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旅行家
元代东西交通大开，循海路往来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旅行家中，有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最为著名的外国人有好几位。
1.不阿里
元代另一名著名回回海商是马八儿人不阿里（Abu‘Ali）。不阿里原名撒亦的（Sa’id），祖籍西域哈剌哈底。（注：即今阿曼东南角之故城Qalhat遗址。哈剌哈底为Qalhat之音译。）其祖先是专营波斯湾与南印度贸易的回回海商。他一家于宋末离开故土，移居西洋，即印度南部东南岸之马八儿，以贾贩为生，积累了大量财富。撒亦的之父名不阿里，受到马八儿国王五兄弟的信任，被称为“六弟”。马八儿国王习惯于其父亲名字“不阿里”称呼他，而他的本名撒亦地反而不大为人所知。
不阿里的家族居于印度南端，亲眼目睹东亚的宋朝与西亚的黑衣大食这两个强大一时的政权竟被蒙古人消灭。印度的回回海商无论赴波斯湾，还是到中国贾贩，都必须与蒙古当局打交道，这让不阿里感到极为震动。为保护自己的海外商业利益，他自作主张派出一名回回人札马剌丁入元朝贡，此外还向远在波斯的蒙古伊利汗阿八合、哈散遣使通好。凡元廷或伊利汗国的使臣航海往来途经马八儿时，不阿里均为之准备舟楫，补充给养。不阿里私下向元朝遣使的做法，引起了马八儿统治者的不满。他们抄没了不阿里的家产，甚至准备处死他。不阿里以诡辞狡辩方得免。
不阿里在海外为蒙古政权效力的事迹，由航海往来于途的元朝使臣传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命使臣别铁木儿等人携诏书赴马八儿召不阿里入元。不阿里舍弃家产，率百名随从来到中国。因不阿里在马八儿曾被其国王称为“六弟”，故入元后以马八儿王子自居。后来不阿里逝于福建泉州。（注：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庵集》卷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册92，第302—305页。）
2.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Venice）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尼科洛和叔父马泰奥都是商人。马可·波罗幼时，其父亲和叔父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元世祖忽必烈，还带回了世祖致罗马教皇的信件。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其父亲和叔父带着教皇的复信再次赴中国，马可·波罗随行，途经中东、中亚与新疆，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1292年，因波斯的蒙古宗王妃子去世，1292年元世祖下令选取女子阔阔真送赴波斯成婚，马可·波罗一家随行。同年深秋，他们从泉州乘远朝官船启行，历经南海、印度南部、斯里兰卡、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波斯登陆。马可·波罗归国所行的路线，几乎就是一百余年后郑和和他率领的宝船队的主要航线。
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闻见录》）。
《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为闭塞的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后来欧洲人的大航海的动因之一，就是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东方所吸引。
3.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1304—1377）
伊本·拔图塔是摩洛哥丹吉尔城人，伊斯兰教教徒。1325年，离乡赴麦加朝圣，后决意周游世界。数年中，曾三至麦加，并游历了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地，曾至伊利汗国。1332年，经西亚、中亚各地旅游后于1333年秋抵印度河，至德里，在那里留居约8年。
1342年，元顺帝遣使臣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随同元朝使臣回访中国。使团启航后，遇风漂没，伊本·拔图塔未及登舟，得免于难。元朝使臣脱难后搭本国商船回国。伊本·拔图塔因失去随员、礼物，不敢回德里复命，在外辗转两三年后，才抵泉州。他在中国南至广州，北上杭州。后来从泉州乘船西还，于1347年到达印度，再途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报达、叙利亚、麦加后返国。1349年底伊本·拔图塔抵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后他又去西班牙和中非、西非各地旅行。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术札伊用阿拉伯文笔录，著为旅行记一书。拔图塔行踪几遍元帝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
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19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等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作了详细注释（剑桥，1956—1971，未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为全译本，但名词术语对勘不精。
4.回回人的朝圣旅行
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一个穆斯林在条件许可时应当赴圣地麦加（天方、天房）朝一次圣。伊斯兰教传至旧世界各地后，各国的穆斯林均保持了这一风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各民族穆斯林通过各种途径赴麦加朝圣。在蒸汽机没有发明之前，没有铁路与轮船。对于生活在中国这样遥远的东方的穆斯林来说，赴天方朝圣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但仍有虔诚的穆斯林不辞千辛万苦，沿陆路或海路往来于天方与汉地之间。完成朝圣壮举的穆斯林是极为荣耀的，被称为Hajj，在当时的汉语中译称为“哈只”（今称为哈智）。
郑和的父亲与祖父都被称为“哈只”，足见其父祖两代人都曾经赴天方朝圣。云南赴天方朝圣通常是从缅甸出境，再登船经孟加拉湾，绕过印巴次大陆，进入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或红海，至天方。回回人往返于海湾与东亚的航行使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道变得更为知名。
（二）遥远的马合答束与刁吉儿
在元《经世大典·站赤》中，保留了如下记载，大德五年十二月（1301年末至1302年初）：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注：《永乐大典》卷19419，第7220页。）
这里提到的“马合答束番国”，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郑和时代的资料称之为“木骨都束”。元使臣答术丁前去的目的是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由于路途遥远，需要预支二年差旅费用；而前刁吉儿的使臣爱祖丁使团一行为的是取豹子等物，全团计正使随员共37人。他们所需预支的钱比前往马合答束（摩加迪沙）的使团更多，要准备三年花费，可见其路途更为遥远。刁吉儿应当就是摩洛哥航海家伊本·拔图塔的故乡丹吉尔，位于地中海南岸。爱祖丁的使团是从红海西岸登陆至地中海再乘船前往刁吉儿，还是由海路绕过非洲南部经直布罗陀海峡抵其地，尚不得而知。
（三）汪大渊和他的远航
汪大渊（1311—？）字焕章，南昌人，是元代民间航海家。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大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今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岛夷志略》对后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在出海时，曾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随处对照，他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船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这部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以上所述证明，明初郑和航海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基础是古代中国与东方的海上活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