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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散文集》鲁迅:在灵魂深处唤醒民众的作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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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田:这个“革命”与我们创价学会所订的目标与实践殊途同归,有强烈的共鸣。我们一直祈愿。一直奋斗来达至此一目标,要带给被苦恼几乎压扇的平民无限的勇气和希望,让他们重新拥有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信!在那种民众运动中使平民从 “沉默”变成呐喊,从“慑嚅吞吐”到开怀大笑。以前有位叫杉浦明平的作家曾经说过:“创价学会的最大业绩,就是将社会底层中的人们,亦即平民的力量诱发出来,使之苏醒过来。”

  金庸:噢,是吗?

  池田:在杉浦氏的近邻,有一个双亲失明,背负这样宿命的家庭,令人感到他们常常是忧郁和暗淡的。但自从这个家庭成为创价学会的会员之后,就常常听到他们家中传出朗朗的笑声。另外,还有一个女性,因生活贫苦,不能同多数人交谈,在村中颇为孤独。有一天,这位女性突然活跃地拜访村里的人们,打听一下,原来她加入了学会,听了佛法,再不自惭形秽。第一次能够表达自己,在学校的家长会上畅所欲言。实在令人惊奇。这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式可以解决的事,信仰之事必须完全是自发性的。这决不是“引水只灌自家田”,我想对我这种说法,您一定会理解的。那是一种平民阶层的精神变革,在日本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这种前进,可谓是促成日本精神史上的一次文化革命,这是我们的“自负”。周恩来总理早在1960年就注意到创价学会,并说过,学会是比其他团体更“扎根于民众之中的团体”。不愧是著名政治家的慧眼独具,我对此心存感激。

  金庸:现在任何人到中国大陆农村里去,很难再找到、一两个阿Q了。您见到的是一个个健壮活泼的男女农民,您跟他说到外界事物,他多半会跟您谈香港和一九九七的回归,谈日本和钓鱼台群岛,谈美国阻挠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他们是农民,是乡镇企业中的职工,是城市附近的小商贩,他们会使用小型的电子汁数器,家里有根纸、杂志、收音机、电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人”的变革

  池田:贵国的发展确实令人注目,我自己至今已访问中国十次,因而每有感触。今年五月,我曾再访上海,感到那里具有冲天的气势和活力。周总理曾说过:“迟早中国也会遭遇大塞车(交通阻塞)的情况,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日本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目下的中国,正如周总理所预见到的那样在迅猛发展。向着二十一世纪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从心底里祝愿贵国兴隆、繁荣,对于目前所取得的进展,真正是喜不自禁。

  金庸:谢谢您对中国的祝福。现在中国的发展,是建筑在鲁迅先生等许多先人立下的基础之上的。

  池田:鲁迅曾单刀直入他说过,中国人民的历史,充塞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两种情况。

  金庸:阿Q的头脑从根本上改变了,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热切盼望的,这并不全是由鲁迅先生所做的工作而造成,然而他当年提倡做这项工作,许许多多年轻人跟随他的领导,做了这项工作。更有许许多多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挣扎,为反抗黑暗势力而斗争。知识分子和文人接受了外国的革命思想而予以传播,大群大群工人、农民、兵士的头脑改变了,奋起斗争,在许多人流血牺牲之后,终于从头脑到身体都自由了。

  池田:关于直至新中国诞生为止,呈现生气勃勃的向上精神的气息,譬如爱德加・斯诺的里程碑式的报告文学作品《红星照耀的中国》(金庸按:中译本书名《西行漫记》)等都有详细的写实。当时的革命者向农民进行教育,彻底地成功地争取了他们,为了正义、平等、自由称人的尊严而战斗,然后以唤醒的中国农民的意识和力量,令沉睡二干年的中国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了激烈变化。

  金庸: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麻木不仁的典型,除了阿Q之外,还有赵太爷、假洋鬼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药》中的华老栓,《肥皂》中的四铭等等;不全是农民,还包括了中国旧社会中一批昏昏沉沉、没半点生气的腐烂人物。人物如此,由这些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是从肚子里溃烂出来了。

  池田:您现在所举出的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点,亦即从民众的“原像” (真实面目)、“本质”所撷取的消极性(negative)为中介的,且对之是彻底地予以提炼。革命也好、改革社会流弊也好,一切都要首先以使“人”革命为开始,不能使人产生“变革”,就不能使社会产生“变革”。鲁迅的革命的人造主义(bumanism),我想与我所提出的“人间革命”的主张是有共鸣之处的。

  金庸:鲁迅先生悲叹中国几干年的历史中,老百姓过的总是民不聊生的日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人”,最好不过是做奴隶,甚至奴隶也不如,战争之时,老百姓不知属于哪一面,强盗来了,当然杀百姓,官兵来了,一样的抢掠残杀百姓;好容易太平了,只要服役纳粮,那就不杀,这是安安稳稳做奴隶的时代。

  池田:最近,金庸先生的《碧血剑》日译本(全三卷)刚刚在日本发行。在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无论什么时代的乱世,最受苦的就是芸芸众生的老百姓,也不只中国才如此,在日本也一样,对于民众,横征暴敛的苛政的确猛于虎。“老百姓生也不得,死也不得啊!”“百姓与油,愈榨愈有”,这一类语言盛行的时代历久不衰。也许由于很长时间“驯养”之故,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本人所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以至“不敢犯上”的思想深植人心。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武者的世界里,治乱兴败或者为人民,都如同天气、季候的变化无异,只有默默地听其自然。”没有志气而且甘于长久成为权力奴仆,曾经是真实的现状。我们虽然努力奋斗,可是日本人离开能克服这样贫瘠的精神构造的日子还远呢!
  

   为改造民众的头脑:鲁迅与甘地

  金庸:正如鲁迅先生在上面所引述,中国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就是所谓“一乱一治”。鲁迅认为不论在奴隶时期、封建时期,老百姓都是苦不堪言,“治世”是民众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免于给官兵或造反者乱杀,“乱世”则是官兵与强盗大家乱杀,民众欲为奴隶而不可得。用更简洁的话来表达,即是说:“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 乱世之人,连狗也不如。像这种情况,当然是必须改变的。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就是寻求这样的改变。

  池田:在中国,鲁迅正可与印度的甘地相提并论。甘地送给印度民族的最大礼物是“对任何东西也不要害怕”的教训。他从民众的心中除去了“紫黑的恐怖衣裳”, “令民心为之一变”……您刚才指出鲁迅毕生奋斗的就是“改造民众的头脑”,这与甘地正是殊途同归,放射着不朽的光芒。因为通过“鲁迅”这样的一个“人”,令中国的民众认识到一直以来被掩盖的自己的可能性,发现了真实的“自我”。

  金庸:甘地也在悲剧中倒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著名的文人全部遭殃。有人就问:“鲁迅先生如果今天仍然生存,会不会挨批挨斗?”这句话是在香港问的。当时参与谈论的人意见一致: 当然会被斗争清算。

  池田:我也是这样想的。您曾经洞若观大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因而,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不能幸免于难,会在极“左”思潮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一定不会屈服的!以人而言,鲁迅具有洞穿历史的透彻眼光,那不就是一种超越时代潮流的慧眼吗?他似乎令人有一种在什么地方见过的“预言家”的风貌。尔后,在大势所趋的潮流下,他却具有一种敢于“反潮流’’的孤做清高的风骨,一种深藏于最深之处精神性本质也就在这种令人生畏之中徽微发光。我想,他如果经历“文化大革命”,相信其结果一定不会是幸运的。

  金庸:是的,鲁迅先生的历史观,也就是他的民众观。他认为历史是民众组成的,上面所概括的两种时代,是宏观的中国历史,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士等等典型人物,是微观的中国历史,正如司马迁写到刘邦、项羽、秦始皇等人的传记,是另一类微观的中国历史。鲁迅先生认为,真正的中国历史,是由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类人组成的,不是由秦始皇、刘邦、项羽这类人组成的,虽然如此,结果同是一治一乱的更迭。

  池田: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呢?还是民众创造的呢?在历史学的领域中,近来出现了比较重视民众在历史中扮演真正角色的倾向。

  金庸:西方历史学家渐渐重视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文化史等类型,不再像从前那样,以政治史为唯一的历史。近年来更兴起“民众史”的著作,所谓“由下而上的历史”,其中较早而最著名的当推英国爱德华・汤普森 (Edward Thompson)的《英国劳工阶级的形成》(The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美国方面则是特克尔(S.Terkel)的《艰苦时代―― “经济大恐慌”口述史》(Hard Time: An OraI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但这些是科学性的历史,不是鲁迅先生心目中的以文学性笔调重现的真正的民众历史。

  池田:然而,以令人尊敬的鲁迅的写作活动而言,从早期评论《摩罗诗力说》(1907年)以后,“寂寞”一词就反复出现在其作品中。何谓“寂寞”――怎样喊叫都毫无回响之声也。反而是在静默中以“无底的沼泽地”为对手的那种感触。在其生涯中,鲁迅一直无法摆脱“寂寞”啊!当然,那是与虚无感和绝望感并非一码子事。“人感到寂寞时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如其所言,那就是他创作的源泉。
   

   鲁迅的“寂寞”和对青年的希望

  金庸:对,要理解鲁迅先生的写作活动,“寂寞”一词是不能欠缺的词语。

  池田:另外,鲁迅还说到:“只有看见黑暗”。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断地提到 “寂寞”、“黑暗”,鲁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担忧是那样深沉和复杂。但是,若非这种忧患,鲁迅又怎么可能荣获“笔的战士”的称号。鲁迅所认定的目标是那种肉眼所无法见及的“民众灵魂”的变革,那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踏足的高峰。只有登上险峰的人才会明白峰顶吹过的风是怎样的激烈。我认为,他的苦恼本身正是他斗争的伟大故事的证明。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必须一度面对那种孤独的锻炼吧! “寂寞”一词,想来也寓有鲁迅深深的真情。

  金庸:您注意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早期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令我佩服先生眼光的独到。中国研究鲁迅的人很多,但论及此文的并不多见。这篇文字作于1907 年,比之《阿Q正传》早了十四年。那时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很多介绍欧西知识和思想,这是其中之一。“摩罗”两字源于印度,原意为“恶魔”,亦即西方人所说的撒旦。鲁迅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激烈的反叛的思想,对现存秩序制度奋力斗争的精神。撒旦是反叛天堂、反对上帝的,反对众所公认的道德与观念,全力发扬个性,始终不屈不挠,决不接受已定的制度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