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八儿这个国名见于《元史》、《大德南海志》、《闽泉州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详见后）。在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有“马八屿”一节。除汉文史料外，元代波斯文也提到过马八儿。将波斯史家的记载与汉文史料相对照，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八儿的认识。
元代波斯伊利汗朝史家拉施都丁在其著作《史集》中提到：“中国人称为舯（Junk）的像小山一样的大船从秦和马秦，以及忻都、印度带来各种各样的商口。商人们从马八儿输出丝料、香料树根；人们从海中采获大珠。此国之产品被运销亦剌黑（伊拉克‘Iraq）、呼罗珊、苫国、芦眉和佛浪。此国出产宝石、药草，在海上出产大量的珍珠。”在拉施都丁笔下，马八儿是东西贸易的极为重要的中介点。不仅印度本土南北土产在这里汇集，中国商人也经常光顾此地。马八儿当地特产也被商贾带至世界各地。
《史集》还提到，伊利汗国忽鲁谟斯附近基什岛（Kish）之王灭里·札马剌丁·亦卜剌金（Melik Jamal al-Din）与马八儿的君主达成协议，每年由商人们应从基什岛向马八儿运销1400匹马，此外从其他各岛还要运来一万匹。这种马的价格是每匹220底纳。（注：日本学者辛岛昇因未直接查核，把这一段记载误为瓦撒夫的叙述。见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75页。）这种协议的背后反映出马八儿雄厚的财力。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杨庭璧至马八儿，马八儿宰相不阿里、马因的对元使说：“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注：《元史》卷210《马八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670页。）本地独特的土产和东西商贾为这里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至于马八儿的疆域，拉施都丁不甚清楚，仅说其国土从俱蓝伸展到Nilawar，其境土沿海岸延伸300法剌商（约1800公里）。（注：《史集》卡尔扬刊本（Karl Jahn，Rashid al-Din’s History of India，the Hague，1956）。但在哈沙尼所引《史集》的这段记载时，地名Nilawar写作Silawar。见《完者都史》（Tarikh-i UIjaitu），Maryam Parvīsī-Berger校译本，波斯文，页119a；德译本，第157页。）拉施都丁同时代的地理学家阿布尔非达提到，马八儿的领土从俱蓝东面开始，也即从Manibar开始，共四日程。他还指出了几座马八儿的城镇名称，如Manifatan。而其首都为Biyardawal。（注：此书以波斯文写成，有A.Ayati波斯文译本：Taqwin al-buldan，德黑兰，1970年，见第401—403、410—411页。）
还在英占时期，就有不少学者对马八儿的钱币作过研究。目前所知最早对此探讨的罗杰斯，他曾写过题为《马八儿国王的钱币》的论文。（注：C.J.Rogers，“Coins of Kings of Ma’abar，”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5.）此后，研究马八儿钱币者代有其人。
1987年印度考古学家对大八丹进行了发掘，共发现了1000多块中国陶瓷残片，其中青瓷占60%（龙泉青瓷占35%，福建青瓷占25%）；白瓷占15%（德化白瓷占10%，景德镇白瓷为5%）；青花瓷为10%；其他陶瓷为5%，其中最早的一片似为9—10世纪的邢州窑产品。（注：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63页。）
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往来是双向的，既有湿婆教徒入华，也有中国人旅居于彼。《岛夷志略》“土塔”条记载，南印度八丹之地有“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上有汉字书云“‘咸淳三年毕工’。传闻中国人其年敀贩彼，为书于石刻之，至今不磨灭焉”。（注：《岛夷志略》，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5页。）藤田丰八指出，此“土塔”应即玉尔氏注《马可·波罗游记》时提到的南印度Negapatam西北约一英里处砖塔，俗称为“中国塔”。此塔1847年尚存三层，至1859年颓坏不可复缮。（注：同上书，第286—287页。）此“土塔”所处“八丹之平原”中之“八丹”，应为泰米尔语Pattinam的音译，意为“城墙围起来的城镇”。（注：见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62页。）此塔建于咸淳三年（1267），已在宋末。
西方学者还在南印度发现许多马八儿时代的伊斯兰式样建筑，多属14世纪后半叶的14世纪末期。（注：Mehrdad Shokoohy，“Architecture of the Sultanates of Ma’abar in Madura，and Other Muslim Monuments in South India，”JRAS，1991，par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