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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散文集》重视友情是中国人的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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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畅论了友情的问题,并屡屡以中、日文学作品为例,对中日友情观进行比较。池田认为在人伦关系中,中国有横向的朋友一轴,而日本则较缺少,故在日本寻求知己不易。 金庸:上次我们就友情问题谈得很投机,这委实是一个令人趣味盎然的题目,我想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再来谈谈。我从先生的许多著作中,得知先生对友情非常重视,创价学会本身,似乎就是一个亲爱朋友的大集会。池田:正如所言,学会的会员无分上级或下级的“纵向”关系,也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关系而结成的团体,而是超越利益、超越立场,是人与人“横向”扩大的“平等的人间爱”,借更深的友爱构成的团体。

  金庸: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朋友之谊最初从兄弟开始。在一个较大的家庭中,一个婴儿生下来,除了父母之外,就会和哥哥、姊妹接触,中国古时要求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兄弟之间除了骨肉之情外,还有类似于朋友的情谊,我们说“友爱”,主要就是指兄弟之情。

  池田:果然与日本非常不同。从另一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视“骨肉之情”呢!

  金庸:传统上,中国人认为兄弟比夫妻之情更重要,有古谚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不可续。”这一部分是由于对妇女和妻子地位的轻视,但无论如何,兄弟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极度重视。我们说“手足”,就是兄弟。

  池田:“七步成诗”――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欲降重罪于其四弟曹植之时,曹植以一首脍炙人口的“七步诗”而诉说兄弟之情: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打动了文帝,从而对曹植手下留情。在历史上常见,权力斗争引致兄弟阋于墙,这首诗就是对这种愚蠢的事进行批判。

  金庸: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好朋友也视作兄弟,中国人说义结金兰,通过一种仪式,异姓朋友结拜为兄弟,在家立誓:“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西方社会中,只有热烈相爱的恋人,才会立誓同死。但在中国这个重义气的社会,友情比爱情更受重视。

  池田:“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所出现的“桃园三结义”。

  金庸:对!著名《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人结义,成为友谊的典范,《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的结为兄弟,更是后世秘密会社的标准方式。另外,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也都强调:不但讲“友谊”,还讲“义气”,友谊主要源自感情,义气则包含了理智的判断。即使和一人感情并不深厚,但为了 “应当这样做才合道理”,往往会作出重大牺牲,那是所谓“义气”。

  池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如斯所言,此为人间正道。就会奋不顾身而为之;为他人而舍己,更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大丈夫”的典范。

  金庸:想请教一下池田先生,在日本社会中,一般人对友谊的看法如何?我从和先生的交往中,体会到先生视我为好面,到了老年时期,还能结交到这样的好友,真是我的幸运。

  

   “纵向社会”的土壤难培养友情

  池田:岂敢。就您所提的问题来说,一般而言,日本是一个颇难缔结友情的社会。友情是使人间社会向“横”扩展的关系,可是日本社会是“纵向社会”――也即以“上下级”关系为轴心而构成的社会。您在日译本《书剑恩仇录》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侠客的基本思想,与日本的“武士道”是不同的。“武士道”的中心是 “忠”的思想,是对有恩于己的主君尽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确是一语中的,在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忠君”是社会道德的根本,吉川英治等的小说中,“君君臣臣”的对话时常出现。即使对那主君是暴君,也不问情理地追随,总而言之是尽忠报答主君。由于过分强调“尊卑有别”的关系,以至培育“友情” 这种平等的“横向” 的人际关系的土壤也就愈来愈少了。 在近代以后的文学中,《忠臣藏》不用说,还有森鸥外的《阿部一族》,山本周五郎的《只剩下枞木》等以忠君为题目的作品不可谓不多,但主题为友情的作品就少得可怜。一言以蔽之,所谓友情这种观念,在日本的历史中并不发达,这是有识之士早已指摘过的。友情较被重视和盛行起来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事,那也许是从欧洲学来的典型吧!

  金庸:噢!原来如此。

  池田:在中国,据我所知,“家”的观念也是比较强烈的,“家族”似乎是道德的源泉。旅日华侨作家陈舜臣先生曾这样说道:“中国的‘家族’是以家庭为终点的,家庭的‘墙’是很厚的,不能翻越它,而向着村一镇一县扩大开去,更说不上扩大到国家这个层面。”再者,法朗西斯・福山也这样指出:“中国社会与日本有显不同,她没有那种集团意识。借用林语堂的话来说,日本的社会就像一块花岗岩,中国的传统社会则像一盘散沙似的家族组成的。”他认为中国是“首先以家为重”。

  金庸:是,我大致同意这种看法。

  池田:从这种“家族中心主义的纵向型社会”来看,刚才您所讲的异姓结拜为兄弟,将亲密无间的友人视为兄弟(“义结金兰”),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记得陈舜臣对这一问题也议论过,他认为是与“孝”,亦即“孝亲”这种道德相关连的: “孝”是绝对的。对无论是多坏的父母也必须尽孝道。家族观念头极强的中国人,认为这种绝对而死板的关系,仅在家中存在就够了,踏入社会而建立对外人的关系时,如果可以的话,要回避父子(血缘)的这种纵向关系,尽量选择兄弟这种横向型关系。所谓的“孝”属于纵向型的道德,是非常强力的。在那之上建立社会中的对人关系的基本, 是不适宜的。 中国社会的主要关系是所谓兄弟的“横向型”。《三国演义》描写了关羽、张飞等的结义兄弟关系之深、之强,但对他们个人的家族感情却没在书中表现。因而或许可以这样说,这部作品之所以为中国人喜爱,不正因书吟吸这种“忠义” 之情的吗? 总之,从古板的“家”的观念解脱出来,对 “横向型的人际关系”的共感,是令人向往的。

  金庸:的确是见解深刻的批评。您认为在日本培育友情相当困难,是与根深蒂固于传统之听日本“纵向社会”有根深的关连。此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知己”是真诚的互相了解

  池田:再举一例,也许是正面意义上的“个人独立”意识太过薄弱吧!福泽谕吉为了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能成为独立的国家,曾鼓吹必须先以个人的“独立自尊” 作为条件,现在也应作如是观,特别是“独立的人格”在日本大为缺乏。这里不能详论。其实,难以形成这种“独立人格”的第一原因,福泽谕吉曾一针见血压计点破,那是因为日本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取向,不足成为个人的精神脊梁。这真是值得玩味的意见。由于没有牢固的“个体”,身为人的“根”,无论身在何处也是 “横向并列”,没有个体与个体邂逅而切磋琢磨的积极思想,欠缺了如何共同提升自己的人格,令自己向上,和严肃的互相表达意见、彻底讨论的态度。相反,无论何事都不愿引人注目,只求“马马虎虎”,这样的倾向较强,倒不如说,这是拖那些优秀者的后腿吧!严格来说,只保持人际关系的表面友善,可以说是意图避免个人与个人磨炼的“向上之路” 。 避免显露锋芒。

  金庸:中国人结交朋友,很重视“知己”的观念。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长时期的结交。《史记》中说:“谚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如果互相意见不投合,即使从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壮举发,仍如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如果意见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车来随便谈谈,也可以成为老有友,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真正的友情是人生之宝

  池田:说到“知己”,我的友人、吉尔吉斯坦的作家艾特马列托夫在与我的对谈录“序言”中曾这样说到:我曾长时间在心中渴望过,有好机会会降于我身上。(中略)年轻时我曾见过吉尔吉斯的村里老人们,那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老人们曾感叹说没有对谈者,没有可以谈心的对象。“身边到处都是人,却没有可以交谈者,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老人们的心情,那是一种渴望能够找到交心的对话者。迟早我一定会找到那样的对谈者― ―比自己更明确,更正确地理解,能够帮助(我)获得良知的人。能与您对话,我的心境也适如上述之言。

  金庸:我也颇有同感,我之所以会与先生一见如故,那是因为在世界、人生、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各种领域中的看法有许多相通之处,这就是所谓“知己” 了。

  池田:“知己”是令人开心的话语。它并非“勾结”,也非利害关系,而是丢弃一切的“装饰”而还我本来面目,坦诚相对。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名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不管怎样,“结同心,心相通”的关系是比任何东西都尊贵的,希望能长久持续下去。我自己一向将“正直”放于心中,如果没这样做的话就是对相交者的失礼,这是自己不可原谅自己的。以前,在接受海外传媒访问是时曾被问到: “你曾见过世界许多领袖和贤达,最深刻的印象是哪一点?”我即反诘:“是要我率直回答吗?”要我就应当率直,而不是说假话,然后自己要对自己所说的负责任,以此而论,譬如刚开始时也许有意见相左的,但迟早必会慢慢理解的。这才可以结成真正的朋友。在许多描写友情的日本文学中,有太宰治的《奔走吧!米洛斯》这样的作品,我在读这部作品时所受的感动至今仍难以忘却。地位也好,名淮也好,什么也不要,“只要友情而不要背叛!”《奔走吧!米洛斯》――世界上第一流的人是不会放弃朋友的!我同金庸先生,还有许多友人心心相连。真的太幸福了!人生活到这阶段,像又回到青春时代的“米洛斯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