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档案四、档案五所记可知，谢清高最初贷出本银一百五十圆，计重一百零八两给葡商事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借银是为从事布匹生意。其时应为谢清高最后一次出海之前。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的内容今已无从得知。
谢清高贷出本银后多次讨还，但不能归还。当时谢清高还是一位在番舶上出苦力、年年出海的水手，估计当时只能利用出海归来在澳门稍住、等待下海出航之际向葡商讨还本息。
谢清高于三十一岁时，即乾隆六十年（1795）双目失明，不能再出海。据上述档案三记载，谢清高双目失明以后，在借方经年不能还本，贷方屡讨无效的情况下，双方重新商定葡商每年纳息二分，即全年收息三十圆。这个新协定对于借方来说，意味着只要每年支付二分利息，就可永久占有使用其原贷资本一百五十圆银元。而对于贷方来，在对方还贷无望的情况之，以对方承认债务为前提，每年坐收二分高利也不失为一种有利的安排。
从现存资料看，葡商在起初向谢清高借贷时，以及后来许诺每年付息二分时，可能并未提交实质财产作为抵押，而且当时双方很可能未签署书面借约。这种借贷方式常见于民间，用于双方熟知底细的熟人亲朋之间。可见贷方谢清高与欠方葡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贷方葡商在借款时未提交自己的财产作为抵押并不等于无抵押。在这种情况下，葡商抵押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信用。
据上述档案一，嘉庆四年（1799）葡商停止向谢清高纳息。如果我们推定葡商在谢清高失明那年开始纳息二分，至嘉庆三年共纳息四年。借方不复纳息之后，其信用也随之破灭。谢清高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经过两年追讨，于嘉庆六年（1801）贷欠双方协议，欠方亲笔以葡文写下两张借据，将自己位于“红窗门”的铺面作为向谢清高借款的抵押。借据规定如到期不能付还本息，其“红窗门”铺面任由谢清高收租抵息。该铺面每年租银二十四圆，较原议的二分息少了六圆。但铺面出租，租银收入可靠。此次协议的“番纸”契约，即葡文欠单二张，曾经“夷目”画押。
但这二份番纸契议并未能保障谢清高作为贷方索本取利的权力。协议签订后，欠方葡商之叔，即谢清高的葡人房东咹哆呢·啰吵恃强不许谢清高按协议收租抵息。谢清高曾邀地保和通事向吵论理，吵虽然无言以对，但谢清高收取“红窗门”屋租的事并未解决。
谢清高遂将此事诸于“夷目”唩嚟哆处。前已提及，《澳门记略》中提到，澳门葡萄牙人“其小事则由判事官量予鞭责”。谢清高口述的《海录》在记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时亦提到，“威伊哆，掌理民间杂事”。澳葡执掌刑名诸事的夷目每数年一更。借方亲笔写下借据在嘉庆六年，澳葡理事官司见证“番约”，在约书上签押的时间应相距不远，而 吵阻止谢清高收取“红窗门”铺租亦应在此年，故纠纷发生时在任的理事官应当就是亲自在上述“番纸”协议上“花押”的那位葡官。但他却不受理此事，反要盲清向“总夷官”即“兵头”（今称澳督）投诉。（注：是时在位之“兵头”为Caetano de Sousa Pereira。）
吵强行阻止谢清高收取已被抵押的铺屋租银的原因，不外抵押签约人其侄不具有该铺屋的全部处置权，或吵不愿其家庭不动产落入中国人手中。但此铺屋抵押合约业经葡方专理司法之官唩嚟哆画押，已具法律效力。唩嚟哆按责须秉公受理，不能推卸责任。铺屋抵押人葡商即便只拥有部分处置权，唩嚟哆亦应保证其履行部分产权的处置权。
谢清高贷出的是他毕生积蓄。本利无收使他在经济上陷入窘迫，以至于无力支付请人书写向“总夷官”起诉的葡文状纸所需的十枚银元的费用。他在清地方官府公堂自述同唩嚟哆此事的情况时说，“屡同通事投告夷目，奈其徇庇，推却不理，反遭辱骂”。在这种情况下，谢清高考虑向清地方官府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