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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沙子的旅人》三位钟表匠和三个机器人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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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会一股脑地投入他们热爱的事业,一心只为解决难题,从中享受欣喜和满足,心中再无其他杂念,最终在某一领域达成前人不敢想象的成就,并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例子无论在艺术、诗歌、科学或者技术领域都比比皆是。兴趣向来都是文化背后强大的推动力。

人们早在18世纪就开始制造机器人了,它是工业革命的先声,而为这些复杂玩偶设计的机械方案也将被工业革命所攫取、利用。当然了,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是,机器人的制造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场游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实则是一种执念,一种造物之梦,一种将机械提升至人的层面的哲学挑战。而机器人由于其超理性和潜意识的元素,也向来是个颇受作家青睐的文学主题,从普希金(Pushkin)到坡(Poe)再到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69],无不拜倒在这个主题的裙下。

我的这些思绪都来自一本不同寻常的图文书《仿生人:著名的雅凯—德罗兹家族的机械奇观》(Androidi:Le meraviglie meccaniche dei celebri Jaquet-Droz,F.M.里奇出版社)。在18世纪,雅凯—德罗兹家族所在的纳沙泰尔不仅是钟表业的工艺之都,也是科学研究之都(参见费迪南·贝尔图的六卷本《钟表论》)。近来,纳沙泰尔博物馆经过细致的机械修复之后,让三个著名的机器人重焕新生,它们分别是“书写者”“绘图师”和“女琴师”,均由这一传统的大师雅凯—德罗兹父子以及J.-F.莱朔特(J.-F.Leschot)在两百多年前打造而成。

这本书的彩图极其详细地展示了三个“仿生人”的外部特征和内部机械结构;黑白图片记录下“书写者”和“绘图师”的作品,以及“女琴师”弹奏的乐谱,而文字内容则讲述了机械大师和他们的创造物的故事,其中的技术细节,以及近期的修复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这本图文书的套盒中附赠了一张唱片,记录下“女琴师”在修复前后所弹奏的曲目。)

为什么这样一本实事求是的技术图书,会在我身上引发如此不安的感受?这三个“仿生人”确然毫不避讳它们机械玩偶的外表,也不曾隐藏它们机械的本质。也许我们得回到波德莱尔论玩偶的文字或者克莱斯特[70]论提线木偶的诗歌,才能够理解机器人对于人类的无穷魅力。身披蕾丝衣袖和衣领、优雅而英勇的18世纪,以及寓意于百科全书、冷静而分析的18世纪,均以各自极端的形式在这些模型上得到了体现和强调。除此之外,“仿生人”这个名字也糅合了这两种意味,早在科幻小说出现之前便呼唤着这个题材,仿佛这些“仿生人”乃是人和机械之间的某个物种,或者某种我们可能从中辨认出自我的入侵种族。

在这三个“仿生人”中,“书写者”是看起来最不聪明的一个,却有着最为复杂的机械结构:他的手腕能够朝三个方向移动,它手中的鹅毛笔能够写出书法的线条和圆圈,会自己从墨水瓶里蘸墨水,也能像打字机一样换行;这台机械能够在写下句号之后停止运作。一系列凸轮也使得它能够写下字母表里的所有大小写字母,并根据程序组合出词句。

“绘图师”的表演从表面上看要相对华丽,但是他的机械结构却比“书写者”要简单许多。他的图库里共有四幅作品,与它诞生的时代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中一幅是小狗,还有一幅则是路易十五的肖像。有一则传闻说,这台机器曾受命在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面前表演,紧张的操作员声称“仿生人”将会画出一幅已故国王的肖像,可是他在设置机器时犯了错误,机器人缓缓地画出了一只小狗,“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这两个执笔的天才都长着一张稚气的玩偶大脸,而演奏大键琴的女玩偶的脸上则挂着神秘的神情,令人浮想联翩,想象也许会有人像托马索·兰多尔菲(Tommaso Landolfi)或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Felisberto Hernández)笔下的人物那样,对她一见倾心。给这本书作注的人写道,她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呼吸的玩偶,因此与我们共享生命,能够从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汲取她存在所需要的养分”,并提出疑问道,大师制造这个机械,是不是为了“让她精巧的音乐能够令一位爱人遐想已然失却的欢愉,或者能够寄托皮埃尔·雅凯—德罗兹对他已然永别的妻子的长久思念……”

皮埃尔·雅凯—德罗兹(Pierre Jaquet-Droz,1722—1790年)的人生经历可以写成一部精彩而又典型的18世纪人物传记。他放弃了神学研究,全身心地投入钟表制作的行业。为了让自己的技艺精进,他常常奔赴巴黎学艺(许多早一代的纳沙泰尔钟表大师已然成为宫廷钟表匠),并在巴塞尔大学进修,与数学家约翰·贝尔努利(Johann Bernoulli)以及贝尔努利家族的其他成员过从甚密。

很快,雅凯—德罗兹的名声从汝拉山脉传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在那个时候,纳沙泰尔虽然是瑞士联邦的土地,但是当地统治者与外国君主联系紧密,同时也是普鲁士王国亲王的领土。于是乎,雅凯—德罗兹便驾着一辆满载摆钟的马车,前往遥远的马德里,其精湛的技艺受到了西班牙宫廷的认可。

回到故土后,他和儿子亨利—路易(Henri-Louis Jaquet-Droz,1752—1791年)以及养子J.-F.莱朔特在拉绍德封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此时的他已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也处在他人生的巅峰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要制造“仿生人”。到底是谁令他做出了这个关键性的决定?是不是贝尔努利家族?是不是当地的一个医生(当时的编年史对他有所记载,说他是个半吊子的发明家、博物学者和巫师)?还是莱朔特(我们可以从他的肖像画看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雅凯—德罗兹父子的脸则都很木讷)?

无论这个背后推手是谁,在1773至1774年的这段时间之后,三个机器人先后完工,而三位钟表匠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他们多数时间都和机器人相伴,为有头有脸的访客演示它们的奇妙功能,或者带着它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巡回展览。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意也红火起来,在伦敦成立了分部,将珍贵的钟表、钟琴、报时鸟和其他奇妙的机械工艺品出口到中国和印度。

然而,混乱也随之而来,让人们谈及“三位德罗兹”时,他们到底是指三位钟表匠,还是三个机器人?根据当时报纸的记述,“三位德罗兹”指的恐怕是后者,而三位钟表匠在给它们取名时也确实采用了家族的姓名。我也不清楚这篇报道的确切时间是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前还是之后。人们很有可能会因此传出三个机器人发动反叛,将主人取而代之的消息。

难道庞大的雅凯—德罗兹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蹶不振并最终破产的吗?虽然法国大革命确实给奢侈品市场带来当头一棒,而拿破仑战争又阻碍了出口贸易,但事实上,影响整个瑞士钟表业的危机似乎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事实上,早在1789年,雅凯—德罗兹公司的产品目录里便再也没有机器人的身影了。它们在一任任主人之间转手,总是作为噱头在各种公众表演的场合中现身。(或者是机器人在宣誓“机器人的权利”之后,开始在欧洲自由活动了?)它们这段巡回演出的终点站是萨拉戈萨,这座城市被拿破仑的军队包围,它们被士兵擒获后,连同其他战利品一起被运回法国。然后它们继续在各种国际展览上出没,在整个19世纪都甚为活跃。

写到这里,纳沙泰尔人民的忠诚也值得一提,在整个19世纪,他们从未忘记这三个离散的子女。当地报纸上常常有人请愿,要追寻它们的踪迹,把它们带回到祖国。1905年,这一愿望终于通过公投实现。[又或许是机器人自己想要回归故土?它们已然追寻了那个时代冒险家——卡里欧斯特罗(Cagliostro)、卡萨瓦诺(Casavano)、憨第德(Candide)——乐天而不知疲倦的足迹。而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它们也适时地明白过来,像它们这样结构简单的机器人在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寸步难行。它们大概也在为时已晚之前,想起自己乃是瑞士的公民。]瑞士人民给“书写者”的程序中增加了如下一个句子,依旧由它18世纪的笔迹写出:“我们再也不会离开祖国。”

1980年