可见其祖先移居“西洋”事在宋代。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多处提到“西洋”，如：“苏禄”条中提到“西洋之第三港”（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78页，并见287页。）；“旧港”条提到“西洋人”（注：同上书，第187页。）；“龙牙门”条和“北溜”条提到“舶往西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第214、264页。）；“昆仑”条提到“舶泛西洋”（注：同上书，第218页。）；“大八丹”条称其“国居西洋之后”（注：同上书，第280页。）；“万里石塘”条两次提到“至西洋”（注：同上书，第318页。）；“大乌爹”条分别提到“界西洋之中峰”和“西洋诸番国”（注：同上书，第339页。）；“天堂”条说“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书，第352页。）；“甘埋里”条说“商贩于西洋互易”等。（注：同上书，第364页。）所有这些“西洋”应当都是指马八儿及其周围地区。《岛夷志略》中还多处提到“西洋布”或“西洋丝布”（注：同上书，“无枝拔”条，第38页；“淡邈”条，第133页；“古里地闷”条，第209页；“须文答剌”条，第240页。），这种“西洋布”与《真腊风土记》中所记“来自西洋”的布（注：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本《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76页。），应当都是马八儿一带出产的纺织品。
元人周致中所撰《异域志》两次提到“西洋国”。其一是“虎六母思”（今波斯湾口伊朗忽鲁谟斯）条。条中说，此国风土物产“与西洋国颇同”。其二是“西洋国”条。条中说，此国“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校注者陆峻岭认为，这里提到的“西洋国”就是古里（即元代之俱蓝）。此说误，“西洋国”应当是马八儿，而当地出产的“莹洁如纸”的棉布，应当就是开封犹太人寺院中弘治二年碑和汪大渊提到的“西洋布”和或“西洋丝布”。
“东洋”的名称可能与宋代的“东大洋海”有关。“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志》文说：
东洋：
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拏罗奴、文杜陵。
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啰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注：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北京图书馆藏本。）
从陈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来看，元初和元中期时代的“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东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由佛坭国（今文莱）管领。而“大东洋”主要指加里曼丹岛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东洋”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包括今印尼马鲁古群岛以东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诸岛。（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1986年，第145—164页。）
汪大渊也提到了“东洋”。他在“爪哇”条中提到爪哇岛“实甲东洋诸蕃”（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59页。）；在记述位于“海东一隅”的“毗舍耶”时，他又说，“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在“尖山”条中，他说“兹山盘据于‘小东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93页。）汪大渊虽然没有提到“大东洋”，但想必他也是知道这个名称的。
《南海志》主要记叙广东与外蕃的往来，而《岛夷志略》则叙述福建与海外的联系。“东洋”的名称虽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如果此名称在入元后才产生，则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内为广东、福建等广大地区的海商所熟知。足见元代的“东洋”、“大东洋”、“小东洋”等地理概念，只不过是沿用了宋代的旧称而已。
元以后“东洋”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人们所袭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只有“东洋”的总名称，不再有“大东洋”与“小东洋”之分。但张燮的“东洋”，大体上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东洋”，也即今菲律宾列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而宋元时代属于大东洋的“文鲁居”（单重布罗国管下），在《东西洋考》中译称为“美洛居”或“米六合”，被划入“东洋”的范围。同样，《东西洋考》中只有“西洋”这个名称，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时代的“西洋”，即今印度东南沿海的马八儿等地，在郑和时代被称为“西洋锁里”，但不见于张燮的著作。
（三）下番航线与东西洋的划分
前已提及，唐和唐以前，中国舟师在异域远洋航行时，特别注意航线所经的河川入海处，以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此前已提及，《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行，可至天竺江口。（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这段文字无一处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可见中国舟师泛舟远航时，身处流动的船舶，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非常注意目力所能及的陆地的地貌特征，依靠河口这样一类的重要地理方位标志物来控制航线。因此可以说，依据航线判断海外地理，是中国舟师的古老的传统。
前面所引述的《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但许多依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学者，却往往不得要领。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
笔者据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述及“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1989—1990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途中，在航经南海时，形成了东洋、西洋的概念与南海有关的想法，认为东洋与西洋最初并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历各处为西洋，东、西两洋隔南海相望；并在1990年春节期间在泉州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讨论会上与学者们，包括香港学者陈佳荣进行交流。后来，陈佳荣先生在出席南京郑和研究会议时，在其提交的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有了进一步论述，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北京，1996年，第136—143页。）
由此可见，大致从宋代起，中国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海区大体有两条航线：
一是从福建、广东大体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以大陆沿海的地形为标志物导航，过印支半岛，进入暹逻湾，继续向西，所经海外诸地皆称为“西洋”。前引《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泉州蒲氏任“占城西洋转运使”时，所经营的就是西洋航线的贸易。宋元时代，此航线所经诸地又称为“小西洋”。我们可将此航线形象地称为“大陆航线”。过“小西洋”后，再向西便是印度，这里在宋元时代被称为“西洋”。
另一条航线是从大陆出发向东航行，先横渡今台湾海峡（对福建海舶而言）至流求（今台湾），或先横渡南海北部（对广东海舶而言），至吕宋诸岛；然后再沿今菲律宾列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导航的标志物，所经诸地皆称为“东洋”。我们可称此航线为“岛屿航线”。“东洋”中的菲律宾诸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南海海域被称为“小东洋”。加里曼丹岛以南海域称为“大东洋”。从“小东洋”进入“大东洋”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加里曼丹岛西部沿海进入“大东洋”，此即“大东洋”的西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一是从加里曼丹岛与今菲律宾的巴拉望群岛之间的海峡穿过，进入苏禄海，再沿加里曼丹岛东部沿海南下，此即“大东洋”的东部，即今之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班达海和佛罗勒斯海诸地。
总之，“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源于航线的不同。若要论其地理范围，则“东洋”大体上指今南海以东，而“西洋”则大体指今南海以西地区。“东洋”与“西洋”隔南海相望，他们之间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
［原文发表于《走向海洋的中国人：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郑和研究会编，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20—135页。收入本书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